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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严格意义上来说，寡头制就是绝对君主制，它建立在个人的意志之上。意志所指，命令所达（Sic volo，sic jubeo）
。一人发号施令，所有人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能够推翻全国人的意志，至今我们仍能够在君主立宪制给予君主的否决权中找到寡头统治的痕迹。绝对君主制的合法性来源于一种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君主制的逻辑基础往往归结为上帝意志，上帝自天国降临并作为君主制的宪法支撑，此即上帝的恩典。因此，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建立在某种超世特征之上的君主体制具有永恒性且不可更改，任何人定法律与众人意志都无法左右。在这种逻辑下，君主制丧失合法性（legal）、正当性（rechtlich）、规范性（gesetzlich），都是伪政治家们（Politikastern，或是“空头政治家，指经常谈论政治，却又不懂政治的人”）的无稽之谈。从法律层面讲，君主政体只能被上帝废除，但上帝的意志又是不可探知的。
理论上，民主制原则是君主制原则的对立面。民主制否定了一个人置于另一个人之上的权利。概括来说，它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攀升到社会最高阶层，它为共同体权利铺平了道路，即在法律上反对血统论，坚持个人能力是决定社会地位优先性的唯一因素。君主制原则是把一切都压在君主个人的品格上，这意味着即使最好的君主制政府也无法保证人民的永久福祉以及技术性的有效统治。
相对于君主制原则，民主制原则是将整个共同体作为有效统治的基础，人民是其最高统治者。
我们知道，在大众生活中，上述关于国家秩序的两大理论原则被灵活运用，以至于相互交织难以区别，“因为民主可以包括所有人，也可以仅限于其中半数人口；另一方面，贵族制可以包括半数人口，也可以只包括相对较少的部分人口”
。因此，上述两种政治体制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在现实政治中不断交错。
在当今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制已经完全消失，至少在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些重要地区是如此。即使保守派有时也需要做出一些民主之举。面对大众民主的冲击，贵族制放弃自身的初始政治模式，欣然改头换面。今天它是绝对专制体制，明天就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后天则又换成了议会制。如德国等贵族统治地位较为稳固的地区，贵族将上帝的恩赐作为其合法性的唯一依据，而在意大利等贵族统治地位并不那么稳固的地区，贵族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在神授之外加上了大众意志。在不同的模式下，贵族制能够进行很大程度的调整。在君主时期的法国，法兰克与纳瓦拉地区君主（Franciae et Navarrae Rox）摇身一变成为法兰西国王（Roy de France），而后又变为“法国人的皇帝”（Roi des Français）。
与此对应，理论上来讲政党内政治生活更倾向于民主制度，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这是因为政党通常建立在多数原则和群众原则之上。这种情况下，贵族政党（die Parteien der Aristokratie）最终会失去它们原则中的贵族特性：本质上，它们仍然反对民主，但在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时期，它们还是不得不去拥护民主制度，或者将自身伪装成民主的样子。在实际的国家和民众生活中，民主制原则的本质符合赫拉克利特（Heraklit）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理论，依据是其大众意志和多数的不断变化的特点，而保守派诸多原则的本质则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将通过经验主义验证得出的好或者最少的恶（wenigst Schlechte，或者为“必要的恶”）作为其永恒基石或规范。但是，我们不应把保守主义者所倡导的原则简单地理解为无条件地维持现状。如果保守主义者仅仅是对现状的承认，特别是对以现有法律方式认可的东西予以承认，那么他们就会走向自我毁灭。
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某一阶段，旧式的保守派丢掉统治地位并被为民主原则斗争的新阶层所取代，保守主义政党采取了对当时国家秩序的敌对态度，有时还会带有某些革命特征。
