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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历史的人都不难发现，任何获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会极力思考，如何将他们积累的政治权力传给下一代。政治权力的血缘传递始终是统治阶级保证统治权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性生活的基础上产生了市民家庭秩序和它的附属物，即婚姻的不可分割性、对通奸女子的严厉惩罚和所谓的长子继承权。因此，历史进程总是相似的
。就目前掌握的有限史前历史资料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市民家庭秩序中会形成一种倾向，即男主人生前获得的经济财富，无论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都将被当作他的合法遗产留给与其血缘关系最为纯正的后代。在政治领域存在同样的倾向，这种倾向通过人类的内在本能保持了下来，并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中得到发展。在朴素的心理类比作用下，由这种经济秩序转化的政治权力也完全被视为一种可继承的私有财产。在任何历史阶段，政治领域都存在一种“父系本能”（der väterliche Instinkt）的强大力量，以保证政治遗产的获取与继承。这种本能导致了选举君主制的没落以及世袭君主制的产生，维持自己家族在社会秩序中已经取得的地位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强烈愿望。正如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的一些成员在自身没有子嗣（类似天主教高级教士）的情况下，就会自发形成一个牢固裙带关系网，
这是他们自保以及世袭继承制的一种极端形式。
即使那些在国家法律和原则上完全排斥贵族制的国家，贵族制还是会通过双重方式再次自动出现在国家事务中。尽管北美的民主人士看似生活在一个不存在贵族的共和体制下，但他们想要在脱离英国王权统治的同时真正完全摆脱贵族制，则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因为在美国，亿万富翁、铁路大亨、石油大王、猪肉大王等新贵族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现象绝不仅是近期原因所导致，比如资本集中不但让北美新贵族社会权力积累，还扩大了其团体的影响力；同样，也不完全是由古老而严格的共和主义精神与传统欧洲观念、偏见及野心的逐步和解导致的。即使新生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在美国深入人心，我们仍可以从托克维尔的论述中得出，美国人往往对自身作为第一个登上美洲新大陆的开拓者的身份感到自豪。
但在这些原生共和主义者中，依然存在非常明显的“贵族式偏见”。直到今天，拥有荷兰姓氏和血统的家族在纽约州形成了庞大的势力群体——一个没有贵族外部表象的真正贵族阶级。在现代德国，我们目睹了过去四十年以来，德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逐渐贵族化的过程。
同时，德国中产阶级也出现封建化倾向。如此看来，德国庶民的解放只导致了一个结果：庶民阶层通过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和新的经济力量壮大了他们的天然政敌——贵族阶层。那些资产阶级的新贵们急切地融入贵族阶层以求获得旧的统治阶层对他们的认可，即赋予他们与旧的统治阶级作为同一阶层的合法性资格，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追求。这种被认可的“资格”不能仅视它为后天获取的，更确切地说，它成了一项世袭权利。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世袭原则（尽管它是虚假的）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整合，加速了社会新贵阶层对贵族身份的适应过程。
新旧阶层之间的激烈斗争，有时声势浩大，有时悄无声息，甚至不被人们所察觉，但往往道德成了一个新的斗争场域。在这个民主时代中，道德成为被任何人利用的武器。旧体制时代，统治者以及那些渴望成为统治者的人只强调他们的个人权利。相较于旧体制，民主则显得更为圆滑和狡诈，在民主时代，仅仅诉诸个人权利是不道德的。如今，所有在公开场合的言行都是被冠以大众或者共同体的名义的。政府与反政府者、国王与政党领袖、坚持君权神授的暴君和篡位者、极端理想主义者与野心家，所有人都说自己属于“大众”，并声称自己的行为代表全体大众的意志。
道德已经成为人们进行现代社会阶级与大众活动所必需的主观附属物。每个政府都寻求将一般道德原则作为自身实际权力的支撑，所有社会运动都戴着博爱主义的面具。各种以阶级利益为导向的政党尚未夺取统治权之时，总是对外庄严地宣称自身要解放受少数统治阶级奴役的大多数，以及建立能够保障大众权利的新政权以取代旧式统治。民主国家的话语体系总是丰富精彩的，其所用的术语充满各种隐喻和类比。民主的土壤中催生了民意煽动者，他们多愁善感，很容易对大众所遭受的痛苦表示出同情。对此，莱昂·都德（Léon A. Doudet）指出：“受害者呵护着他们的语言，而刽子手陶醉于自己的眼泪哲学。”
每一个释放出信号将向统治阶级的特权发起进攻的新兴社会阶级，都会树起“解放全人类”的旗号。当新兴的法国资产阶级准备与贵族、教士展开大规模斗争时，他们推出了神圣的《人权宣言》作为自己的斗争依托，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今天，在另一场影响力空前的劳工阶级运动中，我们亲耳听到运动发言人宣布，他们进行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出于本阶级私利的动机，而是为了消除产生这一动机的一系列因素。他们的歌词中也不断宣传“要消灭一切阶级，建立充满博爱友善的社会”。
资产阶级提出《人权宣言》并已经取得胜利。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是共和，而不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如今只能在法国监狱的入口看见。巴黎公社被誉为是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权的首次尝试，并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尽管巴黎公社坚持共产主义原则，但它与顽固的资产阶级财团一样，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忠贞不渝地保护法兰西银行。目前我们已经历了太多次革命，但从未见民主制度建立。
政党尤其喜欢将自己视为所有人的代表，或者至少是全体公民的代表，并宣布自己以所有人的名义为所有人的福利斗争。只有社会主义政党的发言人有时会宣称自身代表的是特定阶级的利益。但是，为了冲淡这种阶级性，他们又补充说社会主义政党的最终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政党本身与其宣传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同代表着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相比，社会主义政党的宣传相对来说要真实得多。如果出于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在选举中可以声称社会主义为所有人服务且不求任何回报，但在现实中，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巨大差距使这种承诺不可能实现。如果无产阶级想让自己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普莱斯王子（Fürsten Pless）获得相同的经济地位，那么只有将那些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然而，这样意味着大资本家们所拥有的财富会急剧减少。同样出于机会主义考量，社会主义政党根据一种表面的社会关系，即“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依附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划分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而希望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这一原则将收入多少这一完全表象的特征作为个人阶级归属唯一或者最重要的标准，因此根据它来划分的话，所有政府与非政府工作人员都可以划归为无产阶级，这在现实政治中或许是有效的，但将无产阶级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的做法存在理论争议。根据这一理论，普鲁士总理和克虏伯公司的总经理们作为不占有生产资料者都应该是无产阶级，如果他们有“阶级觉悟”，他们就必须积极追随社会主义。
新生的解放运动所表现出的理想化倾向被一些反民主的学者认为是自欺欺人和海市蜃楼，因为它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
事实证明，任何号称为所有人谋福利的阶级运动都将被打上自相矛盾的标记。人类不能缺少“政治阶级”，但其只能占据社会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