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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精心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我的死法可不像我的人生，由一件事引发另一件事，我试图控制，却徒劳无功。我的人生有扩散的倾向，变得塌垮扁平、曲折纠结，就像巴洛克式的镜框装饰线条，总循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我要的死亡恰恰相反，要利落、简单、低调，甚至略带严肃，像一座贵格派
教堂，或者像我十五岁的时候，时尚杂志盛赞的基本款黑色连衣裙与一条珍珠项链的造型组合。这一次没有喇叭，没有麦克风，没有亮片，没有未了之事。关键在于消失得不留痕迹，只在身后留下尸体的影子，一个会让人信以为真的影子。一开始，我以为自己能办到。
到达特瑞莫托的第二天，我坐在公寓的阳台上。我原本打算晒日光浴，幻想自己是明艳照人的地中海女郎，肌肤是金褐色的，露出皓齿微笑，大步走进碧海，总算能够无忧无虑、摒弃过去。但我记起自己没有防晒乳液（要用高倍数型的，否则我会晒伤并长出雀斑），便在肩膀和大腿上盖上几条房东提供的窄小浴巾。我没有携带泳衣，只能用胸罩和内裤充场面。这应该无妨，反正从马路上看不到阳台。
我一向喜欢阳台，总觉得如果能在上面站得够久——要选对阳台——穿着飘曳的白色长礼服，尤其是在上弦月的时候，便会有美事降临：音乐会响起，阳台下会出现一道轻灵黝黑的人影，朝着我攀爬上来。而我忐忑不安，满怀希望，风姿绰约地倚着锻铁栏杆颤抖。但这个阳台不太浪漫，几何线条形的栏杆有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产阶级的公寓，地面采用混凝土灌浆，已经逐渐朽蚀。男人不会在这种阳台下面弹琴，向你倾诉衷曲，或是叼着玫瑰，或在衣袖里藏着短剑，不辞劳苦地爬上阳台。再说，它只离地五英尺
。假如我有神秘访客，他比较可能从上方街道走下通往屋子的崎岖小径，脚步踩得煤渣沙沙作响，玫瑰或短剑只存在于他的脑海里。
无论如何，那会是阿瑟的作风。我想他宁可走路，也不肯攀爬。但愿我们能重拾以往的感情，回到他改变前的日子……我幻想他来解救我，租了辆有毛病的菲亚特汽车，顺着蜿蜒的道路上山，准备等我们相拥后告诉我车子的问题。他会将车尽量靠墙停好，在下车前用后视镜审视脸孔、调整表情，因为他向来不喜欢出丑，又无法判定自己是否即将丢人现眼。他会舒展蜷缩在驾驶座上的身躯，下车锁好车门，以防少得可怜的行李失窃；再将钥匙放进外套的内侧口袋，向左右瞄一眼，莫名其妙地歪着头，仿佛在闪躲向他扔来的石头或矮门，然后溜进生锈的铁门，谨慎地走下小径。他常在国际边境被拦下，因为他模样鬼祟，鬼祟却正当，像个间谍。
我见到瘦高的阿瑟忽然来找我，他看上去犹疑不决、面容冷酷，一心想营救我，穿着不舒服的鞋和陈旧的棉质内衣裤，不知道我是否在这里，我哭了。我闭上眼睛，前方出现浩瀚的蓝，看得出那是大西洋。被我抛下的人都在大西洋彼岸。不用说，他们在海滩上；我可是看过很多部费里尼
的电影的。风吹乱了他们的发丝。他们笑着挥手，呼唤我，但我自然听不见他们的话语。阿瑟走在前面。他后面的人披着做作的长披风，那是皇家豪猪，又名查克·布鲁尔。萨姆、马琳和其他的人殿后。莉达·斯波特像飘向一边的床单，跟在一旁。弗雷泽·布克南的衣服手肘处打着的皮革补丁从海边灌木后露出来，想必他躲藏在那里。我母亲在远处。她穿着藏青色套装，戴着白帽。父亲在她身边毫不起眼。路姑妈也在场，只有她没看我。她沿着海滩走，深深呼吸，欣赏浪花，不时停步倒出鞋里的沙。最后，她脱掉鞋子，披着她的狐狸皮草，戴着羽帽，穿着袜子，走向远处卖热狗和橘子水的摊贩。摊贩在地平线上，像魅惑人心的海市蜃楼般吸引她上前。
但我看错其他人的举动了。他们是笑着向彼此挥手的，而不是向我。唯灵论者的说法是否错了？也许死者对活人丝毫不感兴趣？尽管他们中有些人仍然在世，而我才是应该已死的人，但他们理应为我哀悼，不该欢欢喜喜。这不公平。我拼命幻想他们的海滩上出现不祥之物（一颗巨大的石雕人头、一匹瘫倒的马），却徒劳无功。其实，这已经不太像费里尼的电影，倒像我八岁时看过的迪士尼电影：一只想在大都会歌剧院献唱的鲸鱼游到船边唱咏叹调，但水手用鱼叉刺杀它。它的各种嗓音幻化成不同颜色的灵魂离开它的身体，飘向太阳，仍然继续歌唱。印象中，片名是《唱歌剧的鲸鱼》。当时我看得号啕大哭。
