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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党建立初期，由于其成员人数有限，组织十分薄弱，党的目标与主要任务仅限于宣传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这一时期政党内部兼职领导人的数量要大大超过专职领导人。随着组织的发展，无论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热情，还是无产阶级的意志力与甘愿节假日继续工作的奉献精神，都不足以满足党组织日益增长的内部和外部需求。因此，固定的领导职位代替了临时性职务，业余性工作变成了专职性工作。
专职领导人的出现意味着领导人与被领导者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知识鸿沟。大量的经验显示，作为领导的少数人之所以能够获得领导权，除了财富（经济优势）、传统、血缘关系（历史优势）因素外，受过正规教育（智识优势）成为首要因素。在无产阶级政党中，通过最简单的观察我们也能发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所受到的教育水平远远高于组织内的普通大众。
智识优势最初只存在于形式上。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由于政治的不断发展以及广泛的心理倾向等，工人政党由大量被统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律师、医生以及大学教授所领导，他们的教育优势很容易得到认可。这些脱离资产阶级阵营的人能否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关键取决于他们是否在资产阶级阵营接受了正规教育并将其带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在另一些国家，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立场严重对立且无法调和，于是那些脱离资产阶级进入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和政治上被资产阶级全面封杀。
另一方面，成熟的国家组织以及大工业发展对更高的知识技能的需求，促使部分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尽管他们通过自学获得的只有基础文化水平。最终，在这一类国家中，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外，工人领袖大部分都是由只有基础文化水平的手工业工人所组成的。因此，上述两类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所受的教育程度完全不一样。
政党机构能为工人提供大量付薪或荣誉性的职位，这对工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一批优秀的工人晋升成了可以享受小资生活水平的政党官员，这意味着他们在大众的资助下有时间和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及了解公共生活的内在本质。
由于工作性质和日常操劳生活等原因，大众对于政治机制以及政治组织的运行不甚了解，而那些来自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由于社会身份的转变，逐渐熟练掌握政治技能。在短时间内，那些工人出身的政党领导人将最初的形式上的知识优势演变为实际上的优势，长此以往他们获得了远超工人大众的政治优势地位。随着政治事务越来越复杂、社会立法规则越来越繁复、公共生活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越来越多，领导人与普通同志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大，直到领导人失去了对所属阶级的认同感，无产阶级领导人与被领导的无产阶级之间就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最终，工人阶级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新的主人，不断接受教育和增加知识成为他们巩固统治地位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上述分析适用于政党管理机构、报纸宣传机构以及工会的领导人，也同样适用于议会制中的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工人领袖。当前，所有政党都把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这里，需要无视那些政治上没什么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形态，另一部分人也会组成松散的组织，但由于过于分散无法将其视为一个政党）。政党选择的道路是一种选民主义，即在议会中取得影响力为首要目标，将“获取政治权力”作为最终目标。革命党的代表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入议会，尽管起初他们并不情愿在议会工作。
随着他们对工作的日益投入，他们的职业热情也随之增高，这就使得他们越来越脱离选民大众。领导人应对议会问题以及制定相应的策略都需要他们进一步增强专业知识，这加大了他们与普通党员之间的距离。领导人获得了过去不曾遇到过的“教育”，这种“教育”获得的知识成为一种超越大众的潜在权力。
随着领导人不断深入政治生活，日渐熟悉税收、关税和外交政策等，他们便找到了继续在议会中坚持的动力——只要继续坚持议会斗争的策略，他们会越来越不可或缺，不会再轻易被党内的新人所代替，后者只能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无法染指领导机构。对于领导人来说，不断的政治实践让他们获得了众多解决政治事务的技能与专业知识，并进一步巩固了其领导地位。这种政治过程实际上与民主的基本原则是相背离的。
政党领导人作为议员在议会中获得一定的社交技巧，尤其掌握了在议会内部进行暗箱交易的技能，这成为他们凌驾于大众之上并控制大众的重要手段。
在政党生活中，政党领导人通过使用议会政治技巧，很容易应对政党内可能的反对声音。
如在主持会议过程中，领导人能解释会议规则、控制议程设置，并在适当时机进行决议。简言之，他们善于将有争议的问题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拉拢大多数反对者投赞成票，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至少使对手保持中立。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师。作为演讲家和能力出众者，领导人从来都不缺乏手段，如他们用模棱两可的方式表述议题，通过各种迂回的战术对大众施加潜在的影响力。他们能够准确把握问题的核心，也能够通过转移话题、拐弯抹角或者使用高大上的专业术语等方法，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变成只有他们能够完全清楚的复杂问题。长此以往，大众在精神上与领导人越来越疏远；对领导人来说，他们摆脱了大众所有控制他们的技术手段，进而完全掌控了局势。
