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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精选集里的文章大多是以对话和讲话的形式发表的，而且内容也比较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时间短，只有六七年的时间，是费孝通先生生命最后几年的思考；第二，费先生已到暮年，觉得讲话比写作容易。虽然这一部分的内容比前面少，但非常重要，这些文章基本是发表于1997年到2004年，即费先生生病住院前，代表费孝通先生生命最后的关注点。本册精选集分“文化与艺术”“工业文明与全球化”“人文资源与文化发展”“附录”四个部分。因为这本集子是“费孝通精选集”的最后一本，为了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费孝通，本集子还附有费孝通大事年表。
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主要是来自于对社会实践的观察，因此，其始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晚年面对全球化各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的日益密切联系，他从关心人的生态问题到开始关心人的心态问题。他说，生态是关心人的共存问题，而心态则是关心人的共荣问题，共存考虑的是基本生存问题，而共荣则上升到了人类精神和情感的相通问题，这是人类相互理解的更高层次的追求。而有关心态的关系及其变化由谁来研究？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提及，但他看到文艺界正在接触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到了暮年他开始关注到文艺界的许多现象，这样的关心，让他从心态的研究开始转入对人的情感包括人的精神世界的关心。
他说，在“生物”中，人最重要的特殊性就是人有一种“精神世界”，这是其他生物可能没有的，至少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还没有确切的发现。
“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忽视了精神世界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他到晚年关心这样的问题，一方面与他关心在全球化中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人如何做到心心相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有极大关系。
他早年关心的是中国的贫困问题，所以他说自己一生的学术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但到人类社会开始进入2000年的时候，中国人逐步摆脱贫困，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速期。于是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富了以后怎么办
？他说，人是不会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他还要求安居乐业。这个“安乐”就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追求，这个追求是要有物质基础的，没有物质基础是接触不到这个层次的。最高层次的文化就是艺术家所要探索的艺术。
也就是说，他从对人类心态的变化关注到了对人类精神层面的研究，同时又开始关注到人类吃饱穿暖以后应该有更高的文化追求问题，这两个方向对准的目标都是有关艺术的探讨。这成为了费先生最后几年的一个关注焦点，他说他的老师是不讲这些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还只是停留在人的基本需求的层面。但是他认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要思考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实用与精神，技术与艺术。
他说，技指的是做得准确不准确、合适不合适；艺就不仅如此，还要讲神韵。神韵是一种风度、一种神气。这些都不是具体的、物质的东西。平时我们讲精神文明，精神文明里还可以分成两层，一层是人的基本感觉，比如痛、痒；再高一层是人的气质，这里浓缩了人的思想、感受。这种思想、感受在一个美的状态里释放出来。接受这种释放是不容易的，往往只有艺术家才能做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朝艺术的境界靠近，这个世界就不同了。
即使现在看来他的思想也非常超前，因为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人提到将人类社会带到一个追求美的境界，建立一个美的世界的想法。针对此问题，他进一步说道，人类的文化不能仅仅囿于实用，人的需求是要超越它、要出点格。打个比方：人们吃饭，不能只讲求营养、讲求对身体有没有好处，还要追求味道，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鲜不鲜”。这个味道是烹饪里高层次的追求，就像艺术是生活里更高层次的追求一样。
这个“味”“鲜”不仅是舌头上的一个刺激，一个物质上的刺激，还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有时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吃得饱不吃饱和鲜不鲜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他在这里探讨的感觉问题，相比起他对心态的研究，又高了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里很多问题是看不见摸不着，因为感觉是在有无之间、虚实之间，在这种“有无”“虚实”的感觉中，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是艺术的一个高度。
费孝通还提到，当前我们的文化面临着挑战，也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走向。一种是重视自然世界，追求物质性、准确性；另一种是重视人文世界，追求精神性。
他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文化导向。
前一种是西方哲学导向，而后一种则是东方哲学导向，在这方面中国人思考得比西方人更多。他说，中国人讲艺，是孔子讲的六艺，不是技术，艺同技是不同的。游于艺是孔子追求的最高境界。
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的传统手工业里不仅是包含了技术也包含了艺术，所以中国的传统生活里是具有艺术成分的，而美好的生活里面需要有艺术。在工业文明占主导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物质生活上的优势，而较少关注生活和人的行为里所包含的艺术成分，即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他的这一思考实际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所表露，当时他就谈到，西方文明关注物质发展，在这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却忽视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的文化虽然在物质生产方面敌不过西方，但在人与人相处的关系上有自己的特长。尤其中国是一种早熟的文化，在文艺的发展方面很早就透出了自己的优势，古代中国文人阶层所追求的和所实践的就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所以，如果人类社会要再次转型，需要一次新的文艺复兴时，中国文化将会大有作为。