想到这里，我才真的哭得不可收拾。我始终学不会优雅地哭泣；静默无声，珍珠形的泪水从闪亮的大眼睛滚落脸颊，像《真爱》漫画封面画的那样，不留污渍或泪痕。但愿我会那种哭法，如此便能在别人面前哭泣，不必待在浴室、黑暗的电影院、灌木丛后面或空房间里，倒在床上的派对外套上哭。如果你能静静哭泣，别人才会替你难过。我哭起来却抽抽噎噎、涕泗横流，眼睛的颜色和形状像烹煮过的西红柿。我双拳紧握，我呜呜咽咽，我丢人现眼。最后，我引人发噱，成了被取笑的对象。我的悲伤总是情真意切，抒发出来却沦为滑稽剧的悲伤，那夸张的模仿就像白玫瑰加油站的霓虹灯玫瑰，不再具有真实感……端庄的啜泣是我始终无法精通的艺术之一，就像我戴不好假睫毛一样。以前真该聘请女家庭教师指导我，我应该进礼仪学校，在背部绑上矫正驼背的木板，并且学习水彩画和自我控制。
你不能改变过去。路姑妈常这么说。唉，但我想改变过去，那是我由衷想做的事。怀旧的情绪撼动了我。天空蔚蓝，阳光明亮，左边地上的一摊玻璃碎片犹如水面，闪着粼粼的波光。一只拥有斑斓蓝眸的绿色小蜥蜴在栏杆上烤暖冰冷的血液。山谷里传来叮当声和舒缓的哞叫，那陌生的声音带来片刻的静谧。我安全无虞。我能重新开始，然而我却坐在阳台上，身边的厨房窗户在我搬入前便碎裂残缺，座椅用铝管和黄色塑胶条制成，发出令人窒息的噪声。
这张椅子属于维托尼先生。他是房东，喜欢五颜六色的毡头笔，红色、粉红色、紫色、橙色，我有着和他相同的喜好。他用自己的笔向镇民炫耀写字的能力。我用它拟订清单和情书，有时两者合而为一：
我去买点咖啡，爱你哦
。想到这些被我放弃的日常采购，我更加悲从中来……再也没有葡萄柚，剖开，一人一半，中间填入一颗红樱桃，看起来像肚脐，阿瑟习惯将樱桃推滚到盘边；再也没有燕麦粥，我对它嫌恶至极，阿瑟却赞誉有加，那粥结块烧焦，全是因为我不听他的劝，不肯用隔水加热的方式烹煮……多年的早餐，手艺拙劣，弃置不顾，永远不能挽回……多年来被我谋杀的早餐，为什么我会做那种事？
我意识到自己来到了全天下最差劲的地点。我应该去清爽干净的场所，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但我回到同一个小镇，甚至住同一栋房屋，待在我们去年共度夏天的地方。一切都没有改变：我得用同一个双炉口瓦斯炉做饭，瓦斯桶的瓦斯总在菜煮到一半时用完；用同一张桌子吃饭，桌面仍有几个白色圆圈印子，那是去年我不小心用热杯子烫出来的；睡同一张床，床垫被岁月和许多房客的焦虑压得凹陷。阿瑟的幻影会追逐我；我已经隐约听见从浴室里传来漱口声，听见他在阳台上拉动椅子，椅脚啦啦地刮过碎玻璃，而他等着我从厨房窗户递咖啡给他。如果我睁开眼睛，转头一看，他必然会在那里，报纸举在面前六英寸
的地方，袖珍字典放在膝上，左手食指（可能）插在耳朵里，这是他否认自己时会做的无意识动作。
我真笨，我错了。我应该去突尼斯或加纳利群岛，甚至迈阿密海滩，就搭乘灰狗巴士去，选择含住宿的那种行程，但我没有那种意志力；我需要比较熟悉的环境。如果去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没有地标，没有半点过往，那未免太像死亡。
这时，我用房东的一条浴巾掩面啜泣，用另一条浴巾盖住头，这是我的老习惯：我以前常埋在枕头下哭，不让人发现。现在浴巾外传来古怪的嘀嗒声，那声响必定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侧耳倾听，声音却停了。我将浴巾拉高。就在那里，距离我足踝只有三英尺的地方探出一颗头颅，是老人的头，头上戴着松散的草帽，一双浑浊的眼睛瞪着我。那目光或许是惊恐，也可能是不认可；他的脸颊在牙龈处凹陷，半边嘴巴张开。他一定听到了我的哭声。也许他以为我生了急病，身上穿着内衣裤，盖着浴巾待在阳台上；也许他以为我醉了。
我消沉地笑一笑，好让他放心，再拉拢浴巾，试图从铝椅上站起来，来不及记起动作不够利落的话，椅子会自动折叠。我弄掉了好几条浴巾才进到门里。
我认得老先生。他正是以前每星期来一两个下午的老人。他会照顾屋下贫瘠露台上的朝鲜蓟，用生锈的大剪刀除去较大的杂草，并剪下成熟的坚韧蓟头。他不像其他镇民那样会跟我攀谈；他不回应我的招呼，令我毛骨悚然。我穿上连衣裙（在门后，观景窗看不见的地方），进入浴室用湿毛巾擦脸，用一些维托尼先生提供的粗糙的卫生纸擤鼻涕，然后到厨房泡茶。
自从抵达这里后，我首度感到害怕。回到这个小镇不但令人沮丧，更是危险。如果你不能隐形，就算幻想别人看不见自己也无济于事，而且问题是：如果我认出了老人，他可能也认出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