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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印尼华桥到重庆经营连锁相馆

口述人 :侯霞粦

1924年出生于广东梅县,3岁前往印尼。1935年回国。1946年4月抵达重庆,她与丈夫张佳兴在两路口南区路经营千秋照相馆。公私合营后进入留真照相馆,后在山城饭店退休。

口述时间 :2017年7月、8月,2020年7月

记录整理者 :刘俊 仇峥

华侨小姐回国

1924年11月我出生于广东梅县,我的辈分是粦字辈,其实应该是“麒麟”的“麟”。

我们梅县最出名的人物是叶剑英,那里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很多年轻人都往南洋跑。我的父亲叫侯志杰,在我未出生前就跟亲戚去印尼做生意,先去“麻洞答南”(音),后来去了“昆店”(音),百货生意有了起色后,才到雅加达定居。他做的百货生意在当地叫“阿隆店”(音),既卖百货、糖果,也卖布匹、海味。

我 3岁时,随母亲从梅县到了印尼,虽然是在国外,但我们住在客家人聚居的地区,都说客家话。同乡会非常团结,大家有什么事很容易就聚集在一起,每次聚会都是几十桌。

可能就是那几年,父亲在印尼的生意越做越大,除了百货,还涉足橡胶等生意。我还记得当地人把橡胶汁收集起来,用明矾凝固的情景。

很不幸的是,母亲到印尼没几年就去世了。我 11 岁时,父亲娶了后娘,就把我送回国。

年轻时的侯霞粦

我回国后就跟婆婆一起生活。我们家住在梅县城边,一所大宅子已经住过五代人,里面住了24家亲戚。后来父亲寄了3万元回来将房屋修缮一新,还修了新房。另外父亲不断将亲戚带到印尼。

抗战开始,时局不稳定,外面的钱寄不进来,我们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平时买一个本子、买一支笔的钱都很难,我也没有心思上学,只断断续续念完了小学。我记得抗战期间日本军队曾经逼近梅县,我们还到叶剑英的祖宅一带躲避。

千秋相馆是连锁店

1945年,抗战胜利。由家里的长辈做主,我和同乡张佳兴结了婚。

张佳兴也是梅县人,1921 年出生。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张佳兴跟着他姑妈到了重庆,他姑妈在重庆经营一家“千秋照相馆”。

千秋照相馆真正的老板应该是张佳兴的姑父侯志明,他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中将(整理者注:侯志明,广东梅县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北伐战争期间,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抗战期间任四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后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中将主任。档案显示,抗战期间重庆大同路的千秋照相馆一度外挂“四战区政治部驻渝办事处”的招牌)。估计千秋照相馆最初是在南京成立的,抗战期间搬到了重庆,我知道当时重庆好几家打着“千秋”牌子的照相馆基本都是侯家的亲戚在经营(整理者注:千秋相馆档案显示,民国时期在武库街,即今重庆市渝中区米亭子一带及北碚、小龙坎、两路口、青年路均有“千秋照相馆”)。张佳兴的姑姑其实是侯志明的二姨太。这家照相馆在两路口,由张佳兴的姑姑带着他和侯志明的一个侄儿侯昌一起经营。

张佳兴先是在店里当学徒,学徒出师后,一直留在照相馆里帮姑姑(整理者注:张佳兴的档案自述,他到重庆后,先是在武库街的千秋相馆当学徒,后为躲避日机轰炸,到了北碚千秋相馆,1943年进入小龙坎千秋相馆,随后到两路口千秋相馆)。抗战胜利后,姑姑要随姑父撤回南京,两路口这家千秋照相馆就留给了侯昌和张佳兴。

从相馆到山城饭店

1948年,张佳兴当上两路口千秋照相馆的经理。这家相馆的位置就在现在南区路公园往两路口的那条路上。这条路虽然并不繁华,但街上却有 4家照相馆,沿南区路往下是“金陵照相馆”,沿两路口方向现在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附近是“上海照相馆”,我们千秋照相馆在中间,大概在现在两路口邮局的位置,马路对面还有“东亚照相馆”。

千秋照相馆的生意一直不算太好,所以经常打七折、八折做生意。照相馆里的活路,张佳兴除了不会着色,其他的他都很擅长,最拿手的就是拍照。我们主要业务是照登记照,几角钱一张,也会有人请他出去拍摄团体照,主要是毕业照和会议照,这些照片赚的钱要多些。集体照人多,照片放得大,洗的照片张数也多。