当然，他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未忽视西方文化的贡献，他认为，艺术的发展是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科学技术做基础的，两者要结合好。如何结合就是我们要下工夫探讨的课题。
为此，他对中国文艺界的工作者们充满期待，2001年他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做讲座时说：“我们的艺术家同志们要有一个荣幸，就是今后的世界不是一个完全靠科学技术的世界，而是要用科学技术来促进我们的文艺发展，让人类的社会朝一个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得到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他希望艺术家们能把中国丰富的艺术资源发展出来、开辟出来，贡献给全世界。
费孝通晚年一方面关注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待人类的艺术现象，同时也很关注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文化现象，包括艺术现象。也因为如此，这本集子里收入了他的一些关于这方面思考的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对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非常有启发，尤其是在如何历史性地看待中国民间艺术方面，他是有所贡献的。
费孝通是马林诺斯基的学生，也是其功能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但和马林诺斯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在研究中加上了历史的维度，提出了“三维直线的时间序列（昔、今、后）融成了多维的一刻”
，提出了“要了解一种文化就是要从了解它的历史开始”
，“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走的，它是一段一段地发展过来的”
的看法。而且他和马林诺斯基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马林诺斯基研究的是遥远他乡的“异文化”，其与他所研究的对象没有任何情感关系，是为研究而做的研究。而费孝通先生则不一样，他是在自己的本土家乡所做的研究，对他的研究对象充满责任与情感，因此，他是为了解决自身国家社会的实际问题所作的学问。另外，马林诺斯基研究的原始部落是无文字、无法寻求历史脉络的研究对象，但费孝通面对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巨大文明体。
他认为，面对具有漫长历史的中国社会做学问，仅仅研究它的现状是不行的，必须关注其历史和传统。所以，他说：“我们的学问是要从历史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要从旧的里面长出新的东西来。”他认为“创造不能没有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了生命的基础；同样，传统也不能没有创造，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
。因此，他关心历史，关心传统也是在关心当下和未来；他关心学问，也是在关心学问将如何可以更好地研究中国社会，更好地为人类创造新的生活而服务。
将他的这些思考转化到中国民间艺术的研究中极富学术意义。费孝通先生到晚年阅读过一些有关民间艺术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他对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的原所长乔建中先生所著的《土地与歌》这本书很感兴趣。他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做讲座时指出：乔建中先生记录的“是民间的一个大矿场”
。他让大家不要忘记“这是我们国家花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歌唱的天地，音乐的天地”
。费孝通先生特别赞赏的是，乔建中先生不仅是在故纸堆里研究历史，还不断到田野中去做调查，然后把调查来的材料与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做对比，并讲出其中的道理，他认为这就是研究艺术人类学应该走的道路。
他对编者当时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很感兴趣，就是因为笔者在研究中，把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作坊复兴的“前因后果都分析了出来”
，他认为“这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
。
他的这些观点发表后，影响到了许多的艺术人类学者，促使他们一方面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复兴问题，另一方面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不仅立足于现实的状况，还注意挖掘历史，找到艺术现象发生的前因后果。这也形成了中国艺术人类学本土理论特色的一部分。
在这本集子里，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与自然资源相对应的人文资源的重要概念。他提出的不是文化资源而是人文资源，那是因为他更想强调这一资源的产生是由于人的活动的结果，把人的行为和人的创造性放到了第一位。这一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并由此促使了中国艺术人类学这支学术队伍的成长与壮大。在晚年，他的学术视野从早年的“志在富民”，即主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开始转移到“富了以后怎么办”，即主要解决文化中的心态和心理情感问题，这导致他看问题的角度有所改变。
费孝通先生提出这一概念的背景是：2000年当国家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时，他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他所熟悉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入少数民族研究，可以说是走遍了中国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去帮助他们搞建设，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温饱问题。他说，“我以前只看到西部贫困的一方面，却没有看到它富有的一方面，没有看到它具有那么多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那么多还存活的和还在发展的各民族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
