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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人 ：侯霞粦
1924年出生于广东梅县，3岁前往印尼。1935年回国。1946年4月抵达重庆，她与丈夫张佳兴在两路口南区路经营千秋照相馆。公私合营后进入留真照相馆，后在山城饭店退休。
◆ 口述时间 ：2017年7月、8月，2020年7月
◆ 记录整理者 ：刘俊 仇峥
1924年11月我出生于广东梅县，我的辈分是粦字辈，其实应该是“麒麟”的“麟”。
我们梅县最出名的人物是叶剑英，那里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很多年轻人都往南洋跑。我的父亲叫侯志杰，在我未出生前就跟亲戚去印尼做生意，先去“麻洞答南”（音），后来去了“昆店”（音），百货生意有了起色后，才到雅加达定居。他做的百货生意在当地叫“阿隆店”（音），既卖百货、糖果，也卖布匹、海味。
我 3岁时，随母亲从梅县到了印尼，虽然是在国外，但我们住在客家人聚居的地区，都说客家话。同乡会非常团结，大家有什么事很容易就聚集在一起，每次聚会都是几十桌。
可能就是那几年，父亲在印尼的生意越做越大，除了百货，还涉足橡胶等生意。我还记得当地人把橡胶汁收集起来，用明矾凝固的情景。
很不幸的是，母亲到印尼没几年就去世了。我 11 岁时，父亲娶了后娘，就把我送回国。
年轻时的侯霞粦
我回国后就跟婆婆一起生活。我们家住在梅县城边，一所大宅子已经住过五代人，里面住了24家亲戚。后来父亲寄了3万元回来将房屋修缮一新，还修了新房。另外父亲不断将亲戚带到印尼。
抗战开始，时局不稳定，外面的钱寄不进来，我们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平时买一个本子、买一支笔的钱都很难，我也没有心思上学，只断断续续念完了小学。我记得抗战期间日本军队曾经逼近梅县，我们还到叶剑英的祖宅一带躲避。
1945年，抗战胜利。由家里的长辈做主，我和同乡张佳兴结了婚。
张佳兴也是梅县人，1921 年出生。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张佳兴跟着他姑妈到了重庆，他姑妈在重庆经营一家“千秋照相馆”。
千秋照相馆真正的老板应该是张佳兴的姑父侯志明，他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中将（整理者注：侯志明，广东梅县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北伐战争期间，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抗战期间任四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后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中将主任。档案显示，抗战期间重庆大同路的千秋照相馆一度外挂“四战区政治部驻渝办事处”的招牌）。估计千秋照相馆最初是在南京成立的，抗战期间搬到了重庆，我知道当时重庆好几家打着“千秋”牌子的照相馆基本都是侯家的亲戚在经营（整理者注：千秋相馆档案显示，民国时期在武库街，即今重庆市渝中区米亭子一带及北碚、小龙坎、两路口、青年路均有“千秋照相馆”）。张佳兴的姑姑其实是侯志明的二姨太。这家照相馆在两路口，由张佳兴的姑姑带着他和侯志明的一个侄儿侯昌一起经营。
张佳兴先是在店里当学徒，学徒出师后，一直留在照相馆里帮姑姑（整理者注：张佳兴的档案自述，他到重庆后，先是在武库街的千秋相馆当学徒，后为躲避日机轰炸，到了北碚千秋相馆，1943年进入小龙坎千秋相馆，随后到两路口千秋相馆）。抗战胜利后，姑姑要随姑父撤回南京，两路口这家千秋照相馆就留给了侯昌和张佳兴。
1948年，张佳兴当上两路口千秋照相馆的经理。这家相馆的位置就在现在南区路公园往两路口的那条路上。这条路虽然并不繁华，但街上却有 4家照相馆，沿南区路往下是“金陵照相馆”，沿两路口方向现在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附近是“上海照相馆”，我们千秋照相馆在中间，大概在现在两路口邮局的位置，马路对面还有“东亚照相馆”。
