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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编一套“费孝通精选集”，这对于编者来说是一件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费孝通先生是一位世界级的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位当代重要的思想者。他一生从未停止过思考，从年轻时思考中国乡村贫困的缘由，到中年关注少数民族问题及小城镇的发展，到晚年关注世界的和平与人类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从关注对人的生态研究进入到对人的心态研究，再进入到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的研究等。在他一生的研究中，隐含着一段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在他学术思想中的投射。而这段近代史正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现代的工业化社会，再迈向后工业化社会，迈向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也是从相对封闭发展的民族国家迈向一个开放的、拥抱全球化的国际性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还是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过程等。
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巨大而又曲折的变迁与重构，这样的变迁与重构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其中包括了中国人从对自身文化的批判及抛弃到走向重新认同及自信，从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及迟疑到学习及融入等心态变化的历程。在费孝通先生不同阶段的研究中，我们都能感受中国社会每一个发展阶段所呈现的时代气息。这主要因为：第一，他是一位社会学人类学家，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是他的观察和研究对象，记录下其不同时期的变化，并加以研究本身是他的职责。第二，他受过非常良好的现代教育，是一位非常敏锐的当代思想者，善于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出重要的理论，并将其描述出来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第三，他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政界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他的许多研究都参与过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并有机会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第四，他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研究视野宽阔，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具有世界性、全球性和前瞻性的眼光。因此，他的许多理论和看法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还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去再研究和再阅读。
可以说，当今整个人类世界让人最困惑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类是否能够继续和平地、可持续地发展下去？托马斯·弗里德曼说“全球化的第一时期（大约1870—1914年）将一个‘大’世界变成一个中等世界，但这次全球化（自1989年以来）将一个中等世界变成了一个‘小’的世界（地球村）”，“一个平的世界”。
他说，在这个迷你（小）、扁平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藏身之处。核武器和气候变化（更不用提恐怖主义、疾病、迁移、金融、食物和水资源等）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解决，国家或帝国只是在本国内拥有主权，并不能独自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位中国学者，不仅关心这一问题，还非常关心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发展是否能顺利地融入世界的国际大家庭中，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为此，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思想，希望中国人能回到自己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中国古代社会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贡献给世界，与世界不同的民族共同建构一个新的共存共荣地美好的时代。为此，他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并写下了多篇文章阐述这一思考，希望以此来促进世界不同国家的相互理解，相互欣赏，为人类能够共存共荣地生活在地球上而提出方案。
究其一生的研究，我们看到的是，他从一个点开始，即从研究家乡，研究乡村，到研究少数民族，到研究国家的发展，到最后关注人类未来的走向、人类情感的归属、美好生活的追求等。近期有人提出“费孝通的思想是否过时？”，编者的回答是，其研究不会过时，因为其研究是扎根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文化的实践中，是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大成者，是耸立在学术道路上的一座丰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由于他研究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今天，我们阅读他的书的感觉是正当其时。
