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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逐渐发展出一种对于代表职位的道德性权利，除非法律规定或者特殊情况出现，否则代表人不会放弃已获得的职位。长此以往，出于特定目标设置的选举活动成为终生在位的途径，惯例变成权利，定期委派产生的领导人声称这种代表权是其私有财产。如果领导人没有继续当选，他就会立即进行威胁和报复，其中以提出辞职进行威胁是最常用的手段，进而在党内同志之间制造混乱，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产生的各种混乱状态——我们将在稍后看到——最终都会促使领导人重新获得权力。
如果领导人不是为了表达一种沮丧失落的情绪或者不情愿的态度（如拒绝成为一个落后基层地区的候选人），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提出辞职是其确保和巩固自身统治权的常用手段。即使是大型政治联盟的领导人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段以自保或规避风险，尤其是领导人在特定时刻或者在大众眼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时。看似强硬的领导人通过这种示弱的手段给自己抹上民主的色彩，不仅削弱了对手的力量，而且还让这些力量掉过头去反击对手。普鲁-德国国家历史上有许多用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确保领导地位的例子。如在鲁道夫·康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德国处于绝对君主制到立宪君主制的过渡时期，每当自由主义开始在政治上抬头、威胁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青睐的浪漫保守主义时，威廉四世就以放弃王位作为要挟，以此遏制自由派的发展。国王的威胁让自由派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接受国王的退位，就意味着思想极端反动的威廉王子会登上王位，他的统治会让底层民众揭竿而起；如果不接受退位，自由派就无法进一步发展，最后他们只有放弃自身的主张，让被认为不可或缺的国王继续执政。通过这种方式，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总能成功贯彻自己的意志，并让政敌的意图落空。
35年后，俾斯麦同样取得了政治上无法被取代的地位，以此维持自己在亲手创立的德意志帝国中的专制统治。一旦国王威廉一世有任何独立行动的迹象，俾斯麦就以辞职相威胁。他的辞职必然会导致国家内政外交混乱，国王不得不继续顺从。
时任巴西总统赫耳墨斯·达·丰塞卡元帅（Hermes da Fonseca）能够坐上总统之位也主要归功于他在作为政府部长期间以辞职相威胁的策略。
政党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当卡尔·尤利乌斯·瓦尔泰希（Vahlteich）建议对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章程进行修改，促使其下放权力时，时任联合会主席拉萨尔极力反对。拉萨尔凭借自己在组织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行威胁：“要么反对这种提案，要么我辞职”
，拉萨尔轻松地将意见不合者瓦尔泰希驱逐出组织。被称为“荷兰拉萨尔”的特勒尔斯特拉（Pieter Jelles Troelstra）也使用过类似的手段，他声称如果有人继续毫不顾忌地批评他的行动，激起他的怒火，他将考虑辞职回归田园生活，因为坚持理想主义的他已经不能忍受这种现实的政治斗争。特勒尔斯特拉的辞职威胁迫使他的政治对手选择屈服。
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历史上，此类事情也时有发生。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如对大罢工的认识），社会党的国会议员的意见与党内大多数人的意志出现差异，或者议员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与基层党组织意见不一致时，他们就以辞职威胁，迫使党的其他同志作出让步，又或者他们真的辞职，然后由全体选民进行投票再次当选。再次当选可以看成是一种对辞职的补偿（Indemnität）。
民主的外衣掩盖了政党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威权主义精神。如果某位领导人要求举行信任投票，表面上他是为了获取被领导者们的信任，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实际上是以自身客观或者主观的不可或缺性为赌注，迫使那些被领导者顺从。
领导人基本不会承认他们的辞职威胁是为了控制大众，
恰恰相反，他们宣称自己的行为出于民主精神，并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明智、机敏以及对大众的尊重。实际上，这只是领导人用其影响代替大众意志的寡头统治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维持领导者与大众之间的必要联系，杜绝两者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将领导人的意志强加于大众之上。
