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杂技世家走出的人民医生

◆ 口述人 ：杨震华

祖籍天津，1939年出生于新西兰基督城，1943年随父母返回祖父定居的香港，继而回到大陆，1946 年定居重庆。1963 年，毕业于重庆医学院医疗系，1984 年调重庆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整理者注：今重庆市计生研究院），从事科研、临床、教学工作并担任研究所领导。1983年任重庆市江北县侨联副主席；1988年担任市政协委员；1990年开始，连任三届重庆市侨联副主席。1993年当选重庆市人大常委；2001年，被评为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优秀代表。2003年被评为重庆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先进委员。

◆ 口述时间 ：2020年8月

◆ 记录整理者 ：任秀琼

祖父杨宝忠与他的“义侠精武团”

我的故事要从我的爷爷（整理者注：杨震华之父为赘婿，杨震华随外祖父杨宝忠的姓）讲起。我们是天津人。我的爷爷杨宝忠，1893年出生，从小练武术，和霍元甲算是同门师兄弟。有了武术功底后，为了生活，曾祖父送我爷爷去北京的京剧科班“富连成”学习武丑。

在北京待了两三年，因曾祖母过世，爷爷被迫停学回到天津，跟着曾祖父做泥水匠。这个时期爷爷对杂技产生了兴趣，进入天津“雅艺皮条杠子社”学杂技。没钱缴学费，爷爷就给“杠子社”的道具房守夜抵学费，同时利用晚上的时间练功。爷爷主要练的是“杠子”和“皮条”。他非常聪明，把京戏里的很多动作移植到杂技里。1908 年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时，天津挑选了最优秀的演员，组成一个杂耍班子去北京朝贺。爷爷被选入班，那一年他16岁。爷爷的节目很受欢迎，王公大臣拍手叫绝，爷爷在北京一炮而红。

就在那一年，爷爷和他的师兄弟被邀请去上海演出，其间他又拜师学习了中国戏法和西洋魔术。当时俄国“巴罗斯基”马戏团的老板对爷爷非常欣赏。他多次与爷爷洽谈，以高薪和爷爷签了3年的赴俄演出合同。

于是，1910年初夏，爷爷和他的6个师兄弟组成了“七侠演艺团”赴俄国演出。俄国老板看我爷爷年轻又帅气，功夫好，脑子好，反应快，有礼貌，想招他为女婿，也希望以此留住他。爷爷觉得，作为中国人，不愿意娶一个外国人做老婆，所以婉言谢绝。事实上，爷爷和师兄弟们一直思乡心切，所以1913年初夏合同期满，他们马上就回国了，继续在津沪一带演出。

爷爷还是一位侠肝义胆之人。1913年盛夏他们在上海演出，一位师弟的未婚妻在上海虹口道场被日本浪人劫持。爷爷师兄弟7人，赶去日租界旅馆救人，和 3个日本浪人发生了激烈的格斗。他们打死了一个，打伤了两个日本人，把师弟的未婚妻救走了。事发次日，上海大小报纸以《飞侠侠义救难女》为题报道了痛打日本浪人这一事件，对他们的侠义行为大加赞赏。日租界出动军警四处搜捕，他们连夜登上开往烟台的轮船，几番周折回到天津。

1914年，爷爷一行去哈尔滨，结识了另一个叫“依扎克”的俄国马戏团，这个团的老板同样很欣赏他们的演技，热情邀请他们再赴俄国演出。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在一些俄国布尔什维克朋友的鼓动影响下，他们7人参加了一支红军队伍。

爷爷曾跟我说：“‘红老毛子’是穷人，老受欺负，是好人。我们帮他们打老财的‘白老毛子’！”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被沙俄军队打散，混乱中被俘。一个多星期后，红军“依布琴科”哥沙克骑兵解救了他们，并动员他们加入了这支骑兵队。爷爷说他还跟随队伍参加了苏联红军攻打冬宫的战役。在苏联爷爷负过伤。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他们才又回到天津。后来“七侠演艺团”师兄弟相继结婚成家，为养家糊口各谋出路，最终解散。1919年底，我母亲出生。

那一时期社会非常动荡，民不聊生，爷爷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要有自己的杂技班子，才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1924年他带着杨家班巡演到武汉时，爷爷以自己的子女、子侄为班底，在武汉当地招收了一批有悟性、能吃苦的穷孩子为艺徒，起名“童子艺术团”。

