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地方主义

在前面有关政治行为的一般性描述中，为权力展开斗争被认为是那些政治性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相区别的特征。根据其从报纸上收集来的政治学知识，学生可能会预想，以“权力争夺者”为标题的讨论所研究的是主要的政党。然而，走到政党的背后去了解政党和政治家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主要利益集团，才是讨论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本书第一部分致力于考察地方主义、劳工、商界、农业以及美国政治图景中其他重要的利益集团。

例如，劳工的政治利益可能会通过美国劳工联合会这样的压力集团的游说和宣传活动得到促进。商界的目标可能通过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以类似的方式得到推动。这样的压力集团虽然可能自称是非政治性的，但它们就是在从事政治；它们从事的政治基本上属于政策政治（politics of policy）。它们所关注的是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管理对其成员做出了哪些有益或有害的举动。反过来，政党为了赢得选举和掌握政权，不得不迎合利益存在广泛差异的、来自多个阶级的各类人等。存在一种主要与地位和职位有关的政治。政党渴望赢得职位；为此它们的竞选活动必须考虑到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和需要。选举之后，当政党最终成为执政党时，各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的压力会促使其继续努力协调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以便将民众的满意度维持在最高水平。

这样一来，理解美国政治的基础就是要熟悉公民中不同阶级和群体的利益、要求和目标，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政治过程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消除不同群体的目标和要求发生冲突时所出现的摩擦。接下来的章节将概述美国社会中主要利益集团的构成，展示较为重要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如何通过政治手段来寻求实现其目标，并指出这些目标的普遍本质。所有这些章节的一个附带性特征是，用来说明政治行为的广泛特征的例证适用于很多情形，而不限于此处所讨论的情形。例如，讨论劳工的章节用事例证明了政治行为中向寡头政治和传统主义发展的趋势。这些趋势显然不局限于劳工组织中。学生们应该努力将我们分析的一般趋势，与那些被用来进行举例说明的情形以外的其他情形联系起来。 ^[1]

在反复出现的、持续存在的各种政治利益分歧中，有一种分歧总是发生在居住于不同地理区域的人们之间。城市的不同区域围绕公园、游乐场和学校这样的公共设施的选址展开争论，这为我们提供了地方政府政治中一个基本的突出例子。类似的争论同样发生在各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争论通常与具体的利益无涉，例如，一位来自某州北部地区的候选人可能会请求其家乡的人们为自己投票，这样一来，“我们”中就可能会有一位“自己人”成为州长了。这种诉诸地域利益的做法以及不同地区之间人们的这种冲突是常见的。在国家政治中，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重大冲突在本质上属于相同类型，虽然在规模上要大得多。在国际层面，政治几乎完全是从地域上界定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及其调解。

地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现象需要更进一步的考察。仅仅是一些人居住在国家的这个地区而另一些人居住在那个地区这一事实，就会导致地区之间的权力之争吗？人们中间会存在地区和区域忠诚感——忠诚于南部地区，忠诚于西部地区，忠诚于新英格兰地区——这些忠诚感并非毫无影响力。即使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差异，仅仅是地理区域上的分隔这一事实也可能会成为地区之间敌对关系的某种基础。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地方主义只是用来掩盖其他利益冲突的面具。制造业集中在一个地区、小麦种植集中在一个地区、棉花栽培集中在一个地区，这一事实足以造成地区分歧吗？

通常还存在另外一个因素：如果在国家政治领域出现的争议与对不同地区产生不同影响（对一个地区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对另一个地区产生不利影响）的政府政策有关，那么就会发生深层的地区冲突。如果一国内部在地域上分隔开的各地区的经济利益之间产生了争议，那么冲突的程度会因如下事实而加剧，即各地区的经济要求和利益与对特定地区的忠诚感所产生的群体力量和凝聚力混合在一起。在美国，地区间摩擦的最重要的根源毫无疑问是不同地区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差异；反过来，各地区在地理自然条件方面的不同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剧了这一差异。 美国存在“严重的与地理区域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冲突问题。在相当于整个法国或者整个德国的区域内，要么是农业经济类型，要么是制造业经济类型占据绝对优势” ^[2] 。

如果地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各大地理区域的经济利益的体现，那么我们最好探究一下为什么要将这些地区分歧与其他涉及经济事务的冲突区分开来。农业人口与制造业人口（两者都分布在同一地区）之间的冲突与地域上分隔开的人们之间的类似争议不是一回事吗？所涉及的问题也许相同，但是其可能的结果会存在很大差异。此外，这种差异可能会更加尖锐，因为特定地区的生活方式会导致其居民将“外来者”视为“异己力量”——这种看法与发生国际争议时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其他国家国民的看法是一样的。在一个经济上的区域专门化体现为政治上的地方主义的大陆国家，这一局面可能导致领土的分裂，而如果不存在这一局面，这种分裂的可能性不会这么高。地域分化因素和极端形式的冲突迫使政治家得制定出一个方案，一个折中的方案来维持国家的统一。

