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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人 ：许永增
1936年3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37年，其父带着全家前往越南。1947年辗转回到中国，1953 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制造。
1959 年毕业，分配到重庆钢铁设计院（整理者注：今重庆中冶赛迪集团），具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曾参与武汉钢铁公司、攀枝花钢铁公司等国家重要钢铁企业的建造设计工作，并多次被派往法国、日本、美国、德国、加拿大、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家进行技术交流。
◆ 口述时间 ：2020年7月21日
◆ 记录整理者 ：任秀琼
1936年3月20日，我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后沟村，那一带去海外谋生的人特别多。我家附近的东里镇有一种红头船，可以直接去东南亚。红头船带回东南亚物产，还有海外亲人的书信和汇款。这种汇款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番批”，可以凭“番批”去钱庄换钱。现在东里镇设有红头船纪念馆。
在这种浪潮下，我的父亲许实圃前往越南闯荡。当时东南亚华侨最常做的营生是把越南的大米、糖、海产品等贩卖到国内，我父亲也做这一行。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父亲带着妈妈、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和弟弟，从澄海出发，到了越南北部著名的纺织城南定，那时我才刚刚会走路。
起初，我们住在一所平房里，父亲每天外出做买卖，母亲在家照顾我们。印象中，两位姐姐放学回家后，还会背着我和弟弟出门玩。大概过了三四年光景，家里经济条件慢慢好了起来。我父亲的生意渐渐做成了大宗贸易商行，并且发展到了越南首都河内，成为河内的华侨商会成员。他在马尾街开了一家贸易行，取名“振昌顺”，父亲请了一个越南人做翻译。这位翻译后来把他妹妹介绍给我大哥做老婆。不久，父亲又找我堂哥协助我母亲在南定的唐人街开了另一家贸易行，取名“振顺盛”。“振顺盛”的店铺是一座两层楼房，楼下是店堂，楼上是我们的住房。店堂很大、很深，我哥哥平时可以在里面骑自行车，而我父亲每次坐私家车从河内回来，只需把“振顺盛”店堂门板一拆，车子就能开进店铺里停着。这栋楼后面还有一栋两层楼房，楼下是厨房和佣人房，楼上是客房和阳台。两座楼中间还有两个隔断用来堆货。因为房子太大，我们玩耍时大人没法时刻照顾。有一次在楼上捉麻雀，弟弟不小心摔下楼，当时就七孔流血。那时越南医疗条件非常落后，弟弟后来不治身亡。弟弟的死给我父母带来巨大的伤痛，这也是促使父亲回国的一大原因。
在南定，我家附近的小学只有低年级，所以四年级时我就转到一所叫“强华”的华侨学校。学校里都是华侨子弟，老师也是国内来的，学校里讲粤语，小学生都参加童子军，很正规。当时越南北部的中国人讲粤语，南部则讲国语。我只有和家里人才说潮州话，而潮州话和广州话其实差别很大，所以后来我的家乡话潮州话讲得不好。
越南靠近广东、广西，所以每个城市都有各种会馆。逢年过节都按各自风俗，张灯结彩，贴对联，舞狮子，在家里阳台吊个红包，舞狮队经过时会搭起人梯来取。
童年时期，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越南的大饥荒。越南北方的饥荒发生在1944 年秋到 1945 年。据现有资料估计，饿死的灾民在 100 万人到 200 万人之间。据说，抗战胜利后，越共胡志明在河内发表“独立宣言”时，曾提及饿死的灾民大约是 200万。总之，虽然我那时年纪很小，但觉得很悲惨！我亲眼见过街上骨瘦如柴的死人。在大饥荒时期，我们家开过几次粥棚，向灾民施粥。据现有资料分析，越南当时受灾的原因，除了北方农田被淹没、农民歉收外，还有日本人的疯狂掠夺。
华侨仇恨日本侵略者，可能建立了反抗组织。我们店里有一个伙计曾被日本人抓走。印象中，他是一个年轻人，身体壮实，一身肌肉，有时逗着我们玩。等到抗战胜利他才被放出来，身体也垮了，头发给剃光了，据说在牢里被灌过辣椒水。
1940年后，有一段时间南定市经常响起警报，说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一听到拉警报，人们就沿着大街向郊区跑。那时我还小，母亲只好带我们在家里待着。后来，我父亲找人在家里修了钢筋水泥防空洞，很大，但修后发现有地下水，比较深，最后也没怎么用，还是逃到郊外去。
抗战胜利时，华侨们都兴高采烈。有一次我们城里华侨夹道欢迎4位壮士，据说他们曾在河内嘉林机场刺杀汪精卫未遂，被日本人抓起来了。大家都把他们当英雄。
有一天清晨，我发现马路边上有很多中国士兵。他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军衣被汗水浸透，精神很疲惫，装备也很差。不少人身边都有斗笠，脚上穿的草鞋。有的士兵在整理小腿上的绑带，小腿上下一般粗。听大人说，他们是卢汉（整理者注：原国民党政府滇系将领，曾任云南省主席）的部队，奉命日夜兼程到越南来接受日本投降，维持治安。这支部队在越南没呆多久，就被曾泽生（整理者注：原国民党政府滇系将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曾率部去越南参加受降）的部队接替。曾泽生的部队完全不一样，他们装备精良，头戴钢盔，全是美式武器。
