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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桌前喝茶。茶能安神，协助思考。茶的质量不太好，有股创可贴的味道。茶包是在大杂货店买的，我同时买了一包皮克弗里安牌饼干，这是英格兰的舶来品。店家囤积了大量饼干，料定英格兰观光人潮会涌来这里，只是那波人潮目前未到。盒身印着“英国女王御用饼干制造商”。我觉得这句话很能鼓舞人心。女王不会哭哭啼啼，因为懊悔是蠢事一桩。“振作起来。”一个严厉的王室口吻说。我在椅子上坐直一点，思忖下一步怎么做。
我当然采取了防范措施。我始终使用另一个名字。去看维托尼先生有没有空的公寓出租时，我戴了太阳眼镜，并且裹着从多伦多机场买来的头巾。头巾是日本制的，图案是粉红色骑警在落基山脉前做仪仗表演。我套上一件布袋似的印花连衣裙，也是粉红色，上面印着浅蓝色的花朵，是在罗马的街头小店买的。其实我想穿印有大红玫瑰或橙色大丽花的连衣裙，这件令我活像一大片壁纸，我希望衣着不起眼。维托尼先生不记得我，这点我敢断定。但老先生撞见过我没有伪装的模样，更糟的是当时我的头发露在外面。及腰的红发在这种乡下地方非常引人注目。
饼干硬得像石膏，味道像木架。我拿起最后一片饼干蘸蘸茶水，机械地嚼碎，这才意识到整包饼干已一片不剩。这不是好现象，我必须注意食量。
我决定改变发型。我的头发很醒目，发长和发色始终像我的注册商标。每一篇报纸报道，不论评价好坏，总会提起我的头发，而且篇幅不少：女性的头发比她有没有才华更重要。“著名的《神谕女士》作者琼·福斯特犹如一幅罗塞蒂
的华丽画像，明艳照人，令听众心醉于她那超脱凡俗的……”（《环球邮报》）；“散文诗女作家琼·福斯特红发飘逸，一袭绿衣，仪态万千，可惜声音模糊难辨……”（《环球邮报》）。追踪我的头发比追踪我容易得多。我必须剪短头发，再染一染，只是不知道哪里有卖染发剂的。绝不能在镇上购买。也许我得专程跑一趟罗马。我心想，当初应该买顶假发的。这是我的疏忽。
我走进浴室，从拉链化妆包里翻出指甲剪。指甲剪太小，可是不用它的话，便只能将就使用维托尼先生钝钝的水果刀。我耗费许多时间将头发锯短，一缕一缕地锯。我试图修整剩下的头发，越修越短，发尾却依然参差不齐，直到我看见头发理得像集中营囚犯。不过，脸蛋看起来大不相同，别人可能会以为我是来度假的秘书。
头发一堆堆、一卷卷地堆在浴室洗脸池里，我想把它们留下来，一度考虑将头发塞入梳妆台抽屉，又怕万一被发现，我该如何解释？他们会开始寻找手臂、双腿和身体的其余部位。头发绝对留不得。我考虑用马桶冲掉，偏偏头发太多，再说化粪池有点问题，会冒出沼气和分解中的卫生纸碎片。
我将头发拿到厨房，打开一个瓦斯炉炉口，将头发一缕接着一缕献祭。发丝皱缩，焦黑，犹如一把蛲虫扭动身体，熔化，焚毁，像保险丝啪的一声就此报销，空留一股呛鼻的焚烧火鸡羽毛的味道。
我的泪水流下脸庞。我绝对是多愁善感的人，而且是最容易感伤的那一种。重点是以前阿瑟喜欢为我梳头，往事的画面令我不禁泪水涟涟，完全忽略他始终学不会不能硬扯头发打结的部分，否则我会疼痛难当。太迟了，太迟了……我的情绪总是不合时宜，我应该在该生气的时候生气，该流泪的时候流泪，一切都错了。
头发烧到一半时，碎石小径传来脚步声。我整颗心揪起来，愣在原地。那条小径只通往这栋公寓，这栋公寓只有我一个住户，其余两户是空屋。阿瑟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了？也许我终归没有看错他；也许来人不是阿瑟，而是其他人……被我硬是置之不理一个星期的惊恐顿时化为冰冷的灰色大浪，卷过我的脑海，浪中夹带着我恐惧的形体：动物尸骸、只有喘息声的骚扰电话、几张用商业电话簿剪贴拼凑成的杀手纸条、左轮手枪、怒火……一张张脸孔在我脑海中浮现又散去。谁会找我？有何来意？我永远无法回答。我想要尖叫着冲进浴室，浴室里有一扇高高的方形窗户，也许我能钻出窗户，跑上山去开车，又一次迅速逃逸。我拼命回想车钥匙放在哪里。
门口传来一声敲门声，敲得严肃而自信。一个声音叫道：“你好？你在吗？”