不断开发的边疆与地方主义

在现代大国中，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存在一种特殊类型的地区冲突，它是随着人口在整个国土内的逐步扩散而形成的。历史悠久的国家也存在各种地区问题，但是美国的西进运动在我们很长的一段历史上造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冲突。大西洋沿岸地区最早的殖民地为西部荒芜地带的发展提供了资本，因而在处于不同地理区域的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正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指出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是美国内讧的“持续性”根源。西部地区的利益与边疆的开发在其他方面是存在冲突的。人口稀少、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地区的利益经常与人口稠密、以金融业和工业为主的东部地区的利益相冲突。此外，东部地区在所有事务上的主导地位因西部地区的发展而受到威胁。 ^[3]

在美国政治中，地区冲突的最初兴起反映在如下事实中，即围绕宪法制定所展开的争论表现为边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争端。早先就已经有人发现，人们用地方主义加以描述或谈论的冲突常常只是用来掩盖其他深层利益分歧的面具。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已经在其经典的研究著作《美国宪法的经济观》（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中指出，相关经济利益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宪法的制定和批准过程所牵涉的利益集团进行划分时，比尔德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阶级，它由主要居住在远离海岸、与西部定居点毗邻的地区——从新罕布什尔州到佐治亚州——的小农场主组成。这一西部内陆地区的利益与沿海地区人们的利益存在冲突。这些小农场主经常因为其土地而处于负债状态，而其债主往往是沿海地区的投机商；他们不得不依靠沿海地区的资本来发展新开发的农村地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利益分歧所导致的结果，是会出现一些令东部地区感到不安的立法提案，例如旨在缓解债务人处境的货币宽松计划以及推迟债务清偿的立法，这是现代的“抵押延期偿付权”（mortgage moratorium）的早期版本。

由个人财产所有者构成的经济利益集团是极其不同的，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以货币形式体现的财产因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要求以及源于西部地区的抵押延期偿付权而处于危险之中。公共债券以极低的价格被出售，而公共债务的所有权必然不是集中在西部地区的小农场主手中。制造业和运输业因为各州之间的关税壁垒以及缺少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保护和促进它们的利益而受到不利影响。来自东部地区的人在西部地区拥有大片土地，而在缺少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出售或者开发这些土地无利可图。

比尔德分析了围绕批准宪法进行的投票。他的结论是：

由于支持批准宪法的运动主要集中在通常商业、制造业、证券业和动产行业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所以结论必然是动产所有者在新政府身上看到其具有强大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由于在支持批准宪法的运动中有如此多的领导人是大的证券持有者，并且由于证券在动产中占到了如此大的比重，所以在推动采纳新制度的过程中此种经济利益必然成为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即使不是压倒性因素。

……

反对批准宪法的力量几乎全部来自农业地区，以及那些债务人一直在构想发行纸币和其他货币贬值计划的地区。 ^[4]

围绕宪法批准展开的较量中存在的分歧，完全展现在了新联邦政府领导下的政治活动中。时局有利于不断发展的西部地区，他们找到了自己第一个伟大的代言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联邦党人的权力主要依赖于：

……较富有的阶级的支持，尤其依赖于北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商业利益集团、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商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水稻种植商的联合。1801年，作为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领袖的杰斐逊打破了这一联合力量并掌控了联邦政府。近些年人们围绕杰斐逊式共和主义的经济基础展开了大量讨论。在纷纷扰扰的争论中，一个简单的观点脱颖而出，即杰斐逊成功地将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大部分偏远农村地区的粮食种植者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联盟”，这一联盟是其成功建立的联合力量中最强大的构成要素。 ^[5]

在杰斐逊的积极领导下，西部地区的各方力量再次联合起来对抗东部地区，或者至少是对抗东部的富人群体。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他们的政党组织建立在当时西部地区地方利益的一致性这一坚实的土壤上。J.A.伍德伯恩（J.A. Woodburn）教授说道：

在杰斐逊取得胜利50年后，他所宣扬的民主不仅在最初13个州中的西部各州赢得了支持，而且也在西部地区后来新成立的各州中赢得了支持。让我们忽略南部地区，只考虑西北部各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艾奥瓦州、威斯康星州。杰斐逊和杰克逊的政党能够赢得这些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支持，直到内战将要爆发、限制奴隶制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主导性议题而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南方的奴隶主所控制为止。 ^[6]

