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不记得哪一天报上读着一段小评论，意思是说，现在靠体力劳动的人不像以前那样对那辈劳心者望尘莫及了，他们现在所得的报酬提高得很快，以前不能享受的，现在也可以享受了，这是抗战后一个极好的现象；财富的重配，使以前贫富的鸿沟可以破灭，平等有望。
一点都不错，我在滇池附近的一个新工业区参观时，管事的同我说，一个工人好好地工作，一天可以得到6元国币的工资，一个月算起有180元的收入，而工作却很简单，只要坐在那里打石块。180元的收入，比了经过大小考试几十次，面壁四年才毕业的大学生的平均收入高过1/3，体力劳动者的报酬谁能说没有提高呢？可是问题却在工资的提高会否增加了体力劳动者的物质享受呢？
昆明市上的拉车的，一天有10个顾客，至少可以有五六元的收入，一个月也有150元左右，可是拉车的家里添了什么比较整齐的家具？工作之后有没有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换一换？孩子们是不是多了一些进学校的机会？家里是否比以前和睦了一些？少打了几次老婆？以前不能享受的，现在是否在享受呢？换一句话说：劳动者的生活程度是否提高了？
我虽没有多少统计来做我回答这些问题的根据，可是依我普通所得的印象来说，除了少数汽车夫之类的技工外，一般帮工的生活程度似乎在工资猛涨中并没有显著的提高，若要找原因，那当然是很多：好像物价也在涨，生活习惯一时改不过来，以及当地劳动者大多染有嗜好等等。可是我在这里并不想把这些原因一一提出分析，我只想提到一点，因为这一点是很根本，但是不大受人注意，至少是常被一辈经济学家所忽略的——那就是推动一个人生活的经济态度。
以拉车的来说罢，工资高，并不一定是指每个拉车的收入增高。因为以前从车站到大西门跑一次只得到了2毛钱，一天一个拉车的非来回跑三四次不能养家糊口。现在工资是涨了，跑一次可以有1元半，可是拉车的却并不一定要来回跑三四次。跑一次就算了。他实际的收入可不是依然如故么？工资提高，既不一定提高工人的收入，生活程度自然也是不一定提高了。为什么他不多跑几次，多挣几块钱，上电影院去花个黄昏呢？依我看来在这里作怪的是我们几千年消遣经济中养成的基本态度，若是明白了这个态度，传统经济中许多特色就很容易了解了。
也许有人觉得这种自暴自弃的拉车的真是不值得我们的注意，至多是给他们教训一顿，甚至立个法律强迫他们一天多拉几次车。这辈人不懂得最简单的经济原理就是：多劳动，多生产，多消费。连这一些打算都没有，怎么要得？可是我却不敢这样说，也许我自己也是个该被骂的人，反而觉得拉车的不但有他的道理，而且这道理是值得我们细细想想的。
说他们不懂得经济之道，可是请问：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一问，问题就多了，因为所谓经济，人各一说，很少有共同的定义，19世纪以来西洋论经济者大多以“最少痛苦来换得最大快感”作为个人经济打算的基本原则。依这种快乐主义者的假设来说，人生来有种种欲望，欲望的满足是快感，可是要得到快感，人们得获得用来满足欲望的东西。这东西不是全能毫不费力地直接取之自然，它有限，稀少，需要人们费手费脚，加以搜集和改造，才发生效用。在这创造效用过程中，我们得忍受一些痛苦。这样说来，人生的快感是要以痛苦来换取的。在这矛盾上发生了经济，经济就是如何以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的打算，也就是普通所谓值得不值得的考虑。每个人都这样打算，这样考虑，相互间合作来达到利益的目的而发生经济行为；行为所循之方式传统化而成经济制度，因而造下了一个社会秩序。
依这种说法，人类行为可以很明白地分为两类：一是忍受现在的痛苦，创造将来可以享受的效用；一是享受本身。前者是生产行为，后者是消费行为。不但在普通经济学课本中可以分章分篇来讲，而且在现代都市中生产的人，也可以此来把周日和周末，工厂办事房和海边娱乐场分成各成段落的两部分：一是痛苦的生活，二是享受的生活。甚至于我可以相信他们周日在工厂里劳作的目的是在得到享受周末海上迷人的一刹——他们为了要追求人生的快乐，所以愿意在尘嚣中受罪。
一个人若把欲望看成快感的导线，若把人生的意义放在追求最大的快感中，他势必让欲望加速地推进，他依赖于外界来满足欲望的地方也因之愈来愈扩大；他需要支配外界的能力也愈来愈增加。多劳作，多生产，多消费的三多主义才成了经济生活的理想。人愈想享乐，增加消费，愈须生产，耐苦劳作！
快感的憧憬，痛苦的忍受，在这种经济逻辑上一搭配，很容易在时间上把二者愈拉愈远，远过于一个人的寿命，远过于普通常识所能保证的限度，甚至远过于寻常人世可以出现的机会。结果很可能一个人耐了一世的苦，没有享受过半点尘世之福。因之独具慧眼的W. Sombart、Max Weber以及R. H. Tawney同声地说西洋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深深地筑在中世纪传下的宗教精神上。那种把利润作为经济机构枢纽，作为企业的目的，作为人生的意义，成败哀乐的决定者，本身是不合理性的，是充满着宗教色彩的，是忘却了人本的结果。靠了这种宗教的信仰，他们在尘世之外，另设天堂；把忍苦和享乐两端用肉体的死亡来作分界。今生是苦，来世是乐。于是今生只要从事于生产，消费不成了目的，只是成了刺激生产的作用；有上帝来保证天国里有永生的至上的无穷乐土——快乐主义和苦修主义在这携了手。为消费而生产的自足经济蜕变成了为生产而消费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可是基本上，经济的逻辑还是在“以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的一种基本态度上。