尤其是当下，我们正面临世界的各种纷争，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乡村人口的疏离，少数民族团结需要进一步加强等国际的、国内的问题，我们越加感觉到费孝通先生的这些思考变得日益重要。丘吉尔称“你越能回溯历史，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
。阅读费先生的著作，我们不仅能看到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脉络，而且由于他的研究是来自“从实求知”的社会调查，许多研究能非常清晰地反映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因此，在阅读中，我们不仅回溯历史，展望未来，而且能够非常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的文化价值。费孝通先生严谨的做学问的方式和他学贯中西的修养，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思想、最熟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重量级学者。可以说，无论哪一个学科，要了解当代的中国社会必须要了解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一样，他的著作是所有国家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必读书目。
当今的中国需要有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文化的发展，更需要有理论资源导出的种种思考，来应对在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文化问题，包括如何解决人与人相处、人与社会相处，还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相处等等方面的问题。未来不再是一个讲究效益的时代，而是讲究意义和价值的时代，因此，哪一个国家的理论思考能够走在前面，能率先提出系列的符合世界和平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哪一个国家就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胜出。费孝通先生作为一辈子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其所思考的都是与此相关的问题，因此，他的理论和思考能帮助我们解答或启迪我们去认识这些当今所面临的挑战，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当代的思考、中国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贡献给世界。
正因为如此，编者在编这套精选集时，花了近两年的时间阅读所编辑的每一篇文章，试图在阅读中去理解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中每一个思想转折期的时代背景及他做这些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力图通过这些文章去理解他的人生追求及思考。通过反复地学习让自己对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经历有了一些认识及体会，希望在这里介绍和表达出来与读者们一起分享。
为了理解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我们可以先从了解他的家庭和他的教育背景开始，这是他学术思想构成的初始条件，也是确立他一生学术目标的起步阶段。
费孝通先生1910年出生于江苏吴江的一个乡绅家庭。他自己定义自己的社会属性是士绅阶级，文化属性是新学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多数还是在接受旧式的私塾教育，但费孝通先生的家庭在当时是属于比较时髦和前卫的。他的两位舅舅一位留学美国、一位留学欧洲，父亲也曾留学日本。正因为如此，费孝通先生从未上过私塾，是从他母亲最早开办的幼儿园里出来的，当时叫“蒙养院”，它是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幼儿教育的模式，学唱歌，学脚踏风琴，在那时候是很新鲜的。
这是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出发点。费孝通说，童年的教育很重要，它决定了我的一生，也可以说，一个人是从家庭中开始成长起来的，家庭是人一生成长的出发点。
费孝通说：“从那里开始，我按照当时的教育制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到同西方接触，到了英国，于1938年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告一段落，这是我一生中受教育的时期。”
从费孝通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由于西方文化不断的扩张，中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自守的文化，而是在西方化的影响下重新发展出来的文化。费孝通的家族就是最早受到这一文化影响的家族之一，而费孝通自己也是在这一影响中成长起来的。
通过查阅资料，我们看到，费孝通先生受过非常良好的英文教育，他18岁时进入东吴大学医学专业学习，但是两年之后，他放弃了这个专业，在“一种为医治社会疾病与不公的更伟大目标”的感召之下，他转向了社会学，认为这个专业比医学对于中国更有用。尽管东吴大学的两年荒废了，但由于这是一个教会学校，用的是英文教育，为费孝通日后打下了基础。
离开东吴大学后他考入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三年后又考入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学习人类学。早年燕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和清华大学的人类学专业，由于没有中文教材，基本上都是用的英文教材和英文授课，而且还曾邀请不少国际社会学人类学者到中国来讲学，这些为费孝通先生出国前的英文和西学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费孝通作为一代宗师，不仅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与他的老师们的培养也有关。他一生常念叨的老师有五位，第一位是吴文藻，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时期的老师，也是费孝通先生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引路人。吴文藻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文藻先生把此概括为“社区研究”。
