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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内地新工业曾发生过人力缺乏的严重问题，在那时候各种较大规模的新型工业在后方都已经开工，一时需要大批技工，可是哪里找这许多技工呢？西南一带在抗战以前的新工业是没有基础，内地原有的技工人才显然不够供给这突如其来的需求。临时也难造出须经相当培养的大批技工来，因之，新工业还得靠沿海沿江原有工业区里搬迁出来的技工来支持。据史国衡先生1940年在某工厂调查结果，63个技工中有60个是外省人，内地工人大多只能当帮工和小工，40个帮工中有31个是内地工人，41个小工中只有8个是外省人。这些数字充分表示当时新工业的技工里极多是外省来的，在这批外来技工身上，内地新工业得到了它立足的可能。
当时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不是正常的，建筑在外来技工身上的内地新工业并没有获得稳固的基础。不久上海、广州、汉口等已沦陷的工业区，在敌伪的控制下，一部分工业已经恢复了过来。除了少数富于爱国情绪的，大多数工人已经觉得在当地可以获得就业机会，并不急于要到后方来了，而且我们的政府在争取工业人力上始终没有采取积极和有效的措施。各工厂分别地、单独在沦陷的都市中秘密招工，后来，后方生活费用猛涨，交通阻滞，不但沦陷区的工人不敢贸然就道，连在那些地方招工的工厂也觉得交通费用太大，无法担负。于是外来技工的来源可以说大都阻塞了。
外来技工来源一时阻塞，而后方工业还是在不断发展中，人力缺乏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民国二十九年到三十年，这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人力缺乏并不能阻止新兴工业的建立，整个后方工业里却发生劳工不稳定的恶果，譬如甲厂要招工人，市面上并没有新的人力可加以利用，于是想各种方法来吸引在别厂上工的工人转厂，乙厂的工人被挖了出去，为了维持工作，不能不用同样手段来向别厂挖掘工人。实际工厂里只有一个空位，但这却已够使大批工人因此而在各个工厂中不住地流动起来。在工人方面说，动一次可以好一次，工资提高了，待遇改善了，地位升高了。可是从工厂方面说，却蒙受很大的损失，纪律无法维持，效率每况愈下。曾有一个时候管理员为了工人到处委屈求全，可是工人却气焰高涨，一语不合就可以卷铺盖，不怕第二天找不到更好的位置。在生产上的损失实在无法估计，至少得超过所受轰炸损失的好几倍，所以树立内地工业人力基础也就成了当时的严重问题了。
新工业中并不是没有内地工人，我在上文已提到在帮工和小工等非技术工人中，内地工人是占着多数，于是我们要问：这些已到了新工业中做工的内地工人能不能被提升成技工，用以增加技工的供给而减少劳工的流动呢？要回答这问题我们得看到两方面：第一是这些在新工业中的内地工人是否稳定？第二是他们在厂中有没有学习技术的机会？
据史国衡先生所调查81个内地工人中却有45个自己承认是为了要逃避兵役而入厂的。他们家里大多有着相当田产，并没有出来“吃苦卖工”的必要，只是因为逃兵才不能不出来躲一躲。这批人不但没有在新工业中上进之心，而且既有的工作都不想好好地做。当然，在内地工人中自然也有破釜沉舟矢志在新工业里谋出路的，但是他们教育程度极低，字都不识的小工要升到能看图纸、能运用复杂机器的技工，即使不是难如登天，也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实现的。而且一个天天扛原料的小工，可以在工厂里住了一年，连机器都没有看见过。当然，工厂里大多有升迁的制度，规定从小工升帮工、从帮工升技工的办法，但能利用这办法爬上去的，实在并不多。所以我们若要希望内地工人能在当时的工厂机构中培养成技工，至少是一件极难的事。
一方面后方工业已经领教了技工缺乏的打击，而另一方面又不容易在原有工厂机构下产生大量的内地技工，那怎么办呢？于是发生了新工业中的艺徒。这是说新工业已觉悟到非拿出一些本钱来培养它所需要的技工人才不成了，起初各工厂是各自为政的，各厂对于艺徒的训练、管理、待遇等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极端可以说是工厂附设的初级专门学校；另一极端却是在徒弟制下童工利用的复活。前者多见于国营大工厂，后者多见于私营的小工厂。