在经济落后时期，人们不大可能会认为人文活动留下的遗迹和传统是一种资源，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没有关注到的领域。费孝通先生为人文资源下了一个定义：所谓的人文资源就是人工的制品，包括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它和自然资源一样，只是自然资源是天然的，而人文资源却是人工制造的，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一点一点地积累、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
这个定义里包含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物质产品，一部分是精神产品，但都是人类活动和创造的结果，故称之为人文资源。这里面的物质产品就是古文物，很早人们就确定了其价值，但里面的精神产品部分人们到很晚，也就是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以后，人们才开始有这个意识。但即使有这个意识，大多数人还是只把它看成是过去的需要保护的遗产，并没意识到其是社会未来发展的文化基础和可以开发和利用的一笔财富，也就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资源，就像自然资源一样是可以从经济上造福于社会的。
费孝通在当时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人们思想和价值体系的变化。而且，他认为，人对各种资源的认识是逐步的，“现在我们对自然资源已经了解了不少，逐步地明白了有天然气、石油、太阳能、核能等等，这也是一步一步的自觉嘛。对人文的资源也是一样，要有意识地去理解，去知道、去逐步明白，要把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资源逐步挖掘出来，要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有多少财产。”
2001年编者跟随费孝通先生到甘肃兰州考察，费孝通在当时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发言说：我这是第九次到兰州来，才第一次讲到了人文资源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这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当物质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人们就要开始重视精神了。
在这次讲话中，他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要丢掉了对人文资源这一领域的保护、研究和整理。
他认为，在有关人文资源的认识方面中国是有所落后的。他说：“我记得还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中国的一批科学家和外国的一批科学家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西北考察，他们在那里不但发现了许多的自然资源，也发现了许多的人文资源。也就是通过这次考察，发现了敦煌、丝绸之路上的一系列的古代文物和古代艺术，这些都是在西北蕴藏的丰富的人文资源。”
费孝通先生接着说，“那时候的中国由于贫穷落后，没有意识到这些人文资源的重要性。但是外国人重视它，到这里来考察，还偷走和抢走了我们的许多珍贵文物。首先是我们不懂得自己的家产值钱，不知道自己有这么珍贵的财源，没有认识它嘛”
。今天不认识文物的时代，在中国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对还留存在西部民间社会的那些文化形式，包括传统的歌舞、手工艺等民间艺术就认识清楚了吗？
正因为如此，他出了一个“西部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题目，让编者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他担任学术指导，编者担任课题组组长并帮助他组织学者和拟定研究大纲，最后课题申报成功。他亲自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做有关西部开发中的人文思考的学术报告，他说，在西部地区的这一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产生过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优秀人物，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文化的、人文的资源在里边。之所以称之为资源，就是其不仅是可以保护的，而且，还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
他还说，经济的发展只能解决我们生存的基本问题，但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在原有的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和艺术的再发展来解决的。
为了做好这一课题，他带领编者到西部的重要城市西安和兰州做考察，同时组织当地的学者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在考察的路上，他告诉编者说，中国传统的文人，大多是坐在书斋里看书的，不会深入到下面去考察，不会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去了解事物真正的本来面目，所以对书斋以外的许多事情都不太了解。今后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做学问的方式，要提倡真正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好东西。
按照他的要求，课题组织了十个子课题组在西部不同的地方做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他说，我们不应该忘记，科学的起源是来自第一手的观察，它是生根在技能里的，只有依靠用实验的和有系统的方法去发展一些已有成就的技能，科学才能扩展。其实社会科学也一样，也需要到生活中去掌握第一手资料。
有许多的人文资源是以传统文化习俗及民间艺术的形式来体现的，所以课题组成员除来自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外，还有来自各艺术门类的学者，如音乐、美术、舞蹈、戏曲等。面对这些学者，费孝通先生说，“如何在艺术学的基础上广泛地吸取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变传统的单项个别研究为整体的全面研究，在学术上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及理论总结，这是你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这和单纯的艺术史不一样，单纯的艺术史谈的只是艺术本身的变化，这里要谈到的是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对艺术的影响，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
在以往的中国民间艺术的领域中虽然也提倡实地考察，但很少有机会得到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人类学家的专门指导，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费孝通先生通过做讲座，以及与编者对话，然后将录音整理出来、供大家阅读等方式，启发了不少的文化艺术学界的学者。
