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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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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英
陈颂陆，陈维新之子，1946年生于重庆；陈英英，陈维新之女，1949年生于重庆。
陈维新，1912 年 1 月 18 日出生，1992 年 5 月 4 日去世，中国台湾台北市人。1936 年侨居马来西亚，先后在怡保市利群橡胶厂做练习生、簿记、经理。1940 年，响应华侨领袖陈嘉庚号召，回国参与创办重庆中南橡胶厂。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中南橡胶厂经理及厂长、重庆市工商联常委、重庆市橡胶同业公会主委等职务。曾任重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台盟重庆市支部首任主委、重庆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等职。
◆ 口述时间 ：2020年9月
◆ 记录整理者 ：仇峥
我们家祖居台湾，父亲陈维新于1912年1月18日生于台北一个工人家庭。当时台湾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祖父陈曲耳在日本人办的铁路工段当冷轧工。父亲14岁时，祖父去世，家中7个弟兄姊妹，生活非常困难。
在台北市同文学校毕业后，父亲相继到烟厂及铁厂做工。后来偷渡离开台北，先后到香港、广州和厦门谋生。1936年只身闯南洋，在马来西亚怡保市利群橡胶公司做工，从练习生做到簿记，后来当上了经理。
1939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三年。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归国慰问团”。慰问团成员包括东南亚各国华侨代表近100名。他们回到祖国，一方面分赴前线开展慰问活动，另一方面筹划兴办实业支援抗战。
慰问团通过调查，结合东南亚特点、华侨实力及抗战急需，先后兴办了以生产奎宁和时令药为主的制药厂、电化厂及橡胶厂。这些企业在抗战时期及后来的国家建设中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整理者注：《重庆统战政协文史资料丛书》记载，1940年6月南洋侨领陈嘉庚、庄西言和郭兆麟等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公司”，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新式提炼药厂，生产药物 91 种。1940年，新加坡华侨谢吉安集资100万元在重庆组织华侨实业公司，开发川康农工矿业，并在西南开设炼油厂，专门采用土产植物榨油。1941年5月，新加坡侨领胡文虎，倡导国内外实业界集资法币1000万元，在重庆建立“华侨企业公司”，先后从事西南锡、铁、煤开采，后又兴办农垦。1943年，缅甸华侨梁金山筹资组建“中国侨民公司”，投资法币 1500 万元。1944 年 12月，胡文虎之虎标“永安制药厂”由桂林迁入重庆生产。菲律宾华侨秦望山、叶松生等在长寿创办“中国电化厂”，用电解方法生产电石，供缺电或停电照明用。在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德国华侨张寿星机智地将 6万元美金分别塞入 6斤多核桃和十几支牙膏皮内带回祖国。他在重庆南岸办了“华侨织布厂”和染布厂，生产军用棉布和棉衣。另外，金融业也是华侨在重庆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1942年 8月，侨领曾纪华、戴槐生等联合内地人士集资法币 800万元设立“华侨工业银行”。1942年底，又有“华侨信托银行”“华侨实业银行”“华侨建设银行”等开业。1943年5月，华侨参政员连瀛洲等联合各地华侨集资，创办“华侨联合银行”。战时华侨金融业华侨投资数量虽无确切统计，但仅以上投资总额估计至少在2亿元以上）
橡胶厂是由马来西亚橡胶工业实业家王振相、王金兴及庄怡生等人发起成立的。作为大西南抗战大动脉的滇缅公路急需汽车轮胎等大批橡胶制品，他们决定立即筹办橡胶厂以支援抗战并填补国内橡胶工业空白。终于在1940年与中茶公司联合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中南为名，意指中国南洋华侨的一片拳拳之心。从此重庆有了橡胶工业，这也是我国大西南橡胶工业的发端。
在此之前，西南没有橡胶工业，也没有橡胶及制橡胶的机器设备，只有从南洋把橡胶或半成品及机器设备运进国内。中南橡胶厂总经理庄怡生伯伯约请父亲加入他的橡胶厂。父亲接到邀请，不管个人安危和得失，不顾利群老板挽留，毅然辞去在利群橡胶公司的经理职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中南橡胶厂的紧张工作中，在马来西亚采购物资并抢运回国。
1940年，日军加快了在南洋的侵略，缅甸处于战争前夕。
1940年7月，父亲带领技术员雷教子及12名技工（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后来也是中南橡胶厂的骨干），以及在马来西亚、缅甸购买的第一批原材料和制胶设备，包括小型翻胎炉等，途经缅甸，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到达昆明。庄怡生伯伯立即委派他主持关键而艰巨的运输工作。