小仲马是位极其出色但被低估的法国剧作家，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他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中，每一次进步在最开始时都伴随着99%的人的反对。“我们发现，自世界之初以来，正是那第100个人为前99个人完成所有变革时，99%的反对显得无足轻重。尽管这99个人十分愿意接受已经开始的变革所带来的好处，但是他们仍会不遗余力地反对那些还未来得及实施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小仲马进一步指出，平庸的多数只能代表现在，积极创新的少数则往往代表着未来。
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享有公民权利的人当中，只有极少数人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也没有意识到那个被称为国家的政治实体能够对个人事务、福祉和生活产生影响。对此，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大众来说，“是否让公路经过自家土地”这样的话题要比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事务更能激起他们的兴趣。
大多数人都会与马克斯·斯蒂纳（Max Stirner）一样对国家喊出“不要妨碍我晒太阳”。这句话是斯蒂纳的一种讽刺，他从康德的观念出发，认为人们必须将参与国家事务作为一项“神圣的责任”。“那些感兴趣的人参与国家事务就够了，这种‘神圣责任’从不会让人去进一步对国家进行思考，就如同这种‘神圣责任’无法感召年轻人努力成为科学家、艺术家等一样。只有在情势变得十分糟糕的时候，人们才会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参与政治活动。”
在现代民主政党中，我们也能够发现类似情形。如在政党的决策中，只有少数人甚至几个人能参与决策，在自诩最能体现民主的政党中，其最重要的决策也是由一小撮人作出的。
当然，民众放弃行使民主权利是一种自愿行为，有组织的民众不参加决策活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中，地理和地形条件的约束是重要的原因。一般来说，政党的决策是由城市组织及其成员来制定的，而在农村地区，参与党组织生活的成员一般只限于义务方面，如缴纳党费、为处于城市的同志提名的候选人投票等。城市和农村组织职能的差异除了本地条件的限制外，还存在策略上的考量：相较于分散的农村组织，城市组织的优势在于能够进行更为快速的决策及其执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关于《组织的战术重要性》那一节中会有所涉及。
大城市存在一种自发选择的过程：定期参会和积极参与组织表决的成员会自发组成一个紧密的小圈子，逐渐区别于普通成员。就像教会内一小部分极度虔诚的信徒一样，政党组织的小圈子也是由那些责任感强且将参与组织生活当作生活习惯的成员建立的。无论在哪个国家，这个圈子都是小群体。组织中的大多数成员对组织，就像大多数选民对议会一样，无动于衷。
即使在有着最长的政治社会化历史的法国，民众也很愿意把行政以及策略选择等事务交给领导者们组成的小范围决策层解决。领导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表面看来是围绕各种策略的选择展开的，实际上是在争夺党的控制权，只不过是在诸如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Revisionismus）和工团主义（Syndikalismus）的旗号下进行罢了，而组织内部的大部分普通成员既不理解斗争的核心内容，也对这种斗争漠不关心。我们发现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无论是在政党组织举办的以轰动性、情绪性的现实政治为主题（如关税税制、对政治家的声讨、俄国革命）的集会，还是以通识性教育为主题的集会（北极研究、个人卫生、唯灵论等），虽然同样只允许党员参与，但人们对这种集会的热情程度要远高于那些讨论政党政策或者解决其他内部问题的会议，尽管后者涉及组织的命脉。
一场政党组织的大会想要吸引大众的眼球、促使他们走上街头，就必须打出广告，如本次大会有某位著名演说家进行演讲，或者有特别醒目的标语，如“反对高利贷！”“打倒个人独裁统治！”等，又或者有配以摄影作品、幻灯片、甚至影片的颇受欢迎的科学讲座等。
此外，定期参加组织集会的人并不都是无产者，这在小城镇中更为明显。无产者将精力消耗在了工作之中，每天他们筋疲力尽，渴望有时间好好休息，因此组织内本该属于无产者的职位被各式各样的中间人、小资产阶级、报纸和明信片销售者、店员、青年知识分子等占据，这些人都坚称自己为无产阶级，并为自己作为未来社会主流阶级（Klasse der Zukunft）的一员感到庆幸。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国家事务活动中。国家事务包含两个重要领域，一是税收，二是选举。税收制度建立在国家强制基础上，选举制度则存有自愿性。人们只有选举权利，没有选举义务。只要选举义务没有取代选举权利，少数人就总有可能获得多数人自愿放弃的权利，进而利用这种权利强迫政治冷漠的大多数人接受他们制定的法律。大多数民主政治团体中，政党事务的参与者呈现出阶梯式结构。阶梯式结构的最底端是各个地方的选民群体；选民群体之上是政党各个地方的党员，他们只是选民数量的1/10甚至1/30；地方党员之上是能够定期参加党内大会的资深党员，他们的数量更少；资深党员之上是政党干部；干部之上是最高决策层成员，他们只有6人且身兼数职。这一民主政党组织结构说明，掌握组织决定权和指挥权的大小与掌握这种权力的人数成反比。民主体制可以由以下结构图表示：
