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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一只虫从虫罐里跑掉，那么整罐虫都会尾随逃走。”这是路姑妈常说的话。她知道很多实用的格言，有些是传统名言，有些则是她自创的。比方说，我听过“口舌是颈项的敌人”一说，却没有听过“袋中猫绝对不止一只”，也没有听过“在兔子从帽子里跑出来之前，不要计算它们的数量”。路姑妈认为做人应该谨言慎行，但只限重要的事情。
因此，我一向不太跟阿瑟提起母亲。如果我提起了母亲，阿瑟很快就会发现我的真面目。邂逅他不久后，我捏造了一位母亲，说她是死于罕见疾病的温婉女性，印象中病名是红斑狼疮。
幸亏他对我的过去始终缺乏兴趣，只忙着诉说他的经历。我听说过他母亲的点点滴滴：她坚称自己知道怀上阿瑟的那一瞬间，立刻决定将仍在子宫里的阿瑟献给英国国教教会。当她撞见四岁的阿瑟把玩性器官时，她威胁要剁掉他双手的拇指。我知道阿瑟鄙夷母亲，不屑她如此重视勤劳和成就，其实阿瑟自己一样重视那些事物。我知道阿瑟畏惧母亲的一丝不苟，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他被迫为母亲拔除花坛边缘的杂草。我听阿瑟说他母亲不喜欢饮酒，还说自己早已遗忘父亲担任费雷德里克顿法官时的官邸，那官邸的娱乐室吧台有刻着迷你苏格兰人头造型的黄金酒瓶盖，看起来异常像乳头，或者那只是我自己的想象。我知道他母亲写过几封歇斯底里的信，以各种理由宣告和他脱离母子关系，例如政治、宗教和性。她得知我们同居后，给阿瑟寄过一封这种信。她从未原谅我。
这一切丑恶而不公的事情我一概真诚地聆听，部分原因是我希望了解他，主要还是出于习惯。在我的人生路上，我当过一段时间的好听众。我刻意锻炼倾听的能力，那时我觉得自己最好精通此道，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特长。我倾听任何人谈任何事，在适当的时机喃喃应声安抚对方，用语模棱两可，像枕头一样充满同情心。我甚至在门后、公交车上、餐厅里偷听别人的交谈，但那和聆听完全不同，毕竟偷听不是双向的交流。总之，聆听阿瑟说话对我而言易如反掌，结果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他母亲的事，而他对我的母亲则所知有限，倒不是说我因此占了什么优势。知识不见得是力量。
但我确实跟他提过一件事，一件应该在他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母亲以琼·克劳馥
的名字为我命名。这是母亲让我百思不解的事情之一。她用琼·克劳馥的名字为我命名，是希望我像她在荧幕上扮演的角色一样美丽、有抱负、铁面无情、有能力摧毁男人吗？还是因为她希望我出人头地？母亲说琼·克劳馥奋发向上、意志坚强，从一无所有到功成名就。母亲赋予我别人的名字，是要我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吗？仔细想想，琼·克劳馥其实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本名是露西尔·费伊·勒萨埃尔，这个名字与我匹配多了。满头大汗的露西。我八九岁的时候，母亲会打量着我，若有所思地说：“我竟然帮你取了琼·克劳馥的名字。”我的胃会紧缩下坠，羞愧难当。我知道自己挨了骂，却至今仍不确定原因。但琼·克劳馥不是只有风光的一面。事实上，她有悲剧的气质。她有严肃的大眼睛、不快乐的嘴和高耸的颧骨，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或许这就是母亲话中的含义。或者，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琼·克劳馥身材纤细。