二战结束后，到处呈现出新气象，生意兴旺，人心活跃。家里的货物进进出出也比原来多了，经常有大宗的大米、白糖、红糖和干副海产品运来。有时候看到有的包装有小口子，我还和弟弟从里面掏一点鱿鱼干出来烤着吃。
1946年，越南社会开始混乱。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就考虑要回国，一直在谋划此事，托我的叔叔在家乡帮忙买田地，大概买了二十多亩，修了三间房子，还把金条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存在香港。
后来局势发展很快，一方面中国军队要撤走，曾泽生部队要到东北打内战。另一方面，不知什么原因，法国军队乘机在越南北方登陆，又驻守在原来的兵营里。有一段时间，城里出现国民党政府军队和法军同乘一辆军车联合巡逻的局面。
国民党军队完全撤走后，南定地区完全受越共控制，他们在所有马路的十字路口都挖一个深坑，车子根本过不去！整条街的房子墙上都打个大洞，人可以穿过。他们把没人的住户家里的东西都堆到马路上。那时的巷战让我永远不会忘记。
城里待在兵营的法国兵也不出来，每天靠飞机在空中巡逻，给兵营空投补给。我们南定的房子在日机轰炸时期就挖了防空洞，家里粮食倒是够吃，但蔬菜、肉类这些生鲜，就完全供应不上，所以我父亲决定离开。
我们先从南定往海防靠拢。当时陆上没有交通工具，全靠徒步，我们走过了南定很多乡村；水上虽然有船可乘，但随时要防备海盗，我们坐的船上架设着枪炮。有一次为躲避海盗，船只临时停靠一个小岛，岛上竟然有中国人。我当时的感触是：中国人真的是“无孔不入”，再小的孤岛上都有中国人做生意，过生活。
1953年，许永增（前排右一）在广东省汕头市金山中学高中毕业时团支部团员合影
我们从小岛出来再转乘小船到海防，和从河内赶来的二哥和两个姐姐会合。大哥大嫂和侄儿侄女留在越南，后来境遇不好。1947 年 3 月，我们办好签证，先去香港。船快到澳门时突然拉了警报，当时船上的乘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遇到水雷，幸亏船员及时避开了。
我们在澳门上岸又转船到香港，再转到故乡汕头。回汕头后，父亲仍然做生意，但是景况早已今非昔比。在越南，我父亲做大宗贸易，也兼卖金条。我记得那时候家里金条很多，像苏联背心一样一条一条穿在身上。越南海关查得严，想到回去就是国民党统治了，所以就把所有的金条换成了“法币”。新中国成立前物价疯涨，我们开店更加有感触，那些所谓的“法币”越来越不值钱，最后成了废纸。在那种情况下，生意也不可能好得起来。我们家后来破产了。
1949 年 11 月，正规部队四野（整理者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还没来，闽粤赣游击队解放了汕头。新中国成立后，我回到家乡继续上学，跳了一级直接读初中，初中毕业后考进了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很有名的金山中学。我二哥读了革命大学，毕业后分到广州交际处。我大姐、二姐都参加了文工团。
当时农村“土改”划成分，我们家被划成“地主”，被没收了财产。我上学所需的生活费，全靠姐姐们文工团的同事给一点，学校里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团员也会接济我，直到1953年我高中毕业。
新中国刚成立时，因建设需要，国家想培养人才。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全国招 10万人还招不满，还得第 2次、第 3次补招。当时生源很少，所以我哥哥姐姐都按调干的性质回学校上学了。我哥哥到北京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我大姐读东北工学院——现在的东北大学；我二姐到郑州的一个电气方面的中专上学。
那时候个人生活和国家发展都很困难，我立志学一个对建设祖国有用的专业。我听金山中学前一届毕业的学长说，哈尔滨工业大学很好，是苏联专家来办的。所以，我报考哈工大，被机械制造系轧钢拉丝机器及工艺专业录取。那是1953年10月。
哈工大有百年的历史。它的前身是1920年成立的中俄工业学校，为俄国在东北建设中央铁路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它被确定为全国学习国外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样板大学之一，由苏联派出以莫斯科鲍曼工学院为主的60多名专家来协助办学。我们的校长是团中央前书记李昌，据说他在“一二·九”运动中是风云人物。为了适应这种学习环境，我们进入哈工大后，先学习一年俄文，再加上学制五年，我总共读了六年大学。
1959年，我从哈工大毕业，被分配到重庆钢铁设计院，当时还叫“重庆黑色冶金设计院”。“黑色冶金”的说法沿用自苏联，他们把钢铁叫做“黑色金属”，把铜、铝等金属叫做“有色冶金”。我们院原来是冶金部直属设计院，一般称重庆钢铁设计院，在冶金行业内简称“重庆院”。
许永增1959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证书