领导人的特殊地位通过他们所获得的声望得到进一步加强。无论是非凡的演说才能还是专业素养，抑或是过人的智力甚至个人容貌，都能使领导人从政治对手以及公众舆论中获得声望。如果一个政党解除一位声名远扬的领导人的职务，就可能导致该政党声名狼藉。因此，一个政党如果失去领导人，不仅可能会群龙无首，更为严重的是，可能会给政党造成不可估量的现实政治损失。政党不仅无法及时寻找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新领导人来代替在职数十年、掌握各种政治技能并能支配政党事务的原有领导人，而且也容易失去在议会中的影响力。同时，大众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立法和争取政治自由的一般性活动中取得胜利，同样也离不开政党领导人在议会中的个人影响力。当追求民主的大众发现有必要让领导人处于一种支配地位时，他们会陷入一种民主困境之中，这从长远来看会埋葬民主原则。领导人的不可或缺性迫使所有人都服从于他。
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史一再出现类似例证，即当政党领导人与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出现严重背离的情况时，工人大众从未反思这种冲突并作出总结，因为他们不能没有领导人，不能缺少领导人所拥有的特殊知识以及在领导岗位上训练出的特殊素质，而且他们也无法立即找到可以代替的合适人选。一些议会和工会的领袖就其理论思想和实践而言，他们与大众明显对立，但仍能以大众的名义继续进行理论总结与实践。尽管大众对领导人的这种行为感到震惊，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通常无法放弃对那些“伟大人物”的跟随。
在整个政治生活领域，除了几个基本问题之外，大众在决策与检验决策方面的无能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无能构成了领导人权力的坚实基础，也为领导人提供了政治实践上的合理性与道义上的合法性。实际上，大众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必须存在一个“代言人”帮他们照管。从这个角度出发，即使领导人经常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众，也并不总被认为是件坏事。领导人由大众自由选举产生存在一个前提，即大众能够判断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担任相应职务。正如一句法国俗语说的那样：拥有某一地位的头衔本身就意味着拥有这一头衔所代表的地位（la désignation des capacités suppose elle-même la capacitéde la désignation）。
一些著名思想家充分认识到大众政治上的不成熟性，以及完全实现人民主权的不可能性，他们提出，民主应该受到民主本身的制约。孔多塞（Condorcet）认为，大众应该自己决定在哪些事务上放弃直接决议权与决定权。
这无疑是让拥有主权的大众自愿放弃主权权利。法国大革命公开宣称要践行自由的人民主权与平等人权，并认为游移不定的大众意志是抽象意义上的最高法律，根据这种精神，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有权对任何试图恢复君主制的人处以死刑。
这种情况下，大革命时期的军事戒严基本阻断了大众的决策能力。甚至像维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érant）这样的人民主权狂热分子也不得不承认，政府机构的运作过于复杂，以至于大众自身无法使其良好运转，为此他建议由大众选举出一个专家小组，负责制定经民众原则同意的相应的法律文本。
考茨基（Kautsky）也承认工人运动在上述方面同样遭遇困境。他指出，并非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适合民主管理，只有当某一领域中所有利益攸关者都能够在决策问题上作出独立判断、同时存在良好互动时，民主才逐渐成为可能。
归根结底，领导人始终能够把大众的无能理论化，证明自己实际统治的合理性。在英国，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提出了“伟人理论”（Großmännertheorie）。在德国也一样，“伟人理论”从没有被社会民主主义的官方学说“历史唯物主义”所彻底排除。所有流派的社会主义者都公开宣称，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须与开明专制制度相类似。“他（专制者）有自己的一套工作计划，掌握实现其意志的权力。”
在所有管理的事务中，只要是需要决策及执行的，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专制，这意味着需要背离民主原则。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种不幸，但这种不幸是现实必要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一切依靠大众，而是一切为了大众。
因此，领导人的善意和明智至关重要。以点人头数计数的多数只能决定基本路线方针，其他所有方面则首先由领导人决定使用哪种策略。结果，少数人——如贝尔福特·巴克斯（Belfort Bax）所建议的三个人——就能以全党的名义作出决策。社会民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而是某一革命党所追求的民主的实现。换句话说，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社会主义政党体现出的某些财政组织特征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它的建立是为了实现某种意识形态，但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经济力量的作用，还取决于担任管理和行政的领导人的素质。人们常说，没有企业家就没有企业，这事实上是说任何企业都不能没有领导者。相类似的，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工人领导人的价值、重要性以及权威都随之得到强化。
社会分工原则产生了专业化，所以如同社会需要医生和专业化学家一样，领导职务也需要专家来担任。
但另一方面，分工也意味着权威，正如一个患者需要服从医生，因为医生比患者本人更了解人体结构，在政治领域中，政治病人（大众）不得不屈服于政党领导人，因为前者缺乏相应的政治能力。
最终，民主制转变为一种由最优秀的人统治的模式，即贵族制。领导人无论是从实际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是最优秀、最成熟的群体，他们有权利和义务成为政党的代表和领导，作为个体的他们也能够充分认识到自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