我不瘦。这是母亲始终不太能谅解我的许多事情之一。起初，我只是丰满。在母亲的相簿中最早期的快照里，我是健康宝宝，重量不比多数婴儿大多少。照片唯一奇怪的地方是我从不看镜头，只忙着将东西塞进嘴巴，例如玩具、手和奶瓶。这些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排放，尽管我的身材没有日渐浑圆，却也没摆脱一般人所谓的婴儿肥。相簿里的照片只拍到我六岁的时候，之后便没有了。那必然是母亲停止对我怀抱希望的时候，因为照片都是由她拍摄的。也许她不想再记录我的成长。她已经认定我不会成材。
我很快便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母亲为我报名舞蹈课程。舞蹈学校里有一位弗莱格小姐，她的苗条程度几乎不亚于我母亲，对我凡事都看不顺眼。她教踢踏舞和芭蕾。我们的教室位于肉铺楼上的长方形房间。我永远记得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布满灰尘的楼梯，肉铺的锯木屑和生肉味逐渐转为疲惫双脚的闷热潮湿的气味，夹杂着一丝弗莱格小姐亚德利牌古龙水的香气。母亲送我去上舞蹈课，一半是因为当时流行让七岁小孩学舞（好莱坞音乐剧仍然当道），一半是希望跳舞能让我减少几分丰满。她没有跟我说过这句话，而是跟弗莱格小姐说的。那时她还不说我“胖”。
我很喜欢舞蹈学校，而且舞技不错，只是弗莱格小姐有时会狠狠地将教鞭往地上一抽，说：“亲爱的琼，真希望你别踩那么用力。”就像那个年代的多数小女生，我将芭蕾舞者视为完美的化身，那是女生可以从事的工作。我常将短小的鼻子靠在珠宝店的橱窗上，瞪大眼睛看八音盒上的陶瓷娃娃，亮晶晶的女性人偶穿着坚挺的粉红裙，硬邦邦的陶瓷头颅上戴着玫瑰。我一边看，一边幻想自己凌空飞跃，被一位瘦削的穿黑色紧身裤的男舞者举起；而我体态轻盈如风筝，佩戴着蕾丝花边头饰，发丝缀满水钻，闪亮如希望。我认真上课，无比专心，甚至常在家里练习，用蕾丝浴室窗帘包住身体跳舞。那条窗帘原是家里不要的，当母亲正要将窗帘塞进垃圾桶时，我向母亲苦苦哀求，于是她把窗帘洗干净了给我——她不喜欢尘土。我渴望拥有缎面芭蕾舞鞋，但弗莱格小姐说我们年纪太小，脚骨尚未变硬。因此我只能穿黑色软鞋，鞋带是毫无浪漫可言的松紧带。
弗莱格小姐善于发明，我想，按照这年头的说法应该是创意十足。教小朋友基本舞步并没有挥洒创意的空间，因为舞步大致上是靠练习，但她会举办年度春季舞蹈表演。表演主要是为了让家长心动，也是为了吸引小女孩，好让她们央求父母允许她们参加来年的课程。
弗莱格小姐筹划全部节目。她也布置舞台、制作道具、设计舞服，将舞服图样交给母亲们，交代她们缝制服装的注意事项。我母亲不喜欢缝纫，但她会为了这个活动卖力地裁布、钉大头针，一如其他人的母亲。也许那时她还没有放弃我，也许她仍然在为我尽心。
弗莱格小姐按照学生年龄安排表演节目，和舞蹈课分班的方式相同。共有五个班：小小班、高大班、中班、大班、少年班。尽管她看起来难以亲近，双手修长骨感，头发绾成发髻，眉毛细长（后来我才明白那是眉笔画的），但她也有温柔的一面，她将情感发挥在创意里。