费孝通常念叨的中国老师，还有一位是潘光旦。潘光旦是一位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发现应该以人为研究本体的社会科学并没有拿人作对象，社会俨然成为一新的本体，于是社会科学成了从社会到社会的本本，成了隔靴搔痒不着痛处的空谈。所以，他提倡社会学要以人为研究中心，尤其是将重点放在教育学的研究方面。他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在求其“安所遂生”，即求其“位育”，教育的目的也在于求人生良好的“位育”。
有关这两位中国老师对他的影响，费孝通先生在晚年的文章中提到过。他说，吴文藻先生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社会学中国化，一个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从实际调查中出思想，出理论。这一影响伴随了费孝通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是做实地考察，并将社会学与人类学融为一体来研究中国问题。他说，潘先生对我影响比较重要的思想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
费孝通先生是由中西学者共同培养出来的一代骄子，除两位中国老师外，在他的受教育的生涯中，还有三位外国老师非常重要。第一位外国老师是来自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Robert Park）教授，他是费孝通先生接触的第一位外国老师。1932年，应吴文藻先生的邀请，派克教授来到燕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传授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写道：这套方法是从现代人类学里移植过来的。西方当时人类学者都必须参与到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各族人民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去，通过切身的观察、理解、分析、总结，取得对实际的认识。派克和他的学生们就采用这种方法去调查芝加哥的都市社会，建立了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而派克是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吴文藻希望采用这种将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的方法来建立中国的社会学。所以，吴文藻请派克到中国来为学生们上课，也是希望他的学生们能掌握这一工具来研究中国社会，解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派克上课期间，曾带学生们去北平的天桥做调查。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式都是坐在书斋里，而派克却将他们带入到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到当时那些洋学生们从未接触过的底层社会中去做研究，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来讲是前所未有过。费孝通写道：以前我们是不去那个地方的，燕京大学的学生怎么能去那样的地方？
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对于费孝通先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费孝通确立了他一生“从实求知”的学术旨趣。
当时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吴文藻的主持下，不仅请来了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派克，还请来了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当时的费孝通先生有幸遇到了两位学科前沿的开拓者。如果说派克教授的授课让费孝通学习到了社区研究的方式，而布朗教授却鼓励他下乡去实地调查中国农民，这为他日后的江村考察打下了基础。
费孝通大学毕业后遵从吴文藻的建议，考入清华大学史禄国教授的门下学习体质人类学的硕士课程。
据费孝通介绍，史禄国教授是欧洲传统学术训练出来的世界级的人类学家，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包括体质、语言、考古以及当代各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
史禄国为费孝通的学术成长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在硕士期间，他给费孝通规定了三个学习阶段，每个阶段用两个学年。第一阶段学体质人类学，第二阶段学语言学，第三阶段才学文化人类学。其间还要自学一段考古学。
由于种种原因，费孝通只学习了体质人类学，后面两个阶段的学习并没完成。尽管如此，史禄国的教育对于费孝通是受益终身的。费孝通在跟随史禄国学习期间，除了体质人类学之外，还学到了他严谨的科学治学态度，以及对各民族在社会结构上各具特点、自成系统的认识方法。他说，后来我才意识到，从史禄国那里学到的有关人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原来就是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的组成部分
。
1935年在清华研究院结业后，费孝通接受史禄国的建议到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瑶族的体质和社会组织。这次实习可说是费孝通民族研究的初次尝试
，而江村的调查实际上是花蓝瑶调查的继续。史禄国对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曾在文章中写道：“如果硬是要问我这一生在社区研究上有什么‘得力武器’，我想到的也许就是从史老师那里学来的‘类型比较法’。”
这是当年费孝通先生在清华园生物楼里天天埋头在找体型类型和模式时，所打下的学术基础。至于费孝通先生在民族学上提出的“多元一体论”更直接从史氏的Ethnos论里传来的
。在晚年时，费孝通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我那篇文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路在60年前早已由史老师灌输入我的脑中，不料经过了多少坎坷的年头才重新在我笔下出现。”