55.当然，本图标并没有展现出这些结果的正确比例，否则就得用一张大开纸来显示说明。
当人们发现有人愿意专门替自己管理一些事务时，大都会欣然接受。对大众包括工人党中被组织起来的劳工们来说，领导人非常需要，他们视领导人为英雄，对其盲目崇拜。由于当今社会生活的广泛分工以及国家政治事务的日趋复杂化，“恐新症”（Misoneismus
）——历来重大改革因此遭遇失败——在社会上逐渐增加，而非减少。特别在一些大众政党中，政党内部成员在文化和教育上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深刻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大众对领导人的需求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在任何国家的民主政党之中，上述趋势都极为明显，但由于历史和民族心理因素的作用，在程度上存在些许差别。包括德国工人阶级在内的德国人，对领导人的需求尤为突出，这种群体性心理是强大的领导人物产生的温床。德国人身上具备促成这种局面的所有先决条件：顺从的心理倾向、极强的纪律性，总之，这些因素都是尚未被完全遗弃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遗产；而且德国人迷信权威，并对权威缺乏批判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较为坚持个人主义的莱茵兰人是一个例外。
卡尔·马克思是公认的具有杰出领导才能与理论素养的政党领袖。他深知德国人的这种民族特性会对民主精神造成危害，不断警告德国工人避免将社会主义政党的观念教条化。在给施韦泽（J. B. Schweitzer）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这里（在德国），工人从小就被官僚主义所影响，他们信奉权威、尊崇上级，因此他们有必要学会独立行走。”
在和平时期，大众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在特定情况下会阻碍政党影响力的扩大。大众经常在领导人准备采取行动时离弃他，甚至在示威抗议进行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1904年，在萨尔斯堡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埃伦博根博士（Dr. Ellenbogen）抱怨道：“我不得不向你们说明，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就某一事件准备采取行动时，我总是提心吊胆。即使那些涉及工人切身利益的事情，也根本无法激起他们的兴趣。我们已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如在军事草案的问题上，我们甚至无法组织起像样规模的集会。”
1895年，萨克森提出限制选举权，这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处于不利地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试图发起一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他们通过媒体对此事展开激烈的批评，散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传单，并在几天之内组织了大约150次的抗议集会。但一切都是徒劳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尝试由于大众的冷漠而失败。大众运动没有出现，尤其在一些小城镇举行的集会几乎没有参加者。
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与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对于大众的冷漠深感震惊，这种冷漠让他们的宣传与动员活动完全停滞。
领导人的疏忽大意也是这次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由于领导人没有向大众充分揭示选举权的限制会让他们遭受怎样的后果，所以大众并不清楚这种损失有多严重。大众自身也有责任，他们习惯于接受从上至下的领导，他们需要领导先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才能采取行动。当领导人试图采取突然行动时，大众并不能跟上领导人的步伐。
大众固有的软弱性明显地体现在一些事实之中：一旦在斗争中失去领导人，大众就会四散溃逃，他们似乎天生就缺乏像蚁群那样受干扰后重新组织起来的能力，除非有新的领导人出现，否则大众始终是一盘散沙。一些人简单地认为，许多罢工活动和政治运动的失败是因为政府总能及时地束缚住政党领导者的行动。
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大众政治运动总的来说是由单个鼓动者或者煽动者的人为力量引发的。因此，只要控制发起者就足以镇压这些运动了。这种认识在狭隘的保守派中十分流行。然而，它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大众群体的内在特性，除少数情况外，大部分大众运动都是自发的，绝不是人为的。毫无疑问，社会运动的领导人在运动中并不能肆意妄为，而需要根据客观斗争关系采取行动。同样，大众运动失去领导人时，就会陷入崩溃境地，这也是大众运动的客观规律。
