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全国代表大会

国父们没有具体预见到各政党后来的发展，这一事实使得总统选举的宪法程序留下了缺口。不同领域的群体之间就宪法批准存在的分歧，反映在了围绕新政府人事和政策的控制权展开的斗争中，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因此，必须临时想出办法来使各派系（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中分散的组成部分能够团结起来，就其在大选中将支持的候选人达成共识。由此，首先是党团会议，然后是全国代表大会，以不受法律管辖的方式发展起来，以满足宪法建立的正式政府机制所没法满足的需要。

我们已经提及了利用国会党团会议进行候选人提名的做法。只要政党在各州的较为重要的领导人包括在了该政党的国会党团会议中，那么该党团会议关于该党将集中力量予以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人选的决议就会获得认可。不过，在很早的时期，联邦党人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他们的代表在国会中处于少数派地位，因而实际上无法代表整个政党了。该党的党团会议无法代表整个政党，实际上它也无法将整个政党团结起来。联邦党人必须设计出其他方式来就整个政党将支持的候选人人选达成一致意见。在1808年联邦党领导人于纽约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和威廉·金（William King）分别被提名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S.E.莫里森（S.E. Morison）说：“这是最早形式的全国提名代表大会。” ^[1] 1812年，联邦党领导人为了就提名人选达成一致意见，再次在纽约举行会议。这次会议“是私下举行的，在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 ^[2] 。最终，国会党团会议变得不再能代表反联邦党的普通党员，因而1831年在杰克逊的领导下，主要政党举行了第一次完整形式的全国代表大会。

注意到早期联邦党代表大会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会议所要达到的目的与现在的代表大会是一样的——提名候选人，但是参会者是那些按照自己意愿聚集起来的自封的领导者。他们所扮演的这一角色体现了当时联邦主义政治的实质。上层人物实行统治，他们在某个中心地点聚集起来代表自己发表意见。在代表大会的演变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理论上它已经变成了表达大部分政党成员意愿的代表机关。在上述1808年和1812年版本的代表大会中，参会者能够自行作出决定并借此将全党团结起来。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代表机关，参会代表在形式上是代表本州的政党成员发言。因此，选举权的扩大以及民主化的普遍趋势改变了这些全国性会议的性质。结果是，有志于赢得总统提名资格的人会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努力吸引政党成员的支持，以便在代表大会上获得各代表的支持。因此，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并不是从代表大会开始的，而是早在代表大会举行之前所展开的各种竞选活动和策略中就已经开始了，这些竞选活动和策略是为了向政党成员“推销”某个可能的候选人并赢得听命于政党成员的代表的支持。 ^[3]

全国代表大会前的竞选活动

有志于赢得总统提名资格的人，在代表大会举行前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就要开始为代表大会做准备。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种准备工作。一方面，那些希望成为总统的人在代表大会前展开的竞选活动与笼络代表有关，主要是要赢得本党各州组织的领导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代表大会前的竞选活动主要是要在普通政党成员中间形成一种普遍支持自己的情绪。成功操控大部分政党成员的立场与成功赢得各州组织领导人的支持有着很大关系。

一个争夺提名资格的候选人如何给自己所在县和政党领导人留下印象，认为他能够在代表大会上凭借足够多的代表保证支持他而赢得提名？哈里·多尔蒂（Harry Daugherty）在1920年负责哈定在代表大会前的竞选活动，他用如下的话描述了这一过程：

我们生活在一个冷漠的年代。在这个国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数百万人的高声呼喊而当上总统。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伟大到他的名字会让民众感到激动。

所有的总统都是由组织造就的。我们的政党政府制度导致这一点不可避免。

而我信任我们的政府制度。我认为，它通过将各派系团体联合起来，从而极大改善了旧世界的统治方式。

来自人民的、最高职位的候选人们通常是自荐产生的。或者，政党领导人在其所支持的政治家中发现了总统的可能人选，悄悄地按着这一职位对他进行培养，在恰当的时候出其不意地将他推荐给本党。

除了少数属于门外汉的政治作家，人们不再相信那种认为各位总统的上位是凭借公众意见的自然爆发的观点。 ^[4]

在成为总统的资质方面表现出类拔萃的人会引起许多政党领导人的关注，但是其中只有很少的人具备那种对他们或他们的朋友而言值得为赢得提名而展开艰苦的竞选活动的特质。这些特质合并在一起被称为“可造之材”。什么使得一个人成为“可造之材”，或者，更好的表述是，什么使得他被视为是提名资格的一个可能的、重要的竞争者？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之一是居住地点。如果一个政党领导人所居住的州其大量选举人票在大选中不会投给固定的对象，那么在争夺总统提名资格的斗争中，他所处的位置要远远优于那种其所在州在传统上固定支持某个政党的政党领导人。自美国内战以来，主要政党提名的38位总统候选人中有22位来自纽约州和俄亥俄州。 要想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者，他就必须取得某些特别的成就，足以吸引全国的政党领导人的注意。罗伯特·塔夫脱在击败民主党的罗伯特·J.巴尔克利（Robert J. Bulkley）赢得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席位并在电台演讲中与口齿伶俐、精明练达的新政拥护者T.V.史密斯不相上下后，获得了共和党人的关注。 ^[5] 1930年，当富兰克林·罗斯福以绝对多数票再次当选纽约州州长并赢得了纽约州北部地区（该地区往常属于共和党的地盘）的支持时，他立马获得了争夺1932年提名的资格。“尤其是在南部和西部地区，民主党领导人希望在没有了史密斯这个障碍后，某个领导者可以站出来领导本党在1932年的大选。罗斯福仿佛是天赐之人。” ^[6] 托马斯·杜威在纽约这一全国的新闻制造和传播中心对敲诈者提出的引人注目的起诉，为他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公众的关注，而1938年纽约州州长竞选时他在与雷曼的对抗中展现的实力使他有机会赢得1940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资格。

仅仅具备候选人所需的各种素质，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竞争者；还必须建立起一个组织，来使全国性的以及各地的政党领导人了解该潜在候选人的特质和能力。为争夺提名资格而展开的竞选活动的经理要为他的候选人展开宣传，与各州的政党领导人保持联络，针对重大议题在适当的时机安排演讲，总的来说，他会让自己的候选人看起来是能够为本党赢得大选的那个人选。候选人的支持者会花费数十万美元向本党推销自己的人；有时，代表大会前竞选活动的规模大到使其成了总统竞选活动的预演。

结交不同州政党机器的领导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们常常能够决定其所在州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的竞选经理一开始会努力给这些人留下印象认为，他的候选人将在候选人名单中成为强大的领头羊；候选人本人会频繁地与这些领导人的小团体会面，以便他们可以关注自己。詹姆斯·法利在1932年代表大会之前的各种行程超过了3万英里。在他开始其行程前的数个月，他说道：

我每天要给全国各州的人写数百封信件，因此我的行程多少是有所准备的。但是，在某次行程中，除了飞机，我搭乘了所有的交通工具，甚至是马车和小船，也坐了火车和汽车。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深入乡镇，并与我以前通过信的人会面，通常是在午餐会上或者类似的场合，然后只是与他们进行简短的谈心，这是每个人都了解的那种谈心——没有任何夸大其词的东西，只是坦率的谈话——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认为罗斯福是获得提名的最佳人选，以及为什么他拥有获胜的最大机会。

如果让我自己说的话，我采取的路线看起来进展得相当顺利。人们看起来认为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都是可靠的。我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走完了整个行程，只能在火车上打个盹。当我回到家时，我给我所拜访的每个镇的一些人写信，请他们给我邮寄一份我见过面的每一个人的完整名单。当我拿到那份名单时，上面有6000或7000个名字。我坐下来，亲自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写了一封信。 ^[7]

笼络各州领导人支持的一个具体体现是与南方地区共和党领导人的交易。由于他们在该地区缺少有力的民众支持，因此那里的共和党领导人实际上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安排代表大会代表。例如，据报道，1939年11月，塔夫脱在南方地区的“牛仔首领”刚从梅森—狄克森线（the Mason and Dixon line，即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分界线——译者注）以南地区“狩猎代表”回来，就向塔夫脱报告说，南北加利福尼亚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代表已经被“抓进袋子里了”。 ^[8]

在提名资格争夺中领先的候选人通常会就当前的重要议题在全国相隔遥远的不同地方发表演讲，目的是让自己露脸并让自己的观点为人所知，给地方领导人留下印象，并赢得全国的关注。例如，1940年，约翰·考尔斯（John W. Cowles）和他儿子加德勒·考尔斯（Gardner Cowles, Jr.），在西部地区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共和党人以及得梅因和明尼阿波利斯的报纸发行商，在纽约听到了威尔基的一场演讲。威尔基后来说：“他们认为我的思想是正确的，并且我有能力来倡导它，但是他们不知道，我这个纽约市居民、从事公用事业行业的人以及前民主党人的话要打多少折扣。”于是，威尔基被安排在明尼阿波利斯面对着一群西部地区的共和党领导人做了一次演讲；他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成了争夺提名资格的候选人。 ^[9]

1940年，杜威在代表大会前的演讲行程故意被安排得很密集，目的是为了给共和党领导人们留下这个候选人大受欢迎的印象，让他们相信有了他，他们就能取胜，从而在代表大会代表进行选举时赢得他们的支持。稍稍提及杜威的巡回政治演讲中极少数的几次演讲，就可以看出它的数量级别。1939年12月6日，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攻击新政属于失败主义（defeatism）。同年12月17日，他在宾夕法尼亚学会（Pennsylvania Society）提出了一种有关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关系的思想，它与威尔基先生后来在竞选活动中所提倡的思想不同。1940年1月23日，他在波士顿批评了新政的财政政策。2月16日，他在夏延宣称，“官僚们”正在“大批量地展开宣传鼓吹”。3月27日，他在圣路易斯指责政府“从根本上缺少诚信——见利忘义地对基本诚信原则置若罔闻”。3月29日，他在密尔沃基指责政府“从持续的失业中获得既得利益”。4月20日，他在洛杉矶大致描述了自己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观点。杜威的行程和演讲比一般的代表大会前的竞选活动更加密集，不过那些对自己的前途严肃对待的提名资格候选人一般都会努力走遍全国，以便让自己的人和观点为人所知。一次演讲就足以说明某个人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其职业生涯早早就偃旗息鼓，这种情形并不少见。而如果提名资格候选人错误判断了公众的情绪或者公众情绪的发展趋势，那么他会因为其在代表大会前的各种声明而毁掉自己的机会。例如，1940年，由于出现了支持援助英国的公众情绪的发展趋势，杜威在欧战的“假战”时期所表达的鲜明的孤立主义立场对他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让准候选人的竞选活动经理感到烦恼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是，要不要参与总统初选，大约有一半的州会从3月到5月举行总统初选以选出代表大会的代表。提早在关键州取胜可能会赢得代表的支持并给其他州的政党成员留下此人拥有强大的得票能力的印象。另一方面，如果初选失败的话，会使其大好前途过早地结束。不过，拒绝参加初选可能会被解读为胆怯和缺少勇气，以及缺少信心的体现。由于初选的人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政党州组织的意愿决定的，所以参加初选可能是莽撞之举，除非该候选人获得了政党组织或重要派系的支持，或者认为自己可以击败州的政党机器。

杜威在1940年这种“昙花一现”的候选状态——早早地就达到辉煌的候选状态——是由其在总统初选中早早获胜所推动的。在4月份，他在威斯康星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都逐步积累起了相对于亚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urg）的领先优势；因此他在其他州吸引了大众的关注，实际上阻止了范登堡的力量壮大，支持范登堡的各方力量没有能力拉拢到选票。塔夫脱的竞选经理们避免与杜威直接碰撞，后者在伊利诺伊州的总统初选中所向披靡。杜威阵营的领导者们设立了一个民意调查组织，该组织会告知他们民众对其候选人的看法。当其民意测试表明，杜威在新泽西州和马里兰州获得绝大多数人支持时，他们就挑衅范登堡和塔夫脱去参加这些州的初选。塔夫脱和范登堡因没有参与这些初选而避免了被击败的结局，他们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带着在这两个州的初选中落败的记录进入到本党的提名代表大会。