然而，沿海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这种简单的冲突模式很快就被一种更加复杂的地区利益模式取而代之。奴隶制问题和内战将追随杰斐逊和杰克逊的西部地区分裂为北方和南方；开发西部运动的扩展形成了拥有自身独特利益的新地区。只要存在边疆地区，就会有边疆地区独有的利益，但是边疆地区的地方利益（regional interest）或地区利益（sectional interest）只是区域分化模式的一部分，这一模式比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简单分裂要更加复杂。

西进运动和地方主义的一个有趣特征是东部地区的政党属性和政治态度会扩散到新开发的西部地区。随着“坚固的西部”（Solid West）的瓦解，“敌对的社会形态——自由社会和奴隶社会——齐头并进地向着西部的无人之地进发，各自都想在这些边远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至少在随后的几年，移民过程“主要是跟随着铁路的建设而展开的。其结果是，来自先开发地区的新定居者往往会以群体的方式定居下来，这进一步导致在美国的先开发地区所存在的任何地区分歧或政治分歧往往会在来自这些地区的大量人群所聚居的地方被复制” ^[7] 。韦瓦·贝尔·布思（Viva Belle Boothe）博士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能够将其影响力扩展到美国的边疆地区并维持其作为政党的优势地位，即使它们并没有充分培育起新开发地区的利益集团，这些地区的利益集团正逐渐与北方地区或南方地区的利益集团发生分歧。” ^[8]

经济动机对边疆地区与先开发地区之间摩擦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被高估了。边疆地区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要求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而东部地区只是很勉强地做出了这一让步。政府机构没有及时根据人口在各地区的重新分布做出调整似乎是会普遍发生的事情。伟大的西进运动不会被复制，但是人口的迁移在继续，而政府机构的调整和政治权力的分配是地区之间产生摩擦的持续根源。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这一流动在规模和意义方面与西进运动相同——同样伴随着摩擦以及制度调整方面的滞后，本书后面部分将涉及这一点。

地方主义的政治

随着边疆地区的西进运动形成了有着新利益诉求的新定居区域，美国内战为地方主义提供了新的基础，以及国家分裂为各自有着特殊经济利益的大区域，各区域之间的政治关系格局变得更加复杂。已故的拉尔夫·特纳（Ralph Turner）教授说，“与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不同”，我们逐渐“面临着在很大程度上与地理区域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冲突问题。在相当于整个法国或者整个德国的地区内，要么是农业经济类型，要么是制造业经济类型占据绝对优势”。 他将政党代表大会和国会中进行的协商及其结果比作“各地区之间的协议，使人联想到外交会晤中各国之间达成的协议”。

这些评论体现了有着特定经济利益的各大区域的存在在政治方面造成的问题。为了赢得选举，政党必须将力量强大到足以决定总统职位归属的相关区域联合起来，为了实施统治，政党必须在选举中成为国会多数派。支持同一政党的各区域其利益可能并不一致，因此在政党内部各区域之间必须做出妥协。哈佛大学的何尔康（Arthur N. Holcombe）教授从地方主义视角对美国政治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分析。他断言：“就像美国的政治发展史所清楚表明的，全国性政党只能在区域利益实现持续联合的基础上才能形成。” 在1924年发表的一项详细研究中，他试图追溯对主要政党起着决定作用的区域利益联合的变化情况。由于美国的政治，至少到当时为止，主要属于农业政治，他力图指出各区域在农业领域的主要利益。例如，从地理区域来看，南方地区与棉花种植休戚相关。黄金玉米带（the great corn belt）覆盖了整个内布拉斯加州、艾奥瓦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干草和牧草生产地区构成了另外一个独具特色的农业区域，包括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地区。玉米和冬小麦地带包括堪萨斯州的大部分、密苏里州的南半部、伊利诺伊州南部的部分地区、肯塔基州、田纳西州的部分地区、北卡罗来纳州的西部、弗吉尼亚州的部分地区。

何尔康教授认为，所有主要政党都是由各种区域利益的联合构成的，每个政党拥有的最可靠和最忠诚的支持力量都集中在特定地区。他发现，共和党的支持力量集中分布在干草和牧草生产地区的农村与城市、玉米带地区以及玉米和冬小麦地区。他还发现，支持民主党最坚定的地区是玉米带地区、亚热带沿海地区（从佛罗里达州到得克萨斯州西南部沿南部海岸线分布的地区）以及玉米和冬小麦地带的部分地区。他指出，为了获胜，每个政党都必须从其根据地向外扩展，赢得摇摆地区的支持。 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经常来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他将其解读为一种“用来吸引玉米种植地区的农民最有效的手段”，这些地区就属于摇摆州。