相馆面积不大。朝街的方向开玻璃橱窗,一楼开票、取照片,二楼照相。照相馆从拍摄、冲洗,到修底片、印放,多数时候都是张佳兴自己完成。

客家人有个优点是吃得苦,在梅县都是女人种田,男人读书或外出挣钱。1946年到重庆后,我也开始学修底片、修花点、上光、漂水。平时的主要工作是开票、裁边纸,业务好时也要修片。后来有了小孩,也逐渐适应了重庆的生活,也能说重庆话了。

1956年公私合营,张佳兴的相馆清产核资是 178.3元,可见这家相馆的实力很小(整理者注:重庆解放初期档案显示,侯家经营的另一处千秋相馆资产为 4646元)。我和张佳兴被合并到了红岩照相馆,后来我被分配到原来的东亚照相馆上班,而我们那家千秋照相馆被撤销做了单位的伙食团。我主要还是负责给底片修底和上光。记得有一年,照相馆接了一个给铁路部门洗资料照片的活路,几百张照片,每一张胶片要冲洗、放大,还要手工裁边。照片要得急,连续一个月时间里,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中午12点,回家吃口饭,又从下午1点工作到晚上7点钟,吃了晚饭,从晚上8点继续上班到第二天凌晨5点。因此我睡眠严重不足,还引发了高血压。

侯霞粦(二排左三)参加重庆市中区归国华侨大会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调到山城饭店去搞支援。从照相馆到山城饭店,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工作。我从收碗、洗碗开始,慢慢被调上灶,炸油条、煮稀饭、下小面。

山城饭店紧挨着火车站,生意非常好,每天三班倒,全天不关门。我负责在炉子上挑面,一趟火车进站,几张四四方方的桌子,全部坐得满满当当,挑面都供不应求。我一向做事认真,和我一起来的几个同事后来都回留真照相馆了,山城饭店的领导看我做事认真,不放我走,就这样,我在山城饭店做到退休。

想念父母仍会流泪

我的亲生母亲生了两个女儿,妹妹一直在印尼生活。后娘为我父亲生了 8个儿子、5个女儿,他们都在印尼长大,后来又分散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发展。

侯霞粦(中排右五)与海外亲人合影

尽管我很小就和父母分离,直到现在96岁,每每想到他们仍会掉眼泪。我回国后,父亲一直都很惦记我,特别是重庆解放初期,他知道我在重庆生活不容易,每年总要汇两三次钱,还要寄一大口袋东西,包括衣服、鞋子,甚至猪油、花生。

有一年,我父亲曾回国,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接见,在国内参观了很多地方。他接连给我写了六七封信,说想来重庆见一面。我 11 岁回国就与父亲分开,也很想见他啊,但当时重庆已经开始各类运动,派出所说重庆有兵工厂,华侨不宜参观,所以我们没能见面。这对我来说是一生的遗憾。

1994年,我大弟弟嫁女儿,他请我回印尼雅加达居住了几个月。父亲修的大洋楼还在,但父亲已经在1979年过世。

这几年,我与印尼的亲戚一直保持电话联系,但去年印尼发生地震之后就没有音讯了。

在印尼的亲戚曾希望我回广东定居,说便于照顾我。但我现在已经完全适应重庆的生活,仅重孙就有9个,全部聚在一起有三桌人。

竺素珍 女士

1938 年,年仅 8 岁的竺素珍从印尼回国,寄居上海伯父家,从此与父母相隔两地。战争年代,音讯断绝,温饱都成问题。战火绵延不绝,岁月从不停息,在兵荒马乱中,竺素珍的人生大事就这样一件一件地发生:十来岁辍学,十一二岁外出做工,16岁订婚,17岁结婚。

抗战胜利后,竺素珍与远在印尼的父母恢复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双亲专程到重庆看望女儿。“先是父母一起来,父亲去世后,就是母亲来。母亲最后一次来重庆时,已经 82岁了。”

父母对女儿的牵挂终其一生未曾减少。如今,竺素珍已年过九旬,但提起父母时,仍然是甜蜜的回忆。 uSQ94VlSBs910Uu8PORbiNTzlOsp4Y6LC76RBtdOdjBcbtknL2HSg2wTRphTVh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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