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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对于城镇的调查和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可以说是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研究的继续。改革开放将中国农民从土地里解放了出来，一部分进入了城市，一部分在乡镇中办起了企业。这些发展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费孝通当时提出《小城镇 大问题》等题目，目的就是在于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这一问题和乡村振兴一脉相承，相互促进，也是当前国家急切关注的问题。编者精选了费先生自1980年以后所发表的相关研究，以及早期对乡土工业的研究，形成了本册《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该集子由“工业文明带来的乡土变化”“小城镇发展研究”“乡镇企业与乡村发展”三个部分组成。
费孝通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做乡村研究时就指出，农村社会的发展在于农村工业化，即依托于本土社会文化优势的“草根工业”，让农民先富起来。这个大的变化一直到80年代以后才发生。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使农民得到了很多非农就业的机会，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费孝通在1983年开始的小城镇研究中，提出了“类型、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10字提纲，成为研究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1984年他又提出了经济模式的概念。在费孝通看来，所谓经济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
这一研究，扩大了费孝通的研究视野，使其从村庄走向与村庄紧密相连的小城镇，又从小城镇走向大城市，再扩展到民族地区，再由民族地区看到传统的丝绸之路，并提出了洲际经济的设想。他的研究视野是宏阔的，但又是脚踏实地的。到了晚年，他的许多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和实地考察中度过的。他的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的小城镇建设包括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构想仍然有着许多的启示。
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小城镇是从传统集市发展出来的概念。他说，乡村是传统中国的农工并重的生产基地，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高度的自给。
但在乡村里的生产者之间，各人所生产的东西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于是需要交换。这种贸易在大部分的中国到现在还是在日中为市式的“街”“集”等临时集合的摊子上进行的。
早在他在江村做考察时，就观察到往返于乡村和城镇之间的航船。他说，在我所调查过的江村，有着一种代理村子里农家卖买的航船。一个航船大概要服务100家人家。每天一早从村子里驶向镇里，下午回村。我所观察过的镇经常有几百个航船为几万农家办货。
由此，他认识到，农村发展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也就是市镇。
也就是说，乡村和市镇是一种联动的关系，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所关注的是一个一个的乡村，到了此时他更关注的是聚集了一个个乡村群落的市镇，以及这些市镇与乡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江村经济》可以说，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他注意到了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乡村工业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再深入一步就是乡村与城镇的关系，因为所有的副业和工业的产品都需要交换，没有城镇就无法交换。
费孝通认为，如果把“城镇”这个名词用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从字义上看，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为了避免这种因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不如称这种社区为“集镇”。
所以，他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研究的小城镇的概念，主要是属于乡镇，是直接与乡村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从早年对乡村的研究开始扩展到研究与乡村发展紧密联系的集镇，这些集镇与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费孝通在研究中看到：集镇是若干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心所联系的农村是它的“乡脚”。
他说，以行政层次来分，有县镇、乡镇，乡镇之下为村。
因此，农村好比一个很大的细胞，集镇犹如中间的核心。一个是面，一个是点，这个点把各个村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活动的社区。
在他看来，由水路交通连接的各种不同性质的集镇，星罗棋布般地分散在水资源丰富的江苏大地上，构成了工农相辅的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他尤其关注的是这些市镇与乡村工业之间的关系，他在考察他家乡附近的盛泽镇时观察到，在传统作坊工业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聚集在一起的作坊群，形成了类似盛泽这样的镇，成了农民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中心，同时是一批作坊集中的地方。
在计划经济时期，小城镇周围农村生产的单一化和镇本身商品流通职能的丧失，导致了小城镇的衰落，但1981年后，由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促进了农民家庭副业的兴旺，也带来了小城镇建设的繁荣。所以，小城镇的繁荣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的。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城市周边的乡村开始兴办乡镇企业，尤其是在江苏、浙江、广东一带的沿海省份，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许多小城镇的崛起。这样的现象引起了费孝通先生的极大兴趣，他发表了《小城镇 大问题》《小城镇 再探索》等系列文章。
他在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
。大城市挤得不得了，农村里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只有找个办法，使人们既不到大城市去，又不集中在田里干活，这就是“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的创办）。这个办法是农民自己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
他认为，这也许是中国自己蹚出的一条道路。
他说，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却出现了上述的那种基本上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迥然不同的新道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开创了农村不断繁荣兴盛的新局面。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从具体历史发展来看，并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经过了多年实践的检验，“实行几亿农民离土不离乡，积极发展乡镇企业”，终于被肯定为从我国国情出发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针。
他认为，我国的工业化并不是把农民赶到城市里去受现代化的洗礼，以致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出现差距相当大的城乡差别。我们是把工业送进农村，或送到离村很近的镇上，把生活各方面的现代化也送进了农民的家里。
这就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致拉开城乡差距，而形成新的工业化的乡村。
