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册《费孝通论乡村建设》共收录费孝通先生二十篇有关乡村研究方面的文章，分为“乡村与土地”“乡村与工业”“乡土重建及城乡关系”“农村建设新探索”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主要完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后一部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复出以后写的。这本集子对于今天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乡村社会结构，还为未来的乡村勾勒出了发展的前景。
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活动可以说是以研究中国乡村开始的，也是从做中国乡村的田野考察开始的。他一生共有三次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第一次是在广西金秀瑶山，第二次是在江苏的开弦弓村（江村），第三次是在云南禄村。这三次都可以说都是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但是第一次则是汉人去研究瑶人。
这三次田野工作为费孝通先生认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三次田野中影响最大的是江村考察，既是费孝通先生的博士论文内容，也是其成名之作。
这本博士论文在英国的出版奠定了费孝通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马林诺斯基亲自为这本书作序，他评价说：“吴教授和他所培养的年轻学者首先认识到，为了解他们的伟大祖国的文明并使其他的人理解它，他们需要去阅读中国人生活这本公开的书本，并理解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思考的。”
费孝通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说，只从80%以上的中国人住在农村里这一事实，可以看到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大部分还是等同于从农民的型式中发展出来的，因之至少可以肯定研究中国文化应当从农村入手。
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不仅帮助中国人，也帮助西方学者了解了中国的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马林诺斯基认为，费孝通的研究“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农民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切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十分罕见的”
。在这之前，从未有过学者用科学和客观的人类学方法去描述和研究过中国的乡村，因此，费孝通的博士论文一出版就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关注。
由于费孝通是以人类学的方法对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家进行研究，有别于西方主要是做原始部落研究的人类学，因此，在他的研究中不仅有空间的还有时间的维度，他的研究促使马林诺斯基对历史和人类学关系的思考，费孝通在马老师的影响下讲：“至少我认为今后在微型社区里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应当尽可能地重视历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与历史学者合作，使社区研究，不论是研究哪个层次的社区都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
这些观点的提出，打破了以往功能主义不关注历史研究的传统，并对费孝通一生的研究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使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有一条历史的脉络隐含于其中，也因此，乔健先生将费孝通的研究归为“历史功能主义”。
1938年，从英国获得博士回国以后，正值抗日战争爆发，费孝通到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抗战结束后，他到清华大学任教。从1938年到1941年这三四年的时间里，费孝通先后撰写了《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专著，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等诸多方面。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发表，都是建立在对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进行了微型社区的典型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这十几年是他一生学术打基础、高产并最具研究锐气的阶段，也是他最具国际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基本被翻译成英文，并产生国际影响力。
今天当我们重新读这些著作和论文时，不仅是感到亲切，还特别感到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所遇到的工业化冲击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而且是更加尖锐了。费孝通先生对于当时乡村问题的分析以及他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对于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来讲，仍然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在当时的专著和论文中的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如差序格局、代际传承、政道合一、乡绅阶层、乡村工业、乡土社会等概念对我们今天的乡村建设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有关中国的乡村建设，编者认为，涉及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乡村文化，一个是乡村治理，还有一个是乡村产业和经济。有关这些问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人性和机器》等一系列的著作和文章中做了非常深入的剖析。即使在今天，我们还需要回到乡土中去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所有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但这一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却被消失殆尽。
另外，编者认为，费孝通先生写的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的文化礼俗，尤其是文人士绅和知识分子在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也会给我们今天的乡村治理带来许多新的思考。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生活在乡村中的，不仅有农民还有文人士绅，而且这些文人士绅们在传统的中国乡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在文章中写道：士绅住在地方社区当中，以私人的以及法律以外的方式，同那些正式承认的、在官府中担任最低职位的官吏打交道。文人士绅发挥的这种关键作用，使得皇权统治得以施行，并且维护了村庄的传统社会组织。而且，古代圣人的教导便是通过这些文人来传递给农民的，并一次又一次重新界定农民和士绅都共同认可的道德目的的意义。