大众需要被领导，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并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的引导，他们毫无任何行动能力，而这对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现代民主政党的领导人并非无所事事，他们的职位也不是只拿俸禄的闲职，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来获得领导力，勤奋成为他们的生活标签。尤其在宣传领域，社会民主政党进行长期连续的工作，不会因为运动失败而减缓或者停滞，这一点其他政党无法模仿，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民主政党中的领导人所承担的工作越来越艰巨，尽管政党内部存在明确分工，但工作量依然巨大，这使得他们身心疲惫且健康状况堪忧。
领导人需要顾及方方面面，虽然他们出于身体原因试图对某一方面的工作减少投入，但是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身上的责任让其无法休息。大众对出色的演说家和伟大人物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当不存在这两者时，大众也会主动寻求一位“代表”。在许多活动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大众的这种渴望，比如在周年庆典或者民主庆祝活动之后、在选举集会与组织纪念日集会之后，大众所有的要求都可以用一句话代替：为我们指派一位代表吧！
领导人需要承担各种文字工作，如果政党涉及相关法律诉讼案件，他们还要承担律师工作。此外，处于最上层的领导人还经常被授予许多名誉职务，
一人身兼多职的现象在所有民主政党中十分常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经常存在一个现象，一个领导人同时兼任市议会、州议会（Einzellandtag）、帝国议会（Reichstag）的议员或在同时兼任两家报社主编之外，还担任某一工会或者“同志会”的书记。在比利时、荷兰与意大利也存在类似现象。
领导人拥有的这些职务让其不但享有巨大声望与荣誉，还获得了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权力——他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但同时，领导人也不得不为工作付出巨大努力，承担组织重任，这对于那些身体较弱的领导人来说，往往是其早逝的重要原因。
除了大众对政治冷漠这一原因外，领导力现象的出现还源自另一个伦理层面上的因素，即大众感激那些代表大众发声、以大众保护者和维护者自居并为此经常受到指责的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大众依然保持整日工作的平静生活，不受任何影响，而领导人出于对社会共同理念的崇尚而工作，为此不惜遭受迫害、流放与监禁。
这些已经获得类似殉道者神圣光环的人向大众索取感谢，以此作为他们完成功绩的礼物。
在历史书中也能间接找到替领导者提出这种索取大众感恩的要求。
与此相对，从大众身上往往也能感受到强烈的感恩之情。
但历史上偶尔也会出现有别于上述规律的意外情况：大众对于他们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毫无感恩之情。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绪的改变是由于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所引发的，大众受到斗争的波及，最终不得不选边站队，对一方的支持就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忘恩负义”。从这种特例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大众对其领导人充满诚挚的感谢，领导人也将这种感谢视为大众对自己的使命的神圣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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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神圣的义务在实践中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大众为了回报对某位领导人的感激之情，总是选择该领导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并不断延长其任期直到终生，换句话说，大众主动将领导人长久地置于他们之上。大众普遍存在这样一个观念；如果不能让“劳苦功高”的领导人长期在位，这是一种“忘恩负义”。
民主党、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等通常对其领导人保持高度认同，经常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党派，就如同属于他们个人物品一样。在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德国，就有拉萨尔主义者（Lassalleaner）与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en）；在法国，社会主义政党阵营直到今天还分为布鲁斯派（Broussists）、阿列曼派（Allemanisten）、布朗基派（Blanquisten）、盖得派（Guesdisten）、饶勒斯派（Jauresisten）。