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告诫我们说，围绕着西部的文化变迁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来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考察来认识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认识往往比从书本上得来的认识具体得多、充实得多。因为它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中臆想出来的，所以只要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它就会成为西部文化艺术变迁的历史轨迹的真实记录，即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人们来翻看它时，仍然具有价值。
每次课题组到西部考察所形成的阶段性成果，编者都会带过去向他汇报，听完后，他说，每一次的实地调查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是一种认识论的提高和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也就是在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讲话的鼓励下，课题组成员们从2001年到2008年在西部做了前后八年的考察，完成了70多个案例的研究，编辑成了一套12本的西部人文资源丛书，完成了总报告书《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在这期间为了建立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课题组还收集了大量的地方文献，拍摄了大量的视频、音响、图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纳入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中，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收集做出了贡献。
费孝通先生没有等到课题结束就去世了，但他指导的这一课题和留下的这些讲话，却在中国引发了一个学科的发展，这就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就是在当年西部课题的基础上，中国逐渐发展和扩张出了一支强有力的研究队伍，并在费孝通先生的支持下成立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这支队伍为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振兴传统工艺、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具有决策意义的研究。
一位英国学者在《中东两千年》里，为读者描绘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一位欧洲人和一位中东的阿拉伯人穿着西装在咖啡厅喝咖啡。对于欧洲人来讲这很平常，因为穿西装喝咖啡是从他们自己的传统延续下来的习惯，但对于中东人来讲，传统喝咖啡的场合应该是穿着长袍裹着头巾，穿西装并不是他们的传统。但为了顺应潮流，在中东地区城市里的男人在正式场合基本上都穿西装了，不仅是中东，在中国也一样。也就是说，全世界都在面临一个西方化的问题。服饰可以改变，但文化观念也就是信仰可以随便改变吗？对此，信仰佛教和儒家文化的东亚人，也许心态比较宽容，但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人就不一样，因此，文明的冲突从未停止，尤其是中东与美国、欧洲长期争端不断。费孝通晚年一直思考和关注如何处理和化解这些矛盾。
2000年，针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受到破坏的挑战，编者完成了一篇《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的文章，向费孝通先生请教。这本精选集收录了费孝通先生与编者讨论这篇文章的对话录，题目为《全球一体化发展中所遭遇的文化困境》，在这篇对话里，费孝通谈到了如何通过艺术来达到不同文化的相互欣赏并化解隔阂的问题。
他说：“你（在文章中）触摸到了一个人类目前遇到的最根本的、最重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世界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规则和社会秩序，甚至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准则。这就不得不动摇各地方的本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的非地域化似乎是一个趋势”
。这种趋势就是全球不同文化要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文化环境中，这是一件很困难但又是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有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一，西方人造出了一个人工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但自己也还不适应；第二，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很多落后的国家没有参与创造这个环境；第三，一方面许多传统的国家需要适应由西方人建造的现代社会，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也要面临如何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相互协调。费先生当年讲的这三个问题的矛盾，在当下已经越来越尖锐地凸现出来了，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与美国、欧洲的矛盾，俄罗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包括目前产生的中美贸易问题等等，都是因为这三方面的矛盾没有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费孝通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很多人都希望用传统的多元化文化来对抗现代的一体化文化，但这种对抗最终是会失败的。
因此，各民族都要面临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去认识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的问题。
同时还有如何面对其他的文化，与其他文化和平相处的问题。因此，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并不仅仅是针对对自身民族文化的重新思考。
面对全球化，是否所有的文化都要无条件地交出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他认为，这在感情上是很难做到的，从客观规律上来看，也很难说是正确。
费先生认为，西方所崇尚的物质文化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有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尤其是社会心理问题。
费孝通认识到，艺术是解决人类冲突和隔阂，以及沟通人类情感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他说：“我是一个研究文化的学者，对艺术虽然没有很深的研究，但通过当年做民族工作，组织民族文工团，认识到艺术在沟通各民族和各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体会的。”