我又喘得过气了。原来只是维托尼先生，只是满面笑容的雷诺·维托尼。他来巡视自己的房产。就我所知，这栋公寓是他唯一的产业，但他应该是镇上的巨富之一。万一他进来检查厨房，他会对献祭的头发作何感想？我关掉瓦斯炉，将落发塞进装垃圾的纸袋。
“马上来。”我叫道，“等一下。”我不希望他走进屋子里。我的床没有铺，衣服和内衣披在椅背上、扔在地板上，桌面和洗碗槽里堆着脏碗盘。我用一条毛巾裹住头，经过桌子时匆匆戴上墨镜。
“我刚刚在洗头。”我开门向他说。
他不明白我为什么戴墨镜。但他只是略感不解，不算太困惑。就他所知，外国妇女奉行怪异的美容习惯。他笑嘻嘻地伸出手，我礼尚往来。他拉起我手的姿势像是要行吻手礼，但他只和我握了握手。
“很高兴见到你。”他并拢脚跟，行了一个怪里怪气的军礼。彩色毡头笔在他胸前口袋里一字排开，犹如勋章。他在战争时发迹，方法不明。现在没有人过问这种事情，反正战火已经熄灭。战争时他也学了一点英文，以及几种外语的皮毛。他为什么在傍晚来我的公寓？在这个时间登门拜访年轻的外国女子，应该不太妥当吧？毕竟他是体面的中年人，家里有一位门当户对的水桶腰太太，以及无数的孙子、孙女。他腋下夹着东西，眼睛看着我的肩膀后方，一副想要进屋的模样。
“你在做饭吧？”他说，显然闻到焚烧头发的味道了。我能听见他心里暗想，天晓得外国人到底吃什么。“但愿我没打扰你。”
“没有，一点也没有。”我由衷地说，立在门口正中央。
“屋里东西都没坏吧？灯又会亮了？”
“是。”我说，点头点了太多次。前一任房客积欠电费账单，因此我搬来时屋子被断电。但维托尼先生动用关系解决了问题。
“阳光充足，不是吗？”
“是啊。”我说，努力不流露出不耐烦。他站得太近了。
“很好。”现在他切入正题，“我带了东西给你，能让你觉得比较……”他举起空着的手，手心向上，热情洋溢，殷勤地簇拥我进屋，“让你觉得在我们这里比较有家的感觉。”
我心想自己真可鄙，原来他这一趟来，是要送我乔迁之喜的礼物。这是他们的习俗吗？我该说什么？“你太客气了。”我说，“可是……”
维托尼先生摆摆手，不让我道谢。他拿出夹在腋下的正方形包裹，放在塑胶椅上拆开系绳，解到最后一个绳结时停顿了一下，营造悬疑的气氛，犹如魔术师。褐色的包装纸松开了，露出里面的五六幅油画，天啊！是画在黑绒布上的，裱着镀金的塑胶框。他取出画，一幅幅地展示。这些画的主题全是罗马古迹，每幅画只有一个色系：竞技场是艳红色，万神殿是淡紫色，君士坦丁凯旋门是如烟似雾的黄色，圣彼得大教堂是蛋糕的粉红色。我像评审一样皱眉审视。
“你喜欢吗？”他威严地问。我是外国人，理应喜欢这种东西，而他带画来送我、讨好我，我尽本分地假装喜欢，不忍伤他的心。
“很棒。”我说。我指的不是画作，而是他送礼的心意。
“是啊，说得好。”他说，“我兄弟的儿子，他有天赋。”
我们静静地看着画作。此时画在窗台上发亮，像微弱金色阳光下的高速公路路标。我凝视着画，画面渐渐沾染上或者散发出某种可怕的能量，就像关上门板的火炉或墓室。
对他来说，我看画看得不够快。“你喜欢哪个？”他问，“这个吗？”
我不知道每一个选项代表的意义，该从何选起？语言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有另一种语言问题，也就是做与不做某件事的意义。如果我收下一幅画，是不是必须成为他的情妇？选择哪一幅画重要吗？这是一场测试吗？
“嗯。”我试探地说，指着霓虹色的竞技场……
“二十五万里拉
。”他立刻说。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单纯的现金交易并不复杂难懂，容易应付。我心想，这些画当然绝不会是他侄子的作品。他必然是在罗马向街头小贩买下这批画，转售图利。
“好。”我说。我根本负担不起，却始终学不会讨价还价，也怕得罪他。我可不想让公寓被断电。我进屋拿钱包。
他将钞票折好收进口袋，收起其他几幅画。“也许你能买两幅？寄回家里？”
“不用了，谢谢。这幅画很棒。”
“你先生很快就会来吗？”
我笑一笑，不置可否地点头。我租公寓时刻意营造了那个假象。我要镇民知道我已婚，省得招惹是非。
“他会喜欢这些画。”他说得好像很笃定。
我不禁纳闷起来。他是否认出了我？识破我墨镜、浴巾和假名的伪装？他家道富裕，想来不需要四处兜售廉价的观光画作。或许卖画只是借口，但目的何在？我觉得我们的谈话有太多我掌握不到的弦外之音，这也不足为奇。阿瑟常说我迟钝。