1936年，在吴文藻先生的安排下，费孝通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在LSE，他师从弗思（Raymond Firth）和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费孝通入校后，以开弦弓村（即“江村”）的调查所得为基础，写成一部博士论文，并在1938年秋天顺利通过答辩。这本著作的中文名字叫《江村经济》，英文名字叫《中国农民生活》，这本书是马林诺斯基推荐给书商的（叫《中国农民生活》在市场上更有卖点）。当时的人类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大多还是像美洲、非洲、大洋洲上的土著，而描绘文明社会的农民生活的著作极少，因此，费孝通的著作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一方面是费孝通的文笔和研究角度都非常符合西方人的口味和习惯，另一方面，书中描述的有关中国这一古老的民族在遭遇西方文化时的困境和挑战，也让西方人看到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接触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因素。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论文完成后，马林诺斯基亲自为其写序，他热情地写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个优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到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当时的人类学界不仅很少有人去研究文明国家，更少有人去研究自己的家乡，因此，费孝通的研究可以说是开启了当时人类学研究的先河。马林诺斯基认为：“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的工作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服务”
。费孝通当年弃医转而学习社会学，目的就是要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来医治中国社会的病症，显然，他一开始的目标就直指这一点，即以自己的研究来为人类服务，为自己的同胞服务。这与他后来提出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思考是一致的。而马林诺斯基看到了他的这位学生的志向。他说：“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既然是一个人类学者，他毕竟懂得，再适应的过程是何等地困难。他懂得，这一过程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
的确，费孝通当时进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目的是社会责任高于学术追求，“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
。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丢弃自己的传统开始走向西方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重新选择文化认同的痛苦过程。费孝通深深地理解这一点，他要用自己的研究来帮助祖国的发展。
马林诺斯基是一位侨居在英国的波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祖国都深陷于其中，但他却不能用自己的学术来帮助自己的祖国，所以对于费孝通的研究，他非常羡慕和欣赏。他通过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看到：“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的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他在序言中说道：“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
可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讲，费孝通的研究案例展露出了他的许多主张。费孝通到晚年时非常感谢老师给他写的这篇序言，他说：“他看到这书字后行外的意向，指向人类应当用知识来促进世人的幸福和美好社会的实现。这触及了马老师心中早已认识到的社会人类学的应用价值和它的使命。”
正是认同这个应用价值，他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应用人类学，其目的就是为人服务。
在学术界许多研究是以专业学科为界别为中心，这样的研究固然会由于学术的规范让学者在专业领域中得到发展和认同，但有时候因为过于强调反而成为藩篱，限制学者的视野。费孝通先生一生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但他的研究从来不限于专业或受制于专业，相反，他是希望以专业的训练来服务于他的目标，当他的研究视野超越专业时，他常常是勇于和敢于打破它。所以，他说：“我有一次在国际会议上自称是被视为在这个学术领域的一匹乱闯的野马。野马野者是指别人不知道这匹马东奔西驰目的何在。其实这匹四处奔驰的马并不野，目的早已在60年前由马老师代我说明白了。”他认为，真正了解他学人类学目的的，进入农村调查工作的，在当时甚至一直到后来的同行中除马林诺斯基之外，为数不多。
可见马林诺斯基对于费孝通的影响不仅是在学术上，在人生的奋斗目标上也是巨大的。
费孝通对于他在马林诺斯基身边学习印象最深的是，参与马老师主持的每星期五下午举行的席明纳。这个席明纳当时有个通行的名称叫Anthropology Today（今日人类学），这个名称的意义各人可以有各人的体会，费孝通先生喜欢用“人类学的前沿”来理解，也包含着“赶上时代的人类学”的意思，实际上主要是马林诺斯基当时正在思考的有关社会人类学及时的问题，讨论的主题每个学年都有不同。
1936—1937 年期间，费孝通学的是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讨论的是做田野时如何制定“文化表格”；1937—1938 年，费孝通先生学习的是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动态论，讲的是分析文化动态的“the three columns approach”，即“三项法”。
“文化表格”和“三项法”都是马林诺斯基在席明纳里通用的，要建立这一门实证的科学关键是找到一套研究方法。马林诺斯基为现代社会人类学的这门学科确立了“参与观察”的实证主义的田野工作方法。他在席明纳里所提出的“文化表格”和“三项法”，一再强调是给田野工作者准备的参考工具，为进行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服务的