千秋照相馆的生意一直不算太好，所以经常打七折、八折做生意。照相馆里的活路，张佳兴除了不会着色，其他的他都很擅长，最拿手的就是拍照。我们主要业务是照登记照，几角钱一张，也会有人请他出去拍摄团体照，主要是毕业照和会议照，这些照片赚的钱要多些。集体照人多，照片放得大，洗的照片张数也多。
相馆面积不大。朝街的方向开玻璃橱窗，一楼开票、取照片，二楼照相。照相馆从拍摄、冲洗，到修底片、印放，多数时候都是张佳兴自己完成。
客家人有个优点是吃得苦，在梅县都是女人种田，男人读书或外出挣钱。1946年到重庆后，我也开始学修底片、修花点、上光、漂水。平时的主要工作是开票、裁边纸，业务好时也要修片。后来有了小孩，也逐渐适应了重庆的生活，也能说重庆话了。
1956年公私合营，张佳兴的相馆清产核资是 178.3元，可见这家相馆的实力很小（整理者注：重庆解放初期档案显示，侯家经营的另一处千秋相馆资产为 4646元）。我和张佳兴被合并到了红岩照相馆，后来我被分配到原来的东亚照相馆上班，而我们那家千秋照相馆被撤销做了单位的伙食团。我主要还是负责给底片修底和上光。记得有一年，照相馆接了一个给铁路部门洗资料照片的活路，几百张照片，每一张胶片要冲洗、放大，还要手工裁边。照片要得急，连续一个月时间里，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中午12点，回家吃口饭，又从下午1点工作到晚上7点钟，吃了晚饭，从晚上8点继续上班到第二天凌晨5点。因此我睡眠严重不足，还引发了高血压。
侯霞粦（二排左三）参加重庆市中区归国华侨大会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调到山城饭店去搞支援。从照相馆到山城饭店，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工作。我从收碗、洗碗开始，慢慢被调上灶，炸油条、煮稀饭、下小面。
山城饭店紧挨着火车站，生意非常好，每天三班倒，全天不关门。我负责在炉子上挑面，一趟火车进站，几张四四方方的桌子，全部坐得满满当当，挑面都供不应求。我一向做事认真，和我一起来的几个同事后来都回留真照相馆了，山城饭店的领导看我做事认真，不放我走，就这样，我在山城饭店做到退休。
我的亲生母亲生了两个女儿，妹妹一直在印尼生活。后娘为我父亲生了 8个儿子、5个女儿，他们都在印尼长大，后来又分散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发展。
侯霞粦（中排右五）与海外亲人合影
尽管我很小就和父母分离，直到现在96岁，每每想到他们仍会掉眼泪。我回国后，父亲一直都很惦记我，特别是重庆解放初期，他知道我在重庆生活不容易，每年总要汇两三次钱，还要寄一大口袋东西，包括衣服、鞋子，甚至猪油、花生。
有一年，我父亲曾回国，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接见，在国内参观了很多地方。他接连给我写了六七封信，说想来重庆见一面。我 11 岁回国就与父亲分开，也很想见他啊，但当时重庆已经开始各类运动，派出所说重庆有兵工厂，华侨不宜参观，所以我们没能见面。这对我来说是一生的遗憾。
1994年，我大弟弟嫁女儿，他请我回印尼雅加达居住了几个月。父亲修的大洋楼还在，但父亲已经在1979年过世。
这几年，我与印尼的亲戚一直保持电话联系，但去年印尼发生地震之后就没有音讯了。
在印尼的亲戚曾希望我回广东定居，说便于照顾我。但我现在已经完全适应重庆的生活，仅重孙就有9个，全部聚在一起有三桌人。
竺素珍 女士
1938 年，年仅 8 岁的竺素珍从印尼回国，寄居上海伯父家，从此与父母相隔两地。战争年代，音讯断绝，温饱都成问题。战火绵延不绝，岁月从不停息，在兵荒马乱中，竺素珍的人生大事就这样一件一件地发生：十来岁辍学，十一二岁外出做工，16岁订婚，17岁结婚。
抗战胜利后，竺素珍与远在印尼的父母恢复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双亲专程到重庆看望女儿。“先是父母一起来，父亲去世后，就是母亲来。母亲最后一次来重庆时，已经 82岁了。”
父母对女儿的牵挂终其一生未曾减少。如今，竺素珍已年过九旬，但提起父母时，仍然是甜蜜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