随着代表大会前竞选活动的展开，少数重要的竞争者会浮出水面，而他们的竞选经理们必须决定好如何应对那些“本土宠儿型”候选人（favorite son candidate）。所谓“本土宠儿型”候选人是指那种只获得来自本州代表支持的提名资格候选人。他在自己州获得提名通常是为了在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时，本州的代表拥有谈判的资格，以及抱着他或许会成为候选人的渺茫希望。 处于领先的竞争者应该挑战各自州这些本土宠儿吗？这样做可能会使这些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掌控着本州代表的人对自己产生敌意。一种办法是寻求作为排在这种本土宠儿之后的第二人选以获得支持。这是1939年麦克纳特的竞选经理们采取的策略，他们说：“在任何存在这种本土宠儿的州，我们都只会寻求成为第二人选。”通过这一办法，领先的候选人希望与这些次要的竞争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也许还能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过，本土宠儿们还在继续参加竞争。例如，1940年，查尔斯·麦克纳里（Charles McNary）参议员就是俄勒冈州的本土宠儿。他的支持者希望当时的“两位主要候选人（杜威先生与塔夫脱参议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形成僵局”。“他们相信，如果局势如此发展的话，那么俄勒冈的这位候选人将会赢得机会。” ^[10]

如果某个候选人早早地就形成了明显的优势，那么有时他会面临其他候选人的联合对抗，这些候选人想阻止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就决定好提名人选。如果领先的竞争者可以被“干掉”，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名人选进行协商，而在此过程中，其他竞争者至少还有机会。有一种手段是，在争取代表支持的竞争中不要与表现突出的竞争者公开对立，而是去争取那些没有得到上级指示的代表的投票。这样一来，各州的领导人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也会处于更好的谈判位置。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即1932年支持史密斯的各方力量想要阻止罗斯福的前进，因而史密斯的支持者朱厄特·丝豪斯（Jouett Shouse）建议说：“更加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指示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支持任何候选人，除非法律规定必须做出此种指示。全国代表大会不应受制于这些指示。” ^[11] 史密斯派希望通过这一手段来阻止罗斯福。

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月里，许多争夺总统候选人资格的人会达到其最高的支持率。其中大部分人会热热闹闹地开场，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少数竞争者会脱颖而出；其他人要么彻底销声匿迹，要么只是抱着渺茫的希望。美国公共舆论研究所的民意抽样调查向我们展示了提名资格候选人在全国代表大会前的初步筛选。表14中的数据展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共和党选民对于提名资格候选人看法的变化趋势。首先，我们从该表中可以看到，少数派候选人如何艰难地达到其最高支持率，又是如何败下阵来的。出版商弗兰克·E.甘尼特（Frank E. Gannett）喧闹的争取提名资格的竞选活动，只得到了极少数民众的回应。作为州长的约翰·W.布里克（John W. Bricker）、布里奇斯（Bridges）和詹姆斯（James）在赢得民众支持方面并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功。杜威的生动演讲使他获得了普通民众的注意，但是，当欧洲的战事急转直下时，他的民众支持率下降了。该表展现了民众意见发展趋势中的一个令人惊讶的方面，这就是支持威尔基的民意出现了惊人的上升。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7周，只有3%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他，但是他的竞选活动效果明显，共和党选民也反应迅速，以至于在进行提名时他的支持力量超过了其他所有提名资格候选人。对该表所体现的各种趋势的研究表明，展开竞选活动的时机是重要的。如果全国代表大会在5月初召开，那么杜威可能会赢得提名资格。他的支持力量远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达到了最高峰。

1940年，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竞选活动因其不同寻常的特点和结果必然获得人们的特别关注。全国代表大会前的竞选活动主要体现为该党内部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斗争，他们对危机时期国家政策持有相反的意见。1936年大选刚结束，各种有志于参选的人就开始着手在民众心目中建立起自己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声望，他们的朋友也试图帮助其建立这种声望，但是他们与在任总统的形象相比则相形见绌。1939年9月，欧战爆发使得竞选活动有了完全不同的色彩。根据美国公共舆论研究所的民意调查，每当欧洲的紧张局势一加剧，支持罗斯福第三次就任总统的民意就会增加。1939年，民主党中的罗斯福派领导者为了提名他再担任一个任期的总统，开始采取行动。11月，前参议员威廉·G.麦卡杜（William G. McAdoo）宣布他支持罗斯福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当时担任部长的华莱士和伊克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发表了类似声明。从驻英国大使位置上回到美国的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力主罗斯福总统再次参选，其理由是国际危机会盖过任何“反对其第三个任期的可能意见”。1940年1月，芝加哥市长凯利宣布，已经有250名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保证会支持罗斯福的第三个任期。

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对自己的打算保持沉默，但是对于支持其再次获得总统提名的人的这种热情，他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的举动。民主党中的保守派想要阻止罗斯福。副总统约翰·N.加纳（John N. Garner）暂时成为了保守派“寄予厚望的人”；他在1939年12月宣布，他将“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自1936年以来，麦克纳特一直被确定为候选人，但是12月，伊克斯反对他成为民主党自由派候选人。右翼派系支持詹姆斯·法利获得候选人资格。作为在早期总统候选人初选阶段反罗斯福运动的先锋，加纳肯定被排除在外了。在没有得到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罗斯福的名字出现在了威斯康星州的初选中，而他在该州获得的民众直接投票远远超过了加纳，在伊利诺伊州，情况也是如此。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4月中，民主党保守派还无法提出一个能够获得大量民众支持的候选人。表15展现了美国公共舆论研究所的调查所表明的民众意见发展趋势。

在最早的几次初选结束后，借助于各州的代表大会和初选，罗斯福的支持力量在一个又一个州得到增长。4月底，民主党佐治亚州执行委员会拒绝举行初选（在该州，初选不是必需的），而是保证其代表会支持罗斯福。5月初，艾奥瓦州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保证它的代表会支持罗斯福，如果他决定参加竞选的话。仅仅几天后，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力主罗斯福总统为争取第三个任期参加竞选。6月初，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代表大会将其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16张选票都投给了罗斯福。7月，早期保证会支持法利的马萨诸塞州的代表现在承诺支持罗斯福。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已经有足够数量的代表保证会确保罗斯福再次赢得提名，但即使到了这时，他还没有宣布本人的打算。绝大部分代表保证会支持一个尚未表明态度的候选人赢得提名，这是前所未有的。

代表的名额分配与挑选

在决定全国代表大会参会代表时，必须采用各种规则来分配不同的州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投票总数。在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各州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总投票数量是依据它们在总统选举团中各自的票数来分配的。这一规则由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1831年所采用。 ^[12] 这样一来，每州因本州有两名参议员而有权投出两票，并每有一名众议员，就有权再投出一票。最近的普遍做法是允许每个州投出的票数增加一倍。 ^[13] 用政党规则中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每个州有4名不分区代表（delegates-at-large）（是来自该州参议员数量的两倍）；每从该州不分区选举产生1名众议员，就再有2名不分区代表；每从该州分选区选出1名国会众议员，就再有2名代表。在共和党1916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及民主党1940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这一规则一直被原封不动地采用。

这一分配原则的前提假设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党的实际支持力量在整个国家是平均分布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坚定支持民主党的地区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拥有的投票数量与那些共和党获得绝对多数选票的州拥有的投票数量基本相当。这一规则的实施在民主党中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但是它的采用给共和党带来了灾难，因而后来对这一规则进行了修改。在立场坚定的南方州，除了1928年的大选，共和党所获选票微不足道；但上述分配规则使得这些地区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的投票数量远多于它们应得的数量。“依据那种做法，1908年给塔夫脱投了3963张选票的南卡罗来纳州有权派出的代表数量比为他投了112815张选票的康涅狄格州多了2名。1908年，塔夫脱在10个南方州获得的票数平均到每个国会选区不到4500张。” ^[14]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各州共和党组织的存在逐渐是为了获得联邦政府回报性职位的任命（当该党控制全国政府时）以及为了控制其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代表。这两方面的运作并非没有关联。当该党在全国执政时，通过联邦政府中的回报性职位任命来控制南方地区这种只保留基本人员维持运转的组织是相对容易的。 ^[15] 在该党没有在全国执政的时期所展开的这些竞选活动中，提名资格候选人的竞选活动经理们可能会通过别有用心的手段笼络来自这些“衰败选区”（rotten borough，指有权选民太少的有名无实的选区——译者注）所在州的代表， ^[16] 虽然这些州的支持是否一定是一种优势，这一点并不清楚。

虽然代表名额分配制度的公平性早在186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就遭到了质疑，但是一直到1912年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才导致这一规则被修改。1883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考虑过改变这一规则，以便使那些共和党获得选票更多的州能够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更大比重的投票数量，但是最终还是保留了旧的分配方案。 ^[17] 该党1900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一项建议：

……要改变代表制度，允许每个州派出4名不分区代表，同时“在前一次总统选举中每有1万人或者选民中的多数投票给共和党选举人，就增加1名代表”。所提议的这一改变旨在将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代表数量从18名减少至5名，将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从16名减少至6名，将得克萨斯州的代表从30名减少至21名。它遭到了来自南方州成员的反对，经过简短讨论后，这一建议被撤回。

1912年，代表名额分配制度（它一定程度上使得塔夫脱控制了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导致了共和党内的灾难性分裂，塔夫脱成为常规的候选人，而西奥多·罗斯福成了反叛的进步主义派系的旗手。共和党的分裂导致其将大选的胜利拱手让给了民主党，因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1913年力图采取措施来消除代表名额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为此提出了一项新的分配方案，希望获得本党各州代表大会的批准。获得各州代表大会批准并在1916年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挑选中得到采用的这一规则规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包括“来自每个州的4名不分区代表，任意州在国会每有一名不分区众议员，就额外增加2名不分区代表；每州每个国会选区有1名代表；每州每有一个国会选区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选举人，或者在上一次国会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的选票不少于7500张，就额外增加1名代表”，再加上来自各准州的若干代表。在将这一规则提交给该党全国代表大会时，共和党规则和秩序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沃伦（Charles B. Warren）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现有方式的不足，但是一直没有对其作出任何改变，因为争夺总统这一重要职务的候选人资格的竞争在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盖过了其他所有问题，阻碍了我们去不偏不倚地思考这一重要的议题。” ^[18] 这一规则上的改变使得坚定支持民主党的南方地区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投票数减少了76票。

这一新规则仍然使共和党力量薄弱地区的代表数量相对于这些地区支持共和党的力量而言是过多的。“为了激励人们做出更大的努力，从而在所有的州建立和维持强大的政党组织”，共和党1920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指示其全国委员会“从本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日开始的12个月内，实施一种适用于未来全国代表大会的公平而公正的代表原则，该原则将在发出召开下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时被提出来，它将适用于未来所有其他的党代会，除非有其他的规定”。 ^[19] 其全国委员会在规定时间内颁布了一项变动很大的重新分配投票数量的规定，但是就在即将发出召开1924年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前夕，它撤销了早前颁布的规定，而代之以一项更加温和的规定。该项规定（1924年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是据此选出的）对现有做法做出了两点改变。它决定，对于那些“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将其选举人票或者大部分选票投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州”，将额外增加3名代表。一个国会选区要想拥有两名代表所需要的投给共和党的选票数从7500票增加到了1万票。 ^[20]

1940年之前，共和党的这一分配制度一直保持不变，而1940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各项规定，以进一步减少共和党获得的直接投票很少的那些地区在1944年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数量。1940年修改后的规定如下：

不分区代表

（1）每个州4名不分区代表。

（2）每个州每拥有一名不分区的国会议员，则额外增加2名代表。

（3）阿拉斯加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夏威夷州各有3名不分区代表，如果上一次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在这些地区当选为国会议员，则再增加2名代表。 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群岛各有2名不分区代表。

（4）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将选举人票或者大部分选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的各州再增加3名不分区代表。任何州如果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没有将选举人票或大部分选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但此后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选举共和党人成了美国参议员，那么在这一情况下，该州有权获得额外的不分区代表名额。

选区代表

（1）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投给共和党选举人的票数或者在上一次国会选举中投给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的票数达到1000张及以上的各国会选区有1名选区代表。

（2）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投给共和党选举人的票数或者在上一次国会选举中投给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的票数达到1万张及以上的各国会选区再增加1名选区代表。

在这些分配规则得到实施后，共和党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总数都是变动的；1936年，代表总数是1003名；1940年，则为1000名。