我在小小班。我本人并不符合这个班级的名称。我不仅比班上所有的同学都重，也比她们都高。但我不在乎，甚至根本不曾注意到这些事情，因为我每天为舞蹈表演而兴奋。我在地下室练习几小时。原本我在客厅演练，不料意外碰碎了母亲的白金双色的菠萝造型台灯，那是灯组里的一盏。之后母亲只准许我在地下室练舞。我会在洗衣机旁边旋转，默哼着舞蹈配乐；我向火炉行屈膝礼（那个年头仍然使用煤炭）；我在晾在晾衣绳上的对折床单间舞进舞出。当我精疲力竭时，便爬上地下室的楼梯，气喘吁吁、浑身煤渣地迎面见到衔了一嘴大头针的母亲。我全身被刷洗干净后，母亲会让我站在椅子上，叫我慢慢转圈。即使是试穿舞衣，我也很难静止不动。
母亲的不耐烦和我的不相上下，但烦躁的原因与我的不同。她可能已经后悔送我进舞蹈学校。首先，我没有消瘦半分；其次，我比原先吵闹两倍，尤其是在排练踢踏舞的时候，我会穿上鞋尖和鞋跟都有铁片的皮鞋，违反母亲的禁令在走廊的硬木地板上练舞；还有，她舞衣做得不顺利，她遵照指示缝制，却缝不出应有的效果。
我们共有三件舞衣。小小班有三支舞曲：《郁金香时刻》是荷兰日常练习芭蕾舞的舞曲，我们得和舞伴排好队形，上下摆动手臂模仿风车；《起锚》是一支有快速旋转和敬礼动作的踢踏舞曲（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军事主题仍然流行）；《欢乐蝴蝶》是优雅的舞目，细腻轻快，最接近我心目中舞蹈应有的模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支舞，还有我最喜欢的舞衣：一件像正牌芭蕾舞者穿的薄纱短裙、一件细肩带的紧身马甲、一副有闪亮昆虫触角的头饰、一对用衣架做的彩色玻璃纸翅膀，翅膀由弗莱格小姐提供。我最心仪的就是那双翅膀，但我们得等到正式表演时才能穿戴翅膀，以防损坏。
就是这一套舞衣令我母亲心烦。其他舞衣比较简单：荷兰舞衣是长长的蓬裙搭配黑马甲和白袖子，而且我的位置是在舞台靠后。《起锚》穿的是有海军穗带饰边的水手装，这一套也不成问题，因为它是高领长袖，腰身宽松。由于个子高，我站在后排。我没有当上主角，获选的三位主角都有秀兰·邓波儿式的鬈发，她们要站在用奶酪箱子做的小台子上跳单人舞。但我不太在意这些，一心只想成为挑大梁的蝴蝶，这样才能和班上唯一的男生表演双人舞。他的名字是罗杰。我有点爱上他了。我希望与他搭档跳双人舞的女生生病，然后他们就得派我顶替。我不只熟记自己的舞步，也将她的部分大致背了下来。
我站在椅子上，母亲将大头针戳到我穿的舞衣上，叹了口气，要我慢慢转身，然后她皱着眉头别上更多大头针。让她烦恼的问题很简单：粉红短裙会让我的腰、手脚裸露在外，看起来颇为滑稽。我是以一个像我母亲或弗莱格小姐那种焦虑、过于守旧的成人视角，重现了当年场景，才得知这一点的。我的大腿摇晃不稳，日后将发育成乳房的部位隆起两坨脂肪，上臂丰腴，腰部松垮，看起来一定很下流，有点少年老成，几乎是有伤风雅，有如姿色正在衰颓的脱衣舞娘。像我那样的小孩在一九四九年年初，会被认为不宜穿那么少的衣服亮相。怪不得我会爱上十九世纪：根据那个年代的某些明信片来看，肉感即是美德。
母亲为舞衣受了不少折腾。她将舞衣放长，多加一层薄纱掩饰我的轮廓，为马甲缝上衬垫，却是徒劳。当她总算准许我用梳妆台上的三面镜检视自己时，连我也被镜中人小小吓了一跳。尽管我年龄幼小，不在乎身材，但镜中人并没有我要的模样。我看起来不像蝴蝶，可是我知道只要佩戴上翅膀一切便会改观。即使在那个年纪，我也期待魔法式的转变。