我父亲周少田就是在那个时期进杨家班跟着爷爷学艺的。他家在汉阳农村，他和 3个弟弟成了孤儿，四兄弟就都进了班。当初贺龙的部队经过湖北，他本想去参军，但是 3个弟弟怎么办？那时候汉阳街上有卖“福尔膏”的——担个挑挑，里面摆些药，一个人担挑挑，一个人伴着吹号。我父亲看见吹号觉得好玩就拿起来吹，没想到吹得不错。他学了几首曲子就帮别人吹号。有人就推荐他去参加“童子艺术团”，由此他开始学习杂技。我母亲那时候 5 岁，也开始学艺。

“童子团”一边学艺练功，一边演出。北方管这种表演形式叫“撂地”——在一个宽阔的场子里，翻跟斗啊，舞剑、抖空竹、耍坛技、变魔术……在爷爷的严格教导和训练下，“童子团”的学员们很快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各自有了自己的节目，大家随着爷爷走南闯北，卖艺演出。几年时间，“童子团”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一带已经小有名气，时常被邀请做富室贵家的堂会演出和逢年过节的行香走会的表演。

1936年，“童子团”在广州演出，被一个叫刘金富的香港老板看上了。他很有头脑，看了“童子团”的表演后，就来跟爷爷商量：你们全家跟我到香港去，我出钱雇你们杂技班去海外演出，演出收入按比例分成。那时去香港很容易，就这样“童子团”去了香港。

1937 年“童子团”改名为“天津义侠精武团”，先后被雇佣到安南（整理者注：今越南）、暹罗（整理者注：今泰国）等东南亚地区演出，后来又去更远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演出赚来的钱，刘老板得大头，“精武团”最多时才分得一点五成。但是对于“精武团”来说，这一点五成已经很不简单了。听我父亲讲，他们的演出太受欢迎了，华人喜欢，洋人也喜欢。他们在海外演出的场馆都是当地的大剧院，演出条件非常好。“精武团”成了刘老板的摇钱树。在外演出一年后，“精武团”全团回港休整了 3个月。那时候，爷爷由于过去受的伤和多年的劳损，一条腿已经瘸了，一只眼睛角膜白斑，不能继续登台演出，他在香港深水埗买了一处房子，定居下来。

那是 1938年，我母亲 19岁，爷爷把她许配给我父亲。第二年，父母亲再随刘老板赴澳大利亚、新西兰演出。1939年底，我出生在新西兰南岛基督城的海伦医院。

我所经历的海外、抗战与新中国成立初的生活

母亲杨俊英怀着我的时候，仍在基督城演出。偶然的机缘，母亲结识了当地一位姓Denton （丹顿）的夫人，我该叫她Grandmother （祖母）。她非常喜欢我母亲，一定要我妈妈做她的女儿，所以我一出生就有一个洋外婆，还有一个洋舅舅——比我大 4 岁的John （约翰）。这位外婆很照顾我妈妈，在我父亲还在新西兰各地演出时，丹顿夫人就让我母亲住到她家里去。她是做文职工作的职业女性，她丈夫在港口的修船队管事。我母亲在海伦医院生下我以后，我们又在她家生活了一年多。她非常善良，非常爱我们。1941 年，刘老板要“精武团”去澳大利亚演出，妈妈带着我要离开新西兰了，丹顿夫人舍不得我，她对我母亲说：“我把儿子给你养大，以后再还给你。”我是家里的长子，我妈妈也舍不得。丹顿夫人哭着送我们上船，没想到一别就是永远。在香港时，我们还收到过她寄来的礼物，回到大陆后就断了联系。母亲时常给我和家人讲起那段难忘的经历。

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后，我父母与精武团在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等城市巡演。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寇侵略香港，香港被炸得到处都是瓦砾废墟。1942年2月，日寇发动了对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空袭，局势非常紧张，澳大利亚的各大港口布满了水雷进行防御，即将断航。“精武团”的青壮年全在澳洲，我爷爷奶奶却在香港。全团想尽办法登上了回香港的船，3 岁多的我也随着父母历时两个多月终于从澳大利亚回到了香港。