如今，以个人名字命名组织的做法在一些国家越来越少，在有些国家如德国则已经完全被抛弃，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政党为了增加成员的数量、特别是为了提高在选举中的话语权，从而在党外展现出亲近群众的特征
；其二，现有的寡头集团取代了过去党内的个人独裁统治，寡头集团内部领导人之间相互嫉妒时，这种取代效果就越明显
；其三，缺乏具有杰出才干并极具人格魅力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雷泽（J.G. Franzer）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大众的迷信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一个国家的秩序与权威，他认为这是一种为了实现良好目的的卑劣手段。在这种迷信观念中，弗雷泽强调了大众的一个普遍认识，即他们认为领导人是比他们更高级的人类。
实际上，纵观过去50年的社会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相似的事实：领导人之所以有处于大众之上的优势地位，不仅在于前文所述的几个因素，还在于大众对领导人广泛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常常远超过领导人按照实际所受的教育与才能应获得的尊重。
多数情况下，大众对领导人的崇拜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也就是说，它需要以一种可感知的行为表现出来，如大众在称呼领导人姓名时所带有的尊敬的语气、对领导人指示的顺从，以及对任何领导人的质疑者表现出的愤怒。然而，在特定时刻领导人展现出的某种杰出的人格会促使这种潜在的崇拜强烈地爆发出来。1864年6月，热情的莱茵兰人像迎接上帝般欢迎拉萨尔（Lassalle）：街道上彩旗飘飘，礼仪小姐争相向他敬献鲜花，整列车队跟随在拉萨尔的座驾后面。对于拉萨尔这个“凯旋者”所说的话，不论是他对批评者们的挑战宣言，还是沾沾自喜的自吹自擂，人们始终都在用同一种热情洋溢、毫无保留的欢呼声进行回应。
因为这的确是一次胜利游行，包含了一切胜利游行所需要的设置——凯旋门、赞美诗及外国代表团隆重的欢迎仪式。
这时的拉萨尔显得雄心勃勃。后来就连俾斯麦也表示，在拉萨尔看来，德意志帝国是否应该属于霍亨索伦家族有待商榷，或许拉萨尔家族也能继承德意志帝国。
不用怀疑，这样的氛围已经让拉萨尔自命不凡。不久，他便告诉未婚妻，终有一天他将当选为德国人民的总统，坐着六匹白马拉的宝车进入帝国首都。
1892年，西西里成立了第一个被称为“法西”（Fasci）的农业工人协会。在这个组织中，成员们对其领导人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他们天真地将社会问题与宗教习俗混为一谈，在游行中经常同时高举耶稣受难像、红旗及写着马克思语录的宣传牌。全体成员用音乐、火把甚至华美的灯笼迎接为他们演讲的领导人，
还有许多人匍匐在地上，就如同早先迎接主教一般。
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记者问一个在“法西”工作的老农工：尽管朱塞佩·德·菲利斯·朱弗里达（Giuseppe De Felice Giuffrida）、加里波第·博斯克（Garibaldi Bosci）以及其他年轻学生和律师都在“法西”工作，但他们无一不出身于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者是否担心他们是为了能当选为地方议员或者国会议员才这么做的？那位老农工简明扼要地回答道：“德·菲利斯和博斯克是两位从天而降的天使！”
不可否认，并非所有工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但是西西里人民对英雄表现出的极度崇拜确是事实。即便在今天的意大利南部与中部部分地区，领导人还享受着大众宗教仪式般的膜拜。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en），恩里科·菲利（Enrico Ferri）被尊为对抗“卡莫拉”（Camorra）
的守护者。在充斥着异教色彩的罗马，菲利由于不满议会主席强加给他的纪律处分，进而愤怒地用拳头打碎了议会大厅的窗户。人们在啤酒馆的大厅中称赞他为“无产阶级最伟大的人”。
大众对领导人的偶像崇拜行为并非只限于“落后”地区，而且不能单纯将其视为原始心理的遗传，因为这种行为也经常出现在一些发达地区，例如在法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北方省，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茹尔·盖得（Jules Guesde）被人们所尊崇。同样在英国工人区，工人对领导人的膜拜也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拉萨尔时代。
领导人所赢得的人们的崇拜在他们死后被延续，其中最伟大的一些人会被直接神化。对拉萨尔的神化是现代工人运动历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拉萨尔去世后，其领导的全德国工人联合会（Allgemei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D.A.-V.）分裂为哈茨菲尔伯爵夫人派和施韦泽领导的“男性阵线”（männliche Linie），两派都对拉萨尔进行神化，宣称自己是拉萨尔政治纲领的继承者。当前，一些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本人的捍卫，也显现出与偶像崇拜有关的特质，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观察。人们经常使用圣保罗、圣彼得等伟大的宗教创始人的名字为新生儿取名，现在意大利中部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也开始以拉萨尔、马克思等这些社会主义伟人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拉萨洛（Lassallo）或者马克西娜（Marxina）等，这种将过世伟人的名字用于后代的行为体现了人们的一种信仰。对领导人的狂热崇拜经常激发人们的自豪感，让他们无视亲属的叨唠，不惜与执拗的登记官争吵，甚至冒着被解雇所带来的严重经济风险都在所不辞。尽管有时候这种行为在工人阶层内部成为一种自我炫耀的方式，但是它仍然内在地体现出了某种理想主义