他讲这段话的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做好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与沟通的工作，在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下，中央成立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文工团），费孝通先生担任副团长。据费孝通先生回忆，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指示访问团里的文化工作者要通过艺术来促进民族间的团结。
他说，总理的想法很远大，他是想我们各民族团结起来，合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而加强凝聚力的办法，就是通过艺术。
他讲的这个例子是在告诉我们，通过艺术来沟通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这样的办法同样可以用在消除各个国家的文化隔阂和相互理解上面。对于不同的民族我们可以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字，但是对于美的音乐、美的舞蹈、美的画面我们是可以相互欣赏的。为此，费孝通说，“美与不美的看法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这是由一个民族的历史所决定的”
，“但这并不限制我们欣赏人家文化的美，其他民族的美我们也可以喜欢”
。他讲的这些对美的看法，实际上是对他所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最好诠释。比如，以上讲的是“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接下来要讲的就是“美美与共”的问题，他说“但我们不要光是借鉴别人的东西，也要把自己好的东西拿出去，得到别人的欣赏。在这一方面要好好地发展”
，“要让人家认识到我们的美，我们文化历史的可贵，要用这些东西去打破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
。他的这句话的核心内容就是，我们不仅要觉得自己美和会欣赏别人的美，还要能去贡献自己的美，让别人去欣赏。只有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能够民心相通，情感相通，并能相互欣赏，世界才会走向和平与繁荣。
笔者认为，费孝通讲的艺术的境界，包括了人的思想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以及个人创造力的发挥。这样的时代的到来，不仅需要物质基础，还需要有文化上的认识基础。在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中国的经济尚处于刚刚起飞阶段，对文化的认识还尚未提到日常议事上来，人们最关注的还是物质文明的发展。所以费先生说，“我们现在讲艺术，还超前了一点”
，我们现在“讲的还是科技，是讲科技兴国。但我们的再下一代人，可能要迎来一个文艺的高潮，到那时可能要文艺兴国了，要再来一次文艺复兴”
。
费先生曾说西方文艺复兴“是对人自身的自觉”。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出现过“人的自觉”，而今天面临重大的社会转型，也许还需要“人类对自身文化的自觉”。
当然，这里提出来的文艺复兴与西方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完全一样，西方式的文艺复兴是对宗教桎梏的反抗和反思，而今天的文艺复兴是对现代化的反抗和反思。但其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一个方面是都在古代文明和传统里找资源，像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到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找资源一样，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文艺复兴”也是在传统中找资源，这个传统可以伸向古代，也可以伸向民间，因为“礼失求诸野”，许多的传统文化就隐含在民间；另一方面是都将以艺术作为表现的形式和思考的载体。
既然“文艺复兴”是以艺术为载体，首先要讨论的就是艺术创作的方向问题，费孝通先生说：“现在的创作者只是跟着西方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健全的方向。”
当时费先生正带领笔者在西北地区考察人文资源，在考察的过程中，费孝通有感而发地说，“西北各地的民间的艺术非常丰富，比流行的香港艺术更是丰富多了”。针对这一情况，费孝通先生指出：“……我们毕竟是有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必然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可以满足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特别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生活的艺术、艺术的生活方面，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应当从这些方面入手，认识中国文化的性质、我们自己已经有的底子。”
费孝通先生讨论艺术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关心要创作什么形式的作品，他更关心的是艺术与文化与生活的关系，所以他提出了“生活的艺术、艺术的生活”这样的思考。而且他认为，曾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是当时的人类社会对人自身的理性的认识，而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文艺复兴是对人类自身文化的认识，因此，是从“生活艺术化”开始的，所谓的生活艺术化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生活样态，这种生活样态是从复兴传统文化开始，到最终则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生活模式。
为此，费孝通先生认为，现在需要产生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能满足人们现代精神生活要求的文艺样式。这包括很多方面，从文艺作品、从画图到生活用具，都包括在内。
他当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国内的学界还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但今天，当代艺术界的艺术家们都在探讨艺术回到生活现场，美学界学者们都在讨论审美日常化的问题，而从国家发展的趋势来看，政府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等概念。这些概念都不仅与艺术有关，还与本土的母体文化有关。在传统中、在自身的母体文化中寻找新的文化发展的资源和基础，这样的文化复兴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不同国家和民族中。最能让大家关注到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到世界不同国家的不同角落。笔者认为，这既是属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现象，也是属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艺复兴”现象。