在代表名额分配事宜上，民主党一直比共和党更加幸运。由于他们没有共和党人所面临的“坚定的南方州”这样的问题，所以它能够在不产生严重争议的情况下采取让每个州派出是其国会议员数量两倍的代表这一做法。 不过，193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抵消南方地区反对取消三分之二原则的情绪，通过了一项决议，指示其全国委员会要向1940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一项方案，旨在完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名额分配制度”。在制定这一方案时，该委员会得到指令要“考虑到民主党在各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属地等的支持力量……” ^[21] 194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对相关规定进行了修改，使得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的州在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能够额外获得2张选票。这一规定在实施中只会使坚定的南方州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选票数量稍有增加。

在大约一半的州，代表本州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挑选，是经由州党代会或选区党代会进行的。召开193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规定了挑选两种党代会代表所使用的方式。其全国委员会指示，代表应以如下方式挑选：

（1）根据选举所在州的法律规定，如果该州法律要求参加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应通过直接初选选出，则通过初选选出代表……

（2）依据情况，分别由国会选区委员会或州委员会召集的国会选区党代会或州党代会选出代表……在没有共和党选区委员会的国会选区，则由共和党州委员会作出召开会议的决定……

（3）由各州的共和党州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选出，如果该州的法律特别规定了要以此种方式选出代表。

（4）不过，任何州的所有代表都可以从该州以不分区方式选出，如果选举所在州的法律是如此规定的话。 ^[22]

共和党与民主党在代表挑选程序方面的主要差异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委员会通常试图对挑选代表的条件作出规定，而民主党全国机构会将挑选代表的方式留给各州来决定。但是，这一差异更多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例如，号召举行193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比较具体地规定了代表选举应遵循的规则。只有“合法和合格的选民”才能参加为了“挑选县、选区或州党代会的代表”而举行的党团会议或初选。参加党代会的代表名额必须“依据共和党在当地的得票情况在该州或选区内的各县、地方行政区和市之间进行分配”。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是“符合资格条件的选民”以及“各自所在州的”居民。另一方面，民主党号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仅仅规定了每个州有权派出的代表数量。

各州制定了各项法律，对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挑选作出规定，这导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相关规定与各州的法律之间有可能产生冲突，而政党一般会修改自己的规定以承认各州在决定代表挑选方式方面的权力。不过，共和党的规章规定，在任何举行总统初选的州，“如果法律禁止共和党向为此类初选成立的选举法官委员会或选举监察员委员会派出代表，那么其代表和候补代表将依据本党的规章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共和党的规章还规定，在挑选代表时，“如果某州的法律妨碍、削弱或否定了任何依据美国宪法有资格担任总统或副总统的美国公民在该州法律的规定之下竞争总统或副总统提名资格的权利或权益，或者某州法律规定的该州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大量代表的选举方式不同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决议中所规定的方式，那么这样的法律无须遵守。” ^[23]

大约有一半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经由州党代会和选区党代会选出的， ^[24] 其余的代表则是通过总统初选选出的。超过1/3的州大致在相同的时间、出于相同的原因并主要在进步主义者的领导下采用了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总统初选，这些进步主义者积极推动以直接初选来取代政党代表大会，以之作为提名州级官员候选人的方式。我们会记得，代表大会曾被认为是，可能确实也是极其容易被政党组织的领导人所操纵和控制的。滥用权力和不公正的举动激怒了很多少数派，他们能够使自己转变为多数派并强制实施直接初选的方式。类似的情况和局面普遍存在于为选举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所举行的代表大会中。人们认为，政党领导人可以操纵代表大会，以便选出那些承诺支持不被该州内本党大部分成员所接受或者至少不是其所希望的总统候选人的代表。

虽然威斯康星州在1905年、宾夕法尼亚州在1906年颁布了规定代表进行直接选举的法律（涉及威斯康星州的所有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区代表），但是发展成型的总统初选的面世一般被追溯至俄勒冈州在1910年颁布的适用于直接选举的一项法律。 ^[25] 该项法律规定选民进行偏好投票（preference vote）来选出总统候选人，同时规定参加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1910—1916年，总统初选在各州的普及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直言不讳地预测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旧有的代表大会将销声匿迹，而全国代表大会将像总统选举团一样成为纯粹就选民已经达成的决议发表正式声明的机制。然而，支持总统初选的动力很快就耗尽了，总统初选在1916年达到其高峰，从那以后有多个州放弃了这一方式。

总统初选法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它们在获得通过时因政党组织的反对而做出的各种折中妥协，部分导致了它们的多样性） ，这使得笼统地谈论总统初选多少是不正确的。相反，存在不同的总统初选制度。这些不同版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其目的都是要让政党成员来选择总统候选人以及选出那些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努力让民众所偏好的候选人获得提名的代表，而这一目的得以实现的程度是存在差异的。

有一种类型的总统初选仅仅涉及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选举，这一方式是纽约州为选举选区代表所采用的，而不分区代表还是由州党代会选出。除非普遍存在激烈的竞争，并且选民了解未来代表们的偏好，否则，如果只是间接地就代表候选人进行投票，选民则没法有效地选出其喜欢的总统候选人。马里兰州遵循着另一种方式，该州在选举总统时进行偏好投票，即政党成员在总统提名资格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参加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州党代会选出。前面我们已经谈论过政党组织在控制代表大会与控制初选的难易程度方面存在的差异，由此，民众的偏好与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的偏好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性就变得显而易见。这样一来，4个州放弃了这种代表大会与偏好投票混合在一起的方式就不足为奇了。

在实行初选的州中，采用将选举总统候选人的偏好投票与代表的选举结合起来这一方式的州占到最多的数量。这一初选制度的一般类型有多个版本；但在所有这类制度下，都可能产生混乱，因为民众所偏好的总统人选与民众选举的代表所偏好的总统人选之间存在冲突。在这种一般类型的初选中，总统偏好投票与代表的选举同时进行，但选民并不知晓代表的偏好。例如，在先前实施该方案的北达科他州，1924年，共和党在该州的初选选票上列出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字是约翰逊和柯立芝，还列出了争夺30个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39名候选人的名字，但没有指明哪些代表承诺支持约翰逊，哪些代表承诺支持柯立芝。在与北达科他州相同的这种制度下，1932年俄亥俄州的雅克布·S.考克西（Jacob S. Coxey）将军和马里兰州的约瑟夫·法朗士（Joseph I. France）博士进入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但是选票上没有标明支持两人的代表的名字。有两张参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一张名单上的人没有收到任何投票方面的指示，另一张名单上的人支持重新提名胡佛作为候选人。选民更加支持法朗士而不是考克西，“但是11名代表中有9名支持胡佛，而没有人支持法朗士” ^[26] 。自此北达科他州取消了初选法律，现在只有内布拉斯加州采用这一特殊的方式。

第二种将总统偏好投票与党代会代表选举结合起来的模式，会在选票上印上表明代表候选人是否同意支持民众所偏好的总统候选人的声明，但不会表明他们的真实喜好。这一制度安排盛行于宾夕法尼亚州，以前也被西弗吉尼亚州所采用。 ^[27] 第三种将总统偏好投票与党代会代表选举结合起来的模式，会在选票上代表候选人名字后面注明他们所偏好的总统人选。其前提假设是选民会将其选票投给那些承诺支持自己所偏好的总统人选的代表，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例如，在1936年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初选中，从全州来看，选民更加偏好诺克斯（Knox）而不是博拉，但是支持博拉的代表在13个国会选区获得了胜利。 ^[28]

最后一类实施总统初选的州在使当选代表的偏好与民众的偏好相一致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这些州——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没有就总统候选人人选举行单独的投票。在选票上，列出了代表候选人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例如，通过将票投给支持罗斯福的代表候选人，选民们实际上既表达了自己在总统候选人方面的偏好，与此同时也选择了承诺支持这位候选人的代表。在加利福尼亚州，所有代表都是以不分区形式选出的，选民有可能一并将所有支持某个候选人的代表都选上，这样做的结果会降低代表四分五裂的可能性。

在共和党1912年全国代表大会以尴尬的结局收场后，进步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此时人们普遍预测全国代表大会很快将变成一个只是就政党通过总统初选形成的候选人人选发表相关正式声明的机构。 ^[29] 不过，总统初选自1916年之后一直在衰落；初选选出的人选并不是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选。通过观察民主党自引入总统初选形式以来的7次总统候选人竞争，路易斯·奥弗拉克（Louise Overacker）发现，只有“两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选明确体现了初选选出的人选” ^[30] ，而即使是这两次情况，人们也并不清楚这些人选的提名资格是不是因其在初选中的胜利而获得的。1928年，史密斯在实行初选的各州获得了胜利，并赢得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支持；1932年，罗斯福在大部分实行初选的州取得了胜利并获得提名资格。在共和党中，只有在1924年其总统偏好投票的结果与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选是一致的，当时柯立芝在更多的实行初选的重要州战胜了约翰逊。在其他情况下，总统提名人选要么是预料之中的结果，要么是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选与初选结果相悖。

初选没能变得更加重要的原因是相当明了的。我们从有关不同类型的初选法律的描述中可以明显发现，其中许多法律是存在缺陷的。它们使得选民很难明确无误地表达自己的选择；如下这一点很重要，即大部分放弃了初选制度的州都存在相关法律不完善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从来没有全面试验过总统初选制度；如果所有州实行初选，或者说所有州切实实行初选，那么结果可能会不同。由于该制度没有得到彻底实施，所以提名资格候选人就可以对该制度置之不理或者蓄意阻挠。领先的候选人常常拒绝参加某些或全部州的初选。 这种拒绝行为通常伴随着如下事实出现，即该州的政党组织在支持某位“本土宠儿”；外来的候选人不愿意激怒该组织，这一组织希望帮某位“本土宠儿”赢得选民的支持，从而使自己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握有谈判的权力并在最有利于该州组织的情况下发挥其影响力。政党州组织的领导者们一般而言对初选没有什么热情，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通常对选民通过初选表达出的偏好甚少关注。 ^[31] 总体而言，选民对总统初选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往往会低于为提名州级官员举行的初选，虽然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

当我们对19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还记忆犹新时，人们提出了众多建议，支持建立一种全国性的偏好投票制初选，这可能需要对宪法作出修正。威尔逊总统在他向国会发表第一次咨文时以如下话语敦促建立这一全国性的制度：“对于我马上要谈及的这一议题，我希望它能够得到迅速解决，而不要引起任何激烈争论。我指的是选举美国总统职位候选人的方式。我有信心说，当我敦促你们立刻颁布规定在全国范围实行初选的立法时，我正确理解了这个国家的希望或期待，依据这一法律，各政党的选民可以在不受提名代表大会干涉的情况之下来选择总统候选人。” ^[32] 国会并没有按照其建议采取行动。1920年，人们重新关注这一问题，1924年，拉福莱特的竞选纲领明确表示支持全国性的初选。但是，这一提议变成了一个过时的问题。

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

在指定的时间，代表们汇聚一堂，在四年一度的全国性政治大秀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全国代表大会举办城市 的市政官员们用彩纸和旗帜将城市装扮起来，看起来就像正在举行一次规模庞大的乡村集市。大幅的旗帜使人一眼就能看到总统提名资格候选人的总部。 ^[33] 他们的竞选经理们对他们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的支持做出乐观的预测，然而背地里疯狂地做工作，试图让自己的预测尽量得以实现。代表们和来访者通过佩戴徽章、袖章和印章来表明自己的支持对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个大的会场召开，例如芝加哥体育场、克利夫兰市政礼堂、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在这些会场的主楼层就座的是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超过2000人；旁听席上坐着数千名有幸得到入场券的本地和外地的听众。 在旁观者看来，会场里热得令人窒息，声音震耳欲聋，令人惊讶地乱成一团。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大厅装有扩音设备，这样官员和代表的声音可以被听清。 ^[34] 广播系统在现场有自己的播报员、技术人员和设备，会将发生的事情描述和播送给全国数千万收听广播的人。这实际上等于几乎整个国家的人都坐在旁听席上。

