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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最早是从广西花蓝瑶开始进入人类学研究的，后来阴差阳错进入了中国的乡村研究；但1950年以后，由于国家需要，他进入了少数民族研究的领域。此后，他的研究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并将少数民族研究和乡村研究合二为一，变成全国一盘棋来整体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共同发展，因此，我们今天重读费先生的这些文章是非常有指导价值的。为此，编者选择了二十余篇费孝通研究少数民族的文章，将其分为“中国民族理论与研究”“少数民族文艺与考古的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研究”三个部分，来展现费孝通的相关思考与成果。
费孝通曾说：“以我一生的学术经历来说，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的重点，有时是民族研究，有时是城乡研究。从个人选择研究对象来看，不仅决定于个人的兴趣，个人所处的客观条件也很重要。”
在上世纪30到40年代，费孝通主要研究中国乡村问题，但1949年以后他的研究开始转向。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为实现民族平等，建立新的制度，在政治体制上要有一个由各族代表共同参加的最高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开国初期大家还不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叫什么名称和各有多少人口。
因此，国家急切需要对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和进行研究。
作为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自然就成为参与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专家。为了摸清楚有关各民族的基本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到1952年间派出了若干“中央访问团”分别到各大行政区去遍访各地的少数民族，
费孝通在1950年和1951年先后参加西南及中南访问团，并负责领导贵州和广西两个省的实地访问工作。
在这以前，费孝通曾到广西金秀瑶山做过考察，和王同惠一起合著过《花蓝瑶社会组织》，因此，其进入少数民族研究也算是回归人类学本行。访问团的工作，使费孝通有机会翻山越岭，穿林涉水，深入到贵州和广西两省分布在各处的少数民族的村寨中去，和群众亲切联欢与交谈。如果说在广西金秀瑶山只是对一个点的深入，中南访问团的考察则让他有机会接触更多村寨的不同民族。
1952年中南访问团的工作结束后，费孝通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在与众多少数民族的直接接触中，费孝通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亲切的社会关系网络。总而言之，他理解到了民族不是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实体。
费孝通做少数民族的研究与西方人类学家做土著民族的研究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许多中国少数民族大都居于偏远之地，有的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生产力比较低下。但不同的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共同地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性，同时也有许多的共同性。如何认识清楚这些关系非常重要。因此，费孝通认为，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不应该局限在一个民族，不应该局限在一个省，也不应局限在一个学科，而是要有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和大视野，需要联合考古、语言、历史、体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综合研究以解决有关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解释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如何运动的，进而也才可以澄清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费孝通先生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视，一方面是源于老师的教导，另一方面也是源于自己在社会实践中的观察。
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期间，费孝通还参加了许多国家重要的少数民族研究的项目。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研究。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员会决定组织一个科研队伍对中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历史调查。参与这项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前后总共超过1700人，分别在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
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费孝通只参加了开始的一段，负责筹备、组织和开始时在云南省的实地调查。1957年他被召回京，不久就受到政治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被迫停止社会调查工作。
1950年到1957年虽然只有7年，但这段时间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却伴随了费孝通一生的时间，对他晚年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费孝通才恢复工作。费孝通称之为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这段时期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大的时期。恢复研究后，费孝通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总结了他几十年来的民族研究。而这一研究最重要的亮点之一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的提出。
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特纳（Tanner）演讲中，费孝通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他说：“在这篇文章中，我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
他的这篇讲话的主要论点是：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
第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
第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
在这种认识里，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各得其所，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认同体，尽管我们在语言中都用民族同一个名词，但它可以指不同层次的实体。
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56个民族及其所属的集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因而从另一个方面勾画出多元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是多元和一体的关系。