最初南洋物资集中在仰光，由仰光到腊戍约1600公里可以由火车运输，由腊戍到昆明1100公里的路只有穿过原始森林。沿途路面坑洼不平，而且日军对滇缅公路早已封锁，不断疯狂轰炸，企图切断中国大西南抗日补给线。
到了 1941 年 12 月，日军把战火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各国，形势极为危急，滇缅公路更是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路面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弹坑，还有拖儿带女的难民队伍，使公路处于极为混乱的境地，随时都有车毁人亡的可能。后来仰光到腊戍的火车不能运行，公路上运输汽车也被政府统辖。父亲向公司提出组织汽车队，车辆由3辆扩大到10辆，不断往返于仰光、昆明、重庆之间。父亲他们依靠爱国华侨帮助，历经千辛万苦，多次历险，才把橡胶原料、机器设备等源源不断送回国内，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父亲曾告诉我们，他当时的职务虽然是运输主任，但运货时经常亲自开头车，为躲日本飞机轰炸，常是凌晨开车，赶在日机到来之前过桥、过险路。日机来了就躲进原始森林里。他们幸运地躲过敌机一次次轰炸，终于把物资运回国内。
有一次从独山到贵阳本来两天的路程，因遭遇日机轰炸整整走了14天。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情形。公司董事会认为父亲为抗战、为中南橡胶厂立了头功，应“论功行赏”，于是董事们向他赠送股份，父亲在 1943年成了中南橡胶厂的股东。
一直到1945年，父亲一次次奔波在滇缅公路及滇川公路上。这条路从仰光经曼德勒、腊戍、畹町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经贵阳，过娄山关到重庆。即使没有敌机封锁，这条路在当时也如天路一样惊险和恶劣，时有车毁人亡的情况发生。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冬，父亲去贵阳开会，带着母亲和姐姐。从重庆乘汽车到贵阳，经七十二道拐盘旋上山，汽车轮子套着防滑链才翻过娄山关。母亲和姐姐闭着眼睛不敢向外看，司机停车在路边烧了纸钱及香烛。父亲告诉姐姐，这条公路又陡又滑弯还急，不少汽车掉下深谷遇难。抗战期间在这条路上他不知道闯过多少鬼门关，能活到今天，真是老天保佑。对于战时初创的橡胶工业来说，长途运输就是生命线，要在战火中从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把橡胶、机器设备源源不断运回国内，才能保证工厂正常运转。父亲他们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在当地华侨帮助下，甘冒生命危险，为保证抗战时期的橡胶供应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随着战火越燃越炽，创办中南橡胶厂的华侨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橡胶制品，如胶鞋、雨衣、汽车轮胎等的生产，对支援抗战军民是多么重要。
中南橡胶厂在滇缅公路、川滇公路沿线，陆续兴建了昆明分厂、贵阳分厂、重庆分厂等6个分厂，直到1943年在重庆化龙桥建立中南橡胶总厂。这些厂的业务当时主要是为大西南抗战部队翻修汽车轮胎、生产胶鞋，各厂都有好成绩。比如翻新轮胎的花纹、颜色、厚度与新轮胎无异，而翻新费用只等于购新轮胎的六分之一，为前线提供大量战时物资的同时，还节省了大量外汇。
父亲在当运输主任时，先后兼任昆明、贵阳、重庆等分厂厂长或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橡胶原料来源遇到严重困难。担心血本无归的中南橡胶厂大股东提出停业退股要求，稍后代表官股的中茶公司也因外贸中断而提出撤股，这对于刚刚有所发展的中南橡胶厂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严峻形势下，庄怡生伯伯和我父亲商量，决定改组董事会，无论如何也要克服困难，抗战急需的橡胶工业一定要坚持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中南橡胶厂已经成为抗战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决不能后退。当时的父亲意志坚决，他把中南橡胶厂当成了抗日阵地。
当时局势动荡，人心惶惶，重庆许多基建项目大都紧编，而退股改组后的中南橡胶厂董事会却购地25亩，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在化龙桥大兴土木，挂起了“华侨投资创办中南橡胶厂”醒目大字的牌子，一时竟被人嘲笑为“傻瓜”。