当然，费孝通当年看到的只是江苏、浙江、广东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但是在一些偏远的乡村，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还是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败。
为了深入研究，他开始不断地重访他做人类学研究的起点——江村。追踪研究是人类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式，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各地区的动态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重访江村时他看到，江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和工业在总产值中的比例换了位置。70年代初期还是农大于工，大致是7∶3，到了80年代中期倒了过来，农小于工，大致是3∶7。这个变化并不是出于农业的萎缩，而是农工并肩上升的，只是工业增长得更快，大约以年增长30%的速度在发展，农业赶不上，因而相形见绌了。所以江村农民的日益富裕起来，主要是靠了他们办了自己的工业。
为此，他深有体会地说，将来的历史学者也许会指出发展乡镇企业这一条工业化的道路确实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创造。它是从农民的草根上长出来的工业，不像早年西方工业化那样曾引起工农矛盾和城乡矛盾。相反地，在中国这一条工业化的道路上见到的是工农相辅、城乡协作。
他还看到，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不仅使乡镇工业得到长足的进步，而且使农村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就像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冲开了城乡之间封闭的闸门，使城乡之间形成信息环流，
这种信息的环流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开放的社会系统，促使了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这样的快速发展中，他看到了乡镇企业的局限性。他说，应当看到这种方式是有其局限性的，这批人与农业相连的脐带并没有割断。他们与农业责任制后的家庭小规模的土地经营相联系，而小规模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缺陷会越来越暴露出来。
所以，他认为自己还要从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观察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因为他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他要告诉大家的是，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不同的社会条件，因此，一定要寻找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切忌一刀切。
为此，他把全国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二是中部地区，第三是西部边远待开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他说，中国之大，各地的情况很不一样，即使在江苏一省也有不同情况，简单地照搬照抄某地的经验是要误事的。所以，不同类型地区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有科学性，更符合具体实际。
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更具社会实践的指导性，他开始关注发展模式的研究。他指出，“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他认为，“模式”这个新概念，来自于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客观历史事实。让这样的概念再回到正在成长的新事物中，用它来认识现实，也就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这样的研究，要求费孝通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他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当时他提出了苏南发展模式、温州发展模式、珠江发展模式等，并对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
最后他说，在东南沿海和西北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使其感觉到沿海和内地特别是边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经十分引人注目。从全国一盘棋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来看，有必要重视这个事关全局的东西差距。
费孝通先生从对江苏一带小城镇的研究，扩展到东南沿海一带，再扩展到他所熟悉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在这样的考察中，他看到了世界的全球化走向。他认识到，中国的乡镇企业、小城镇的发展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而是一个“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也就是无数各有把式的“乡土社会”逐步发展成“全球社会”的漫长过程。
它反映了我国走上“全球一体”这大道时刻所发生的大转变的序幕。
这个过程在性质上也许有类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融合过程。
他的这些认识，为他更晚期出现的“文化自觉”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学术思想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敏感地看到，中国和世界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他觉得自己是“一介书生，生逢盛世”。他要紧紧抓住主流，把这段生动的历史切切实实地写下来，留给后世观摩。他说，不能辜负了时代给我的机遇。
他看到，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一个大变化的时代，使他深深体会到，这是前人从未遇到过的好机会、好形势。他相信，在这样的背景中，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一定会出现。
为此，他充满热情为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勾勒着蓝图，他提出，在国内不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走向国际间的比较研究。要研究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的特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各种关系又是如何变化的。还应当研究第三世界各国当前工业化的情况，和我们做对比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
又提出，行使图们江出海权、开发利用图们江口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另外，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辐射借助长江进入中部，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能实现。中部和北部的发展，要求沿大陆桥建设经济走廊，一方面发展潜力强大的沿桥腹地，一方面作为东部经济技术向西转移和扩散的通道，沟通东西。不仅如此，这个经济走廊正贯穿黄河中游的广大腹地，西接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东联黄河三角洲开发区，它可以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经济大发展。而且可使北方经济既能从连云港东出，又能沿桥经河西走廊西进，去开发从中亚细亚到阿拉伯的巨大市场。
他的这些经济上的战略计划，到今天都还仍然适用，仍然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思考。尤其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从当年费孝通的这些思考中看到，在“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中，不仅要看到国外，还要思考如何将其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结为一个完整的集合体相互联动，最后共同为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