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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人 ：梁汉
1930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34 年回国。1949 年 11 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两广战役、滇南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等。1988 年在第十三集团军第37师退休。
◆ 口述时间 ：2020年4月
◆ 记录整理者 ：仇峥
我叫梁汉，祖籍广东梅县。1930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整理者注：怡保，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工商业及交通中心，是马来西亚仅次于吉隆坡、槟城、新山的第四大城市，也是当地著名的锡矿产区。怡保市华裔人口逾 29万，居各族裔之首）。
我为什么会出生在马来西亚？这和我伯父梁燊南关系很大。我从梅县政协资料了解到，我伯父梁燊南生于1877年。3岁时，随我的爷爷梁钦福到英属槟榔屿上学。14岁时，爷爷去世，由奶奶管夫人携带他们兄弟三人返乡，奶奶不幸在途中患急症而终。伯父率幼弟扶灵柩归乡，并抚养幼弟二人。伯父18岁时再次出洋，到马来西亚怡保当矿工。经过 10年磨炼，1909 年他开始独自经营矿业，后又扩展经营橡胶业。伯父在事业取得成功后，对侨居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多有捐赠。他对祖国革命事业更是拥护，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甚至不惜将个人经营的实业委托他人管理，自己回国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他曾任国民党政府吡叻支部长、中央筹饷局干事、农业部顾问、建委委员、吡叻中华商会会长、育才中学和吡叻女子中小学主席等职。荣获过孙文大总统二等勋章、黎元洪大总统三等文虎章、国民政府爱国勋章、教育部嘉禾章、财政部爱国章。深得海外侨胞、国内民众称赞，特别是他晚年身兼十数职，每日公私要务应接不暇，堪称侨界公仆楷模。1940年1月19日，伯父病逝于马来西亚怡保住所，终年63岁。
父亲梁震南
我父亲梁震南，亦名运喜。他一生最重要的事迹就是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北伐战争中，参加了武昌、徐州等重要战役。
父亲参加辛亥革命估计也和伯父有关。北伐结束后，他没有留在国内，而是到马来西亚帮伯父管理锡矿、橡胶园生意。伯父当时已是马来西亚富商。
1934 年，伯父把父亲送回国。母亲和 4 岁的我、2 岁的妹妹随同回国。归国途中，最小的弟弟出生。
父亲从1934年回到梅县老家，到1940年去世，尽管只有短短6年时间，但有两件事值得记录。
父亲回乡后，在梅县著名的凌风东路修建了“梁公馆”。六层楼的公馆可谓梅县当年“第一高楼”（整理者注：凌风东路老街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为老城商贸中心。街道两边建筑多为中西混合式的骑楼式商业建筑，目前是梅州市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和老城风貌区）。
梁公馆一楼是银庄铺面，二楼是父母居室，三楼是我们兄弟的居室，最上面是一座钟楼。家里装配了自来水和发电机。
1937年，梁公馆落成。这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队逼近广东。父亲不仅积极捐款，还在当地组织了一队民兵队伍，亲自抵御外敌。他购买了十把步枪，一把驳壳枪，一把冲锋枪。身挎驳壳枪是他晚年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
1940年，父亲去世，享年50岁。国民党政府军政要员李宗仁、宋子文、白崇禧、薛岳等均送了挽联吊唁。
当地名士魏益亭写下了“侃侃梁公，性忠貌扬；辛亥革命，北伐沙场；武徐战场，奏凯还乡；一朝竟逝，高谊难忘；继志有子，奕世流芳”的祭文，缅怀父亲的一生。
家里把祭文烧制成瓷器摆放在客厅中央，我们每天上下学都能看见。可惜这件瓷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了。
我在梅县培养小学毕业后，在县中学念初中，在东山中学念高中，念到高三时休学。当时时局已经动荡，高中毕业可能面临失业，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份工作。
离开东山中学后，我进入“东南军事行政干部学校”。刚入校，才晓得他们是在为退守台湾培养后备干部，听说要到台湾，所以我赶紧离开了。
随后我又参加了“韩江纵队”。1949年底，广东陆续解放。11月29日，我在广东廉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十三军第37师第110团2营机炮连担任战士。这是我全新的开始。我原名梁仕源，入伍后就改名为梁汉，立志要做梁山好汉。
1950 年，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两广战役，本来计划在广西过年，但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开赴云南。
