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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十月间我到吴江县开弦弓村，三访“江村”。这个村子在震泽镇附近。我姐姐费达生21岁时就在这个村子里开办了第一个农民的缫丝合作社，既生产，又推销。后来这个合作社被日本人破坏了。我1936年曾在这个村子里养病，到农民家里同很多老年人谈心，了解他们的情况。后来到英国，用英文写了一本书：《江村经济》。
这个村子，代表太湖流域的很多农村。经济上的特点是农工并举。工是手工业、养蚕、制丝，一直到织绸。解放之后，1956年，我又去这个村子重新看一看。因为当时一位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率领澳大利亚代表团到中国来，向总理提出要求，想看看这个村子。总理说，很好，我们欢迎外国朋友去看看我国农村的面貌。总理表示任何一个农村都可以拿出来给世界上任何人看。我们有了进步，要让人家知道，人家有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去了之后，我又接着去。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帮助我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全面调查。1957年春我是在震泽度过的。后来回到北京，我刚写出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就开始反右斗争了，这件事就搁下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有机会再到这个村子去，三访“江村”。回想起来真不容易！二十几岁去调查过的地方，经过将近半个世纪，过了70岁，再回到那个村子去调查。国外很多朋友也很注意这件事。在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记录：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能看到这么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通过这个人的直接观察，把这个变化记录下来，使大家可以明白。
实际上我们去年（1981年）去看的时间很短。今年年初到春节之前，我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由江苏社科院社会学所牵头，“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四个地方集中了十几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一同去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不长，又都是新手，可结果还是很满意的。江苏社科院的同志编出了一个《江村信息》。
今年春回北京后，我们很多人感到，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已经出现了。农村活跃了起来，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去年我们调查时发现，三中全会前，那里的农民集体收入加家庭副业，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上下，三中全会后，三年内，从100元上升到200元，又上升到300元。这个速度是惊人的。而且这个村子的发展还不是最好的，不是一个很突出的村子，而是中等偏下的村子。最近我们去的时候，农业生产形势很好，大家感到丰收在望。我们走后，来了一次冷空气，晚稻正在灌浆，受到不少损失。尽管这样，今年的粮食收成还能比去年增加很多。这是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他们正在准备大搞社队工业，投资开新厂，老厂今年开始已向国家交税，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样，工业生产的收入比去年少了一点。预计今年人均收入仍可以增长30—60元，达到330—340元。这说明农村真是欣欣向荣。
看来，在不长的时间里，由于进一步贯彻生产责任制、发展专业户等政策，农村生产的商品化速度会更高，农民的收入会更快地增加。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两个问题：“出”和“进”的问题。“出”就是农民的商品到哪里去，“进”就是农民钱多了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想从这一方面下点功夫，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还只是在以一个农村作单位的水平上。去年回去以后，我们感到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了。应该进一步看到，农村发展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也就是市镇。我们感到农村不能一个一个独立地发展，它必须依靠许多农村一齐发展，并形成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市镇。什么叫镇？就是有那么上千人或更多的人，不管是做工的还是种田的，聚集在一起，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就叫它“镇”。
集镇是怎么产生的？它在经济生活里面起什么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它应当具有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这些都是问题。我们这一次就是想来看一看，探索一下，怎么进行调查研究。因为不同实际结合，我们不能真正理解怎样去调查这个问题，它有什么意义。我们新中国的社会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是要结合中国实际的，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这是我们的三项原则。要发展我们的社会学，就必须密切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社会调查，科学地观察、认识客观存在的事物；然后找出发展的规律。一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书里翻出来的，更不是从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要看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先来探索一下。这次我们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几位同志同我一起来，到吴江住了半个月，然后一路到苏州、常州，粗粗地看了一下，访问了一下，就到了南京。现在我想讲一讲集镇形成的历史过程。