我爷爷早年在上海的经历，使他非常痛恨日本人欺负、侵略中国。因为“精武团”当时在香港的名头非常响，日军三天两头派人来家里叫去劳军，给“皇军”表演，爷爷先以各种理由推托，日军的威胁则越来越大。当时也不可能再去剧院演出，全家几十口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爷爷因为在香港演艺界很有名，之前也结识了夏衍、田汉等进步人士。爷爷给夏衍、田汉以及天津同乡会说了这个情况，大家商议决定：绝不给日军演出，香港不能待了，马上回大陆。

爷爷说在夏衍、田汉和天津同乡会的帮助下，他们租到了一条大捕鱼船。团里都是练功夫的年轻人，身强力壮的，大家很快就把东西搬上船。乘着月黑风高，80多人连夜悄悄出海，向大陆偷渡。我和几个月大的妹妹是船上仅有的小孩。只记得大人把我抱着，风急浪大，颠簸不停，害怕被日军军舰发现，发现了就要开炮啊！大人叫我“不准哭，不准闹”。我一哭，大人马上吓唬我“鬼子来了！”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紧张。偷渡到哪里呢？广州湾，也就是现在的湛江。当时日军还没占领那里。到湛江不久，1943年日本人又打到湛江来，全家就只能往桂林方向走。当时的桂林相对安定，我们就在七星岩那边租了一个大院儿住下来，在桂林周围演出。不演出没收入啊，几十口人要吃饭。在桂林，爷爷又遇到了田汉，原来他也回国了。田汉介绍爷爷到国民党军队去慰劳义演，到医院给伤病员演出，部队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点口粮。我们也给当地老百姓演。有时也给财主演出，收到的钱一部分捐给军队给伤病员买药。1944年，日本人打到桂林，桂林沦陷，爷爷只好又拖家带口往北朝贵州方向撤。

那时候我已经记事了。我们沿途坐的火车，不是现在这种客车，而是运货的闷罐车。那时候有闷罐车坐已经不错了。我们全家80多口人，坐了两节闷罐车，男女分开。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只要闷罐车的铁门打开，外面看到的全是尸体：生病死的，日机轰炸死的。当时霍乱流行，我母亲得了霍乱差点死了。火车进站要停很久，因为一个火车头要拉好多不同的车厢，一列一列都要排队，经常三五天火车都动不了。火车顶上坐了很多人，还有很多人睡在火车下面，火车突然开动哐啷一声，有些人就被火车轧死了。

路上还遇到不少土匪。那时候太艰难了，农民地里种不出粮食、蔬菜，饿得不得了，只有出来抢人。拿着土枪土炮大刀来抢，那个大刀把子特别长，前头是弯的像镰刀，磨得快得很。田野里到处能看见死人。那个惨状啊，我现在都记忆犹新。日本鬼子太残忍了！像水灾会引发次生灾害一样，日军的暴行引起国内大动乱。我们没有吃的，别说肉了，连菜都买不到，经常三五天才能吃到一点蔬菜。

亏得我们有在部队里义演的经历，后来军方护送了我们一段，把我们送到了贵阳，那时已经是 1945年了。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可是这么多人要吃饭，又怎么维生呢？我们租了贵阳一个叫“南明”的烟厂的仓库住下。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用盐炒黄豆下饭。不管大人小孩儿，全家人每天都这么吃。在“精武团”最危难的时候，我的奶奶，号令全部女眷，把自己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换钱，买米买面，做成稀饭、馒头、包子、烙饼、饺子去卖。早上卖早点，下午卖茶，就像重庆人摆的老鹰茶摊一样。我爷爷、舅舅他们习武懂气功，就摆摊儿用中医气功给人治病，专治跌打损伤，接骨斗榫。家里有祖传的膏药，还有黑沙丸，老百姓也信这个。就这样，一家人勉强度日熬到了1946年。当时我们一心想回家乡天津，找了部队，请他们带我们去重庆，再想办法从重庆回天津。

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今天的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对面的大众游艺园，当时各个剧团班子都在里面演出。管事的科长是山东人，因为他邀请我们去“大众游艺园”演出，我们才有了立足之地。

