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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一文里，曾提到西南新兴的现代工业中潜伏着一个严重的危机：就是现在的情形若不加改变，则战后的西南工业很可能发生人力缺乏的现象。最近我们在昆明附近工厂里调查的结果，更使我们觉得这问题的严重。
先就技工来说，各工厂里的技工，最大多数是从沿海和沿江各工业区沦陷之后移来的。现在因交通线的阻断和沦陷区工业的复兴，这供给的来源已形阻塞。至于那些已经来西南的那一批技工，则又因生活费用的日涨，私人生活的不易调整，大多还是在过他们的流亡和避难生活，很多抱着五日京兆之心。有不少人会很明白地向我们说战后无论如何是要回家乡的。如何可以设法把他们安定在西南工业里是我们将来还要提出来讨论的问题。这里且不多谈。
关心西南工业前途的人，似乎已都觉得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应当从速建立在当地的人力上，换一句话说，我们得赶紧造成一批可以担负将来工业发展责任的本地工人。可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却使我们十分寒心，因为我们发现现有工厂中的本地工人的安定程度甚至可以说比外来的工人更弱。在本地的男工中有大部分是为逃避兵役而入厂的。家里有相当的田产，在农村中本属于雇工自营的地主阶级。在本乡暂时不能住，农田上没有他们也不要紧，于是到工厂里来消磨一些时日，等征兵这回事过去了，又可回乡享他们安闲的日子。
以本地的女工来说罢，她们固然没有兵役，但是有家庭中时生时息的冲突，使她们要找一个可以暂时维持生活、脱离烦恼的场所。靠了这一种旧社会的压力，新工厂中得到了一批女工，可是这压力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和丈夫吵嘴的，等丈夫回心过来说两三句好话，或是有亲戚朋友出面调解了，她们随时都预备离厂。
我们听了两位在工厂里实地调查的朋友的报告，不免觉得这些工厂说得过分一些，真是兼做了收容所、避难所的工作了。就是那些因经济压迫出来当工人的，也并没有把工厂里当工人作为他们有希望的出路。欠债的人希望秋来收成好，可以清理了账，回家去；经营商业失败的，还是念念不忘有一天发财的日子，在工厂里是发不了财的，这在他们也是最明白。
这些事实显明了一点就是传统经济机构中还没有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造成一种进厂的压力，使那些劳动者不得不在新工业中讨生活。回想欧洲工业革命的时候，同时有一个农业革命相配合，使大批的农民不能不离地。一离地，工业正是为他们预备下的一条出路。在目前我们的处境适与此相反：农村经济在抗战中繁荣了，农村的劳工可以得到一天2元的工资，外加酒肉；地主们因农产品价格的飞涨，生活普遍地提高了；市镇里的工匠，因疏散人口的数量增加，生意兴隆；更加上交通运输的需要，一个赶马的小孩，一个月都可以有150元左右的收入。试问工厂如何能去吸引他们呢？
当然，我并不是说农村里和市镇里是没有闲人了。只是说目前的农村里和市镇里使人进工厂的压力的确是极弱，在这个情形中要希望建立一个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只有在增强工厂的吸引力方面打算了。在本文中我愿意提到一个吸收劳工的重要因素，就是要提高劳工的社会地位。
我们曾和600多个女工谈话，除了少数之外，大多觉得做工不但没有前途而且是失面子的事，有不少小姑娘们向我们痛哭，原因是在她们的表姊妹都在学校里读书，而她自己当了个工人。男工中也有很多表示宁愿薪水少做个小职员，不甘心做工人。他们感到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太低了，做不得。
提高社会地位是每个工人的要求，最显著的是现在的一切新工厂中，已没有人用“工人”的名称，而全改口叫“工友”了。工友两字可说是新名词，在六七年前，只有清华大学那些学校里，才能听见人不呼“更夫”而呼“工友”，现在“工友”是被普遍地采用。工厂管事的人和我们说，若呼劳工作工人，会得罪他们。
我还听见一个例子，有一位上海新来的太太，借用人家一辆汽车，她没有“入国问禁”，直呼“司机”作车夫，要他搬行李。司机为顾全面子起见硬硬头皮把她送到了家，可是以后永远不再开她的车了。最近听说四川有些司机又不甘心作“司机”而要人称他们作“工程师”了。
这些名称上的关心，却正表示了劳工们的“卑下心理”。他们对于社会地位的感觉过分敏锐，正因他们事实上得不到社会上公认的地位，有些教授们在饭馆里吃客饭，看着满座司机、技工们全席大嚼，回来觉得工人的享受已超过了他们自己，工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提高到了教授们之上了。可是事实上却不然，他们穷奢极侈的挥霍，正表示了他们除了食色的低级享受之外找不到用钱的地方，社会没有全部接受他们，这些行为正是要求社会地位不得其道的表现。