费孝通先生曾表示，经济底子发展之后，还要有一个文艺发展的高潮。
我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他接着又说：“这准备不是哪一个人要准备，是要在人心中自然地发生出来的。”
这种自然地发生出来，这是因为生存问题解决了，就会去进一步追求美好的生活，这样生活艺术化才会有基础。而艺术化的生活的出现，也是文化自觉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因为艺术化的生活，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艺术形式，而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文化的载体，即文化的内容决定艺术形式的构成，所以这里就涉及我们的艺术化生活承载的文化内容是中国式的还是西方式的问题了，而当今在中国社会出现的“中式时尚”“中式审美价值”“中式当代艺术”，正是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实践，也是费孝通先生所期待的“文艺复兴”现象的到来。
这本集子里有两篇文章是最后追加的：《补课札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这是因为其写作的时间都是在2000年前，与本书的其他文章及对话都处于同一时期，有许多的关联性。从《补课札记》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派克教授提出的人文区位的理论，与费孝通晚年的心态研究以及他所提出的“艺术是文化的更高层次的走向”的观点有密切的关系。派克的人文区位学最重要的核心在于，把人文世界分为四个层次：基层是和动植物等同的，称之为区位层或生物层，往上升一层是经济层，再升一层是政治层，最高是道德层。
而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是想在道德层上再加一层，那就是精神层和审美意识层。他曾在文章中写道，共生体系和共识体系是派克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即他这方面思想理论的关键词。派克之所以认为人类可在共生的基础上达到共识，就是因为人心可通，而人心可通的基础就是人类有性灵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讨论心态，讨论精神领域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在琢磨人的性灵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思考中，试图在派克人文区位中的生物层、经济层、政治层、道德层的四个层次里，再找到一个更高的审美与精神层。他认为，这是一个审美的情感层面，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人类才能做到人心相通，才能达到不同文化的无障碍沟通。就好像是我们可以不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习俗与道德标准，但我们照样可以欣赏不同文明中的艺术的美感，这些美感可以唤起人类情感的共鸣，从共鸣的美人之美进而达到美美与共的共识，这是一架能沟通各文明之间的桥梁。如能达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就能跨越文野之分、东西之分的鸿沟。
他的另一篇文章《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是在写完《补课札记》后写的。费孝通先生曾说，“我是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生长的，而美国是在我的上一辈开始的，从起点上算差了将近一个世纪。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许多东西，他们已经都过去了。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他们现在的经验，还要学他们发展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把他们那时候的思想、文化来同我们现在比较。因为他们那时候经历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东西。我在《派克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派克的思想是不是过时了？也许在美国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国家却还很有借鉴价值，因为他那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或将要遇到的问题”
。
费孝通认为，我们读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结合现在的实际花点时间去吃透，可以让我们懂得，西方社会当时为什么会发生那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思想。从他们当时的变化，来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变化。然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两个变化遇到一起了，一个是机械文明，一个是信息文明。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文明是分阶段发展的，而在我们这里两个文明却重叠在一起了。
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也就是我们将遇到的问题，比他们当年遇到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了。可是，如果不明白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也很难解决现在的问题。因此，费孝通觉得我们要把他们那一段时间的思想理理清楚。他们那个时候正是社会科学大力发展的时候，费孝通认为我们现在也应该是。
他说，“后工业化应该是从计算机出来以后开始的。我一共访问过三次美国，一次是1944年，一次是1947年，一次是1980年。前两次我看到的美国还是属于资本经济的时代，后一次到美国，就发展到了知识经济的时代了，也就是信息时代了。在信息时代，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并着手解决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问题。比如对环境的治理，对生态平衡的保护等等”
。
通过追加的这两篇文章，我们对费孝通先生晚年为什么会关注人文资源、关注文艺复兴、关注心态研究、关注美好生活建设等问题，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这本《费孝通论文化艺术与美好生活建设》的集子与其他几本集子相比较内容不多，而且大多是讲话和对话，但却是费孝通最接近生命尾声的思考，里面的许多观点和许多思考在当时并未受到关注。曾记得当年他和编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总是说，他讲的这些问题在当时来讲还早了一点，他是把明天的问题今天讲了。所以，我们今天看来，他当年讨论的这些问题，正是恰逢其时。这是费孝通离开这个世界前对全人类的美好期待，在这样的期待中，人类将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进入一个以艺术为桥梁的“美美与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