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指的品行并不是指行为端庄得体,诸如如何向人行礼、如何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漱口、剔牙以及其他无足轻重的道德行为;而是指有关人类和平团结共处的品质。为实现该目的,我们要认识到今生的幸福不在于沉溺于一种心满意足的心绪。古时候的道德哲学家所谓的“终极目的”和“至善”是不存在的。没有欲望的人和丧失感受和想象的人一样,都是无法生存的。幸福是从实现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过程中欲望的不断发展,实现前一个目标是为实现后一个目标奠定基础。这是因为人类欲望的目标不是为了一次或一时的享受,而是为了保证未来能够一直享受。因此,所有人的自愿行为和倾向不仅是过上满意的生活,而是要保证能够长久地过这样的生活,只不过方式有别。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一部分原因是不同人的激情存在差异,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产生欲望效果的原因持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
因此,首先我认为连绵不绝、无休无止的权势欲望是一种全人类所共有的倾向。这并不是因为一个人总是贪婪或者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如果他不获得更多的权势,那么他就无法保住他当前已有的权势和美好生活。因此,手握最高权力的君主们,在内会力求通过法律、在外会通过发动战争来维持其权势:当他们做到了这一点,随之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有些君主希望通过新的征服赢得声望,有些君主追求安逸的生活和肉体的愉悦;还有的君主则希望能在某些艺术或其他心理能力方面高人一筹,从而赢得人们的崇拜或奉承。
夺利争名、竞逐统治权或其他权势容易导致产生争斗、敌意和战争,因为一个追逐这些东西的人往往就是通过消灭、征服、取代或驱逐另一个同样的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特别是在争名方面,人们倾向于是古非今。因为人们是在与今人竞争而不是与古人竞争,对古人赞誉过当,就能让今人的荣耀逊色不少。
对安逸和肉体愉悦欲望的追求,会使人服从一个共同的权力,因为人在有了这些欲望之后,就会放弃原本可以通过他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所能得到的保障。
对于死亡和伤痛的恐惧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产生同样的效果。相反,贫穷、鲁莽的人往往不满足于自身的现状。对兵权野心勃勃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希望战火不断,并制造麻烦和叛乱;因为只有通过战争他们才能获得荣耀,而对于一场失败的战争,除了发动另一场新的战争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转败为胜。
对知识与和平的欲望,也会让人倾向于服从一个共同的权力,因为这种欲望包含着追求安逸的欲望,这就导致他们希冀寻求自身以外的权势保障。
对赞誉的欲望会使人称颂他人的行为,诸如因佩服他人的决断而对其称赞有加。因为对于我们所轻视的人,我们根本不屑于他们的赞美。对身后之名的欲望亦是如此。人死之后,尘世的赞誉对他来说变成了虚幻,这些赞誉所带来的精神愉悦,要么被吞没在天堂那不可用言语描述的快乐之中,要么在地狱的极度痛苦之中灰飞烟灭。尽管如此,身后之名对一个人而言并非毫无意义,因为人们从预见获得这一声誉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情形可以感受到一种眼前的快慰。尽管当前无法看到,但是可以展开想象,对于即刻感觉到的愉悦之事,想象也是一种愉悦。
如果人们从那些他们自认为与自身处在同样地位的人那里获得了高于期望值的恩惠,那么爱敬就会流于其表,这是一种虚假的爱敬,实际上却暗恨在心,这就好比一个绝望的欠债人,不愿见到他的债主,私底下希望债主去一个自己不复再见的地方。因为受人恩惠会让人感恩,而感恩就是一种羁绊,难以报答的恩惠就是永远的羁绊。这对地位相同的人而言,是一件可恨之事。但是,如果我们从那些我们自认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获得恩惠,那么我们便会产生爱敬之情,欣然接受,因为此种感恩不会产生新的压力,此即人们所谓的“感激”。欣然接受是对施惠人的一种荣耀,一般施惠人会将其视作一种“报答”。如果从地位与自己相同或地位低于自己的人那里接受恩惠,只要这种恩惠是有望报答的,那么就会产生爱敬,因为对于接受恩惠的人而言,这是一种相互帮助和帮忙,并由此产生竞争,看谁施与对方的恩惠更多。这是最高贵且最有益的一种竞争,胜利者会为自己的胜利而倍感愉悦,另一方所受到的“惩罚”就是承认他的胜利。