我们刚到重庆时，这里经济非常萧条，交通很不便利，没有火车、飞机，只有水路。怎么回天津？回去不了。家里就商量，暂时留在重庆，就在四川省内演出，内江、雅安、成都、自贡、宜宾、泸州……但是那个时候有多少人看杂技啊，看两次人家就不看了。怎么办呢？我爷爷就和家人商量，把杂技和戏曲结合起来。戏曲的服装、化妆、道具、布景、灯光、舞台、舞蹈，这些都可以和杂技联系起来。他们排了很多戏，比如《十三娘》《梁红玉》，那些都是打侵略者的戏，观众看起来特别感同身受。宝剑在天上转啊转啊，配合后面布景的灯光，效果非常好，上座率立马提高了，在各个地方演出都很受欢迎。这样就解决了大家庭的生计问题。后来家里在飞来寺附近买了房子，一直住到1951年重庆杂技艺术团成立。

我们还是一直在筹措回天津的路费，但是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都没有能回去。要回去，必须先坐江船到武汉、上海，再坐海船到秦皇岛、大连，最后到天津，一大家人要回家是很麻烦的。后来，我们给西南军区的解放军部队慰问演出，贺龙等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都来看了。演出地址就在解放碑实验剧场。演出太受欢迎了！田汉还为那次演出写了节目单，上面有很多人的签名。贺龙很喜欢我们家的节目，他听了我们家的经历，知道我们爱国，是放弃了财产回到大陆来的。贺龙对市文化局艺术科的科长说：“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团留住。”市文化局的领导多次到我家来做工作挽留，我爷爷被感动，同意留下了。于是1951年5月，以我们杨家班为核心，结合了另外七八家小团体，比如“怪人团”等，组建了“重庆技艺团”，我爷爷任第一任团长。1955年，重庆技艺团改名“重庆杂技艺术团”。成立大会上，奶奶也被请上了主席台，戴上大红花，表彰她在最艰苦的时候勇挑重担，把家里的铁盆碗盏都捐献出去，才把这个团保留了下来，渡过了难关，又把这个团完完全全地交给了政府。所以大会上，我奶奶被赞颂为“团的母亲”，大家都很受感动。当时我们家里有一辆道奇卡车，出去演出的时候装道具服装用。道具里面最贵重的是两幅舞台大台帐和三重耳幕，是我父亲当年在上海花重金请人用湘绣手工绣制的，主题是八仙过海，非常生动华丽。

我的父亲母亲、姨母姨父、舅舅舅母、叔叔婶婶等，都在杂技艺术团工作，不但创作奉献了很多精彩的杂技节目，而且培养出不少杂技名角。皮条、顶杆（爷爷独创的用头顶，上边有两人，其他团的是用肩扛杆）、耍坛子、转碟、蹬技、晃板、柔术滚杯、走钢丝、魔术、戏法等节目的技巧和难度均居全国一流，尤其是我母亲独创的“舞流星”引起了轰动，成为每场的压轴节目。抗美援朝时期，我母亲先后两次去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后又赴西藏慰问驻藏部队。她表演的《叠罗汉》蹬人节目在部队轰动一时，她是底座，蹬四个人在上面表演，负重量惊人。这个节目轻重并举、软硬功夫相辅相成，最能体现中国杂技艺术的特点。重庆杂技艺术团在当时的中国杂技界拥有响当当的名气，与中国杂技团、上海杂技团、广州杂技团等并驾齐驱。还为成都军区杂技团、昆明军区杂技团、广西杂技团、武汉杂技团等培养输送了一批优秀的杂技演员。文化部组团出访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欧洲国家以及苏丹等亚非拉国家，都多次选派了重庆杂技艺术团。

我的求学与工作经历

我爷爷从小习武学艺，家贫没上过学，没文化，知道没文化的艰难。我母亲那一辈，一直动荡流浪，也没有读到书，只有一个表舅读过几年私塾，成了杨家班的秀才。其他人在重庆解放后通过扫盲班，认识了好多字。所幸他们脑瓜都还比较灵活，也有语言天赋，走南闯北的经历使他们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比较地道的广东话、上海话、山东话、四川话等。到我这一辈生活相对安定了，我母亲坚决不许我学艺，爷爷也赞成我们这一辈都不要搞杂技了，太苦太累，对身体伤害也大。我又是长孙，家里更希望把我培养成有文化的人。