集镇出现很早。我国很早的古书里就有“日中为市”。《康熙字典》说：“买卖之处也。”市就是做买卖的地方，就是交换商品的地方。云南叫“赶街子”。街子有“龙街”“羊街”，就是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排下来，十二属相里面，“龙”这一天赶集的就叫龙街。大家从各处来到这个地方，人头济济，热闹异常。为什么叫“日中为市”呢？因为农民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带来卖，从住的地方走到这儿，最远的地方要半天；再远当天就回不去，所以不能赶这个街子了。最远处的人走到这儿是“日中”，所以叫“日中为市”。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道理。到日中的时候人最多，各地方的人都来了。买卖完毕，大家都各自回去。
早期吴江县城主要有四样东西：一个衙门，一个监狱，一个文庙，一个城隍庙，这些是县城的组成部分。县城很简单，很小，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我查《吴江县志》，上面记载在吴江城外一里有一个市，叫盛家埭，在长桥附近。城里没有“市”，因为各地方来的人，怪里怪气的，要偷东西，靠不住，不安全，小孩子害怕，所以要到城外去搞。解放前，我们在云南考察时，看到过一个县城，同早期的吴江县城一样，里面就是一个衙门，一个监狱，一个文庙，连城隍庙都没有。离开县城一里路，有一个很大的赶街的空场。早期的城（镇）同集（街）是分开的，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商业中心。
后来手工业逐步地发展了，男耕女织。妇女在家织布。我的妈妈的嫁妆里就有织布机。60年前，我们家里的妇女还要纺纱织布。织的布自给一部分，例如我们当时的鞋布就是自己织的，多下的就卖出去。这种手工业分布在广大农村，不光是织布，还有丝绸。中国的丝绸历史很长，是出口到欧洲的主要的大宗商品。缫丝要很多人，主要是在广大农村。吴江县盛泽附近的农村里，就有很多人缫丝。吴江县松陵镇等靠太湖的地区以养蚕为主，养了蚕后，缫了丝运到盛泽去织，所以盛泽是丝绸之乡。最盛的时期可以一天出产1万匹，口气很大，叫“日出万匹，衣被天下”。这话不是太夸张，现在盛泽出的丝绸还占全国出口的1/10。同现在不同的是，当时是手工业，家庭副业。后来一部分逐步发展到作坊工业。就是有的人家不种田了，雇几个工在家里靠几个织机搞起小作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解放的时候这个地区是以作坊为主，最大的有二十几个机子。在作坊工业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聚集在一起的作坊群，形成了盛泽这样的镇，成了农民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中心，同时是一批作坊集中的地方。据史书记载，盛泽有一个时期曾有三四万人。史书描写了来自各地各方面的要员贵官，带着钱到这个地方来的情景，可见盛泽是当时的繁华胜地。
还有一种集镇，是商业中心，这一种镇多得很。我们江苏太湖流域地区，有的地主不愿住在乡下，买了农民的地，剥削农民，自己住在镇上。解放的时候，我的老家吴江县同里镇上就有三百多个地主。这个地方，离吴江县城只有6公里路，却是一个安全地带，历代战争，太平天国，军阀混战，抗战都没有打到那里去。所以吴江县城的人一听说要打仗了，就急忙摇着船到同里去，一到那儿就安全了。这个地方四周是水，水道纵横，不熟悉的进不去，一进去就迷路。这个地方是地主的安全岛。
这300家地主搞收丝、米行、油行、典当等。在这个镇里可以看到不同的行业。集镇的最基本的作用是农产品出售的地方和工业品进入的渠道。我在1936年去调查时，碰到很多新鲜事。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从震泽镇坐一条航船去开弦弓村，不要花钱，交通是免费的。划船人的收入是由镇上人给的。农民到镇上出售谷子、出售丝，都要经过他，他是个经纪人。我到震泽一看，邻近地方许多村子的航船都到这里来，震泽是附近村子的中心，农民生产的米、丝通过它进城，酱、油、盐、工业品通过它下乡。
我们通过调查，知道震泽这个镇，在它周围的农村里有20万左右的人要依靠它，要在这个镇上进行商品交换。这使我们认识到，农村好比一个很大的细胞，集镇犹如中间的核心。一个是面，一个是点，这个点把各个村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活动的社区，这样就成为我们江南水乡的一个集镇。这是集镇的基本功能，同时还有其他内容，像吴江县城松陵镇，当时是剥削阶级的政治中心；还有一种，像盛泽就是手工业中心。可见有各种不同性质的集镇，星罗棋布般地分散在大地上。现在江苏省统计下来，全省大概有两千多个集镇。吴江县为数最多，光著名的大镇就有10个以上。集镇是农村商业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是农村政治、文化的中心。这里农民的生活，不是直接同上海发生关系，也不同苏州、南京发生直接关系。它是同自己的细胞核心发生关系的。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所谓集镇。
解放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剥削阶级倒下去了，以地主居住为主的集镇，起了很大的变化。像有300户地主聚集的同里镇，一下人少了许多，很多镇上的人，土改分到了土地，回农村了。人口疏散了，集镇的经济也随之削弱。第二个变化，就是农村商品流通渠道有所改变。现在有一类、二类、三类物资之分。一类物资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包括粮食、油、蚕茧等。这些物资是直接从农民手中取得之后，不要经过集镇，就送到城里了。以前这些都要送到镇上加工，如米行、油行等等，现在这一关不要了，因而很大一批经济活动从集镇上消失。二类物资的收购，我们没有足够的和方便的收购中心，没有个中间站。吴江有的地方农民养的猪要运到上海去卖，这点农民很有意见。因为那么远，再要排队，很花时间。而且机帆船路上走三十多小时，猪死了，还有损失。