从人本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从快乐主义蜕变出来的苦修主义，似乎是太迂了，他们把追求的目的远远地推到了渺茫之境，把原来的手段看成了目的。生产是增加一种满足人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一定要和消费者发生关系之后才出现。所以生产本身是以消费为不可缺的完成条件。效用并不是物的内在性而是它和消费者所具的关系。譬如说，若是农夫们辛苦了一年，田里的谷子给一阵大水冲了去，几十天的劳作是白受罪，没有生产什么；即使谷子收起来了，藏在仓房里腐烂了，吃不得，正和给大水冲去一般。因之劳作本身并不一定是生产活动，谷子本身也并不包含着效用，劳作的生产性和谷子的效用都要等有人来吃谷子时，才能表现和完成。从这观念说，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或是为生产而生产的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筑在非人本主义的假定上，它叫人为利润而活动，不是叫人为享受而生产。
资本主义的生产经济在宗教热忱减退的潮流中已经被人看出了非理性的假定，因之，我们看见了为提高生活程度、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计划的复兴。这种趋向可以笼统地说作社会主义的要义。可是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依旧是以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为基础。他们还是奉行三多主义。认为要得到人的意味，只有拼命生产，只是有了些节制，生产之后要求消费的兑现。我在这里要指出第三种经济，我叫它作消遣经济。
欲望的满足不一定要看作快乐的源泉，若这种行为不是快感的创造而是痛苦的避免，也一样可以言之成理的。好像吃饭可以说是避免饥饿的痛苦。我们辛苦耕耘不过是以较少的痛苦来避免较大的痛苦。这种想法引着什么向欲望本身着眼，发生了一种新的打算。若是欲望本身可以减少，则人们为免除痛苦而发生种种辛苦劳作自可减少。
这种从欲望入手做经济打算的态度可以领人到迂阔的极端。既把人生看成了痛苦的泉源，则愈退愈后，清心寡欲，节衣缩食，还嫌不足，爽性涅槃出世，把此臭皮囊一并不要。当然这种办法可说是经济的取消，从一般常人看来，其难行处更甚于上帝积财富在天上。可是这种在节流方面作经济考虑以避免开源时所得忍受的痛苦，却是我们传统经济中常见的事。
我在禄村调查时，就看见下面这一个例子：禄村的宦六爷要掼谷子，和他30岁的儿子说：“明天你不要赶闲街了，帮着掼一天谷子罢。”他的儿子却这样回答说：“掼一天谷子，不过3毛钱，我一天不抽香烟，不是就省出来了么？”第二天，他一早又去城里闲混了。他父亲请了个帮工在田里工作。至于他那天是否没有抽香烟，我固然不知道，可是他既雇了人代劳，总得在别地方省3毛钱的花费，那是一定的。在他觉得以减少消费来作避免劳作的理由，很能成立。别人听来也不觉得有问题。普通都说：“多赚钱也不够多费。”意思是多费钱并不见得比少费钱好，可是多费力却不如少费力。
这种打算不合理么？那也难说。我们若处在他的情境中，也许会和他们一般的。不抽烟是一种痛苦（至少是损失一部分可能的享乐），劳作也是一种痛苦，我们若是一考虑哪种痛苦比较容易忍受，我们就走上这一类的经济打算了。他若是考虑结果觉得宁可稍挨一点饿，免得在烈日暴雨中受半天罪为值得，他牺牲一些享受来避免劳作为什么不是经济的打算呢？在一个生产工具简单的农村中，农田上的劳作，身体上要忍受的痛苦太明显了。叫他们如何能肯崇拜生产为目的把劳作视作神圣，不加考虑地接受这种可以避免的痛苦呢？
从减少消费上打算来减少劳作却有个限度。人的欲望固然可以伸缩，但是，除非毁灭生命，一个人机体的生存，总是有一定得满足的需要。需要和欲望不同，有它客观的存在，所以人尽管厌恶劳作，在机体需要的压迫下，他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人生中的痛苦。这里发生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愿意受多少痛苦来得到那一种生活程度，才自以为合算。这个知足的界线使拉车的在较高的工资下，少拉了几次车，使农村里很多小地主们雇工来经营农田。
减少劳作，减少消费的结果发生了闲暇。在西洋的都市中，一个人整天地忙，忙于享受，娱乐当作正事做，一样地累人。在他们好像不花钱得不到快感似的。可是在我们的农村中却适得其反。他们知道如何不以痛苦为代价来获取快感。这就是所谓消遣。消遣和消费的不同是在这里，消费是以消耗物资来获取快感的过程，消遣是不消耗物资而获得快感的过程。一旦把经济学的对象限于人对付物资的范围，消遣就被一般的经济学家所忽视了。忽视固然是可以的，但是要了解像中国农村一般的传统经济则时常需要发生隔靴搔痒的毛病了。
消遣经济中，工资提得愈高，劳作的冲动愈低，生产的效果以个人说，也跟着愈少。这是和我们通常所熟悉的经济学原理刚刚相反。书生们批评农夫们，拉车的不知道作经济打算，愚不可及，简直是要不得。可是农夫们在街头晒日黄，拉车的在屋角里蹲着闲谈。他们在两个世界中一般。究竟谁要不得那可难说了。
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