，这也表明了大众对领导人的崇拜远远超过了领导人对政党所作的贡献。有时这种对领导人的崇拜还被用于商业，如在美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南部地区，一些报纸的广告栏中就出现“卡尔·马克思利口酒”和“卡尔·马克思纽扣”等广告，一些商人还在工人集会期间公开兜售这些商品。
这种商业投机行为经常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也让人们对无产阶级的精神状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大众有着强烈的个人崇拜渴望，他们朴素的唯心主义需要世俗神灵来填补。他们对这个世俗神灵的崇拜越盲目，就越能应付艰苦的生活。萧伯纳（Bernard Shaw）对民主自相矛盾的认识切中了要害，他通过将民主制与贵族制进行比较，进而认为民主制是偶像崇拜者的聚合，贵族制是偶像的聚合。
对个人崇拜的渴望在大众所有的世界观中最为持久。在过去几十年中，萨克森的工厂工人已经从虔诚的新教教徒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信仰转变意味着可能要对所有过去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认识，但他们只是将客厅挂着的马丁·路德像换成了倍倍尔（Bebel）的画像而已。在意大利的艾米利亚（Emilia），农业工人经历了相同的转变，将圣母玛利亚像换成了普兰波利尼（Prampolini）的画像，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圣雅纳略（San Gennaro）的圣血奇迹也被恩里科·菲利的“克莫拉之灾”传说所代替。在历史的废墟下，古老的崇拜需求仍然存在，古希腊雕塑家在雕刻完宙斯神像后会跪倒在自己的作品面前，这与大众在领导人面前的态度极为相似。但是，大众的崇拜很容易让被崇拜者变得狂妄自大。
领导人这种过度的、有时带有些许滑稽色彩的狂妄自大来源于两方面：其一，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成功；其二，他们感受到了大众持续不断的崇拜热情。领导人的极端自负会对大众产生一种潜在的影响力，激发大众对他的赞美与钦佩，并成为领导人权力巩固的基础。
在工人运动最开始的阶段，领导人地位的巩固与否主要（尽管不完全）在于他们的演讲才能。没有一个人能够抵御那些优美的、充满激情的演说的诱惑。领导人通过演讲能够对大众进行暗示，通过这种暗示从而驯服大众。
这就是基于大众效应的民主制本质，即语言（包括书面和口头）在其中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在民主制度中，演讲家和记者更适合成为领导人，如法国的甘必大（Léon Gambetta）、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英国的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意大利的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和路易吉·卢扎提（Luigi Luzzatti）等。所以，只有口才出众者才能在民主制国家中胜任领导职务。
这一点同样完全适用于大型民主政党组织。欧内斯特·查尔斯（Ernest Charles）对法国议会议员的职业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所有来自刚成立不久、较为活跃且带有进步色彩的民主政党议员几乎都是口才出众的新闻记者。
整个现代工人运动史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现象，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
盖得（Guesde）、休伯特·拉加德（Hubert Lagardelle）、赫尔维（Hervé）、倍倍尔（Bebel）、菲利（Ferri）、菲利浦·屠拉梯（Filippo Turati）、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特罗尔斯特拉（Pieter Jelles Troelstra）、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Holst），他们无一不是出众的演讲家。