如果施害者对他人的伤害超出施害者能够或愿意补偿的程度,便会导致施害者对受害者产生痛恨之情。因为施害者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要么受到受害者对他的报复,要么求得受害者的谅解,而这两者都会使人心生怨恨。
遭受压迫所产生的恐惧会让人们未雨绸缪或同仇敌忾。因为除此之外,一个人无法用其他方法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自由。
动乱之时对自己的敏锐性缺乏自信的人,要比那些自以为聪明过人或善弄权术的人更容易取得胜利。因为前者喜欢与人商议,后者则因害怕落入圈套而先下手为强。发生骚乱时,在战场上始终选择集结并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的做法始终强于任何智谋计策。
那些不认为自己能力强却又爱慕虚荣的人,总是喜欢假想自己英勇无畏,却只会虚张声势而不会付诸行动;因为当面临危险或困难时,他们手足无措,只会暴露自己的无能。
如果仅仅参照他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或之前靠碰运气取得的成功来评估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根据对自我的正确认识来评估成功的可能性,这样的人常常会莽撞行事;而当危险或困难来临时,他们却会千方百计地打退堂鼓。因为他们找不到安全的出路,所以宁肯舍车保帅,拿自己的名誉冒险而不愿有生命之虞;名誉可以找理由来挽回,人却死而无法复生。
在处理政治事务的智慧方面自信不疑的人容易有野心。因为如果不在议会或行政机关担任公职,那么他们就会丧失因智慧而可望获得的荣誉。因此,高谈阔论的人容易有野心,因为在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看来,口才是一种智慧。
怯懦容易让人踌躇不决,从而在行动上坐失良机。如果人们遇事踟蹰,到了临近采取行动的时候还难以决断,那么就说明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动机方面的差别都不大。因此,无法当机立断就是因为计较鸡毛蒜皮的琐事而坐失良机,这就是怯懦。
虽然对穷人来说节俭是一种美德,但是如果一个人需要完成凭借众人之力才可完成的工作,那么节俭对他而言就不是一种美德。因为通过报酬可以增加和保持众人干劲的活力,而节俭则会降低众人的努力程度。
高谈阔论而又善于溜须拍马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因为从表象上看,前者是智慧,后者是友善。如果这种人又善于用兵,那么人们就会依附和服从具备这样的人。前面两种品质能保证人们不受此人的伤害,后一种品质能保证人们不会遭到外人的伤害。
科学知识贫乏,即对因果关系无知,往往会引导甚至迫使一个人依赖他人的意见和权威。因为对于所有与事实相关的人来说,如果不能倚仗自己的意见,那么必然要依赖那些自认为其聪慧胜过自己且找不出理由来欺骗自己的人的意见。
对词语意义的无知,即缺乏知性,往往不仅容易让人信赖自己所不懂的真理,而且也容易让人信赖谬误,甚至还会相信自己所信赖之人的荒谬言论。因为不能完全理解词语 (的意义) 就无法辨别谬误或荒谬言论。
□喀提林阴谋
路西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约公元前108—前62年),曾任罗马共和国大法官、非洲总督等职。公元前64年和公元前63年,他两度竞选执政官,均告失败。公元前63年,罗马共和国大法官喀提林及其党羽企图通过兵变夺取政权,并计划刺杀执政官西塞罗和其他对自己有敌意的元老,同时作了政治革命的全面安排。后来这一阴谋被西塞罗发现,他在元老院发表演说,公开反对喀提林的阴谋,并予以镇压。公元前62年,在伊特鲁利亚境内的战斗中,喀提林兵败被杀。
基于同样的道理,人们因各自激情的不同而赋予同一事物不同的名称。例如,人们如果赞成某一个人的观点就称之为“观点”;他们如果不赞成这一观点就称之为“异端邪说”。但是,异端邪说也是一种个人观点,只不过 (这种称谓) 带有较多的怒责意味罢了。
基于同样的道理,很多人在未进行研究和获得全面理解的情况下,无法区分一群人的一致行动和多头行动。例如,无法区分罗马元老院的所有议员杀死喀提林的一致行动和元老院众多议员杀害恺撒的多头行动。如此一来,他们就会将一群人的多头行动当做民众的一致行动,而这群人有可能是在某一人的怂恿之下做出如此行动。