1958年，国家为了建设西南，把鞍钢一个设计处搬到重庆，为此开了一个专列。我没有赶上头班车，是第二批过来的。设计院本来选址成都，但那边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安置。恰好当时西南军区撤离重庆，军区所在的黄花园空出了很多房子。所以说，重庆本来只是临时安置这个设计院，成都后来也留出很大一片地给重庆钢铁设计院，时任省委书记也要求设计院搬回成都去。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搬迁就搁置了。
当时国家政策要求，大学生毕业之后都要下工厂劳动，我被分到了重庆第三钢铁厂，跟着师傅学钳工，每天用锉刀锉零件，做孔型样板。后来设计院也办了实验工厂，我们就回到实验工厂干活。劳动一年之后，我被分配到院里设计室工作。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央决定打开国门，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976年，国家启动武汉钢铁厂的“一米七轧机”项目（整理者注：以下简称“一米七”项目）。这个项目规模大，投入了好几个亿，所以设计划分成了几块，重庆钢铁设计院承担热轧工程，武汉院承担冷轧工程，还有其他院分别负责高炉、连铸等工程。
1985年，许永增（右二）参加冶金部赴法国考察团在法国里尔
1988年11月，许永增（左二）赴日本广岛三菱重工设计组设计室
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做现场设计，所以长期出差是常态。建设武钢时我们住在武钢设计院的招待所，一家人住一间屋子，很挤，一住就是好多年，条件相当艰苦。我主要负责设备，担任设计联络代表。由于“一米七”项目引进的是日本技术，所以我每天参加中方、日方和施工单位的三方会谈，跟进安装过程中的问题。工程紧张，当时冶金部有一个专门的班子设在武钢，各个设计院也经常交流、讲课，有时半夜会被叫去开会。有一次，冶金部一个司长，半夜叫我去给他讲热轧厂的液压系统情况。等“一米七”项目的热轧厂建成投产，我才回重庆，那已经是5年之后的1981年了。
1999年1月，许永增参加本钢热轧项目设计审查时在德国柏林留影
随着改革开放到来，武钢项目刚结束，宝钢的项目又来了，同时，攀钢也开始建设了。我们设计院调到西南，当初主要是为了开发攀枝花、建设“成都无缝”这两个大项目。“成都无缝”是一个非常大的钢管厂，位于牛市口。它们都属于事关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当时是匈牙利援建。
攀枝花原来完全是一个不毛之地，基本上是靠十万基建兵搞起来的。攀枝花有很多地方的名字叫做“弄弄坪”，因为很多山头被“弄弄平”了。
后来我出国的次数就比较多了。我去过2次美国、3次日本，以及法国、加拿大、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家。设计院里有人说我是“出国专业户”，还有些干部开玩笑说：“我不愿意当科长，愿意当许永增的角色。”早期出国，主要是买二手设备，因为新设备要订货、制造，周期很长，二手设备买回来直接装上就能对付着用了。
1985年冶金部组织出国考察团，我第一次去的是法国。那时法国经济不景气，很多钢铁厂都停产了。1986年4月，我们去过广岛三菱重工，为重庆特钢合金钢连铸机项目的设计做审查。1988年11月，我带了一个10人小组去日本广岛三菱重工，参与他们的详细设计。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使我院能够熟悉日本的设计标准和对图纸文件制作的具体要求，同时也给设计院赚点外汇。整个过程由日方提供住宿和生活费，每人每天2200日元，半年时间里为重庆钢铁设计院赚了四万多美元。通过这两次的活动，日方对我院的技术水平有比较好的印象，从而促使三菱重工、重庆钢设计院、重庆特钢以及日本住友公司四方，共同成立了名为“四友”的连铸公司，开展技术合作。
1996 年，我 60 岁，退休了。但是作为技术顾问，直到 1999 年我还因公出国。真正退下来是2007年，那时我已经71岁了。
我这一辈子都在四处流浪，跟随父亲从中国汕头到越南南定，又从南定回汕头，再去东北的哈尔滨上学，最后定居重庆工作和生活。
我这一辈子都在为国家的钢铁行业奔波。中国的著名钢铁公司，如宝钢、武钢、鞍钢、沙钢、太钢、梅钢、马钢、八钢、攀钢、重钢、广钢、新钢等，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还有那些企业的制造工厂，如一重、二重、上重、陕压、常冶、衡冶等，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凡是我参与的项目，最后都建成了。
曾来兴 先生
曾来兴的祖父作为“猪仔”被卖到南洋，祖母带着儿子儿媳前往马来亚（整理者注：当时的马来半岛是英国殖民地，后发展成为马来西亚联邦）寻亲，从此一家人侨居南洋。二战期间，曾来兴的父亲惨死在日军酷刑之下，家人决定回国生活。
曾来兴在马来亚度过了童年，和千千万万华侨一样，他随家人回到了“唐山”（整理者注：即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称呼）。他回国念小学，适逢新中国成立，作为升旗手在村里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学毕业后，他报名去西藏参加民主改革工作，却“阴差阳错”翻越秦岭，进入重庆铁路管理局。
1958年3月，年轻的实习司炉工曾来兴幸运地和师傅一起，驾驶护送毛泽东主席的专列从成都驶抵资阳。在异乡长大的曾来兴，在故乡得到了信任，找到了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