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政党从一个出于本能和信念而热衷于贵族式排外主义的小集体变成了一个大众政党。只有大众才能帮助他们恢复旧贵族制最初的纯洁性，并将持有把民主政体送进坟墓的观念、拥护保守主义世界观的支持者变成了民主主义者。他们充分认识到民众的苦难，就像法兰西共和国时期的保皇党人一样，他们甚至试图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进行合作，并向后者承诺将保护其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维持甚至扩大其强大的工会组织。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消灭共和制后，重新恢复贵族政治原则的最高形式——君主制。君主和穷人将消灭富有的资产阶级寡头制。民主制应该通过大众意志之上的民主方式来废除。民主道路是垮台的贵族制重新获得统治地位的唯一路径。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保守派并不是等到他们彻底失势后才关注工人群体的，在诸如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工人阶级成为民众的主要部分时，保守派会自发地将关注重点转向他们。
同样，在存在广泛普选制度的非议会制国家中，贵族的政治生存只能依靠大众的怜悯，但在内心他们又反对大众拥有政治权利和政治能力。出于政治上自我延续的本能，前统治者们在选举期间被迫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采用民主方式和煽动式宣传策略，这其实同社会中最近出现的、人数最多以及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阶层——无产阶级——所用的策略并无二致。
相较于在议会中采取的方式，今天的贵族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保证自身的政治权力，在大多数君主政体中，贵族不需要成为议会多数派就能直接掌握国家政治领导权。但是，出于政治掩饰以及对公共舆论的影响的目的，贵族统治者总还是需要足够的议会代表权。为了获取这种代表权，贵族不会将自己的真实原则公之于众，也不会仅仅获取拥有相同目标的同伴的支持。一个容克贵族政党如果只寻求本阶层以及相同经济利益人群的支持，它无法在任何一个选区获得选举胜利，更不可能在议会席位中获得优势地位。一个保守派候选人如果告知他的选民，他们无法对国家命运产生真正的影响，所以他们的选举权必须被取消，那么这个人肯定在为人上极为诚实，但在政治上十分愚蠢。他只有一条途径能够顺利进入议会，即以民主主义姿态登上选举舞台，以平等的语气跟农场主和农场工人交流，并让他们相信他和他们的经济社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贵族不得不服从于民主原则来获取被选举的资格，尽管他们并不认同，甚至从内心深处鄙夷这一原则。他们真正要追求的是权威，以及对有限选举的维持。更确切地说，维持有限选举也就意味着废除危及他们传统特权的普选。但是他们同样意识到，民主已成为时代压倒一切的主题，坚持这种政治原则在政治上会陷入孤立，无法为政党政治活动奠定基础。于是，他们与民主主义者一样去追求政治上的“大多数”，并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民主这群狼
一同嚎叫出对政治上的大多数的强烈要求。
普选对保守主义候选人的外在行为产生极大影响，以至于当具有相同政见的两位候选人在同一选区相遇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左转，突出自己对所谓的民主原则的捍卫，以表现出与竞争对手的不同。
这一点也有助于证明以下事实，即保守主义者也力求按照现代政治原则行事，而过去诸如“被召唤者众，被选定者寡”的宗教箴言以及“完美通常只会被上帝赋予少数人”的心理学观点都会被上述原则所取代。正如弗里德里希·库尔提乌斯（Friedlich Curtius）总结的那样：“少数精英对保守主义政党而言，意义不大，他们必须控制民众，通过民众进行统治。”
尽管旧统治阶级的保守主义倾向根深蒂固，然而他们不得不在选举期间给自身古老的政治外衣添加上民主的装饰。
自由主义理论最初也没有将希望放在民众身上，它依靠特定阶层的支持，这些阶层拥有财产、受过教育，虽然还不曾在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却逐渐掌控社会其他领域。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众仅仅只是社会必不可少的蝼蚁，唯一的作用是成为自由主义者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民众对这些目标一无所知。德国第一位著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罗特克（Rotteck）曾痛斥王权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迫使中产阶级寻求底层民众的支持，他还区分了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这两种不同的民主模式。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期间，劳默（Friedrich von Raumer）在巴黎抱怨，一旦大众获得了权力，便很难从他们那里再夺回来，“除非侮辱他们，并挑起他们对新的领袖的革命”
。与此同时，劳默又用浪漫赞歌式的语言赞扬他的祖国普鲁士：国王与民众共同生活在“一个本质极为高贵而圣洁的地方”，中产阶级对现状满意，不再要求更多的权利。