维托尼先生走远了以后，我拿画进屋，寻找悬挂的地方，绝不能选错位置。多年来，我房间里各个主要物品的摆设一定要和谐，这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无论喜欢与否，这幅画会是主要物品。它非常红艳。最后，我将画挂在门左边的钉子上，坐着时才能背对它。我常常重新摆放家具，忽然无预警地变换摆法，惹得阿瑟生气。他始终不明白我为何那么做。他说人不该在乎周遭的环境。
但维托尼先生错了：阿瑟不会欣赏这幅画。这不是他喜欢的东西，而是他认为我会喜欢的东西。他会说这幅画搭配得宜：血红色的竞技场画在粗俗的黑绒布上，金框，喧嚣又紊乱，喝彩的群众，沙地上的横死，野兽的嘶吼、呼号、尖叫，烈士在囚房内啜泣，准备成为牺牲品；而最重要的是那种情绪，恐惧、愤怒、笑与泪，一场令群众痴醉的表演。我想这是他对我内心世界的看法，只是他不曾明言。在这一片吵嚷骚动中，他在哪里？他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纹丝不动，几乎不笑，要满足他可不容易。他不时做出那个决定生死存亡的小动作：拇指向上或向下。我心想，现在你得独挑大梁，拥有自己的情绪。我已经厌倦在人前演出喜怒哀乐，因为伪装的情绪变得太过逼真了。
这会儿我对他愤恨难当，想砸东西泄愤，手边却只有盘子（维托尼先生的），而且能砸的目标只有维托尼先生本人，想必此刻他正慢慢爬上山坡，因为腿短又挺着枕头似的肚腩而轻喘。如果我怒气冲冲地追上去，用盘子砸他，他将作何感想？他会报警。警察会逮捕我，搜索公寓，发现装满红发的纸袋、我的皮箱……
我迅速回到现实。我的皮箱放在仿巴洛克式的大五斗柜下面，柜面的漆斑驳脱落，嵌着贝壳图样的装饰。我拉出皮箱，将它打开，里面的快乐牌绿色塑料袋内是我的湿衣服。衣服散发着我死亡的气息，以及安大略湖、渗漏的油污、海鸥尸体、弃置在沙滩上腐败的银色小鱼的味道。牛仔裤和深蓝色T恤是我的寿衣，过去的我潮湿褶皱，五彩灵魂已经飞离。我绝不能在特瑞莫托穿这种衣服，即使衣物不起眼也不能穿。我考虑把衣服扔进垃圾桶，但依据以往的经验，我清楚本地孩童会翻看垃圾桶，尤其是外国人的垃圾桶。前往特瑞莫托的路上交通繁忙，没有适合丢弃的地点。我应该在多伦多机场或罗马机场将衣服处理掉，但遗留在机场的衣物会启人疑窦。
黄昏了，但天色仍然够亮，可以看清四周。我决定埋掉衣服。我将快乐牌塑料袋揉成一团，塞到腋下夹着。那是我的衣服，我没有做错事，却仍旧觉得像弃尸，扔掉一个我谋害的人。我蹒跚地踏上屋旁的那条小径，走到底部的朝鲜蓟菜圃，凉鞋的皮质鞋底在石子上打滑。地面硬得像打火石，没有铲子，挖不了洞。再说，在菜圃挖掘必然会被老先生察觉。
我审视房屋地基。幸亏地基建得粗劣，有好几处的水泥龟裂。我找到一片松动的水泥，用扁平的石头撬开，见到里面满是泥土：房屋地基是直接嵌进坡地里面的。我扒出一个洞，竭力将快乐牌塑料袋揉成一小团，塞进土坑，将水泥块嵌回原位，盖住塑料袋。或许几百年后，会有人挖出我的牛仔裤和T恤，推断那是被世人遗忘的仪式、一桩孩童谋杀案，或密封的坟墓。这个想法令我欣慰。我踏平散落在四周的泥土，湮灭痕迹。
我爬回阳台，如释重负。等我染好头发，一切明显的个人特征便会消失殆尽，我可以开始成为另一个人，一个截然不同的人。
我回到厨房烧完落发，拿出藏在碗柜里盘子后面的仙山露水果酒。我不要镇民知道我暗中小酌，其实这不算偷喝，只是这里没有能够让我正大光明喝两杯的地方。在这里，妇女不该在酒吧独酌。我斟满一小杯，向自己敬酒：“敬生命。”话说出口，我气恼起自己扯开了嗓门。我不要自言自语。
蚂蚁正忙着搬运我前一天买的菠菜。它们住在外墙，只会积极搜寻菠菜和肉类，不碰其他食物，但前提是你得为它们准备一碟糖水。我备妥糖水，它们也找到了，正在碟子和蚁窝之间往返，前往碟子时瘦巴巴的，回程时胖乎乎的，将自己撑得像迷你油轮。一圈蚂蚁围绕在糖水边缘，几只涉入水中太远而溺毙。
我又倒了一杯酒，手指在碟中蘸了蘸，用糖水在窗台写下姓名缩写。我等着看蚂蚁拼凑出我的名字：一则活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