。这样的研究方法伴随了费孝通的一生，为他的研究找到了路径和工具。
了解完费孝通的学习经历和教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位由中外著名学者共同教育和培养出来的天之骄子，他从各位学术大师身上吸收到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营养，为他日后的成长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他者”“异文化”“主位”“客位”“局内人”“局外人”等是人类学里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一系列的概念源于传统的人类学家常常是去遥远的异邦，研究“他者”的文化，并由此形成反射自身文化的镜子，而达到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认识的目的。
但费孝通的研究有别于传统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没有去远方，只是在家乡，也不是“异文化”，这里面没有“他者”，都是他所熟悉的乡亲父老。对此，有外国人类学者表示质疑，认为他研究的不是“他者”的文化，而是“我者”的文化、家乡的文化，在研究中难免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对于这样的质疑，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费先生自己也有所回应。
通过对费孝通的教育背景的研究，笔者有了新的想法：费孝通研究的虽然是他饱浸于其中的家乡，但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到西方文化，这也是一种遥远的“异文化”；通过接受非常严格的西方式社会学、人类学的教育，他有了与传统中国人不一样的眼光，他既是“异文化”的观察者，也是“异文化”的接受者。因此，当他再去看自己家乡时，在某种场合会将其陌生化，以达到客观认识的目的。也即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既有“主位”和“局内人”的角度，但同时也有“客位”和“局外人”的看法。
费孝通一生主要是研究中国，所以是以“我者”的眼光去写“本文化”，并不完全符合西方人类学以“他者”的眼光来写“异文化”的要求，但因为他受过很好的西方教育，在研究是就不仅只有“我者”的眼光，当他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再来回望中国的时候，就不仅仅只是在研究“本文化”，而是穿梭于中西之间进行对比研究。
而且很有趣的是，仔细想起来，费孝通的一生不仅是做过“本文化”的研究，也做过“异文化”的研究。他曾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去观察西方文化，并且书写了大量的有关英美文化的文章。有关他的这方面的研究学界是有所疏忽的，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研究才构成了费孝通完整的思想体系。只有关注到了他的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他的视阈是全球性的。
为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费孝通的海外研究。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结束了海外学习。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到达当时的后方云南，并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其间，他在昆明附近的呈贡魁阁创建了社会学调查工作站。在那里，他培养了新一代投身于田野工作的青年学者，同时继《江村经济》之后，他又完成了一本有关乡村研究的著作——《禄村农田》。1943年美国有一个资助中国学者到美国做学术交流的项目，时年32岁的费孝通成为人选之一。1943年6月费孝通先生到达美国，他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禄村农田》的翻译工作（1943年7—10月），其间得到该校人类学教授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和他的学生保罗·库珀（Paul Cooper）的协助。此后他移师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完成了另外的一些翻译（1943年11月—1944年1月），在翻译过程中同样得到了美国同行的大力支持。《禄村农田》于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继《江村经济》后，费孝通又一本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著作。那时，他第一次到美国，非常激动，在去美国之前给朋友写信道：“我来了，我要来看人生的另一条道路。”所以到美国后，除了完成自己著作的翻译外，他还完成了系列的旅美文章，回国后，又于1945年在云南完成了《初访美国》的专著，大约有十万字左右。他之所以写这些文章，是一种对“异文化”的研究，目的是要由此要了解人生的另一条路，也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另一条路，并以这条路作为对比，认识自己，认识中国。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发生后，国民党特务加紧迫害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处境极其凶险，被迫离开云南，并于当年冬天重访英国，在那里待了三个月。那一年除完成了代表性著作《生育制度》和代表性文章《人性与机器》等之外，他还写了十几篇有关西方世界的时评文章，其中包括《重访英伦》。
编者仔细地翻阅了费孝通从1943年至1949年期间的文章，发现这一期间是他研究的高峰期。在这期间他不仅完成了他的许多有代表性的有关中国乡村研究的理论总结式的专著，还完成了大量的“写西方”的文章。1946年和1947年是他学术成果最多的两年，但同时，也是他“写西方”文章最多的时期。1948年至1949年期间，在完成了《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关于城乡问题》《城乡联系》等重要专著与文章外，他还写了17篇关于世界局势的文章，除有一篇写印度、一篇写日本的文章外，其余写的都是英美的时事，资料是来自当时的英文报纸。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先生不仅是用中西对比的方式来研究中国，也试图用中西对比的方式研究西方。他对西方的这些所谓的“杂写”，实际上开启了中国人类学观察研究西方的窗户。最重要的是，在这期间他对西方的研究，不仅没有耽误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反而加强了其研究的深度。最能代表他30、40年代研究理论高度的专著与文章，《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机器与人性》等都是出自这一时期。他写西方、观察西方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了中国的未来发展看看世界的另一条发展之路。