他们有的是祖祖辈辈生活在乡村，有的则是读书做官，或出外经商老了以后才回家乡，利用自己的知识以及官场或商场的人脉关系，帮助家乡发展，维系乡村的繁荣。所以，费孝通说，在传统的乡村“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
。但是，工业革命以后，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取代旧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回到既无社会地位又无事业可谈的乡村中去，而是留在城里，因此，乡村流失了一些最优秀的人力资源
。费孝通认为，都市和乡村是必须来回流通的。
从这桥梁上，城市里所孕育出来的现代知识输入了乡间，乡间出来的人才，受了现代科学的教育后，可以回去服务农村了。
这些话虽然是费孝通在上个世纪40年代写的，但对于我们今天的乡村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今天的乡村建设如果不能吸引知识分子的参与，仍然会难以成功。
编者认为，费孝通提出来的乡村工业是今天乡村建设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今天的乡村振兴大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旅游业，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游客，但忽视了当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下去，不仅是要发展农业和旅游业，还必须要发展乡村工业，如果乡村没有自己的工业，农民的生活将很难有所依附。这是费孝通先生一生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他的“志在富民”就来自于此。
他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由于人多地少，土地不但不能单独养活农村里的人口，而且也不能利用农村里所有的劳力。所以，在传统的乡村，人民除种田外，多从事一种手工艺以为副业。往往一村之内，全村居民均赖此为生，该村即以此种小工艺而著闻于当地。因此，在那样的时代，每个农民多少同时是个工人。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里养育了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同时也使得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手工业大国，因此，传统的中国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农业国家，应该与手工业合称为农工国家。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国的手工业制品就大量出口，并由此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到唐代，随着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海运的发达，中国的手工业产品通过内陆河流到达海岸港口。因此，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曾在他的书中写道：“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时光之中，中国的经济都为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
费孝通先生所考察的江村，在19世纪末之前，一直是出口蚕丝去海外的所在地。编者的家乡景德镇，在工业革命之前，所生产的瓷器曾销往世界各国。
但由于工业革命的冲击，手工不敌机器，中国的手工业产品不仅无法出口，就是本国城市的居民也热衷购买外来的洋货。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整个的大趋势是中国经济的彻底农业化，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之中。费孝通先生认为，失去了手工业的农业中国等于是个饥饿中国。
手工业没有了希望，也就等于说中国农村经济没有了希望。乡村工业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密切关联着农业技术和人民生计的复杂问题的一环。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费孝通一生都在试图推行乡村工业，他甚至认为，有一天乡村工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一个主流。
这些思考与他熟知西方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有关，他看到的是人类更远的前途。他说，若是手工业的前途是无可挽救的，我们放弃手工业又必然要接受集中都市的机器工业，则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工业中恢复人和机器以及在利用机器时人和人的正确关系。这就是一般西洋朋友们现在焦心思虑的问题。
工业革命以后，人与机器的对立，人的单一向度的发展，包括人的异化在西方的学术界都广为讨论。当然还有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乡村衰败等现象，也引起了费孝通先生的关注，所以他认为“生产方法”不但包括“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方式，“利用机器时可以有不同的社会方式，并不是一定要走西洋朋友所走过的旧路而一成不变的”。
也因此，他认为，我们一大部分可以分散的工业和农村配合来维持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是一条比较最切实的出路，而且这条出路里可以避免西洋机器文明所引起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不良影响。
当然，他也知道人类已经离开了农业文明，走上了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之路，要想让工业留在乡村，最重要的是乡村电气化，
也就是乡村现代化。他说，中国乡土工业的复兴必须以这种新动力作基础。有了这种动力，我们才能依每种制造过程的性质去安排工厂的规模和位置。
工业之所以集中到城市是因为集中劳动和集中分配资源以及集中分享信息，费孝通先生在当时就看到，电话和航邮使经营上的往来减少了密集的需要。
尽管如此，在费孝通的时代，他的这一理想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难以做到，但今天，当人类社会来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门，机械化将由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所取代时，费孝通先生理想中的分散式工业将不再是幻想。未来的乡村不仅可以实现小型的分散式工业，还可以实行智能化加手工艺式的家庭作坊制。等到乡村智能化以后，费孝通先生所期待的“通过现代化使农村变质，使农村成为一个更适宜于人类居住的社区”的愿望就一定能实现。同时他还说，我们所主张就地推广小型工业到乡村里去所可以实现在民生上的决不是美国式的生活，而是东方的小康生活。如果我们能在智能化、网络化的基础上恢复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手工业，一方面可以带来新的文化和经济的增长点，另外一方面，新的生产方式将会构成新的生活方式。手工业代表的不仅是技术，也是一种环保与生态的理念。在这样的基础上达到费孝通所理想的东方式小康生活，也就是环保式和生态式的小康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能如此，中国将会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这是一个可持续的绿色文明发展模式。中国如能率先走出这样的模式，就会成为无论在价值理念上和经济发展上都非常先进的国家，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所期待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重新阅读费孝通的著作，因为在他的著作暗含有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