研究北德意志联邦议会（Norddeutscher Reichtag）发源史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斯贝尔（Heinrich von Sybel）是又一位自由派领袖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他就曾公开反对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基于上述自由主义者对“民众”一词的特殊理解，他认为这种选举权将是“任何形式的议会制走向终结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统治权。为此，他迫切并带着警告的口吻请求道，不要将大量的民主专政元素引入新的德意志联邦，这会导致德国君主制的扭曲。
自由主义者对民众发自内心的厌恶之情也可以从他们对贵族制原则和制度的态度中看出。罗舍尔（Roscher）认为，自普选制产生以来，这一制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产生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选民大众或者下议院，很多自由主义者会学会用新的眼光来看待王权和上议院的实际职能，以保证不让所有决定都让下议院来做。
他同样认为，在缺乏全面翔实的统计分析，即在没有对国家内部各个阶级人口数量关系进行细致分析的前提下，不能扩大选举权的范围。
最近，德国国内政党政治团体中最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派组织——国家社会主义阵线（das nationalsozialen），也开始表达出对民众权利的担忧：不能仅由变化无常且无法预测性的大众意志来影响国家事务，应该存在一种独立于大众之外的、带有贵族元素的力量对大众意志进行限制和监督，这种力量应具有否决权。
在过去近一百年里，从罗特克（Rotteck）到瑙曼（Naumann），德国学者们不遗余力地从理论上将民主制和军事君主制这两种天然对立的制度高度统一起来。同时，他们还努力追求另一个更高的目标，即将君主制尽可能地去封建化（entfeudalisieren），或者说用专业权威代替贵族，对王权进行监护。这些学者（下意识）自我设定了理论构建任务，其应用对象就算不是所谓的社会君主政体（sozialer Königtum），至少也是大众君主制（volkstümlicher Königtum）。很明显，这种理论建构目标包含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尽管它并不必然（在方法上）与科学矛盾或对立，但事实上它与科学毫无共同之处可言，因为它本质上就处于科学范畴之外。我们没有理由将德国国内出现类似“法国七月王朝”的倾向这一事实归咎于德国的学者们，因为这一倾向出现的根源在于现实政治领域。但是，学者们把数十年来主导普鲁士—德意志的君主制原则与追求的大众君主制（社会君主制）相提并论的做法，难道不是有违历史的吗？德国大部分自由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都混淆了现实与梦想，这源于德国自由主义的天然的缺陷。1866年之后
，德国自由主义什么都没有做，仅仅是改变了政治立场，即打击社会主义，同时主动放弃在政治上解放德国中产阶级的尝试。他们错误地认为：德国的统一以及霍亨索伦王朝的建立能让他们的民主愿望全部或者基本实现。现代君主制（世袭君主制）的基本原则与民主制原则存在根本上的不同，有限君主制/立宪君主制（Cäsarismus）可以是民主政体，至少它仍包含民主的成分，因为它的基础是大众意志；与此相反，传统君主制与民主毫无关联。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概括：在现代政党活动中，贵族制经常以民主的姿态示人，而民主制则接受了一些贵族制的元素，即披着民主外衣的贵族制和吸纳贵族制元素的民主制。
政党政治活动往往以民主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让一些肤浅的观察家难以察觉其贵族化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寡头化倾向。这种倾向遍布于所有政党团体之中。本书将会以民主党派，特别是社会革命工人党的内部结构为观察对象来说明这种倾向。保守党派在非选举期间的寡头化倾向非常明显，因为它原则上满足了政党寡头化的特征。革命性政党无论是其产生的目的还是纲领，都是对寡头化倾向的否定，或者说它们就是为了反对寡头而产生的，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到这些政党内部也表现出明显的寡头化现象，那就有充分的理由印证“任何带有明确目标的人类组织都内在地包含寡头化趋势”这一论点。
从理论上讲，提倡社会革命的民主党派的核心目标是与一切形式的寡头统治作斗争。那么这就存在以下问题：如何解释这一类政党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与其宗旨相悖的寡头化倾向？对这一问题进行公正客观的分析与回答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当今经济与社会高度相互依赖的情况下，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理想的民主体制不可能实现。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在当前社会秩序下，试图推翻当前秩序并计划建立新秩序的诸多力量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哪种程度？）坚持并推动理想民主制度前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