上世纪80年代复出以后，他又多次出国参加学术活动，每一次活动他都不放弃写作，如在1979年至1982年期间他曾写过《访加巡回讲学纪要》《赴美访学观感点滴》《访美掠影》《英伦杂感》《访澳杂记》《访日杂咏》等。通过“书写西方”，他更坚定了进一步研究中国、认识中国的决心。
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他认识到：“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
他认为，我们要走现代化的道路，但并不是盲目地跟在西方后面，需要用自己的脚走出来。要走中国自己现代化的道路首先就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所以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思想，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明白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做到自知自明，其目的就是掌握文化转型和发展的自主权。
晚年，费孝通参加过一些考古学术论坛，还阅读不少有关中国哲学历史的书籍，就是为了补充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方面的知识。他在一次与李亦园先生的对话中说道：“最近我在看顾颉刚、傅斯年、钱穆这样一些人的传记，他们都是从私塾里边出来的，是我的上一代人。我和上一代人的差距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学的根子在我这里不深。”
李亦园先生的回答是：“像陈寅恪、顾颉刚他们那样一种学术研究，没有办法提出一套可以供全世界的学者了解的人们如何相处的理论。您一开始就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想法，是从旧学出来的学者很难提出来的。您提出的理论，是一个有了一番国外经历和西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提出的对自己民族的看法和理论。”
编者认为，李亦园讲得非常对，费孝通先生既是一位中国学者，又是一位通晓西方学术和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他看中国的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从中国的角度，还包括了从世界性的角度来看，所以以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即使是自己的家乡也一样夹杂有“他者”的眼光。多一种眼光看问题，会更全面和更有优势，也会更客观地看待自己本土的文化历史，在他那一代人里这样的学者是不多的。
当然，萨林斯和亨廷顿都注意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传统国家开始复兴自己的本土文化，而推动这一复兴现象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大多数都有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经历。正是这种西方教育，让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反而有了新的认识。而费孝通是中国较早受到西方教育的一代人，所以也是较早重新认识和肯定自己传统文化的学者。因此，这种高度的本土化文化自觉精神不是由完全受本土教育的学者提出来，而是由费孝通这样受西化教育很深的学者提出来，有其背后很深的原因。
费孝通先生的一生一方面是站在全球性的高度，通过中西方对比来研究中国，另一方面又是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研究中国，还有一方面就是在历史的脉络中去研究中国。多条线路的研究方法构成了费孝通的学术体系，而这条学术体系所呈现的就是近百年的中国文化自觉和中国文化反思，这既是费孝通先生建构的，也是这个时代中国人思考的集体反射。
以上叙述的是费孝通思想形成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研究角度与方法，下面编者将叙述自己编“费孝通精选集”的思考。这套精选集首先是要方便读者查找，以前编辑的“费孝通全集”或“费孝通文集”，主要是按照时间序列，不按主题，所以不方便查找。为此，编者遵循如下三个原则：第一，按照主题选择文章，当然主题后面也隐含了时间，因为费孝通是根据时代背景而选择研究主题的。第二，因为专著有单行本，也方便查找，于是就不选入，主要选入的是文章。第三，主题要与当前社会的需要相结合，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有所启迪。
为此，编者选择了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费孝通论乡村建设；第二部分：费孝通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民族关系；第三部分：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第四部分：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与学科建设；第五部分：费孝通论文化艺术与美好生活建设。这五个部分代表了费孝通的五个学术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特殊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编者将这五个部分，编成五册精选集，每一册的主题都与中国的当今发展息息相关，既可以成为各个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基础理论研究部分的参考书目，也可以成为各级政府学习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在每一册精选集前，编者都写了自己的编撰思考以及对其研究内容的认识，以帮助大家抓住阅读的重点，同时也是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