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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人 ：应骥
祖籍浙江宁波，1930年出生于仁川。1946年和母亲返回上海，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出发，1950年来到重庆。
◆ 口述时间 ：2019年12月
◆ 记录整理者 ：罗皓皓
我祖籍浙江宁波，祖父应会元是满清海军的一名级别较低的军官。一次，他在爬桅杆时不慎掉落在甲板上，把腿摔断，伤好之后没法在海军待了，就回到了上海，也失去了经济来源，靠我大伯、二伯供养。
我父亲应志成有个叔伯兄弟在当时日本占据的韩国仁川开裁缝铺，因此他16岁时就独自去了仁川，在裁缝铺当学徒。我父亲去的时候说自己是上海人，因为当时朝鲜半岛还是被日本占领的，日本人不知道宁波，只知道上海，如果说是宁波人，就有可能被抓，而且抓了之后就很难被放出来。（整理者注：1910 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1945 年 8 月 15 日光复取得独立。1948 年 8月和9月，依北纬38度线，朝鲜半岛南北先后成立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我父亲的叔伯兄弟并不会裁缝，是个外行。当时的仁川很小，只有两家西装店，一家就是父亲所在的顺泰洋服店，另一家是一个新加坡人开的元泰洋服店。（整理者注：相关资料显示，当时汉城的洋服店也基本为宁波人所开）
我父亲就跟着店里裁缝偷师学做西服，到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自己出来开店，名字叫“慎昌洋服店”。
我母亲李美娟是广东南海人（整理者注：今广东佛山），家道中落后被卖到大户人家当丫头，后来又被当“猪仔”卖到美国旧金山，所幸被当地新教济良所接纳。因为不习惯当地的生活，她辗转回到上海，经我姑妈介绍，与从仁川返沪的我父亲结了婚。
1930年，我出生在韩国仁川。
我有4个姐姐和1个妹妹，大姐、二姐出生在上海，其他的都出生在仁川，其中三姐、四姐和妹妹没长大就夭折了。
我父亲自学了日语，他的洋服店走“高层”路线，基本都是做日本人的生意，尤其是日本官员，因此生意一直都很好。不过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当时中国人在韩国是二等公民的事实。
我是在仁川上的幼儿园，一直上到小学四年级。学校里有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推行的是殖民教育，校长、老师都偏爱日本儿童，中国和韩国的儿童经常受欺负。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被日本同学欺负，根本不敢靠近他们，一靠近就会被打，放学了也不敢回家，怕路上遇见日本同学又被打。有一回，我被日本同学扔石头，砸得满头是血。还有一次，我被打得不敢去上课，偷偷跑到池塘边看小金鱼，结果被老师告到我父亲那里，我又被父亲用裁缝尺狠狠揍了一顿。
我妹妹也可以说是间接死在日本人手上。她当时还小，生了病，家里请来一个日本医生，给她打了一针以后，她就不在了。一家人也不敢问病因，更不敢找他要说法，那个医生就直接离开了。
童年对我来说很可怕，只有母亲的爱，是唯一的慰藉。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就读于天主教会办的金科小学，后来又上了金科中学。上中学的时候，我父亲打电话叫我回仁川，回去之后，家里有了变化。
我父亲当时又有了一个女人，是个朝鲜女人。这个女人很厉害，会讲广东话、山东话（整理者注：应老解释，山东话是朝鲜华侨的通用语）、宁波话，我两个姐姐和她发生了几次冲突，父亲对母亲也越来越差，动辄打骂，有一次甚至打断了她几根肋骨。我因为维护母亲，还挨过父亲的耳光，两个姐姐也先后离开了家。
日本投降前实施军管，物资管控，日子很不好过，买什么都要凭票。后来，美军接管了仁川，父亲搭上了美国军官，生意又好了。
1946年，我和母亲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偷偷跑去了汉城，当地一个宁波老乡带我们去军管会（整理者注：应为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里面有位办事人员是广东客家人，听我母亲说广东话很亲切，也很同情我母亲，很快就给我们办了手续。
我们先坐火车到釜山港，由于客轮还没开通，就在釜山住了半个月，又坐军用运输船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母亲在基督教开办的圣光中学当生活老师，我也进了这所中学。学校里苏北人多，是免费的，没多久就改名叫江淮中学。