1947年，我上小学。我最初读的小学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对面通往市三院（整理者注：原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今更名为重庆市人民医院）的那个路口上。一上学就是读第四册了，因为前面没有班。一开始我都在“坐飞机”（整理者注：重庆方言，形容搞不清楚状况，云里雾里的），后来在老师的辅导下很快赶上了。1948 年，那个地方拆掉，我转到两路口小学念书。1949 年重庆解放后，我转到枇杷山的新华小学读书。这所学校1952年又拆迁，我转到七星岗妇幼保健院那边的放牛巷小学。小学毕业后，我考到了重庆市第二中学。第二中学校址先是在两路口，后来迁到西南革大二部，就在化龙桥龙隐路虎头岩底下。我初中和高中都在那里读的。当时第二中学的教学质量非常好，和第三中学，即今南开中学并驾齐驱。这个学校后来拆掉，原址归第二十九中学高中部。

我的成绩一直很好。1958年参加高考，那时候考俄语，我记得开考后45分钟我就交卷了。因为父母希望我考一个离家近一些的大学，所以四川医学院的专业我一个都没有填，全报的重庆医学院。最终我进了重庆医学院的医疗系。我的妻子邓蜀华，两年后也考入了重庆医学院医疗系。她和我从小就认识，就住在我们家楼上。因为她父亲去世早，她小时候跟随母亲到重庆来投奔姨父，她姨父和我父母是同事。我父母很喜欢她。她初中念的第二十九中学，中考前她来咨询我考哪个学校好。我说第二中学环境好、教学质量也好，建议她考第二中学。她就考了第二中学，我们成了高中校友。后来我考上了重庆医学院，她又来问我重庆医学院好不好，我说好。于是，她又成了我大学的校友。

我的医生生涯

1963 年，作为重庆医学院第三届毕业生，我被分配到江津专区（整理者注：1951年4月，璧山专署驻地迁至江津，更名为川东行署区江津专区，辖江津县等县。1968年江津县更名为江津地区。之后，江津县及江津地区相关县行政区划多次调整。1992年8月4日，江津县撤县设市。2006年10月22日，江津市撤市设江津区）人民医院。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我实习时突发阑尾炎，开刀做手术以后伤口感染，所以去单位报到就比别人晚了一个月。时任市卫生局局长的张玉水告诉我，本来已经安排我在江津地区医院搞外科的，因为我还没报到，就安排别人了。领导说现在有三个县的医院可供我选，即江北县、璧山县和荣昌县医院。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家近一点。领导说，那你就选江北县，过江就是市中区（整理者注：今渝中区），而且我们拨了 25万元修建江北县医院，你一去就在新医院上班。我以为江北县医院位于江北嘴。等我去报到了才知道，江北县医院在嘉陵江边的水土镇，很远。

就这样我在江北县医院的普外科一干就是20年，其间跑遍了渝北的山山水水，经常背上装着药品和器械的背篼就和同事们去病人家里救治。很多手术就是在区、乡卫生院做的。没有电灯，只能挂个汽灯在头顶。灯挂高了，看不清手术，挂低了，烤得脖子疼。我的颈椎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主要做肝胆肠这些手术，一般的四肢骨伤也能治疗。这期间，我做过江北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常委、县第一届侨联常务副主席。

随着医院不断发展，各个科室都需要不断地细化建立。1976年，单位派我到市第五人民医院去进修泌尿外科。泌尿外科包括肾脏、膀胱、输尿管、尿道系统。半年后，我又回母校重医进修半年。回到单位，我就不再搞普通外科而是泌尿专科了，带了很多学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控制人口盲目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成立计生机构。计生系统和卫生系统成为平行的两条线，而计生人员都是从医疗卫生部门抽调出来。因为我搞泌尿科，泌尿和生殖，原本就是同一个系统的，而当时新成立的计生部门既缺领导，又缺有经验的医生，所以，市计生部门反复做县里的工作，最终把我从江北县医院调回了主城。我妻子也在县医院的妇产科当科室主任，就与我一道调到主城，正好一个搞男性计生，一个搞女性计生工作。

1984年，我们俩一起到了新成立的重庆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最初研究所设在市急救中心的一栋老楼里，当时有两个上级单位：一个是重庆市科委，一个是市计生委。科委管项目和科研经费；计生委管业务，我们要向其汇报计生工作的研究成果和计划生育川东、川南片区的手术并发症的处理，计生药物的安全性、可行性、可恢复性等；各种计生器械的研发、安全性、可操作性等。我调过来以后管科研和临床。后来市里在江北区红旗河沟划拨34.1亩土地给我们建了一个科研所，我们从市急救中心搬出来。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实践，指导全市开展计划生育手术。那时候计生工作要做很多手术，所以就建立了“重庆市计划生育研究院附属医院”，同时满足搞科研收集数据和统计数据的需要。我爱人就专门指导手术，培养基层计生人员，是“计划生育服务分中心”的副主任，成年累月带着一帮人在基层当“救火队员”。