可是不论艺徒的性质如何，新工业采取了艺徒制后，人力基础的确安定了不少。内地新工业中采用艺徒制还在三年之前，一个完全的徒工固然要三年到五年的训练，但在训练期间，他们有过一些基本技术之后，就能实习，换一句话说，就能在工厂中担任正式的工作。所以这三年在艺徒制中已产生了为数不少的新工人，我们知道一个工厂，艺徒出身和尚在当艺徒的工人已经担当了全厂一半以上的工作。这实是内地新工业中的大事，应当大书特书的，因为这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胜利，解决了后方生产中一个严重问题。
可是正因为艺徒制对于新工业是一个应急的措施，这个制度也很容易发生流弊。我已说过有些小工厂，老师傅们借此名义招收童工，他们可以用较低的工资来榨取未成年儿童的劳力。我们当然可以记起当英国工业发展的初期，也曾因为人力的缺乏，为了要减低生产成本，普遍地雇用过童工，写下了工业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前鉴未远，我们是否在走这条老路？
为了防止艺徒制的流弊，最高国防委员会规定了艺徒训练的办法，而且在原则上把这件工作视作是政府举办的事，由政府委托各大工厂推进艺徒训练工作，并且顾及个别工厂不能担负这项经费，所以由国库支给。这种措施无疑是值得赞扬的善政。因为新政推行未久，有的成就和所遇到的困难还不好说，可是我们觉得艺徒制对于我国工业的前途影响极大，所以极愿意促起社会人士的注意，而且更希望主持和办理这件新事业的人能互相公开地把他们宝贵的经验多多发表、讨论和检讨，使我们所需的新工人能更有效地产生出来。
最后，我愿意附带地提出几点和负有推动艺徒制度者加以商榷。
艺徒训练的意义是在由工厂来担任初级专科学校的职务，它的长处是在设备上的便利，在这个时候要大规模地创办合适的初级工艺学校是件极困难的事，所以借已有工厂来作训练机构，在设备上说是最经济、最便利了。但是把这种教育事业加到一个以生产及营利为目的的工厂身上去，对于工厂却是一个额外的担负，间接加重了生产成本，虽则政府在原则上是承认训练艺徒的费用应当由社会来担负、由国库支付，但是事实上，政府所给予工厂的津贴为数极少，据说还不够艺徒的饭食。于是在工厂立场上说，自然得极力在可能范围中，使艺徒能及早自给，使他们能参加生产工作。这个倾向是无法避免的，除了在政府支持下，不必讲营利的国营工厂外，若是要把这笔教育经费转入生产成本，这个工厂和其他工厂竞争上，就处于较劣的地位。若是在工厂里训练艺徒不免有侧重于使艺徒早日参加正式工作的倾向，则艺徒训练在不大有效的工厂检查制度之下，很容易被一辈以营利为目的的工厂，利用做招收童工的护符。要防止这种流弊，最好能及早规定只有国营工厂才能担任这项工作，而且在预费上加以提高，使训练工作不致增加工厂担负。在实行艺徒制度的初期，尤宜考察各厂实施的状况，对于管理有成绩的加以鼓励，而对于没有成绩的加以取缔。
还有一点可以提到的就是艺徒训练的内容，以工厂来担任这项工作，很容易偏重于技术上的训练而忽略了一般性的教育以及青年生活上的教导，艺徒的年龄大多在13岁到16岁之间，这是生理上变化最强的时期，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片面的技术教育，而且要养成一套完全的人格，在工厂里的生活多少总是容易向片面发展，更因为求学习技术的效率起见，甚至可以将那些艺徒长期地和家庭及女性隔离，管理艺徒的人员在肩负着一个家长对于子女的责任，怎样能使艺徒不成一座机器而成一个人，那实在是艺徒训练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对付惯机器的工程师也许不易发生兴趣，但是在社会立场说，若是在这20年中培养出的新工人，在普通生活中不太健全，而把将来的工业放在他们肩上，是一件极危险的事。将来的工人是一个工业化、社会化的主干，甚至可以想作是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早期的修养一定会影响对日后的行为，整个社会都会受他们行动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艺徒的训练应当成为现代教育家的研究对象，现代教育家决不能自限于学校之内，工人教育的确立实在是他们的不容卸脱的责任。
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