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其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宣布开幕，他将主持会议，直到选出临时官员。 全国委员会向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一份临时官员候选人名单，在这些人选中，临时主席当然是最重要的。 一般而言，由全国委员会提名的临时主席会获得全国代表大会的通过，但是在极少数情况下，临时主席的选举会成为全国代表大会内各竞争性派系进行较量的场合。例如，在共和党1912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其全国委员会和塔夫脱的团队成功地支持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战胜了罗斯福和拉福莱特的支持者的反对，成了临时主席，罗斯福和拉福莱特的支持者赞成的人选是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弗朗西斯·麦戈文（Francis McGovern）。 ^[35] 同一年，布赖恩反对全国委员会提名的奥尔顿·派克（Alton B. Parker）法官成为民主党临时主席。布赖恩说，派克法官是由华尔街支持的。“他质问道，这样一个人是否会被迫‘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用一种将使参加大会的所有人感到沮丧的麻痹人心的演讲来开启一场进步主义运动？’” ^[36] 派克的当选主要依靠那些承诺支持哈蒙（Harmon）和安德伍德（Underwood）的代表，而布赖恩的支持力量来自威尔逊阵营的代表。

临时主席的主要职能是发表主旨演讲，其目的通常是为了让代表们热情高涨，同时为全国代表大会定下基调。主旨演讲会猛烈攻击对立的政党 ，列举本政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并追忆本党在历史上的伟大领导者。1936年，共和党的临时主席是来自俄勒冈州的参议员弗雷德里克·斯泰维尔（Frederick Steiwer），他对新政大加抨击：“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没有政治道德的政府。”“在彻底控制了联邦政府的每一个机构长达3年之后，他们还没能提出一个长久的农业规划。”他呼吁他的听众们进行战斗：“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让美国重新步入正轨。”他展望了11月份的胜利：“1月份一位来自共和党的信守承诺的总统将提出有益于这个国家的建议。”他请求上帝的协助：“让我们祈祷上帝赐予我们一个觉醒过来的美国，摒弃所有的怀疑，这样一个美国将证明建国者们的信念是正确的。”这次大会的秘书庄严地记录下了如下这些话：“在演讲的最后，临时主席赢得了热烈的喝彩，代表、候补代表和旁听者起身，站到了椅子上，欢呼着，挥舞着帽子和旗帜。” ^[37]

参议员阿尔本·巴克利的主旨演讲拉开了民主党1936年全国代表大会的帷幕。他列举了该党历史上的伟人——杰斐逊、杰克逊、威尔逊，并借用了共和党人林肯；他将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这些伟大的人物置于同一光荣的行列里”。他骄傲地详细列举了新政取得的成就。他将反对阵营与美国自由联盟联系起来：“……美国自由联盟是共和党的死党和私生兄弟……”他将过去共和党的成就与民主党的成就进行了比较：“……到了1932年，两个党都承认农业问题不是地方性问题，而是全国性问题。……区别在于民主党的纲领对此予以认真对待……”与斯泰维尔一样，他宣称本党与美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我们再一次站在这里，置身于（发生在费城的）那些历史性场景之中，我们要唤起那些已经作古的爱国者的精神，重新点燃对他们所从事的崇高事业的信念，再次让我们自己献身于这一事业的彻底实现。”同样，就像斯泰维尔所做的，巴克利与上帝站在了一起。

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阶段的一项举措是指定全国代表大会的四个常务委员会：①资质委员会，其职能是查验资质，听取各代表团就参会席位提出的意见并将其提交给大会；②常设组织委员会，其职能是向大会推荐一系列常设官员；③规则委员会，其职责是向大会报告一系列管理大会程序的规则；④决议委员会，其任务是起草并向大会提交纲领。 ^[38] 实际上，就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委员会而言，每个州和领地的代表团在每一个委员会中都会有自己提名的代表。

全国代表大会处理的第一份委员会报告通常是资质委员会提出的，但是为方便起见，我们会先提及常设组织委员会的报告。常设组织委员会的报告中可能会引发争议的主要内容是它就常任主席职务提出的人选建议。各自支持自己的总统提名资格候选人的各派系与常任主席的选举有着确切的利益关系，即使这位常任主席不支持他们的候选人，但至少也不要敌视他。此外，常设组织委员会的少数派报告（a minority report，指没有获得多数代表支持的报告——译者注）会成为争夺总统提名资格的相互竞争的候选人之间展开较量的原因。例如，1932年常设组织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提名属于反罗斯福集团的朱厄特·丝豪斯（Jouett Shouse）作为常任主席；但罗斯福集团能够聚集起大部分大会代表支持现在已故的来自蒙大拿州的参议员托马斯·J.沃尔什（Thomas J. Walsh）成为常任主席。当常任主席从临时主席手中接管权力时，通常会发表演讲，这可能是一次缩小版的主旨演讲。伯特兰·斯内尔（Bertrand Snell）在193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常任主席所发表的演讲比临时主席、参议员莱斯特·J.迪金森（Lester J. Dickinson）的演讲在代表中激起了更热烈的反应。

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组织包括常任主席、常务委员会以及大会工作所需的全部官员；但是，与国会和各级议会一样，通常也会有一个由各种集团和派系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它们试图控制大会的各项协商。例如，在民主党1932年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罗斯福集团的领导者们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一次党团会议，目的是就如何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达成一致意见。此次会议决定，沃尔什将成为常任主席，亚瑟·马伦（Arthur Mullen）将成为罗斯福集团的现场主管，参议员希契柯克（Hitchcock）将成为决议委员会的主席，而麦克（Mack）法官将提名罗斯福作为总统候选人。法利继续告诉我们说：

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总部召开了又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对我们在大会大厅的现场人员进行了安排。我想要确保关键人物们能够被支持罗斯福的代表们一眼就认出来。当每个人被叫到名字时，他就站出来以便参会者能够好好地看清楚他。被介绍的人包括会场主管亚瑟·马伦及其助手们。我还介绍了南达科他州的比尔·豪维斯（Bill Howes）以及其他两三位值得信任的助理人员，他们将充当传递消息和指令的信使。我们要求出席此次会议的人要让各自代表团遵循这些现场人员提出的全部要求。我们非常想确保自己的团队能展开良好的工作并避免各种因大会大厅里的兴奋和混乱所导致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 ^[39]

与此类似，当时的康涅狄格州州长R.E.鲍尔温（R.E. Baldwin）是194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威尔基集团的现场主管。

当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为了再次提名现任总统作为候选人以担任又一个任期时，支持总统的领导者们通常会使大会议程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1924年，柯立芝集团的领导者威廉·巴特勒（William M. Butler）就是大会的“马克·汉纳” 。“他无须听从任何人的命令，而保守派，也就是那些掌控着美国参议院的人——享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柯蒂斯（Curtis）、沃森、兰如特（Lenroot）和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对巴特勒言听计从，唯他马首是瞻。” ^[40] 同样，193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安排就相当于只需要“在国会宾馆的房间与白宫里总统的办公桌之间拉一条私人电话线”。特纳·卡特利奇（Turner Catledge）指出：

那条线将成为全国代表大会历史的一部分。它是从6月12日（星期日）这天开始其创造历史的使命的，那一天，总统的私人秘书劳伦斯·里奇（Lawrence Richey）和总统的政治秘书沃尔特·纽顿（Walter Newton）（他同时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一名代表）承担起了那些名义上负责大会运转的人与“首脑”之间的联络人的角色。对于大会或者大会的各委员会存在争议的所有议题，包括禁酒的议题，这条私人联络线虽然发出的声音不大，但却有最终的话语权，并且把副总统的提名资格留给堪萨斯州的查尔斯·柯蒂斯（Charles Curtis）也是通过这条私人联络线决定的。 ^[41]

在这样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实际上所有程序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甚至是附议休会以及提交向地方制度安排委员会表达感谢的决议这样的荣誉也是事先安排好的。

全国代表大会是对本党成员资格的一次鉴定。在代表大会发展早期，对参会代表资质的验证是极其不正式的。有时，当某个州没有任何正式选举产生的代表参会时，来自该州的碰巧某个人就被允许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该州投票。随着代表大会程序受到管制，大量的法学理论和范例被提出来，对确定代表团和大会成员的权利进行规制。在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各政党的全国委员会要准备好合法选举产生的出席大会代表的临时花名册或名单。 ^[42] 在决定哪些人的名字将被列入临时花名册时，如果存在有争议的选举，则全国委员会必须就此类选举先作出初步决定，为此它要聆听争议各方的意见。 当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委员会在草拟临时花名册时使用的这些文献和文件会被转交给资质委员会。它会重新听取参与争议的代表团所提出的要求并将其报告给大会，大会则会接受或否定其提出的意见。

依据争议作出决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下事实：某个宣称自己是通过合法授权并被选举出来代表本州的代表团，可能承诺支持某个争夺总统提名资格的候选人；另一个也宣称自己是通过合法授权并被选举出来代表本州的代表团，则可能承诺支持另一个争夺提名资格的候选人。在一些情况下，当全国代表大会在决定哪个代表团获得参会席位时，也就决定了哪位候选人将获得足够的支持以赢得提名资格。因此，每个候选人的竞选经理都会密切关注这些争议，并组织力量来推动相关决定有利于自己这一方，有时对争议的真实性或公正性反而并不多加考虑。

1912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例子，来说明这些争议的处理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其全国委员会在草拟临时花名册时列上了承诺支持塔夫脱的代表而不是支持西奥多·罗斯福的代表，后者对此提出了争议。一般而言，资质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会遵循全国委员会的决定。临时获准参会的代表有权就除自己涉及其中的争议之外的其他所有争议进行投票；全国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支持塔夫脱而不是支持罗斯福的代表参会，这一举动使得塔夫脱赢得了候选人资格。罗斯福的支持力量对此次全国代表大会上74位代表的席位提出了质疑。支持塔夫脱牌“蒸汽轧路机”的大部分力量来自共和党成员人数较少的南方各州，这一事实导致了很深的怨恨 ^[43] ，并对随后所采取的旨在更加公正地分配全国代表大会投票份额的举措产生了影响。无论如何，塔夫脱集团在组织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帮助自己的代表获得参会席位方面的成功导致该党走向了分裂，使得罗斯福在进步主义党的旗帜下获得候选人资格，并导致了伍德罗·威尔逊的当选。

19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附带后果是1916年实施了如下规则：“倘若代表或候补代表出示了由所在州为了检查初选的选举结果并向参加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颁发当选证明而依据法律建立或任命的选票检查委员会或官员开具的当选证明，则其名字应被全国委员会列入代表大会的临时花名册。”因此，全国委员会不能像它在1912年的事例中所做的那样，质疑各州负责选举事务的官员在这些情况下出示的证明。

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直也存在这种争议，但是对于民主党而言，针对争议作出的决定从来没有像共和党1912年全国代表大会那样造成如此严重的一系列后果。例如，1932年，其全国代表大会就涉及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苏达州的两起争议作出了决定。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赢得提名资格的人团结一致，旨在为来自这两个承诺支持罗斯福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州的代表获得参会席位。 ^[44] 在这两起争议中，与通常的情况一样，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一个为本州提名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机构是作为本党在该州的代表而合法建立的机构。

纲领

纲领是对政党提出的、在其候选人当选后将实施的宏大计划的声明，它由决议委员会提交给全国代表大会。 ^[45] 虽然该委员会会举行听证会，不同压力集团的代表会在听证会上提出自己的要求以供其考虑，但是纲领的实际起草是由少数几个政党领导人来完成的，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决议委员会的成员。在共和党1928年全国代表大会上，参议员里德·斯穆特是决议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大会开幕前几天到达堪萨斯城，带来了除有关禁酒令和农业救济的条款外其他内容已经起草完毕的纲领” ^[46] 。同样，在1932年，虽然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R. Garfield）是决议委员会的主席，“但是财政部部长奥格登·米尔斯（Ogden Mills）从华盛顿带来了完整的纲领，其中只缺少有关禁酒令的条款，这一纲领是那些了解胡佛的想法的人在芝加哥起草的” ^[47] 。民主党1932年的纲领“主要是由美国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在与国会和各州的罗斯福的支持者进行一系列会谈后”草拟的。 据雷蒙德·莫利的说法，民主党1936年的纲领是由罗斯福起草的，然后发送给大会决议委员会获得批准。 ^[48]