集镇中的商业活动有不同的系统，有些属商业局，有些属供销合作社。在震泽，我问过一个小店，他们说这个店是国营商店的派出点，商品由上面统一批发，农民买什么东西，买多少，他们一概不管。执行这种政策，集镇当然就失去了它繁荣的基础。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过去搞“以粮为纲”，农村里副业少了，商品交售也就少了。除非上面有派购的任务，要收购的东西，农民才搞，不收购的，就没法搞。像兔子，上面开始要收肉兔了，大家都养肉兔，后来不要了，大家只得自己杀了吃。不久上面又要收购兔毛了，大家再养毛兔，去年和今年兔毛跌价，他们又要杀兔子吃了。对这种上面要就催得紧、不要就推的现象，农民很有意见。这不是为增加农民的收入服务，而是农民为国营的外贸公司服务。不管怎样，农产品直接收购去了，中间渠道不再需要了，集镇上也没有多少东西上市了。
现在，集镇上人自己找出了一条后路，就是工业镇的性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过去说集镇是消费性质的，这话一半正确，一半不正确。正确的一半是因为过去镇上有不少不事生产，成天坐那儿吃喝的寄生者，这应该改变；不正确的一半是没有看到，它起着流通的作用，搞商业活动的人不是单纯的消费者。消费不是坏事情，人人是消费者，生产是为了消费，过去提出把消费城市改为生产城市是不完全正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改变后，农村繁荣起来了。农村搞多种经营了，由单一性的自给自足经济进入一个商品化的经济。这是正确的道路，是繁荣之路。然而这么多商品出来后到哪里去出售，这里缺少一个纽带，就是集镇这个流通渠道。农民手里有了钱，要买东西，买什么，到哪儿买，也要通过集镇。现在农民提出要多少个“机”，而且要名牌，缝纫机一定要蜜蜂牌，手表要上海牌，可目前的轻工产品生产同群众生活提高结合得不紧密、不合理，很多农民的东西，集镇上买不到。我们要真正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生活需要出发，来研究我们应生产什么，用怎样的渠道来供应。譬如说，现在农民人均年收入到300元了，孩子结婚，要造房子，可是木材没有，很难买到，得到处磕头，拉关系。我们就应该研究，在江南，不是生产木材的地方，建材就要来一个革命。日本现在就不用木头了，他们建房用的是钢、水泥、塑料。我们也不能老迷恋过去的砖木结构，能不能有个机关真正研究一下农村的建材问题？农村的新房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结构？去年春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坐在万里同志旁边，他对我说：你做个好事，为农村搞个新村的方案。现在农民收入高了，应该帮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眼下有两个问题：一是材料，一是设计，真正要提出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方案，不简单啊。农民的房屋不光是用来住的，还要养鸡、养猪等，猪栏、鸡舍都要和住房建在一处。这么多因素，要设计一个最好最便宜的住宅，是门学问。我们的科学要为这个服务。我们南京工学院的建筑学系是不是可以花点力量，搞出几种方案？要有我们水乡特色，让人家看看我们美丽的江南。
党的三中全会后，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开始冲击我们十几年来已经习惯了的体制。我们现行的体制在当时还可以，可现在、将来，它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了。我们在集镇调查，就发现到处碰到条条框框的束缚，要做事，没法做，要管也管不着，问题都不敢提，不合理的情况很多。我们看到，农村有股很强的力量向镇上冲击，向那一套定死了的条条框框冲击。我们看现有的户籍制度就不很合理。镇上的实际人口远远超过在册人口，就是说镇上还住有不吃商品粮的很多农业人口。盛泽3万人中，有1/3的人是不在册，不吃商品粮的。
另外，从人口分布上还可以看出一个严重问题。在江村一个大的生产大队有2000人，集镇一般现在在1万人上下，从集镇到城市人口数量要跳一大步。常州有40万人，苏州有近70万人。再远一点，上海1000万人，北京也快到1000万人了。看来，在人口数量上城乡差别太大了。现在面临的人口问题是，下面农村劳动力过剩，亟待解决。中等以上城市又存在待业青年多的现象。然而有一个地方却是需要人，即小城镇。每个小城镇都要发展，都在向我们要人。可是招工指标却不给，原因是这里有个吃商品粮同不吃商品粮的区别。总之，这里面情况很复杂，我们应一环一环地连在一起研究，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得清的。
我们深深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综合性的小城镇调查研究，包括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各种体例、规章制度，都应全部综合起来看一看，理理清。大家认为这个题目提得很好，确是应当研究研究的。城乡在人口比重上究竟应是怎样才合理？怎样才符合于我们向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的需要？现在固然还不能根本上消灭城乡差别，在目前应当是缩小而不能再扩大差别了。朝着这一方向，我们来研究当前的问题，就是要研究城市、集镇、乡村在社会发展上是怎么形成差别的，看看我们中国现在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它，才能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这是个相当艰巨而又相当有意义的课题。
前些天，我们向吴江县委、苏州地委，昨天、今天又到省委汇报了这个意见，他们都很支持。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是所有人民都很关心的问题，希望各级的党政领导能带头重视这样一个调查研究。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愿意作为一方面的力量，参加这一项研究工作。让我们一起来把这项研究工作认真地、有计划地开展起来。在进行中必须依靠各方面的协作，不仅是社会科学方面，将来还需要有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协作得好才能为我们江苏、为我们国家做出贡献。
1982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