这不是一般的商业冒险，而是爱国华侨对于支援抗战的热血奉献。当时他们的爱国行动的确吸引了一批热血青年。有一位留美归国的学子、高级工程师陈国玱路过中南橡胶厂工地，见到牌子深受感动，决定离开就职的资源委员会，带着在上海大用橡胶厂曾负责的产品和技术，毛遂自荐加盟中南橡胶厂。公司经研究认为，人才难得，遂赠予股份，吸收他为股东，聘为协理兼总工程师，并在生活上给予特别优厚待遇。这说明当时的中南橡胶厂是团结人才、支援抗战的一块阵地。果然陈国玱总工程师不负众望，后来在原料缺乏的情况下，在橡胶再生等关键技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是中南橡胶厂最困难的时期，为了资金和原材料，庄怡生伯伯和父亲煞费心血。抗日前线需要大量的汽车轮胎，而滇缅公路曾一度中断，这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中南橡胶厂在大后方因为翻造轮胎已经小有名气，所以在父亲等人的努力下，中南橡胶厂申请外汇的报告得到了国民党政府批准。中央银行拨出 300万印度卢比外汇作为中南橡胶厂采购原料之用。由此可见当时中南橡胶厂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随即，庄怡生伯伯飞赴印度，用这笔款立即买进生胶 50 吨，并且就地加工成半成品，又与盟军总部多次交涉，只用了3个月时间，便动用美国军用飞机空运回云南。一家私营橡胶厂竟然取得一笔巨额外汇，并能动用盟军飞机，当即引得许多厂家刮目相看。
中南橡胶厂以翻新和制造汽车轮胎起家，为当时的国防大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四川文史馆编撰的《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记载，当时重庆871家工厂之中，停工减产者达270 余家。中南橡胶厂成立短短 5 年（1940—1945年）、在通货膨胀之中苦苦撑持，虽然累计亏损近100万元，但共计翻造轮胎4万多只，为抗日军民的汽车运输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保证，为保存和发展民族橡胶工业奠定了初创基石。每谈及此，父亲总显露出无比的自豪。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橡胶厂的票据
抗战胜利后，庄怡生伯伯提取部分资金赴上海建厂，父亲任重庆中南橡胶厂经理。重庆解放前夕，庄怡生伯伯再次邀请父亲去上海工作，但他舍不得重庆中南橡胶厂，更喜欢重庆的环境，所以坚定地留了下来。
1955 年公私合营后，父亲仍被任命为厂长。《重庆日报》1958 年 8 月 9 日在头版以《中南橡胶试制代替无缝钢管的胶管成功》为题，对工厂的技术革新进行了报道。《四川日报》1960 年 3 月 23 日在头版头条以《克服依赖思想，坚决自力更生，大闹技术革命，中南橡胶厂面貌一新》为题，对企业一个半月实现17条自动线、28台单机自动化进行了报道。
20世纪50年代的陈维新
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父亲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他却仍然一心扑在企业，甚至平时吃住都在厂里。“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父亲被下放到车间当钳工，月工资从重庆解放初期的 150 元降为 25 元，但他对钱财很豁达，更认为年轻人的物质财富要靠自己去创造。倒是厂里一些老工人一直保护他，帮助他，让他倍感欣慰。
改革开放后，各项政策得以落实，中南橡胶厂重新起用父亲，每年广交会一定要求他参加。父亲一方面积极帮助企业重焕生机，一方面不断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为重庆招商引资。父亲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出国探亲访友，介绍大陆建设新成就、改革开放好政策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动员亲朋好友回国观光投资。那时候市内交通不发达，通信更落后，父亲要给海外亲友打电话，都是坐在我们子女的摩托车后座前往上清寺邮局，所有话费都是自理，同时还得考虑国外时差。通过不断努力，他为重庆引来了第一笔台商投资，也为北京、深圳引进了多笔外资。
陈维新（左二）1984年9月在纽约和友人在一起
陈维新（左二）与亲友合影
父亲为企业振兴，殚精竭虑，甚至在去世前夕，还经常站在佛图关上深情地俯视着化龙桥中南橡胶厂，久久不肯离去。
父亲一辈子都是一口台湾腔，他晚年很想回台湾去看看，却一直未能达成心愿，这是他的一个遗憾。但他在重庆生活了半个世纪，他深爱着重庆。
重庆中南橡胶厂有一个惯例，参加重庆市组织的各种庆祝游行。厂里的队伍一般在沧白路集合后，整队步行到解放碑，父亲总会带上子女参加。老一辈一生都坚持奉献，每每遇到困难，他经常说的一句话都是：“原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信仰，就是让中国富裕起来，虽死无怨。
晚年陈维新（右一）享受天伦之乐
杨震华 先生
作为杂技世家的长房长孙，杨震华对祖父杨宝忠的崇敬挚爱之情溢于言表。1943年，在祖国危难之际，杨宝忠召集在海外的家人会聚香港，全家老小几十口人历尽艰难，辗转回到大陆投身抗日救亡大潮。
新中国成立后，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杂技团连人带物悉数捐献国家。杨宝忠侠肝义胆、勇敢坚韧、不屈不挠、爱国爱乡、仁慈善良的高尚人格，一起溶进了杨震华的血脉里。杨震华 1963 年从重庆医学院（整理者注：今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前往乡村基层医院工作，为治病救人跑遍了重庆北部农村的千沟万壑，一干就是 21 年。当了一辈子外科医生，在煤气灯下、手电筒下和救护车上，用精湛的医术、手术刀与大爱精神，抢救了无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