我们住在上海杨树浦一带的侨胞招待所。招待所里的侨胞其实不多，多数是抗战胜利后从内地退役回到上海的军人。
我后来又在上海工部局（整理者注：旧上海租界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1943 年已取消）开办的华童中学上学，之后考上七宝农业职业学校（整理者注：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前身），学习畜牧兽医专业。
应骥在西南服务团的军装照
我没有想到，七宝农业职业学校当时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也就是横沥康乐会。康乐会的同学都很特别，我自然而然就向他们靠拢了。
1949年上海解放后，西南服务团在《解放日报》上招人。康乐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蔡立（整理者注：蔡立后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牦牛专家）号召我们一起参加，当时报名的有8个人，后来只有6个人前往，我就是其中一人。
应骥在西南服务团行军时的照片
我们先是集中到南京培训，学报告，进行思想改造，队长以上基本都是山东老区的战士。
上海团团长是曹荻秋（整理者注：四川资阳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等职）。我们在1949年国庆节出发，路过南京中央大学时遇上游行，才第一次看见五星红旗，之前只认识八一军旗。
我们从南京坐火车到徐州转车，都是拉货用的军用列车，到郑州之后往南转到长沙。我们虽然都穿着军装，但都没有武装，当时一路上还不是很安全。有一段路，我们凌晨 3点就吃饭，吃完饭就摸黑走，也不敢打手电，为的就是避开国民党的游兵散勇和土匪，还好一路上都没有正面遇到危险。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大队长问我们：“有没有信心消灭蒋介石匪帮？”我们虽然没有武装，但是都大喊：“有！”为这事，大队长还挨了批评，说他不应该鼓动大家硬拼。
从南京出发时，我患上了疟疾，到湖南常德时就走不动了，两条腿都没知觉了。小队长和队副一人一边扶着我走，还有另外一位同志帮我背背包。
于是我就留在了三兵团的医院治疗，后来又转到五兵团医院，直到1950年3月才出院。
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听说重庆解放了，很着急，一出院就坐招商局的轮船到了重庆。
到重庆后，我先到军区后勤部，又转到西南局，后来到了西南粮食局总仓库（整理者注：位于今重庆市渝中区李子坝抗战公园）任押运员。
总仓库其实并没有仓库，是一个管理部门，下面有 9个分仓库，我负责把征收的粮食押运到分仓库，曾经到过乌江江口，没遇到过什么危险。相对于匪患较为严重的川南，川东这边要平静得多。
应骥和妻子的结婚照
应骥的书柜里有很多日语工具书
重庆市人民政府成立后，西南粮食局改成了重庆市粮食局，我和同单位的戴郁芬有了来往。戴郁芬的家庭成分不好，她有个叫贺龙庆的表哥是特务，重庆解放后跑去了中国台湾，她因此受了影响。1956年，我和戴郁芬结婚，1960年我离开粮食局，成为临时工。我堂哥在水电部列车电业局当科长，和我二姐关系比较好，我请他帮忙，他们就想办法把我调到了山西晋城。
由于我在重庆的时候，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的职工美术培训班学过美术，就在晋城塑料厂当美术设计，后来又在山西长治的工艺美术厂搞玻璃画，我所绘制的玻璃画《嫦娥奔月》曾在山西省的展览上受到好评。
应骥作品：玻璃画《西厢记·听琴》
1980年平反后，我回到重庆粮食局。我妻子有朋友在四川外国语学院，经介绍，我进入川外教授日语。我没上过大学，底子薄，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是中级职称，60岁离休前才成为名誉教授。重庆大学等好几个大学也请我去讲过日语课。
离休后，我翻译过一些作品，也写过一些民族研究方面的书籍，比如《僰氐羌源流考》，也因此加入了市文联和市作协，但感觉这些都算不上我真正的作品。我准备写一本完整的自传，作为真正的作品交给作协。
许永增 先生
许永增是新中国钢铁建设事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从北向南，从东到西，再从中国到世界……很多有钢铁产业的地方，都流下过他的汗水。
对于做了一辈子工程技术的许永增来说，网络世界根本难不倒 85岁的他。相反，网络的开放性与便捷性使他感觉自己始终与世界同步。如今的许永增，不仅购物首选网络商城，出行首选网约车，与亲友联络习惯于使用手机社交软件，连理财也直接在手机上操作。他的女儿说，父亲是一位“网购达人”，“手机玩得比年轻人还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