搞了这么多年的计生工作，我们完成了国家少生优生的任务。我们还到全国其他地方办培训班，广东、广西甚至新疆都去过，算是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做出了贡献。我们还培训了来自印度、美国、巴基斯坦等国家总共100多个计划生育专业人员。

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有一些有意义的兼职工作。原来在县医院工作时，重庆市公安局聘请我为刑事技术法医顾问，兼任江北县公安局兼职法医，这份义工干了 7 年。在市里工作时当过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社会监督员。后来市卫生局、市监察局聘请我为重庆市医疗行风评议监督员。这些社会工作我都干得非常好，受到了各方好评和表扬。

因为出生在新西兰，所以我一直想回去看看，2012 年，在新西兰基督城见到约翰舅舅时，我们分别已是近 70 年了，但是幸运的是今生我们终于再相见了，他叫着我的小名——小英，拥抱我，我们都很激动！我相信，那一刻，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在天上开心地看着我们。他告诉我，在 1963年的时候，听到中国杂技团到新西兰演出的消息，丹顿夫人带着他，拿着我们的照片跑去剧场后台问：认不认识这些人？他们现在在哪里？她太想念我们了，却一直没有我们的音讯，遗憾而终。她不知道也无法想象，战乱时期，我们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全家因海外关系身陷囹圄。我们想念他们，却无法联系上他们。他带我去看了那所当年我们住过的红瓦房子，上百年的房子了，还在那好好的呢。约翰还一直保存着我母亲当年送给他们的衣物和其他纪念品，并拿出给我们看，足以见得他们对我们的珍视。这段缘分弥足珍贵呀！睹物思人，感慨万分。

现在我家里这些新西兰的老照片，一些是约翰舅舅翻拍给我的，一些是父母保留下来的。约翰舅舅前几年还寄给我他写的我们两个家庭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合照，以及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的照片。

约翰年轻时是新西兰一艘舰艇的船长，常年在南极工作。后来在新西兰国家电视台任电子工程师。他尤其爱好无线电和音乐，有英国剑桥大学的音乐学博士学位。他每周礼拜日在基督城大教堂给大家弹管风琴，还自己作曲灌制唱片；每周给基督城的报纸写稿，主题大多是历史方面的。他家里有一个装满无线电设备的工作间，他长年每天义务为利特尔顿港的船只发布海浪和天气预报，乐此不疲。对每一时刻过港的船只他如数家珍。他丰富有趣有质量的老年生活令我叹为观止。遗憾的是，两年前他因突发心梗去世了。

我今年已经81岁了，回顾走过的几十年人生旅程，百感交集！年幼懵懂时跟随父母漂洋过海，从南半球回到战火纷飞的北半球，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生活终于安稳了，还上了大学当了医生。尽管“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了牵连和迫害，后来还是平反了。所有吃过的苦、受过的罪都成了我人生的财富。我的后半生是幸福的，我的职业、我的社会职务、我的良知，使我为病人，为能帮助的所有人竭尽了全力，无私助人的收获就是我的快乐，也是人生没有虚度的体现，更是对我的爷爷奶奶、父母和所有的家人，以及新西兰爱我们、帮助过我们的洋外婆一家人最好的回报。

应骥 先生

2017 年 1 月 11 日，四川外国语大学离退休处会议室，87岁的名誉教授、离休干部应骥举起右拳，在党旗下宣誓，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他交了 2000 元特殊党费。

虽然生于韩国仁川，但在年轻时，应骥早就怀有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抱负，却不想直到年近九旬之时，才终于加入党组织。194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整理者注：简称“西南服务团”。1949 年，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前，从上海、南京、安徽等地招收了 6100 名干部和11000 名大中学生，前往云、贵、川工作），跟随刘邓大军辗转来到重庆，随着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开启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htYA7guntbtYo0Da7DleKku3097Y2JZFOy4H37Gr+9wCwTGJJLSuaLaD0m+Rst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