虽然不同的领导人会参与起草纲领草案，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决议委员会的工作并不只是例行公事。它经常会参与比较激烈的争论和讨论，目的是使纲领的措辞能获得其成员的认可。 ^[49] 决议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代表之间同时进行的讨论通常聚焦于一到两个当前在公众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除了少数富有争议的议题，纲领委员会在其他所有事情上都可能达成根本一致。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人会尽力让该委员会在那些富有争议的事情上保持和谐，以避免在大会现场发生公开的争吵。如果协调该委员会内部分歧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那么该委员会中的少数派会就纲领中存在激烈争议的条款向全国代表大会提交单独的建议。例如，在1928年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伊利诺伊州的代表、伊利诺伊州农业协会主席厄尔·史密斯（Earl C. Smith）所提出的一项关于农业的少数派条款在决议委员会中获得了15个州的支持。少数派预测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会“叛离”共和党：“我们来到这里，与你们同处一室，恳求代表们不要将共和党主导的那些州的农民赶出这个党。” ^[50] “农业为盛宴提供了所需的东西，但是却像拉撒路（Lazarus） 一样跪在工业、金融和商业的脚边，捡拾一点食物残渣而已。” 工业和金融业一骑绝尘。该少数派条款遭到否决，但是直到1932年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才起来反对共和党由商业和工业利益集团所主导的各项政策。在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提出了一项代替禁酒令条款的条款，该条款要求“尽早取消联邦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他的提议在没有引发激烈争论的情况下被大会投票否决。

193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提供了少数派纲领建议引发争论的另一个例子。其决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提出的一项条款主张“取消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而由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提出的少数派条款只是主张将是否取消该修正案的问题转交给各州决定。少数派的提议引发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半夜。旁听席上的人对赫尔和其他少数派中的发言者发出了嘘声，给他们喝倒彩；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 Smith）、艾伯特·里奇（Albert Ritchie）和其他发言者则获得了响亮的欢呼声。少数派的建议被否决。俄克拉荷马州州长威廉·默里（William H. Murray）提交了一份少数派报告，这是各种观点的一个大杂烩。他希望立马给退伍军人支付津贴，这是“一项共同的正义事业”。他反对“政府采用强制令”，又希望在未来的战争中征募“人员和物资”。他要求延期偿付抵押贷款，又支持取消向各州银行征税，认为“由国会通过的这一税项是华尔街可以随意操纵的工具”。威廉·麦卡杜提出的条款强烈要求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内的成员银行实行存款保险制度，该建议在决议委员会中以27票对22票遭到否决。所有这些少数派报告都被否决了，唯一例外是纽约州的卡洛琳·欧戴（Caroline O'Day）提出的报告，该报告支持“政府应持续负责人们的福利，尤其是要负责保护孩子” ^[51] 。

1940年，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的决议委员会的工作都表明，发展趋势是某个单一的重大议题主导着围绕纲领展开的各种协商。在两党的决议委员会中，人们都聚焦于与外交事务有关的条款。共和党决议委员会的成员在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就聚集在费城，开始制定纲领的工作。记者们在6月17日报道说，在阿尔弗雷德·兰登（Alfred M. Landon）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种强大的趋势，即宣布支持依然在与占领着欧洲的纳粹进行战斗的各方力量”。第二天，兰登当选为决议委员会下属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起草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条款。6月20日，共和党人诺克斯和史汀生（Stimson）将加入罗斯福内阁的公告使得孤立主义者想要将“更加明确的反对美国干涉的宣言”写进共和党纲领的希望破灭。6月21日，记者们报道说，“很快再次兴起了一股推动共和党宣布援助同盟国的势头”。“更加冷静的”人士警告人们“不要过度攻击共和党中为数众多的想援助同盟国并想公开表达这一想法的人”。6月22日，兰登领导的下属委员会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谣言说，有关外交政策的声明将留给大会选出的候选人来发表。6月23日，据说该下属委员会已经“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意见。6月24日，据说决议委员会实际上已经就外交政策条款达成一致，它将宣布支持不干涉立场，保证充足的国防，承诺在不违反国际法或危及美国的情况下向受压迫的人们予以援助。6月25日，反对干涉的力量强迫其重新制定了外交事务条款。根据这一天的新闻报道，不干涉主义者成功地劝说全体决议委员会成员支持一种态度更加明确的反对干涉的条款，而支持援助同盟国的人只是勉强保住了“对被压迫人民表示同情”这一表述。最终在6月26日，最终版的条款获得了该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一致同意，并被全国代表大会所认可。 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大纲委员会的兴趣同样集中在外交事务条款上。在其他年份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集中关注某个单一的重大议题这一趋势同样表现明显。

决议委员会会举行听证会，关注特定纲领条款的各群体的代言人会在听证会上竭力主张各自组织的观点。产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菲利普·默里（Philip Murray）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威廉·格林的身影出现在了1940年民主党的决议委员会。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秘书长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要求制定一项条款，承诺取消歧视黑人的立法。美国青年代表大会（American Youth Congress）的执行秘书长约瑟夫·卡登（Joseph Cadden）要求实施一项5亿美元的青年援助计划。援助同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的秘书长克拉克·艾克尔伯格（Clark Eichelberger）建议援助英国。弗朗西斯·汤森（Francis E. Townsend）博士寻求为汤森养老金计划提供特殊支持。来自全美格兰其组织的路易斯·塔博尔（Louis J. Tabor）敦促采取计划“将美国的农业生产剩余产品运送给挨饿的欧洲民众”。全美广播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的负责人内维尔·米勒（Neville Miller）要求为广播工作者争取更多的权益。来自投资银行业者协会的A.G.大卫（A.G. David）建议修改保险法。全国妇女党（National Woman's Party）和全国妇女工会联盟（The National Woman's Trade Union League）的代表对所提议的宪法平等权利修正案采取了对立的立场。类似的压力集团的代表在共和党决议委员会跟前列队走过，就像是接受检阅。

全国代表大会最终采纳的纲领在谈及已经解决妥当的议题时大胆而直率；对于存在争议的议题，则可能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泛泛而谈。实际上，那些新出现的议题可能完全不会被涉及，直到非党派组织或压力集团进行了全面鼓动，以至于政党对这些问题没法再置之不理。纲领中的表述明显缺少勇气和鲜明的立场，这一点既招致了保守派阵营，也招致了自由派阵营的批评。但是，因为政党纲领在富有争议的议题上态度模糊而对其进行批评，这恰恰忽视了纲领真正的政治功能。纲领中各种模糊的声明为政党内部存在分歧的各利益群体和集团在竞选期间团结起来提供了平台；存在争议的问题要留待以后再去真正解决。为了赢得竞选，团结是必须的；当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没有明确时，大胆的言论会带来分裂。各种纲领在本质上的类似也同样遭到了批评；据说，选民们别无选择。但是，纲领的相似可以被解读为，这体现了我们的国家是健康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体现了我们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统治“阶级”牢固掌握着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民主的持续依赖于执政权在政党之间进行轮替时，政府政策不会发生骤然改变。我们知道将会出现摇摆，问题是我们是否具备实现非暴力的根本变革所必需的容忍、自制和“民主纪律”（democratic discipline）。

如果政党获胜，其纲领可能会被漫不经心地对待。将纲领看作政党与选民之间就将来要实施某些特定政策而制定的庄重契约，这是幼稚的想法。在务实的政治家看来，掌权时所处的即时环境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在辩论时引用纲领中的内容只是为了讽刺对手，或者为某一原本应该得到遵循的路线进行辩护。

对纲领许下的诺言的这种漠视，通常被归咎于政治家与生俱来的背信弃义和罔顾道德，但是，就像一般情况那样，这种简单的解释并没有说明太多东西。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从纲领起草到政党执政的这段时间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从1932年6月民主党制定纲领到1933年3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职，在这期间美国的银行体系已经完全崩溃。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它表明前述一般性观点是重要的。与局势的改变相比，其他的因素（即使不是更加深奥难懂，其关联性可能也更高）在使纲领无效方面所发挥的影响更大。政党的纲领包含着多元化的诉求；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当选事实上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赞成某个纲领，而是因为他们遵循了某项具体的政党政策或条款，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地方组织。这样看来，在政党内各群体实现团结所依靠的共同标准中，纲领是认同度最低的，而在国会中，如果某个集团坚定地支持某项具体的纲领条款，那么它肯定属于少数派。

除此之外，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不受法律管辖、同时在宪法中也没有规定的机构所面临的一个实际困难是，要用某一具体的行动路线来约束本党的国会议员和总统（他们是在本党纲领制定出来以后被提名为候选人的）。按照其逻辑推演，结论就会是，这一过程将导致一个像机器人一样的国会，至少在其纲领所涉及的那些事务上是如此。总统和国会议员很难被降低到这样一种从属的角色；他们成了政府，而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以及为了他们政党的利益，他们必须作为政府而不是政党机器的橡皮图章来发挥作用。在英国，议会中的政党成员与政府之外的政党组织之间的区分要更加明显得多，议会中的政党成员拒绝受到制约，并要求，政府之外的本党全国性机构所制定的具体而具有约束力的指令或纲领不应让他们处于为难的窘境。 ^[52] 某种基本相同的趋势——也就是说，政府外的政党组织与构成政府的政党之间的区分——可能已经在美国发挥作用，不过，即使存在这种趋势，我们也还没有对这一因素进行任何系统的合理化。

总统候选人在发表竞选演讲时会简述纲领的大致内容。有时，候选人会在本党全国代表大会休会之前继续对纲领进行修改。1904年，民主党因其在1896年支持自由铸造银币的举措而受到的破坏性影响依然在持续，其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派克（Parker）（他是一位保守的美国东部人）作为总统候选人，而民主党在其纲领中丝毫未提及铸币的事。派克在电报里说：

我认为金本位制已经牢固地、不可逆转地建立起来，而如果此次大会的举动能得到人民的认可的话，我将照此行动。因为纲领没有论及这一主题，所以我应该向大会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如果我的观点被证明令大多数人感到不满意，那么我请求你们立即否决对我的提名，这样在休会之前可以提名另一个人。 ^[53]

192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承诺“其候选人将忠实实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在此次大会即将休会时，下面这封来自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的电报宣称：

众所周知，我认为应该对目前的全国性禁酒令的法律条款做出根本性修改，就像我在杰克逊纪念日所写的信中指明的，这样做依据的是对杰斐逊式民主原则的大胆践行。虽然我完全了解这些修改只能由人民自己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来进行，但是我认为，人民选出的领导者有责任指出一条道路，在他看来这条道路能够引领我们找到一个明智而合理的方案，来解决我相信在绝大部分人民看来是完全令人不满意的境况。

禁酒令条款实际上从这次纲领中删除了。

1936年，兰登州长在他获得提名前向全国代表大会发电报表达了对此次纲领中若干条款的意见。纲领赞同各州在童工以及妇女的劳动时间、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的法律；兰登支持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宪法进行修正，以便联邦政府能够采取相关行动。此次的纲领承诺“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一种健全的货币”。兰登用某些闪烁其词的句子将其解释为“一种用黄金来表示和可以转换成黄金的货币”。全国代表大会保证本党“支持考绩制”；兰登许诺考绩制将覆盖“主要部门副部长以下的……所有职位” ^[54] ，从而使前述那种抽象的说法具体化。

提名

纲领制定完毕之后，全国代表大会就要面临最主要的工作：提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在此期间，由于我们传统的政治规矩要求总统候选人资格的竞争者应该远离大会， ^[55] 所以支持各自的竞争者的领导人将忙于没完没了的会议，维持那些忠实支持己方候选人的代表们的士气和忠诚，努力劝说还在摇摆不定的对手加入自己的阵营，如果一些候选人在投票的早期阶段没有吸引多少支持者，那么就谋求那些原本承诺支持这些候选人的代表许诺支持自己的候选人。 ^[56] 每一位竞选经理都有自己的间谍，以确定对手的力量，提前得知他们的策略，避免被突袭。

各州按其名字的字母顺序依次被叫到来进行提名。一般而言，位于名单最前面的那个州会让位给在名单上位于较后位置的、有着不可忽视的竞争者的某个州。例如，亚拉巴马州会让位给纽约州，以使它能够将自己的候选人获得提名。提名演讲相当于全国代表大会上最华丽的演讲；它必须受到听众的欢迎。1928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名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为候选人时所作的演讲以如下的高潮段落作为结束：