“士农工商”社会地位的传统标准，在每一个人心里是否已经改变过来，在我看来还是很成问题。在农村里，依我自己的调查，我的确知道农民们认为下田劳作是件不体面的事。有面子的不下田。在市镇里，再穷也不能把长衫当去，长衫代表什么？是社会地位，是不用劳动的人。看不起劳动本是农业社会的特性。靠肌肉为动力时代的劳动，本是牛马的事。人们和牛马做同样工作，哪里会被人看得起呢？我们得承认体力劳动毕竟是件苦事情，避苦是人之常情，所以若是有避免劳动而能生活的人，他们总可以说比劳动者高胜一筹。不论他们的生活程度如何，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高的。
劳工地位可以提高是发明了利用自然动力之后的事，有机器之后，劳工是处在管理机器的地位，他不再是牛马而是指挥牛马的人了。他们可以有“人的尊严”，有权利向社会要求崇高的地位了。
劳工要求地位是由农业到工业的过程中必然的现象。鄙视劳动却也是农业传统阻遏工业萌芽常见的压力。我们现在正处在农业到工业的大变局中，若是要促进工业的发展，一定要设法提高劳工的社会地位，改变对于劳动本身的看法。
提高劳工的地位是需要双方并进的。一方面要使工人以外的人明了劳动的价值和工作的性质，一方面要把工人社会生活的质量同时提高起来。社会学家常说人是在别人眼中认识自己的。工人们要能安心做人是需要在别人眼中得到他所希望的看法。因之劳工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是要靠社会一般态度的改造。我在上节中已说明看不起劳工是农业经济中所养成的成见，在运用机器的工业社会中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若是一般人能多和新工业接触，他们的成见是会改变过来的。现在鄙视劳动的成见还是这样深，正表明了一般人还是不认识新工业。
我们在工厂里调查时曾注意工人家长们态度改变的事实，女工们的家长大部分是不赞成他们女儿入厂工作的，但是其中有些人到了厂里参观之后，发现厂中一切的设备，都不是他意想中的样子，他们被机器打入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新工业中的劳动和农田上的劳动在性质上基本是两回事。于是他们对于女儿的工作也不加干涉了。
若是我们要责备一般人不了解新工业，其实还是责备新工业本身较合理。试问一个普通人有什么机会和新工业能发生接触呢？“工厂重地，闲人莫入”之外，还有常派着武装士兵禁止参观。当然，工厂决不能让杂人任意出入，可是在这工业初期，工厂参观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教育，只有把新工业具体给人看，才能把农业社会中传下的那些不合于工业社会的态度改变过来，对于个别工厂，招待参观是一件麻烦事，可是对于整个工业的前途着想这却是一件必需的工作。至少每个工厂应当从工人的家属做起，规定招待他们的日子，借这个机会把机器开给他们看，把出品的性质分析给他们看，把工作的意义讲给他们听，一言以蔽之，给他们一些工业教育，这样在厂的工人可以不致再受表姊妹的奚落，不会再感觉到社会的鄙视。
从劳工本身来说，被社会鄙视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过去在工厂做工的人，不但被人看不起，甚至可以说，没有被自己看得起过。教育程度低，使他们不能发展较高的兴趣。社会道德更是不甚注意。现在的“司机”们固然没有人称他们作“车夫”了，可是实际上他们真的配称作“司机”么？他们能保护托付在他们手上的机器，使那些机器可以最有效率地应用么？他们能不借用他们特殊的技能做有害社会国家的事么？若是“司机”们整天作践他们的汽车，大量做走私的业务，单单名称上的改口，决不会真的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
从农业到工业并不是一条无阻的康庄大道，一路上有各种各色的挫折，劳工社会地位的低落是农业文化留在工业发展道上的障碍，社会地位是筑在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本文的结尾中，我们愿意再提到以前曾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工业的建立不能单靠机器的购买，厂房的建筑，这些是表面的东西，得来是不难的。重要的基本的，我们还得建设一个能使机器顺利和有效活动的社会环境，创造一个和新工业相配的精神，这是工业教育的工作。
1941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