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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人 ：竺素珍
1930年出生于印尼雅加达。1938年归国后在上海生活，后嫁与民生公司职员向德明，遂定居重庆。曾在重庆针织厂工作。
◆ 口述时间 ：2019年11月
◆ 记录整理者 ：汪建华
我叫竺素珍，1930年生于印尼雅加达。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我们都是在印尼出生的。
我父母都是浙江宁波宁海人，他们年轻时跟别人到印尼谋生。父亲先做雕刻，后来自己开了一家眼镜店，所以家里的生活条件还可以。在印尼的时候，父母发现我只会说印尼话，不会说华语，就想办法送我回国，学习中文。就这样，我回到了祖国。
1938年，我回国时只有8岁。父母虽然舍不得，但还是觉得我应该回国接受教育。大我一岁的大哥先期已被父母送回国，我们都住在上海的伯父家。
我到上海时，年龄很小，又听不懂上海话，在语言上存在很大的障碍，所以等了一年也就是到 9岁时才开始去上小学，比其他人上学晚了一些。在学校上课，刚开始听不太懂，所以学习也是稀里糊涂的。这样又学了两三年，我在学习上还是很吃力，对老师讲的东西也是懵懵懂懂。
最初，父母还能给我们写信，询问我们的情况，并寄送生活费。日本侵略华东之后，我们与父母就音讯隔绝，父母也无法寄钱来。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就变得困难起来。
当时伯父在上海做米工，工资不高，无法供我们继续上学。于是，伯妈带着我和哥哥去找母亲的朋友们四处借钱。我母亲的其中一位朋友是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妻子，她们是在印尼认识的，她还是我母亲的结拜姊妹（整理者注：刘海粟抗战期间和印尼华侨夏伊乔在上海成婚，婚后住在复兴中路）。我们到了她家公馆，还见到了刘海粟。刘海粟慷慨地借了钱给我们。
这之后哥哥得以继续读书，他后来在上海教书，教语文。因为经济实在太困难，我就没有继续读书了，失学待在家里。大概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外出打工。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去一家西药房上班，主要工作是给仁丹盖章。
当时是日本侵华期间，上海街头很多日本人，他们对中国人的身份查得严。老百姓的生活也困难，米不容易买得到，常常要排很长的队，即使买到的也是碎米，日子不好过。父母送我们回国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心里也着急，但是没有办法，他们联系不上我们。
1946 年，我 16 岁，经邻居介绍，我与向德明订婚了。向德明生于 1924年，是重庆巴县人。他在民生公司的轮船上工作，年轻的时候是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我记得我们在 1946 年 8 月 28 日那天举行了订婚仪式，向成均和竺成生做主婚人。当时还有非常精美的订婚证书，我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我到重庆和向德明结婚。我们还拍了漂亮的婚纱照片。动荡时期，远在印尼的父母可能也不清楚我订婚和结婚的事情。我到重庆后，只会说上海话，四川话也听不懂。那时候的菜园坝、朝天门还很破旧，走路要爬坡上坎，吃东西又辣，我很不习惯。最初我们住在珊瑚坝，向德明的婶娘和我们住在一起。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跟婶娘又合不来，父母还远在天边，所以我经常感到很委屈，一个人偷偷地哭。
竺素珍、向德明夫妇婚纱照
竺素珍、向德明当年的订婚证书
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渐渐能够写信与父母取得联系了。我读书少，所以自己不会写信，但可以让向德明写。能和父母联系，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
竺素珍、向德明结婚证书
重庆解放前夕，形势又紧张了起来。向德明当时在宜昌工作，公司里甚至有人提议把轮船开到台湾去，情况很紧张。后来很多人反对，轮船最终还是留在了宜昌。重庆解放后，向德明从民生公司到了长江航运公司，1954年我们又回到重庆。
我哥哥读书多一些，后来回到了印尼，加入了印尼籍。我弟弟叫竺和勋，比我小一岁，在 20世纪 60年代印尼排华时，响应中国政府号召回国。回国后，在广东读了大学。他先在上海的金笔厂工作，过了几年又回印尼去了。
1954年，我回重庆后，先在人民公园附近的劳保厂上班。没过几年，又到重庆针织厂上班。因为回国的时间早，所以我现在对印尼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印尼话也不会说了。重庆解放初期，国内生活比较困难，亲人们不断从印尼寄东西来接济我们。他们不太了解国内情况，给我们寄了一些在印尼比较时髦的东西，比如花裙子、高跟鞋、皮鞋，我们根本不敢穿，从邮局取回来后只能藏在屋里。我的小孩在长航子弟校上学，有好衣服也不敢穿，有时还故意给新衣服打补丁，打赤脚去上学。
一家人在印尼扫墓
1959年，父母专程回国一次。他们先到上海，归还刘海粟当年借给我们的钱，但他不要。然后又到重庆来看我，一晃二十多年没有见面，重逢真是感慨万千。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开始，食物供应普遍紧张，我的身体也不太好。父母回国的时候，住在重庆宾馆，那里的食物供应非常充足。我和儿子天天去那里吃饭，父母看着我们也满眼怜惜。短暂的相聚之后，父母启程回印尼。而这次和父亲相聚相别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相见，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印尼去世。
“三年困难时期”，亲人们从印尼寄些面粉、油，我们也不敢随便吃，怕被人发现。当时重庆与印尼之间的通信，一封信寄出去，再收到回信大概要一个多月。信件、包裹派出所也要检查一下。有段时间，从印尼邮寄过来的包裹，要到广州或成都才能取。
改革开放后，我们和印尼亲人之间的联系就方便多了。20世纪80年代，母亲已经80高龄了，她还是舍不得我，又两次专程到重庆看我。她最后一次来重庆时已经 82 岁，当时我住在南坪。母亲用“侨汇券”买了一个抽水马桶送给我，这个东西当时国内非常稀奇，买来后我们找人帮忙装，好多人都不会。母亲长期在国外，基本上不了解国内情况，也不清楚我们的生活状况，但她心里一直时时牵挂着我。
竺素珍与在印尼的亲人合影
1993年，哥哥回国玩，带了好些国内没有的东西来。后来哥哥又接我去印尼玩过一次。我们从香港飞赴印尼，哥哥带我到处玩，泗水很漂亮。到了雅加达，发现我的出生地已经被烧了，我对儿时基本上没有什么记忆了。
2008年，我和小儿子又一起去过一趟印尼。我的印尼话基本上已经忘得一干二净，靠妹妹翻译才行。我们去给父母扫墓，在墓前合了影。
现在，父母、哥哥已在印尼去世了，几个妹妹是加拿大籍，小我一岁的弟弟现住在印尼万隆。如今通信方便了，和弟弟三天两头地视频聊天，我们用带宁波口音的中文交流。弟弟也一直牵挂着我。
先生
在重庆侨界历史上，中南橡胶厂占据着重要位置。这家由华侨创办的企业，不仅拉开了中国西部橡胶工业的序幕，更是直接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当时最紧迫的轮胎等战略物资。
陈维新是中南橡胶厂创始人之一，也是实际管理经营者之一。抗战期间，他亲自奔走在险象环生的滇缅公路，一次又一次地为中南橡胶厂从东南亚各国采购、运输生产物资回国。抗战胜利后，尽管历经曲折，但他始终为中南橡胶厂殚精竭虑，奉献一生。
他以实业报国，将一生献给了中国抗战事业，献给了中国橡胶事业，献给了重庆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