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存在一种人，他们总是保持安静，尤其在政治或者宗教事务上不敢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否则，他们就会心惊胆战。他们根本无法同其他人进行交流，因为这种内心的恐慌使得他们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这类人从一开始在学术探索中就无丝毫作用，在我们对政党内部组织特征的长时间观察和研究中，他们也不被提及。

当前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新的重大问题，从根本上说发端于人们的心理，并在近150年里不断加重，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内涵。许多学者以及关心这些问题的人穷尽一生去寻求解决方案，一些伟大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伟大思想创新随之产生。如在民族问题中，长期以来，欧洲不同种族和语言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这使欧洲长时间被战争的阴影笼罩，许多国家面临国内革命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学者们提出了“民族性原则”（Nationalitätenprinzip）。在国民经济领域中，社会问题对世界和平造成的威胁要比民族问题更为严重，人们不断高呼“劳动者拥有获得劳动生产收益的完全所有权”的口号。为了调整国家的内部问题，“民族自治”原则被提了出来，它不仅作为民主之基石，也被看作是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的重要路径。但是实践证明，尽管“民族性原则”依然重要，但它并未完全符合这一原则提出时想要达到的预期。在国家战略和地区地缘、自然边界的确定以及设立国家间安全缓冲区等相关问题上，“民族性原则”无法发挥应有效能，并且在一些不存在族群概念或者不同族群相互杂居的地区，它并不被认同。对于经济问题，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上述“劳动生产收益所有权”的视角，更多的是一种综合性视角而非分析视角。

本书的任务只是对民主问题的解决路径进行批判性研究，现实已经向我们说明，民主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和一种社会思想，在当前发出了危机信号，且很难找到解决途径，它所面临的阻力和困境并不仅仅是外部环境带来的，也来源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这就意味着这些困难只能部分得到解决，无法完全克服。作为一个纯科学性的分析，笔者在写作此书时试图不带任何先入之见，不让任何因素影响对客观社会生活现象的阐述。尽管笔者过去在民主运动中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这并不妨碍笔者对民主进行“手术式”的剖析。因此，笔者不寻求建立一种“新的体系”。科学的任务并不是创建体系，而是传授知识；科学的任务也不是去寻求或者重新发现问题的“答案”，因为许多个人和社会面临的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可寻。相比较来说，将问题暴露出来，即将问题内部各种要素，如支持与反对的倾向、理由、力量来源等，尽可能在不受外界影响下作出清晰的阐述，反而变得十分有意义，因为对问题准确的剖析是寻求解决方案的逻辑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阻碍民主实现的各种因素构成极为复杂，我们很难完全揭示以及精准阐述。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作出归纳，其决定因素有以下三个：（1）人的天性；（2）政治斗争的性质；（3）组织属性。笔者的核心观点是“民主会导致寡头政治，因其本身包含某种寡头政治的因素”。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要对任何政党、政府以及个人进行道德层面上的谴责，而是客观阐述所有组织内在包含的一种社会学规律，并无好坏之分。

就对民主的分析而言，许多学者已经对民主思想和制度体系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以至于几乎不用再作任何补充。与此相对，对民主在政党中的影响的研究目前仍是一片空白。恩斯特·伯伦汉（Enrst Bernheim）在他的巨著《史学方法论》中讲了两种维度的历史学：一是社会生活和劳动成果发展史，主要涉及个体的社会活动；二是国家发展史和国家生活史。然而过去一百年来，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除了个人和国家两个维度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维度。在今天，个体再也不用孤立地对抗有组织的强权，政党登上了政治、社会和文化斗争的舞台，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维度。政党生发于个体的利益与情感，其内部组织结构和目标等许多方面表现得与国家极为相似，因此它也可以被称为一个“个人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国中之国”。

对政党的分析研究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它是一个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归类到应用社会学的范畴，但需要进行分析和说明，否则这种归类毫无意义。随着政党的发展与成熟，人们对这一新的学科的历史投入相当多的关注，有关专著涉及西方几乎所有政党，但这些著作对政党性质的分析研究则很少涉足，本书试图弥补当前学术界关于后一种研究的不足。

对现代民主政党的领导阶层的分析研究是一条新的研究道路，这条道路异常困难，由于所需资料极为庞杂，笔者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迟迟不能完成。因此笔者不得不放弃对这一领域进行全面探讨，只将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剥离出来。如果时间充足的话，笔者将会在文章中添加大量历史实例，读者可通过索引目录了解到，政党性质的研究领域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完善。除了研究的工作量巨大以外，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是研究的难点之一。笔者从病理学角度出发，在书中力求尽可能描绘出现实中政党组织生活的多样性特征。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个人感官造成的错误无法避免，这是由社会科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学研究只是对本质的镜像或者接近本质的现象进行研究，故必然与本质存在一定距离。因此，笔者接受对于本书的任何事实性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必要的时候，在本书的后续版本中作出改正。

最后，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妻子吉赛拉·米歇尔斯·林德纳（Gisela Michels Lindner）在我写作此书期间的辛勤付出。正是由于她的帮助和对家庭的奉献，此书才得以完成。

都灵，1910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