对权利、公平、法律与正义的原始构成和成因的无知,往往容易导致一个人将习惯和先例当作行为准则。基于此,他会认为凡是习俗所惩戒之事即属非正义之事,而对于凡是自己能够列举事例或 (如同律师强横利用这种虚假的正义尺度而称之为的) 先例以证明某事不为习俗所惩罚或被习俗所赞誉的事,则认为是正义之事。这无异于孩童一般,除了父母和师者的训诫之外,没有其他关于行为善恶的准则。唯一的差异在于孩童会坚持自己的准则,而成人则不会。因为人长大之后会变得固执己见,会在习惯和理性之间摇摆不定,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切身情况,时而以习惯为准则,时而以理性为依据。在自身利益需要时,他们就会抛弃习惯;而在理性对自己不利时,他们又会反对理性。正因为如此,他们以文字和武力的方式对是非之说争论不休;但是对于线与图形的相关学说,态度却截然不同,因为这些与他们的野心、欲望和利益并无冲突,所以他们对其真理为何并不关心。因此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之和”这样的观点与任何人的统治权或掌握统治权的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那么这种观点即使无可非议,与之相关的人也会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烧掉所有几何学书籍来压制它。
□元老院议员杀害恺撒
恺撒的独裁统治,引起了支持共和制的元老院贵族的极大不满和仇视。为了维护自身岌岌可危的权力与地位,众多元老院议员串通起来,密谋暗杀恺撒。公元前44年3月15日,布鲁图斯和卡西约为首的元老院议员在议会上刺杀了恺撒,恺撒身中23刀倒在其政敌庞培的塑像脚下。
不了解事物很早之前的成因,会使人们将所有结果都归结于直接原因和工具原因,因为这些原因是他们能够认识到的。因此,当人们备受缴纳公共捐税之苦时,就会迁怒于公务人员,即向包税人、税务官和其他公共税收管理官员泄愤,并同那些反对政府的人联合起来,这种情况在所有地区概莫能外。如此一来,当他们没有正当理由为自己申诉时,就会出于害怕受到惩罚或无颜接受宽恕而攻击最高管理机关。
对自然规律无知往往让人容易轻信,以至于他们会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看不出其中的不可能性,根本就不知道任何与之相反的情形,所以只能相信这一切确实为真。并且人们喜欢让众人倾听自己,因而轻信又容易导致他们谎话连篇。总而言之,虽然无知本身没有恶意,但是却可以使人相信并传播谎言,有时甚至使人编造谎言。
对未来的焦虑促使人去探寻事物的原因。因为有关事物原因的知识,能让人更好地对现有情况做出最有利的安排。
好奇心或对事物原因知识的偏好,将引导一个人从研究事物的效果转而探求其原因,随后再去探求原因的原因,直至最后必然会得出一种想法:某一原因的原因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有原因,它是永恒因,即人们所说的上帝。因此,如果不是倾向于相信存在一个永恒的上帝,人们就不可能对自然原因进行深入研究,也就不存在关于神性的任何概念。正如一个生来就看不见的人,当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烤火可以使人暖和,并且自己也被带去烤火取暖时,他可能会更容易认识到并自我确信某一东西就是人们所说的“火”,并且这是他之所以感受到温暖的原因,但是他却想象不出“火”的样子,他心中也不可能有那种看到过“火”的人 (头脑中) 关于“火”的样子。同理,一个人根据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和他所羡慕的秩序,他就可能会想象到存在一个原因,即人们所说的上帝,但在他的意识中并不存在一种关于上帝的观念或影像。
他们极少或根本不去探究事物的自然原因,但是由于他们不知道那种可以给他们带来幸福或造成伤害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以至于这种无知状态形成的恐惧,也让他们假设存在某些看不见的力量并且对它充满敬畏,逢难遇险时求告它,称心如意时感激它;他们将自己幻想出来的力量当作神。由此,他们根据自己不可计数的幻想创造出世界上不可计数的各式各样的神灵。这种对无形物的恐惧就是每个人所谓的“宗教的自然种子”;而对于那些不通过这种方式崇拜或畏惧这种力量的人,就成了“迷信的自然种子”。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种“宗教的种子”,于是有人便对其加以扶植和装饰,使之形成了法律,并且将自己编造的观点纳入未来事件的自然成因之中,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统治他人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权势最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