彩排是在下午，正式表演则在同一天傍晚。时间排得这么紧凑，是因为表演地点不在肉铺楼上（那里太小），而在只租借了星期六一天的学校体育馆。母亲提着装了舞衣的硬纸板衣箱，送我去彩排。舞台很狭窄，踩起来声音空洞，可是柔和的紫色天鹅绒帘幕弥补了舞台的缺点。我一逮到机会便摸了一把帘幕。帘幕后回荡着孩子们的兴奋之情。那里有许多母亲。有些母亲自愿充当化妆师，为自己的女儿和别人的女儿化妆，给她们的嘴巴涂上暗红色的口红，用黑色睫毛膏让睫毛硬挺成尖刺。打扮好的女孩倚墙而立，以防毁了扮相，她们一动不动，呆滞得像神殿里的祭品。年纪大一点的学员们到处溜达、闲聊。她们并不重视这场表演，毕竟她们以前参加过，再说要晚一点才轮到她们彩排。
《郁金香时刻》和《起锚》顺利排演完毕。我们在后台更衣，大家七手八脚，紧张地咯咯笑，为彼此钩上钩子、拉上拉链。唯一的更衣镜前面围了一群人。与我们交替出场的高大班在台前跳《胡闹小猫咪》时，弗莱格小姐站在一双双翅膀间审视大家，挥着教鞭打拍子，偶尔叱喝几声，情绪很亢奋。我在穿蝴蝶舞衣时，见到母亲站在弗莱格小姐旁边。
母亲应该待在外面，坐在我带她去坐的第一排折叠椅上，手套搁在腿上，抽着烟，摇晃一只穿着露趾高跟鞋的脚。但她这会儿正在跟弗莱格小姐说话。弗莱格小姐转头看看我，向我走来，母亲尾随在后。弗莱格小姐低头打量我，抿起嘴巴。
“我了解你的意思。”她向母亲说。事后我愤恨地回想那一幕，总觉得要不是母亲介入，弗莱格小姐也不会注意到我的扮相有何不妥，但那八成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弗莱格小姐看到的情况、她们俩看到的情况，是欢乐、精致、充满灵气的《欢乐蝴蝶》即将沦为可笑而不得体的表演，和被一个小胖妹破坏的画面；这小女孩不像蝴蝶而像大毛毛虫，最精准的说法应该是像白色的蛆。
弗莱格小姐无法忍受这一点。对她来说，舞台的效果就是一切。她希望得到好评，她要大家发自内心的赞赏，不要别人怜悯或强忍笑意的言不由衷。现在的我同情她的处境，但当年的我不能体谅她。不管怎样，她都没有失去创意。她弯下腰，一只手搭着我赤裸浑圆的肩膀，将我拉到角落。她跪下来，强势的黑眼睛直视我的眼睛，糊掉的眉毛扬起又落下。
“亲爱的琼，你想不想扮演特别的角色？”她问。
我犹疑地向她微笑。
“亲爱的，你愿意帮我做一件事吗？”她和蔼地说。
我点头，因为我乐于助人。
“我决定稍微改变节目。”她说，“我决定增加一个新的角色。你是班上最聪明的女生，所以我选择你来扮演特别的新角色。亲爱的，你愿意帮忙吗？”
依据我对她的了解，我知道她和蔼的态度很可疑。但我照样中计。我同情地点头，很高兴自己被选中。也许我会被挑去和罗杰跳蝴蝶双人舞；也许我会得到更大、更有分量的翅膀。我热切地答应帮忙。
“很好。”弗莱格小姐说，一手抓住我的手臂，“来换你的新服装。”
“我要演什么？”我在路上问。
“亲爱的，你要演樟脑丸。”她一派安详地说，仿佛那是全天下最自然的事情。
由于她极具创意巧思，加上以往可能有过类似的经验，总之她有应付这种状况的一条基本原则：若是免不了出糗，不如假装你有意为之。我很久以后才学会这种做法，体悟到这种处世之道；但当时我很难过，其实应该说是满心凄凉，弗莱格小姐竟然要我脱掉云朵般的裙子和闪亮的头饰，换上高大班跳《泰迪熊野餐》的白色泰迪熊装。她还要我在脖子上挂一块写着“樟脑丸”的大牌子。“亲爱的，这样大家才知道你演的是什么东西。”她准备利用彩排和正式表演间的空当，亲手为我做牌子。
“我可以戴翅膀吗？”我问，意识到她要我做出的是多么重大的牺牲。
“哪有长了翅膀的樟脑丸？”她装出打趣但实事求是的口吻。