美国需要的不只是一位行政官，而是一位领导者——一位探路者，一位将我们从乡间小路引向宽敞大道的开路人，这条宽敞大道将避开粗鄙的物质主义的无尽深渊，它已经吞噬了历史上如此多的伟大文明。民主国家的优势不只是能够产生这样的人物，而且能够使他成为引领人民走向胜利的最可靠的领导者。坚守我们的堡垒，为我们的原则牺牲，这是英雄之举。而突出重围，继续战斗，并为我们的原则赢得胜利，这样的举动更甚于英雄。我们有一位有志于胜利的人——他不仅应该成功，而且掌控着成功。获胜是他的习惯——这就是我们快乐的勇士——阿尔弗雷德·史密斯。

1928年，约翰·麦克纳布（John McNab）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胡佛作为候选人：

我提名他，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因为他无私而善良的充满人情味的同情心；因为让他那颗健全的心灵最感到高兴的是他有益于自己国家的人民。

此时，我要称呼赫伯特·胡佛为工程师、对挨饿者和受穷者充满怜悯的牧师、行政官、执行官、政治家、行善的美国人、友善的邻居、一个健全的人。

就像上述引文所表明的，惯常做法是描述某个虚构的人物，吹捧他的优点，证明他能够成为胜者，最后再提到他的名字，提到所有人在整个演讲中都已经知道的这个名字。候选人的名字是摆脱混乱局面的一个信号。候选人的支持者开始列队通过通道，乐队演奏竞选歌曲，代表和旁听者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有组织的混乱局面随处可见。

这些游行绝不是完全自发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只是人为制造的。1932年，在胡佛按计划将获得提名的那天，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发现，他们的座椅上放上了口哨、喇叭、其他制造响声的器具以及好几袋五彩的纸屑。到了那一个时刻，他们就有了行动的装备。这种游行的持续时间以及表现出的快乐情感当然会因大会的欢乐氛围的真实程度而不同。1936年，在庆祝富兰克林·罗斯福获胜的游行结束后，大会主席宣布历时70分钟的游行不仅打破了“本次大会的纪录，而且打破了所有此类大会的纪录”，这位主席接着说道，“它也打破了放在主席左手边用来记录掌声的器材”。

游行持续的时间以及掌声的热烈程度大致体现了不同候选人的支持度和受欢迎程度，但是这种动静不会改变任何投票。这种盛况和游行使代表们在其领导者在幕后讨价还价和决定大会进程时有事可做。

在提名演讲结束后，各州再一次被点名来发表演讲，以附议已经做出的提名。这些演讲时间更短，但是会按照提名演讲的相同顺序进行。最后，随着附议演讲的完成，大会开始准备投票，各州被点到名后进行投票。各州代表团的主席会宣布本州的投票；他们宣布的结果有时会获得叫好，有时会招来嘘声。现在的惯例是只宣布投票结果，但在更早的、花样更多的时期，投票时还会进行一个简短的演讲。因此，1868年，当叫到蒙大拿州的名字时，我们听到的是，“作为哥伦比亚河和密西西比河发源地的蒙大拿的群山呼唤着格兰特的名字，我们投给他2票”。

如果没有任何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票，那么还会举行其他投票，直到达成决议。关键州在后面投票中的立场变化可能标志着事情的转折点。1932年，当麦卡杜在第四轮投票中将加利福尼亚州的票投给罗斯福时，提名人选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其他州也赶紧见风使舵。 ^[57] 提名人选通常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已经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往往只是为了见证领先的候选人的完胜——该候选人已经拉拢了足够多的州组织来支持自己，从而在大会上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中较少发生那种两败俱伤的斗争。自美国内战以来，大约2/3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19位中的12位）是在第一轮投票中赢得提名的。同一时期，只有一半的民主党候选人是在第一轮投票中赢得提名的。民主党的最高投票纪录是1924年进行了103轮投票才打破了史密斯与麦卡杜之间的僵局。自美国内战以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为决定提名人选而进行的最多的投票次数是36次，那是1880年，在格兰特、布莱恩和谢尔曼（Sherman）的支持者之间出现相持不下的情况之后，加菲尔德（Garfield）作为妥协下的候选人赢得了提名。

共和党组织更加纪律严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该党在大部分时期都是执政党，因而对回报性职位任命的控制给其带来了凝聚力。但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民主党各组成群体之间的利益分歧更大，这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另一个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因素是，一直到1936年，要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赢得提名，就必须获得2/3多数的投票。

当为了决定提名人选需要进行一轮以上的投票时，各州领导人决定支持哪位候选人就变得重要了。如果没有哪位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票，那么就有可能进行“协商式”提名，或者由参加大会的各州领导人之间的会议商讨来决定提名。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一位并不强大的竞争者，甚至是一匹“黑马”赢得了代表和公众的极大欢迎，以至于各代表团的领导人几乎被迫来支持他。

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结果会出乎意料，这方面最新的一个例子是194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开幕时，承诺支持杜威的代表人数是最多的，接下来是塔夫脱。在大会开始前的几个星期里，威尔基阵营展开了一次有效的宣传活动，但是承诺支持他的代表人数很少。面对罗斯福有可能被民主党人再次提名为候选人、发生世界危机、他自己所在的纽约代表团出现分裂的局面，杜威开始看起来不像是共和党候选人的最佳人选。就在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前，威尔基的机会开始出现，当时康涅狄格州宣布，它的14票将投给威尔基，并且其他代表团中零星有人承诺支持他。在大会的最初几天，媒体和大众转向支持威尔基。共和党纽约县主席肯尼思·辛普森（Kenneth F. Simpson）宣布，在大会开幕前的12天里，他收到了10万封强烈要求提名威尔基的电报、信件和明信片。这可能存在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是所有的代表都承受着类似的压力。

投票开始了。根据预测，杜威应该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但是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他在投票之前就已经输了。然后，代表们手忙脚乱地想要联合起来支持塔夫脱，以便阻止威尔基获胜，但是旁听席上的人大喊：“我们需要威尔基。”各州代表团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更难控制他们的属下。很多团体对威尔基进行了严厉指责，甚至连后来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麦克纳里也加入进来质疑提名威尔基是否明智。在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轮投票中，塔夫脱的支持力量增加，但是其增加速度比不上威尔基，他在第四轮投票中获得领先，并在第六轮投票中赢得了提名。表16总结了这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投票情况。

威尔基赢得提名被政治评论家们描述成人民的意志令人惊讶地战胜了职业政治家的意志。部分地看，这或许是对的，但是威尔基在大会早期并不是没有获得职业政治家们的支持；而且，随着事情的进展，其他职业政治家也加入他的阵营。不过，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绝大部分职业政治家们可能更喜欢杜威或塔夫脱。威尔基几乎可以被称为是作为黑马赢得了提名。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他是一位比1920年时的哈定更重要的竞争者，但是他无论如何不属于那种通常会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人。

三分之二多数规则和单位投票规则（unit rule）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特有的提名程序。一直到193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都遵循着提名需要获得2/3绝大多数大会代表的投票这一规则。在1831年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杰克逊获得总统候选人资格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副总统候选人人选的确定采用了三分之二多数规则。在1835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规则委员会建议“提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需获得2/3多数票”。“三分之二多数规则被猛烈攻击为不符合共和主义精神。提出这一规则的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桑德斯（Saunders）先生，他为该规则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该规则的制定是为了造成‘一种更具震撼力的效果’。他接着说，‘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人抱着想要阻碍全国代表大会进程这样极其与众不同的想法；假如大多数代表在第一轮或第二轮投票中都集中支持某一个人，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少数派将愿意做出让步，与多数派团结起来，从而达到预期的结果。” ^[58]

三分之二多数规则的持续实施不时地成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争论的议题；到1936年止，历次大会的代表们很难根据自身的是非曲直来考虑这一规则，因为重新制定这一规则的问题通常与某位争夺提名资格的候选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三分之二多数规则弥补了单位投票规则的不足，根据后一规则，一个州的代表团的全部选票将投给该代表团中大部分代表所支持的候选人。有人指出，少数大州（实际上，它们自己内部存在的分歧几乎与全部代表中存在的分歧一样，但是却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投票）的投票就可以决定让某个人获得提名资格，而该人的支持者可能只在全部大会代表中占到少数。三分之二多数规则使得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性降低。 ^[59] 此外，一直以来聚集着民主党最强大支持力量的“坚定的南方地区”将三分之二多数原则视为对己有利的，因为该规则使得它们能够否决那些不符合本地区期待的候选人。

1932年，力图让富兰克林·罗斯福赢得提名资格的各方力量开始攻击三分之二多数原则，这一举动最终必然会取得成功。罗斯福的竞选经理们在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就确定了大部分代表会支持自己的候选人，但是还不能确保承诺支持罗斯福的代表达到三分之二多数，所以他们采取行动想改变这一游戏规则。规则委员会以30票对20票建议提出一项决议，大意是前6轮投票将遵循三分之二多数原则。如果没有任何候选人在此时限内赢得提名资格，那么大会将投票决定是否根据简单多数原则来决定提名人选。当时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如果规则委员会向大会提出这项建议，该建议将会被否决；而这种否决必然会对罗斯福赢得候选人资格造成沉重打击。罗斯福的竞选经理们迅速再次召集规则委员会举行会议，该委员会取消了其行动，并发布了一份报告，建议1936年的全国代表大会“考虑”取消三分之二多数原则。1936年，规则委员会这份建议明确废除三分之二多数原则的报告由班尼特·尚·克拉克（Bennett Champ Clark）提交给全国代表大会，他的父亲在1912年因三分之二多数规则的实施而失去了提名资格。由于罗斯福是确定无疑的被提名人，所以无论是考虑这一规则变动，还是实施这一规则变动，都与其他任何潜在的被提名人的利益无关。 ^[60]

民主党的单位投票规则要求，一个州的全部代表将依据该州大部分代表的意愿投出其选票，如果该州代表得到了此类指示的话。换言之，如果亚拉巴马州的州代表大会指示其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应遵守单位投票规则，那么全国代表大会将认可这一指示是具有约束力的。这样一来，单位投票规则不是由全国代表大会强加给各州代表的；全国代表大会只是执行了本党在各州的合法机构所作出的指示。另一方面，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并不认可各州要求其代表依据单位投票规则行事的指示是合法有效的。

进入20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州没法命令其代表作为一个统一单位采取行动，单位投票规则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人们也许注意到了，1932年在芝加哥举行的第一轮总统候选人提名投票中，来自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纽约州、北达科他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阿拉斯加州的代表都分散地投给了两个或更多个候选人，这体现了人们没有遵循单位投票规则的实际情况。 ^[61]

总统候选人的选出标志着另一场游行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游行可能变得没那么喧嚣，至少一些别致的特色，例如放炮，已经消失不见了。《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描述了林肯获得提名时的情景：

关于提名结果的消息现在传递给了站在屋顶上的人，这些人立刻让屋外的民众知道了这一结果。第一响大炮的轰鸣声很快加入到了人们的欢呼声中，与此同时，一个拿着林肯先生巨幅画像的人出现在了会议大厅。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1.1万名在场内的人与2万或3万名在场外的人同时在狂叫。两门大炮接连不断地鸣放。代表们拆掉了写着几个州的名字的木条和木板，在自己的头上挥舞着它们，大量的人聚集在讲台前挥动着他们的帽子和手帕。整个场景洋溢着最炽热的热情。

通常的情况是委派一位委员将其获得提名的消息通知总统和副总统被提名人。通知其获得提名时的演讲以及被提名人接受提名时的演讲通常都是重要的竞选文献。不过，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这一惯例可能正在消失。1932年，罗斯福飞去芝加哥接受提名，并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而1936年，罗斯福是在当年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晚上于费城的富兰克林运动场举行的通知仪式上接受提名的。1940年，他在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前通过广播向大会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讲。不过，1940年，温德尔·威尔基使其接受提名的演讲成了重要的竞选事件；据估计，有20万人聚集在印第安纳州的埃尔伍德（他度过其童年时期的地方）参加了接受提名的仪式。