在费孝通复出的20多年里，除因医嘱未能去拉萨外，他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每到一处，他都非常认真地倾听当地少数民族的声音，并总是站在当地民众的立场上思考和分析问题。通过这些考察，他看到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我国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有少数民族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现代化发展打破了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的民族大家庭，而不是片面地追求某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于是，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成为费孝通在晚年不断思考的问题。
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各民族的传统生活都在面临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并开启新的生活方式。对此，费孝通认为，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生活并不是离开了他们原有的文化和生活，凭空创造或全部从别民族输入的，而必然是从原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是一个一方面发展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和陈旧的和有害的旧文化旧生活进行斗争的生长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创造性地结合的过程。民族学者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个过程和帮助各民族人民促进这个过程。费孝通在长期的研究中，认识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而各民族的特长和素质，都是历史形成的，这些特点是他们发展过程中可以凭借的优势。
费孝通还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不断地扩大。他认为，经济的差距必然会影响民族关系，导致政治问题。而且，他还认为，如同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就谈不到中国的现代化。
但我们应当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他的看法是：少数民族问题不是一个救济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问题。不是我们去养活少数民族，而是要让他们自己能站得起来。对于少数民族的帮助不是去输血，而是要根据他们的特色帮助他们去造血。
费孝通充分认识到不能用一种方式去武断地处理不同的民族问题。他说，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不承认各民族的个性和特殊情况，千篇一律地使用在某些个民族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作为公式，到处硬套，强加于其他各族人民，不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民族感情，尤其是他们的意愿，不是耐心地在他们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尽管社会改革确是符合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也会把本来可以做得好的事弄得很糟，这就是我们所反对的大民族主义的表现的理由。他还深刻地认识到，少数民族的发展是和我们祖国的安全和繁荣密切相关的，帮助少数民族也就是帮助自己。这种事实在现代化的过程里更容易认识清楚。离开幅员广大、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众多的汉族挤在有限的耕地上是没有远大的经济前途的。少数民族也很容易明白没有汉族兄弟们的先进知识、技术和劳动力，要开发他们居住地区的资源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汉族需要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需要汉族。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成为国家对外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举措，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将西部少数民族的发展与传统的丝绸之路结合起来思考，提出要发挥西部回族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贸易的传统优势来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他在中央民族学院的一次干部座谈会中谈到，回族能在这个地区住下来和发展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天然的商业地区，是农牧商品交流的地方。回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会做生意的民族，丝绸之路（当年就）通过临夏。当时在丝绸之路上跑来跑去的是信伊斯兰教的中东、中亚细亚、阿拉伯的商人，而这些商人留在了中国成为今天回族人的一部分。我们是否能发挥他们的优长，重新开启丝绸之路？费孝通认为，如果临夏这个地区工业果真能发展起来，西方的市场还可以大大地扩张。
费孝通先生当时不仅看到西北地区可以开启传统的丝绸之路，他还将这一设想与长江三角洲与黄河三角洲联动。他认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辐射借助长江进入中部，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能实现。中部和北部的发展，要求沿大陆桥建设经济走廊，一方面发展潜力强大的沿桥腹地，一方面作为东部经济技术向西转移和扩散的通道，沟通东西。不仅如此，这个经济走廊正贯穿黄河中游的广大腹地，西接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东联黄河三角洲开发区，它可以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经济大发展。他还提出了一个洲级经济区域概念，并认为中国也许能与欧亚大陆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
有关建立南方丝绸之路的可能性，费孝通建议由彝族主要聚居区的中心西昌凉山和60年代起发展成为钢铁生产中心的攀枝花联合建立攀西开发区。攀西开发区为由我国大西南通往缅、印、孟的一条交通动脉，也就是重建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有了攀西开发区作为心脏、南方丝绸之路作为大动脉，大西南工业化和现代化就能由点逐步扩散成一片。
编者认为费孝通就像是一位站在欧亚旧大陆地图前的作战指挥者，在指挥和勾勒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路径，在他的心中，不仅有全国一盘棋，还有全球一盘棋的胸怀。
在费孝通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大中华的概念，里面不仅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相互认同，相互融合，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难舍难分的一个整体。但因为长期以来的地理差异和民族历史构成了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并由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在走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路上，还要关注这些不同的特点，并尽可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多元一体，共同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他的这些思考对于我们今天民族关系的处理、民族文化及民族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