她的点子是，蝴蝶们一做完跳跃的动作，我就穿着白色服装，挂着牌子，笨手笨脚地进入蝶群中间，而蝴蝶们四散而去。她说表演会很可爱。
“我喜欢原来的编舞。”我试探地说，“我想按原来的样子跳。”我快哭了。我八成已经流出眼泪。
弗莱格小姐脸色一变，面孔凑到我眼前，因此我能清楚看见她眼睛周围的皱纹，闻到她嘴里的酸牙膏味。她缓慢而咬字分明地说：“你照我的吩咐做，不然就不让你上台。听懂了没？”
我无法承受不能上台的打击，只好屈服，但我付出了代价。我被迫穿着樟脑丸服装站在弗莱格小姐旁边，她搭着我的肩膀向小小班的同学说明编舞的改变，引介我崭新的重要角色。蝶群穿着纤巧的裙子，戴着闪亮的翅膀，像窈窕的淑女。她们看着我，搽了口红的嘴唇露出鄙夷的神态。她们没有听信弗莱格小姐的话。
我跟着母亲回家，因为她的背叛而拒不说话。尽管那时是四月，却飘起轻雪，我很高兴她的白色露趾鞋一定会让她的脚湿掉。我走进浴室锁上门，让她不能进来，然后不可自抑地哭倒在地上，脸贴着松软的粉红色浴室脚垫。之后我搬动洗衣篮，站在上面照浴室镜子。我的妆一塌糊涂，脸颊上的黑色污痕像沾满煤渣的泪水，紫色口红洇开了，嘴唇发肿。我到底哪里不好？我又不是不会跳舞。
母亲隔着上锁的浴室门恳求了一会儿，继而出口威胁。我出了浴室，但拒绝吃晚餐：总要有人和我一起受折磨。母亲用旁氏冷霜为我卸妆，训斥说“这下子又得重新上妆”，然后我们返回学校体育馆。（父亲在哪里？他不在场。）
我嫉妒地站在翅膀之间，红着脸穿着闷热可憎的服装，听着开场前的咳嗽声和折叠椅拖过地板的声音，看着蝴蝶们窸窸窣窣地跳出我记忆中的舞步，我确信她们没有人比我更熟悉那些动作。最糟的是，我仍然不懂自己为何受到这种待遇，为什么她们明明是羞辱我，却说成器重我。
轮到我出场时，弗莱格小姐将我推向舞台。我跌跌撞撞地上场，东张西望一番，依照她的指示尽量装出樟脑丸的模样，然后开始跳舞。我没有舞步可言，因为她没有教我。我一边跳，一边编舞。我挥动手臂，撞上蝴蝶，转着圈使出浑身力气在舞台的薄地板上跺脚，跺得舞台晃动。我尽情投入角色，那是愤怒与毁灭之舞，在皮毛之下，泪水沿着我的脸颊淌下，蝴蝶会死亡。事后，我脚疼了好几天。“我才不是这副德行。”我不断地跟自己说，“是她们逼我扮演这个角色的。”尽管泰迪熊戏服将我整个人包覆起来，在我周身晃荡，令我冒汗，我却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一丝不挂，仿佛这可笑的舞蹈正是我的真面目，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我就是那副德行。
蝶群依照暗号惊惶逃走。我十分讶异地发现自己被撇在舞台中央，眼前的观众哈哈大笑，报以热烈掌声。甚至当纤瘦的美丽女孩们列队出场回礼时，笑声和掌声仍然持续不断，好几个人叫道：“樟脑丸太棒了！”那些人一定是父亲，不是母亲。我不懂为何有人喜欢我这丑陋宽大的衣服，而不是其他人的美丽舞衣。
表演结束后，大家称赞弗莱格小姐的“樟脑丸”创意无比高明。连母亲也眉开眼笑。“你表演得很好。”她说。但那一夜我仍然为失去的翅膀哭泣。我永远没有机会佩戴翅膀，因为我决定割舍心爱的舞蹈学校，不参加秋季班。没错，我比其他女生更引人注目，但那似乎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注目。更何况，谁会想娶一颗“樟脑丸”？日后，母亲常常用其他各种形式向我提起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