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压力耗尽了所有能量和热情；在激情散去的状态下，全国代表大会匆忙地完成剩下的程序，兴致索然地提名副总统候选人，从而完成自己的任务。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搭档的选举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某些模式会一再出现。通常被普遍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平衡候选人名单”的需要。在这件事上，人们所考虑的是党内的某个派系或者某个地理区域，而不是总统候选人所代表的利益。 ^[62] 因此，1912年民主党提名新泽西州的威尔逊和印第安纳州的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作为候选人；共和党人则提名俄亥俄州的塔夫脱和纽约州的谢尔曼作为候选人。1880年，在加菲尔德获得提名后，“格兰其运动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感到不高兴和不满意”。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就向格兰其派系做出了让步，该派系的主要领导者、参议员康克林（Conklin）提名纽约州的切斯特·亚瑟（Chester A. Arthur）为副总统候选人。 ^[63]

192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约瑟夫·罗宾逊（Joseph T. Robinson）作为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的竞选搭档。“罗宾逊是一位南方人，一位新教徒，也是一位支持禁酒者，他的当选是由北方地区的民主党人希望与南方地区分享荣耀并将南方地区拉入支持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的阵营这一想法所决定的。因此，就像一位作家评论的：‘民主党之驴昂着湿湿的头、甩着干尾巴 离开了休斯敦。’” ^[64] 同一年，共和党人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是堪萨斯州的柯蒂斯，他是“一位来自农村地区的参议员，在遵守政党规则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表现。作为堪萨斯州和玉米带地区农民支持的人物，人们相信他获得提名将使农民‘完全相信’胡佛，与此同时，他在与政党保持一致方面的表现被指望能够安抚那些对那位商务部长 与本党的关系变动不居感到不满的政党中坚分子” 。

获得副总统提名资格有时与总统提名资格有关联。在193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原本承诺支持加纳的加利福尼亚州代表转而支持罗斯福获得总统提名资格。这次大会在第二天一致同意将加纳选为罗斯福的竞选搭档。这样一来，副总统提名资格就变成了安慰那些没有成功赢得总统提名资格的候选人的奖品，他们让自己的支持力量与获胜者结成联盟。1900年，西奥多·罗斯福由共和党人选为副总统候选人，其中的主要决定因素似乎是纽约州共和党党内的掌权派不想让他继续当州长，用政界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他明升暗降”。 ^[65] 1940年，威尔基要求提名俄勒冈州的麦克纳里作为他的竞选搭档。《生活》（ Life ）杂志报道说：“麦克纳里是克服总统候选人给竞选活动带来的所有不利因素的良方，尤其是在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区。”麦克纳里是最早倡导援助农业的人之一，他是西部人，他是国家开发水电的支持者。 ^[66] 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只有极少数人不同意威尔基为自己挑选出来的竞选搭档。不过，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批准罗斯福指定的华莱士成为副总统候选人时是极不情愿的，并且公开表示了不满。在加纳没有成功赢得总统提名资格后，全国代表大会拒绝重新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必然的。

全国代表大会的角色与功能

如何评价全国代表大会？奥斯特罗古尔斯基对全国代表大会的批评颇受人支持，他将全国代表大会称为是“对各种普遍存在的制度所作的夸大的拙劣模仿”，其制定的纲领是“各种空洞的、模棱两可的话语的堆积”。他引用了如下的说法：“上帝照看着醉鬼、小孩和美国佬！” ^[67] 威尔逊政府中的农业部部长大卫·休斯顿（David F. Houston）以类似的方式评论了他参加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情景：

我是带着沮丧的情绪离开这些全国代表大会的。它们不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盛举，只是让人头昏脑涨。它们似乎在表明，这个国家依然处在其发展的孩童阶段。它们显然没有艺术气息，更不用说充满庸俗和粗鄙了。在听众面前发表的各种演讲充满着同样的“胡话”，这种胡话是我们大部分政治集会所特有的，也损毁着这些集会。实际上，全国代表大会是“胡话”的发源地。大会游行通常都是强迫的、幼稚的和琐碎的，夸大其词的话语方式并不会激起成员的拥护，反而会吓退那些无党派人士。 ^[68]

敏感的人可能因看到全国代表大会缺少体面、充满嘈杂的声音和混乱而心烦；但是对全国代表大会的检验，最终取决于它是否发挥了作用以及它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显然，它是发挥了作用的。如果没有全国代表大会，总统制就无法运作；我们很难设想出另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来代替它。针对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批评有时是基于如下这一论点，即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准确反映人们在候选人人选方面的真实意愿。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召开的会议，秘密举行的党团会议和交易，对这些可怕场景的描述是这类批评的特点。这种会议确实在幕后进行着，但是将这些会议归因于想要阻碍普通选民的意志则有可能是错误的。要把一个选民明确表示不喜欢的候选人硬塞给他们是件难事。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那么即使纯粹为了一己私利，那些掌控着全国代表大会运作的政客们也会认真思考选民对考虑之中的提名资格候选人有可能作出何种反应这一问题。如果提名了错误的人选，那么就会在选举中失利。在极其广泛的意义上讲，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各种提名是由当时的形势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民众的立场倾向所作的评估来决定的。

针对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学术批评实际上通常是对总统制的批评，这种批评将其与内阁制进行对比，在后一制度中，政府首脑是通过议会中政党集团内部的斗争过程而被推上这一位置的。这类观点的根本要义是，在内阁制下，未来的总理或首相会通过他们在议会以及不那么重要的部长职位上的经历而在国家事务方面获得长期的训练和考验。通过真实的能力展现，总理或首相在某种意义上是自选出来的。而在总统制下，总统候选人可能在国家事务方面毫无经验。在总统制下，政治领域的晋升渠道是不同的。这种观点认为，这不是一种能够让能力得到真正的检验和展示的渠道。要验证针对总统制（全国代表大会是该制度的一部分）的这类批评，就要对那些通过这一选举机制脱颖而出的人进行评估。我们可以相当有底气地说，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所产生的结果与内阁制产生的结果一样令人满意。 ^[69]

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全国代表大会是人们进行统治所依靠的“魔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场盛大的仪式，大部分政党成员表达其意志的各种形式在这一仪式上得到遵循。它是一部神奇剧，英雄从中脱颖而出，在各种政党斗争中大获全胜。它是一幕戏剧，即使是出身最低微的观众也能理解它的台词，能够对坏人发出嘘声，为英雄发出喝彩。实际上，认为全国代表大会可能并不是衡量和表达政党普通成员的“意志”的准确手段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足取的。全国代表大会发挥了作用，它达成了可接受的决定。它发挥了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大部分人相信它是其所不是。打破人们幻想的人会破坏这一机制，从而使得我们必须创建起人们信任的新的制度和程序。

问题与讨论

1．何种特质使得一个人“有资格”成为总统候选人？

2．全国代表大会前的竞选活动有着何种具体目标？

3．简要描述各州之间存在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问题的历史。

4．分析您所在州选举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方面的法律和做法。

5.“本土宠儿”给那些领先的总统提名资格候选人在战略上带来了怎样的问题？

6．围绕常设组织委员会的报告会出现哪些类型的争论？

7．全国代表大会的举动对资质委员会的建议具有何种重要性？

8．全国代表大会往往集中关注纲领中的某一项或两项条款。为什么？

9．为什么获胜的政党不会更加严格地实施其纲领中制订的计划？

10．仔细研读1940年两党的纲领（见本书附录部分）。找出其差异。对比民主党在其纲领中做出的承诺与民主党政府随后所采取的行动。

11．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实施的三分之二多数规则的起源是什么？它为什么维持了这么长时间？

12．您能设计出能够发挥全国代表大会功能的其他办法吗？

[1] “The First National Nominating Convention, 180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17（1912）, pp.744—763.

[2] T.M. Plaisted, “Origins of National Nominating Committees and Platforms,” Social Studies , 30（1939）, pp.199—206；J.S. Murdock,“The First National Nominating Conven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1（1896）, pp.680—683.

[3] 学生们最好通过翻阅关于单独某次代表大会的论述来对本章内容进行补充性学习，例如如下材料：H.L. Mencken, Making a President （New York: Knopf, 1932）；W.A. White, A Puritan in Babylon , The Story of Calvin Coolidge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chaps, 19 and 27；James A. Farley, Behind the Ballo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8）, chap.2；W.A. White, Politics : The Citizen's Business （New York: Macmillan, 1924）；Nicholas Murray Butler, Across the Busy Years （New York: Scribner's, 1939）, Vol.Ⅰ, chap.10；R.S. Baker, Woodrow Wilson , Life and Lette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oran, 1931）, Vol.Ⅲ, chap.6；Roy V. Peel and T.C. Donnelly, The 1928 Campaign （New York: R.R. Smith, 1931）, chap.2；idem., The 1932 Campaign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5）, chap.4；Paxton Hibben, The Peerless Leader : William Jennings Bryan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29）, chap.26。

[4] H.M. Daugherty and Thomas Dixon,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Harding Tragedy （New York: The Churchill Co., 1932）, p.8.

[5] Walter Davenport, “Bashful Bcukeys,” Collier's , April 6, 1940.

[6] Peel and Donnelly, The 1932 Campaign , op. cit., p.31.

[7] 转引自Hugh Bradley, “Jim Farley: An Elk on a Tour,” American Mercury , September, 1932。随着代表大会前的竞选活动的进展，法利向罗斯福汇报说：“州长，我很满意看到领导人们愿意见风使舵。我还发现，民主党中许多竞选州长和州级官员职位的候选人相信，与您一起成为候选人，才会有赢得胜利的真正机会，他们认为如果提名任何其他人，将绝对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所以这些潜在的候选人是您最强大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相信，与您一起成为候选人，他们才能获胜。各地区的这些人对于巩固支持罗斯福的代表阵营而言将大有帮助。”——James A. Farley, Behind the Ballo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8）, p.85.

[8] Baltimore Sun , November 14, 1939.

[9] Janet Flanner, “Rushville's Renowned Son-in-Law,” New Yorker , Oct.12, 1940.

[10] Richard L. Neuberger in The New York Times , May 5, 1940.

[11] Peel and Donnelly, The 1932 Campaign , op. cit., p.66.

[12] S.R. Gammon, Jr.,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1832（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2）, p.100.

[13] 代表的数量可能会超过该州有权投出的票数，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代表拥有零点几的选票。在194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有权投出2票的密西西比选区派出了54名代表来投票；每个代表有权投出1/27张选票。得克萨斯州派出132名代表来投出46张选票。沃伦·莫斯科（Warren Moscow）说，这种做法是“让那些‘本土宠儿’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赢得一个有利位置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奖励手段”。—— The New York Times , July 19, 1940.194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颁布了一条规定，即任何州都无权派遣多于其投票数两倍的代表来参会。这最初是出于安排代表座位的考虑。194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管理者们不得不为1800名代表安排座位，但他们投出的票数只有1100张。

[14] Edward Stanwood, A History of the Presidency from 1897 to 1916（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6）, p.241.

[15] 关于来自南方各州的代表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目前好像还没有出现相关的专题研究。关于这一一般性主题，参见S. Lewis, Readings in Party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Politics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28）, pp.582—607。

[16] 实际的发展趋势可以从一位“保守派”领导人在191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如下发言中推断出来：“一位狡猾的操纵者原本可以在那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罗斯福的。罗斯福集团全部是有钱人，包括乔治·珀克（George Perking）、比尔·弗林（Bill Flynn）、两位平肖以及其他同样富有并全心支持罗斯福上校的人。来自南方的黑人代表和一些白人代表必须让其他人支付其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费用，我们的同伴们到了周五晚上就花光了所有的钱。他们急得团团转，想要找到钱来维持整个下一周的生活，如果我们需要待那么长时间的话。”——J.E. Watson, As I Knew Them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copyright, 1926）, p.157．此处引用获得了出版方的特别许可。

[17] Stanwood, A History of the Presidency from 1788 to 1897（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8）, pp.420—421.

[18] Proceedings ,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1916, p.73.

[19] Proceedings , 1920, p.233.

[20] Proceeding , 1924, p.90.

[21] Proceedings ,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1936, p.190.

[22] Proceedings , 1936, p.13.

[23] Proceeding , 1936, pp.13—14.

[24] 根据美联社发布的一张表格，参加各政党1940年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挑选方式如下：

[25] Louise Overacker, The Presidential Primary （New York: Macmillan, 1926）．奥弗拉克博士的这本书是研究这一主题的代表性著作。

[26] Overacker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ene （New York: Harper, rev.ed., 1938）, p.264.