演讲家能够不断从大众中获得声望。相较于内容来说，大众更欣赏的是演讲者的口才，包括悦耳的声音、良好的抗压能力、敏捷的反应能力、幽默等。一些听众为了将演讲者的思想向外传播，如同被狼蛛蜇咬了一般，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一位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学者因此抱怨，这些积极奔走者容易被认定为是勤奋且在真正战斗的“积极”同志，与此相对，那些坐在办公桌前创造出真正价值、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的党内同志则被轻视，甚至被认为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事实上，雄辩的演讲伴随的常常是与演讲者口头承诺相去甚远的行动，这往往是大众希望破灭的开端。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大众仍陶醉于演讲家的感召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演讲家看作是被放大了形象的自己。
所以归根结底，大众对演讲者的热情与崇拜，实际上是他们自我欣赏的表现。演讲者就是通过这种心态让大家去支持他，从而以大众的名义、以每一个人的名义去发言和行动。可以说，大众对伟大演说家的忠心源于他们对后者无意识的“寄托”。
人们的个体特质具有多样性，一些人凭借某种特质能够驯服大众，这种特质被视为是领导能力或者领导品质。尽管一个领导人并不一定具有作为领袖需要具备的所有能力，但最重要的是领导人要有能够迫使意志力较弱者服从的能力；其次，领导人还应该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博的知识、坚定的信念、能够激发大众热情且能获得大众尊重的思想深度；再次，领导人还应该具备强大的自信心，即使有时这会表现出自负，他也要知道与大众分享这种自信。
个别情况下，领导人也要拥有善良和无私的品质，这两种品质能让大众回忆起耶稣基督的形象，重新点燃他们尚未消逝但不断淡化的宗教情感。
大众对于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尤其感兴趣。塔尔德曾提出：“当一个人的思想对其他人产生影响时，这种影响往往是与许多人的思想共同发挥作用的，但是后者的思想被无意识地反映到了前者之中。”
因此，知名人士很容易就能获取政治影响力，大众也会觉得将事务交给有名望的人来管理则是自身的荣幸。大众很容易屈服于名望，它如同戴在人头上的桂冠，大众会把拥有它的人视为超越常人的“半神”。大众也很乐意接受“半神”的领导，至于这些人是如何获取名望的则根本不重要，因为这些都不是大众感兴趣的。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正是由于拥有著名诗人、哲学家和律师等大众敬仰的身份，才能唤醒在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过程中始终麻木不仁的工人大众，并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拉萨尔深谙此道，他不遗余力地让自己保持好的名望，提高自身的影响力。
恩里科·菲利凭借著名青年教授、现代刑法学创立者的头衔，在1893年意大利艾米利亚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成功当选为党主席，并连续任职15年。同样，著名人类学家塞萨尔·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和著名作家埃德蒙多·德·阿米西斯（Edmondo De Amicis）在他们向社会党发出贺电和支持声明那一刻就被社会党奉若上宾。虽然他们并不是社会党的正式党员，但这并不妨碍随后隆布罗索成为无产阶级的高级顾问、阿米西斯成为无产阶级的官方荷马（der offizielle Homer）。让·饶勒斯和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在加入劳工组织之前以小说家闻名于世，他们直接跳过考察期成为劳工组织的正式成员，并担任领导职位。在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依然吸引了大批无产阶级追随者。在荷兰，著名抒情诗《梅》（Mei）的作者赫尔曼·戈特（Herman Gorter）与女诗人亨利埃特·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 Holst）也有同样的境遇。当下的德国还没有哪一位声名显赫的社会知名人士敢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在著名剧作《织工》（Weber）大获成功之时、维尔纳·佐姆巴特（Werner Sombart）在他的轰动一时的处女作出版之时就加入德国社民党，那他们一定会跻身拥有300万名党员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在大众眼中，那些在社会上拥有名望的人是最有资格担任领导职务的。相对于那些在党内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成为领导者的人，大众本能地更相信那些原本就名声在外而后加入政党的“外来者”，他们认为后者的声誉似乎要比他们目睹过的前者的成就更加具有含金量。
当然，这种现象存在一定负面作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上述两种路径的领导人之间很快会出现摩擦和矛盾，以至于演变成两派争夺党内领导权的激烈斗争。这种权力斗争主要由两个方面造成：一是互相之间的妒忌和怨恨；二是自身的傲慢与狂妄。此外，其他一些现实性和策略性的原因也促成了这种权力斗争。政党内部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拥有自己的优势，一般来说他们更能把握大众心理，也更了解大众运动的历史，对党的纲领与指导原则也更具有清晰的认识。