原来，国民党政府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但国民党政府嫡系部队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却进犯昆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贵州、广西多路向云南挺进，国民党军队急忙撤退到蒙自、个旧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在广西南宁召开作战会议。陈赓司令员传达中央军委和第二野战军的战斗部署和作战方针：我军解放云南作战方针是“远距离奔袭，先切断敌后路，然后分兵包围”，战术是“北路压、南路堵、中路打”，兵分三路解放云南。其中37师担任“中路打”重任。第37师第110团作为解放云南的前锋，1950 年元旦从南宁出发。为提前赶到蒙自，每天以 130 里甚至220里的行军速度，不分昼夜。部队休息时间不断减少，由每天6小时、4小时，最后减到两小时。连续行军 14 个昼夜，行程 2000 里，终于抵近蒙自。第 110团在吴效敏副师长率领下，于 1月 15日占领蒙自机场，切断敌空中逃跑路线。1月17日，第110团经个旧、白沙村、云南锡业公司老厂，采取迂回包围、出奇制胜的战术歼灭个旧地区的敌人。1月20日，第37师进入元江，第110团1连 8名战士，冒着敌人三面火力封锁，活捉国民党政府陆军副司令员汤尧。在滇南战役中，第37师连续作战39天，行程3000里，参加大小战斗10次。1950年2月24日，陈赓在云南省地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梁山好汉”
在滇南战役中，我们机炮连只有一把重机枪，几门“60炮”。我作为新兵，人高马大，一直负责扛马克沁重机枪。
云南解放后，我们部队驻扎在昆明。
西南军区要成立战士篮球队，这是我在部队的又一段重要经历。能入选篮球队在当时是很光荣的事，相当于提干当上了副排长。
在老家读书期间，我就非常喜欢运动。梅县是中国著名的足球之乡，是亚洲球王李惠堂的故乡。我除了喜欢踢足球，还打篮球。虽然我的身高只有1.75米，但球感非常好，我在部队打球，别人都喊我“面糊手”，球在手里随便怎么都不轻易掉。
另外我还擅长游泳。老家门口就是梅江，有一年发大水，我直接就从家里跳到江里，所以说自己是“江河湖海任我游”。我还打棒球，解放军棒球队也曾有意调我去。可以说体育运动对我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51年，我乘坐十轮大卡车，历经三天抵达重庆，参加了西南军区运动会篮球比赛。但篮球队没过多久就解散，我又回到连队，当上了炮兵排长。
部队里炮兵并不经常实弹射击，所以总结出一套“以枪代炮”的训练方法——将步枪架在炮上，练习射程、射角等。在一次炮兵军事比武中，前面15个战士成绩最好的五发二中，我出场，五发三中得了第一名。尽管也是才接触炮兵知识，但从文化程度的角度，我认为自己还是有优势，我曾在部队当过文化干事。
1969年前后，第十三军由云南调往四川地区，第37师进驻江津。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我们部队开赴云南前线。
在此之前，我在部队是宣传干事，所以战争一打响，部队在河口成立俘虏管理所，我担任副政委。
从最初的几个俘虏，到最多时约200名俘虏，俘虏管理所除了一个步兵班，外加一个民兵排负责管理工作。
对越南俘虏，我们讲优待政策，当然最主要是管理：第一是要防止暴动；第二是防止行凶；第三是防止逃跑。这是管理工作最起码的三点。电影里的越南兵都比较凶狠，但事实上进了俘虏管理所，一切行动都得听指挥。
解放后，“海外关系”一度是敏感词。华侨在部队非常少，尤其像我这种，家庭成分是华侨兼工商业的更是少之又少，但在历次运动中，我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总结一点，就是要能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的特长，做任何事都小心谨慎，把工作做到最好。我弟弟后来加入了空军部队，我儿子也是陆军。
梁汉精心保留的慰问信
改革开放后，落实了华侨政策。我作为解放军代表团成员之一，于1984年4月出席了第三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华侨的一次盛会。大会修改并通过全国侨联新章程，会议总结了 5年来侨务战线拨乱反正、落实侨务政策的成绩和经验，要求各级侨联继承和发扬华侨爱国传统，更好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更广泛地团结全体归侨、侨眷和华侨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包括9个民族的694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特别难忘的是，会议期间，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
梁汉回忆参加第三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会议的情景
我 4岁就回国，对马来西亚几乎没有印象。至今记得的，只有母亲用马来语教我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 10个字我还能用马来语说，念起来朗朗上口。
虽然父母、我，以及妹妹回国，但哥哥一直在马来西亚工作和生活。他从事金融行业，帮助中国银行做侨汇工作。改革开放后还来重庆看过我。
1988年，我从部队退休，退休前是第37师政治部副主任。除了短暂执教过成都军区女篮，基本上一直生活在渝中区的干休所。如今儿子在贵阳，女儿在香港，但我很愿意一直住在重庆。
晚年，我特别怀念父亲，所以请妻子将他去世时的祭文抄录出来，渝中区政府帮我将这件书法装裱起来挂在客厅，这也是一个华侨家庭的永志纪念。
侯霞粦 女士
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形成了今天重庆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格局。“湖广”即指今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和贵州的一部分，在这次移民迁徙浪潮中，广东向重庆输入了多维度的文化，包括客家、会馆、方言、苎麻等。
到了近现代，工商业交流成为了时代的主流。重庆摄影业的起源公认来自广东，而高潮则是粤人黄少怀创办的留真照相馆。当然，还有一家或许已经被时代湮没的“千秋照相馆”。
1946 年，从印尼回国的侯霞粦从广东梅县来到重庆，随后和丈夫张佳兴一起在两路口经营千秋照相馆。这家相馆尽管名气和单店实力不及留真照相馆，但在大同路、中山路、小龙坎、北碚，有多家相馆打着“千秋”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