[27] 在1916年和1920年，宾夕法尼亚州彭罗斯（Penrose）的代表们“决然地在选票上他们的名字后面印上了下面的话：‘不承诺支持本选区民众所支持的本党总统候选人’”。——Overacker, The Presidential Primary , op. cit., p.69.

[28] Overacker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ene , pp.264—265．在1920年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初选中，在偏好投票中支持伍德的第10选区选出的是支持约翰逊的代表，但整个州偏好的人选是劳登。——Overacker, Presidential Primary , p.74.

[29] 例如，《巴尔的摩星期天晚报》曾说：“伯恩参议员预测说，过去几天在芝加哥上演的这场政治表演将极大地推动实施总统初选的观念，以至于1912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是我们最后一次举行的用来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一预言或许不会完全实现，但是它在实质上会成为现实。”——转引自Overacker, The Presidential Primary , op. cit., p.175。

[30]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ene , op. cit., p.267.

[31] 卡特利奇这位有才华的政治记者评论道：“一般来讲，政治领导人不喜欢初选。初选必然会限制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领导者们更愿意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因为不会受到代表所在地方的不容违背的指示约束，除非事态正朝着如下方向发展，即如果他们坚持自行其是，就会让自己处于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的境地。”——Turner Catledge, “Presidential Primaries a Doubtful Barometer,” The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18, 1940.

[32] 转引自Overacker, The Presidential Primary , op. cit., p.188。

[33] 在194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杜威的竞选总部租用了沃尔顿宾馆的78间房间。参议员塔夫脱的工作团队占据了102间宾馆房间。弗兰克·甘尼特除48间宾馆房间外，还租用了哈佛俱乐部。范登堡参议员麾下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占据了6家宾馆的共48间房间。威尔基的竞选总部一开始占据了一间双人房。—— The New York Times , June 16, 1940.

[34] 1932年共和党的代表们为再次提名胡佛作为候选人而闷闷不乐地举行会议，我们从当时所发生的一件事故可以看出控制扩音器的技术人员所持有的巧妙立场。一位来自俄勒冈州的代表桑德布拉斯特（Sandblast）先生“来到了讲台上，面对着麦克风，提名马里兰州的约瑟夫·弗朗士作为候选人。非常奇怪的是，桑德不拉斯特先生刚一开始说话，扩音设备就出现了问题。会场里的一些人怀疑技术人员是胡佛阵营的人”。——Peel and Donnelly, The 1932 Campaigh , op. cit., pp.88—89.

[35] 围绕临时主席职位展开的斗争可能会使良善的共和党人感到羞愧。“说谎者”“强盗”和“小偷”的辱骂声不时打断着争论。——参见 Proceedings , 1912, pp.42—60。

[36] Stanwood, A History of the Presidency from 1897 to 1916, op. cit., p.256.

[37] Proceedings , 1936, p.46.

[38] 194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委员会在大会开幕之前就已选举产生并开始了其工作。其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汉密尔顿在写给各州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建议采取这一步骤。他这封写给各州领导人的信件的部分内容是：“今年我们制定本党纲领时所处的状况与以前年份存在本质不同。我们手上已经有了共和党纲领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已经在党内领导人之间广泛分发，各代表和候补代表一经选出，这份报告也将发送给他们……显而易见，如果决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两天或三天时间来做这事，那么无论是这一报告，还是随附的论证材料，都没法获得应有的充分考虑。既然每个州的代表团选出了它自己在决议委员会中的成员，那么我认为，在不违背大会特有的权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避免过去所碰到的一些难题。我的想法是，在代表选出来之后，各州代表团可以尽快以可行的方式召开预备性党团会议，选出它们在决议委员会中的代表。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决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如果不是全部成员的话）就有可能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聚集到费城开会，共同考虑和讨论制定纲领的各项建议……”—— Baltimore Sun , April 23, 1940.

[39] James A. Farley, Behind the Ballo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8）, p.122.

[40] William Allen White, Politics : The Citizen's Business , p.24.

[41] Catledge,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932,” Current History , August, 1932, p.522.

[42] 共和党规章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开的时间前20天，所有代表和候补代表的资质材料都要提交给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以备拟定全国代表大会临时花名册之用，除非依照相关州的法律，代表或候补代表选举所进行的时间导致其资质材料无法在上面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归档。提出争议的报告也应在相同时限内以相同方式提交。当某个州、准州、属地或哥伦比亚特区向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报到的代表数量多于其获批数量时，就必然存在争议，秘书长应通知已报到的相关申索者，并将这些资质材料和要求转交给所有全国委员会成员，以便决定哪些已报到的申索者应列入大会的临时花名册；不过，倘若代表或候补代表出示了由所在州为了检查初选的选举结果并向参加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颁发当选证明而依据法律建立或任命的选票检查委员会或官员开具的当选证明，则其名字应被全国委员会列入代表大会的临时花名册。”—— Proceedings , 1936, pp.98—99.

[43] 资质委员会中支持罗斯福的少数派发表的一份声明用如下的话语来谈及这一局面：“有1078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1/4的代表来自不参与共和党事务、不把选票投给共和党、实际上没有共和党选民的那些州和准州。这样的代表通常被联邦政府官员或者其他对掌控联邦政府职务感兴趣的人所控制。由于他们以政治为生，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高效的政治机器。”—— Proceedings , 1912, p.240.

[44] 关于这些争论的讨论，参见 Proceedings , 1932, pp.52—79。

[45] 据说，民主党1840年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第一个发展成型的纲领。那次大会的决议“包含了现代纲领中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对政党的基本原则的声明、未来要实施的政策以及对这些原则和政策得到实施做出的保证”。——G.S. Kleeberg, The 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as a Nation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1911）, p.163.纲领的基本概念的出现甚至要早于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1800年，共和党国会党团会议通过的决议声明了杰斐逊的原则。早期的全国代表大会经常就政策问题制定决议，虽然这些决议并不像现在的纲领这样全面，其形式也不同。——参见H.J. Ford, The Rise and Growth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898）, p.205。

[46] Peel and Donnelly, The 1928 Campaign , op. cit., p.24.

[47] Peel and Donnelly, The 1932 Campaign , op. cit., p.86.

[48] 莫利说，决议委员会只对罗斯福的草案中的一个句子进行了修改，这句话在最初的草案中的表述是：“我们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成功地推动我们的国家消灭绑匪、强盗和拥有巨额财富的罪犯。”该委员会不同意将拥有巨额财富的罪犯与强盗和绑匪放在一起进行分类，因此其表述被修改为：“我们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成功地推动我们的国家消灭绑匪和强盗。我们要继续利用政府权力来终止那些欺骗和剥削人民、却拥有巨额财富的罪犯的行为。”——Raymond Moley, After Sven Years , p.346—347．此处引用获得了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的许可。

[49] 在为共和党1940年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时，为展开起草纲领的准备工作而依照特殊程序成立了大纲委员会。这一大纲委员会是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1937年11月成立的，格伦·弗兰克（Glenn Frank）被指定为主席。它由200名左右的共和党领导人组成，他们被划分为地区小组。大纲委员会由在该党全国总部工作的少数研究人员来协助。它在1940年2月发布的报告并不是作为纲领而面世的，而是为了陈述事实，以及像弗兰克主席所说的，“是为了讨论、阐明和提出对不同政策领域进行研究的基本原则”。该报告以《实现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国的计划》（ A Program for a Dynamic America ）为题发布。除了这本小册子，该委员会及其成员还撰写了各种未发表的材料，以协助决议委员会展开工作。参见Ronald Bridges, “The Republican Program Committe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 3（1939）, pp.299—306。关于纲领制定的更多讨论，参见E.P. Herring, The Politics of Democracy （New York: Norton, 1940）, chap.16。

[50] Proceedings , 1928, p.150.

[51] 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对纲领的讨论，学生可参考 Proceedings , 1932, pp.150—206。

[52] 关于这一点，参见F.A. Ogg, Engli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chap.24。

[53] 转引自Stanwood, A History of the Presidency from 1897 to 1916, op. cit., p.125。此次大会发给派克的电报说，既然纲领没有论及这一主题，“那么您在我们刚刚收到的电报中所表达的观点绝不会妨碍一个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依据上述纲领接受提名”。

[54] 关于兰登州长的电报内容，参见 Proceedings , 1936, pp.149—151。

[55] 这一惯例在194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彻底打破。“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竞争提名资格的人要远离大会现场。要将他们的强烈渴望隐藏在伪装的看似高傲的无动于衷之下，即使就像1920年在芝加哥所发生的那样，这一规矩被打破时，也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但是这一次所有的竞争者都出现在了现场，甚至包括赫伯特·胡佛阁下和阿尔弗雷德·兰登阁下，前者在选举前的民意测验中最好的表现是赢得2张选票，而后者自己预测说，除了13号的投票，他在任何投票中都不会获得一张选票。”——H.L. Mencken in the Baltimore Sun , June 23, 1940.

[56] 在191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豪斯上校给伍德罗·威尔逊写信说：

“我担心，如果没有周密的组织，那么我们将发现我们的50位朋友都在围着同一名代表做工作，而可能没有任何人留意另一名同样重要的代表。

“我已经提议，从得克萨斯州来的40个人分成4个小组，一个小组10人，每个小组负责一个现在还犹疑不决的南方州。也要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其他忠实支持我们的代表团。这种方式将提高工作效率，带来好的结果。

“我已经敦促他们去和分派给他们的代表搞好关系，通过各种方法去影响和取悦他们，一直到大会闭幕……”——Charles Seymour（ed.）,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6）, Vol.Ⅰ, p.66.

[57] 赫斯特和加利福尼亚州原本支持加纳。赫斯特“促使加纳先生的支持力量转而倒向罗斯福先生的原因有多个。他在纽约州的政治事务上长期与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为敌，他不愿意看到坦慕尼协会因提名获得声誉，他害怕纽顿·贝克（Newton D. Baker）当选，因为他强烈反对贝克的国际政策，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他的决定。罗斯福集团的领导者确实用贝克来威胁他，所以贝克这一因素可能在促使赫斯特作出决定方面发挥着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影响。”——Peel and Donnelly, The 1932 Campaign , op. cit., p.102.

[58] Standwood, A History of the Presidency from 1788 to 1897 , op. cit., p.182.

[59] Carl Becker, “The Unit Rule in National Nominating Conven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5（1899）, p.62.

[60] Proceedings , 1936, p.191．不过，为了安抚那些担心这一规则变动会使其失去影响力的南方地区的代表，此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指示全国委员会制订一项计划，“来完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名额分配制度”，并将该计划作为建议提交给下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方案旨在“将民主党在各州的影响力考虑在内……”

[61] Proceedings , 1932, pp.288—289.

[62] “在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实施以来的33次选举中，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主要都是出于如下考虑：他有助于赢得摇摆州或地区的支持，或者有助于安抚本党内存在不满的派系，几乎没有例外。1920年，柯立芝先生的当选几乎算是例外；共和党人事先就确定本党会获胜，因而允许代表们自行决定选举柯立芝而不是领导们所提名的人选作为副总统候选人。”——L.C. Hatch and Earl L. Shoup, A History of the Vice-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 1934）, p.415.

[63] Standwood, A History of the Presidency from 1788 to 1897 , op. cit., p.408.

[64] Peel and Donnelly, The 1928 Campaign , op. cit., p.34.

[65] 罗斯福曾说：“我发现了为什么托马斯·C.普莱特（Thomas C. Platt）参议员想让我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一个原因。那些与参议员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的竞选献金对参议员的实力必然是举足轻重的大富豪们向他施加着巨大的压力，要求他让我成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样就能将我踢出该州。”转引自H.F. Gosnell, Boss Platt and His New York Mach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4）, pp.117—118。

[66] “McNary of Fir Cone,” Life , August 12, 1940.

[67] 他的完整表述，参见 Democracy and the Part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10）, pp.159—160。

[68] 转引自 Eight Years with Wilson's Cabinet （Copyright, 1926, by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Inc.）, Vol.Ⅰ, pp.191—192。

[69] Harold Laski, “The Conventions and the Presidency,” Harpers Magazine , July, 1940, pp.166—171．也可参见其著作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New York: Harper, 1940）。 TAamOOfsMMHa85Qy3Y3zVJEqfMfWx+cnlrfbimEbARRpX8w7GbqME3/FxkqAuz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