政党内两个不同领导集团之间的斗争通常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新的领导人会切断大众与原有领导人之间的联系，通过不断宣传自己过去在其他领域获得的成就，让大众把自己当作新的偶像崇拜，最终让他们支持自己。与此同时，原有领导人不再保持沉默，开始组织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击，他们在政党内部具有人数上的天然优势。新的领导人经常用半轻蔑半同情的眼光看先前的领导人，但作为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他们并不能忍受党内纪律，从长远来看，这些行为会逐渐让他们丧失声誉，削弱其在大众心中的地位，而且他们也并不习惯与一个成系统化的反对派作长期斗争。因此，这种斗争的最终结果一般是外来的领导人带着失望与恼怒离开政党组织，或者结成小派系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无论如何，他们终将被推出核心圈子。拉萨尔在世的时候，尤利乌斯·瓦尔泰希（Julius Vehlteich）已经开始挑战他的权威。虽然拉萨尔成功应对了那次挑战，但是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他将不得不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展开“殊死较量”。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与英国工党领导层分道扬镳后，只能在汉默·史密斯（Hammersmith）领导一小批知识分子。恩里科·菲利从进入意大利社会党开始就遭到党内领导层的极度不信任，后来他试图转变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方向，遭遇挫折后就永远失去了在社会党中的领导地位。同样，赫尔曼·戈特（Herman Gorter）与女诗人亨利埃特·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 Holst）经过多年的政治“高光表现”之后，也被党内崛起的领导人排挤到了角落。因此，借助党外声誉获得的党内领导权往往是短暂的。
另一方面，领导人的任命不再有特定的年龄限制。过去有句俗语叫作“白发是最古老的王冠”，然而在一个现代教育体系极为发达的年代，年轻人在短时间内就能掌握大量的知识，不再需要通过积累人生阅历来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这就使年龄的影响力大为削弱，并且因年长带来的影响力以及尊重也丧失了，年长甚至成为党内晋升的障碍。与其他职业一样，党内年轻人需要按梯队进行职位晋升，年轻成为一种优势，在组织良好的政党中尤其如此。但是对于那些在党内长期任职的年长的领导人来说情况变得不同。党龄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党内的老人总是要比新人拥有更高的地位，这不仅是对前者长期为党工作的回报，也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精通于党内工作。大卫·休谟曾说道，在农业生产中，老农民相对于年轻农民具有更多优势，前者能够准确掌握阳光、雨水、土壤等自然条件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这些知识都需要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总结才能获得。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长期进行政党实践活动的长者，相对于年轻人他们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更能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在实际活动中也更具灵活性和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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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民党党员与被组织起来的大众都对老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高贵品格与自我牺牲的精神抱有深深的感恩之情，当他由于老迈才智出现衰退时，被委任为《前进报》总编，并毫无争辩地给予7200马克的薪水。（参见Protokoll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tags zu Frankfurt 1894.p.33。）当他去世后，政党预见到他的家人经济状况出现危机，资助其儿子完成了大学学业。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列出一个事实，1904年，在不来梅举办的社民党代表大会上，马克斯·史佩尔（Max Schippel）并没有被排除在社民党领袖的行列之外。他说：“在党的代表大会与类似活动上，德国社民党展现出来了一种美好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本次会议上再次体现：对党作出突出贡献的同志，我们反对结束他的政治生命”，“毫无疑问，这是人性所体现出的最为高贵的情感：对功绩的尊重，对任何粗暴侵犯行为的厌恶”。Eduard Bernstein: “Was Bremen gebracht hat”, in dem Neuen Montagsblatt, Jahrg.Ⅰ, Nr.22, 26. Sept. 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