政党要维持统一，政党内部各地区利益之间必须做出妥协。“西北部地区支持共和党的农民领导者不得不赞成对谷物征收高关税，而对制造品，尤其是农业工具和用品征收低关税，另一方面，东北部地区支持共和党的制造商领导者不得不赞成对食品和原材料征收低关税，而对制造品征收高关税……同样，南方地区支持民主党的玉米和烟草种植商的领导者不得不赞成支持民主党的南方地区的蔗糖种植商和远西地区的养羊业者最厌恶的关税政策。” 虽然在政党内部各地区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但政党通过强大的力量纽带将它们联合起来。例如，在导致美国内战爆发的冲突中，与政党联系的破裂相比，教会更早地分裂为北方和南方两个分支。 ^[9] 安德鲁·麦克劳林（Andrew C. McLaughlin）教授的如下结论说明了政党的凝聚力，即作为一个机构的政党“几乎是最后屈服于各种分裂和瓦解力量的；而当它真的屈服了的时候，分裂也就成为了事实” ^[10] 。

地方主义政治不只是一个消除区域之间的利益差异并将它们团结起来赢得选举胜利的问题，还存在一个占优势的区域联合力量与本国其他区域之间关系的问题：政治家一定不能让成为胜利者的区域联合力量过于压制失败地区的利益。我们可以依据美国只发生了一次内战来判断，美国的政治家们在协调各区域利益方面是成功的。在内战爆发前，一系列妥协方案没有能够在各区域利益之间达成稳定的协调，结果只有依靠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争议。美国内战这一事实说明了所有地区争议的核心本质，并突出了在区域利益之间形成有效平衡的重要性。区域之间的所有其他争议都通过和平妥协的政治手段得到解决；在美国内战之外的其他所有事例中，争议都可以通过暴力以外的手段得到解决。特纳教授得出结论说：

当时，全国性政党在美国拥有一种灵活的纽带关系，在极端情况下会屈服于地区反叛力量，在提出议案时通常会屈服于地方的要求和威胁，但是它总是会通过妥协和协商将各地区联合起来，以实现全国的协调一致。共同的语言、法律和制度，不存在宗教和种族的地区化集中现象，没有历史仇恨，这些都有助于防止美国四分五裂、陷入欧洲的那种状况；相反，区域地理环境、准大陆性政党以及全国性的、也是地区间的（相当于国际性的）国会组织（通过这一组织，地方主义能够以投票而不是战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重要因素导致了欧洲与美国在解决棘手问题的方式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美国一直维持统一的重要原因。

因此，解决地区间冲突的政治过程对于维持国家统一这一目的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联邦制的基本特征在淡化地方利益和地方情感方面一直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随着每个大的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州，地方需求的整合和表达就缺少有效的机制。各区域的众议员常常在国会采取一致行动，从而形成了跨越党派界限的区域联盟——银本位集团、棉花集团、西部农场集团。然而，每一位众议员和参议员都有自己的地方利益和野心。通过州代表在国会的一致行动来统一地方行动是很难维持的。有时州长们会形成地域或地区集团来为本地区的利益说话，例如，1939年，东南部州州长大会（The Southeastern Governor's Conference）在州际商务委员会（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成功采取行动，减少了歧视东南部地区而有利于东北部地区制造商的运费差价。 ^[11] 然而，州长的位置上换人很快，通过上述方式实现区域联合往往是暂时性的。如果存在单一的棉花带州或者新英格兰州，并且它们可以通过某种机制在国家政治中提出其要求，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通过对这一点进行预测，我们可能会更好地理解将区域利益集团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单位这样一种州级制度的作用。将区域利益集团划分为单独的各个州可能有助于维持国家的统一，因为这会分裂和削弱区域行动的潜在力量。

地方利益的表达

虽然地方、地区和区域利益一般被认为是美国政治中更强大和更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但是地区需求的表达机制不同于那些被用来确定、阐明和宣传非地域性团体需求的机制。美国商界，或者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通过美国商会来发声。农业行业则在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全美农场主联盟、格兰其（The Grange，即农业保护者协会）以及其他各种专业组织中有代言人。但是，不存在任何“南方人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来代表南方地区展开宣传或者游说活动。

地方利益通过其他类型的渠道来进行表达，例如，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其他的政党机器。政党纲领的制定者们会考虑到地方情感这一因素，努力避免伤害这种情感。如果政党的纲领委员会没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就会出现地区之间的冲突。在多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关于废除禁酒令的争论都表现为地区冲突的形式。1928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之所以发生关于农场政策的争论，是因为该党的纲领委员会没有能够使来自种植玉米和养殖生猪地区的领导人在其建议案方面达成一致。在选举总统候选人时，地方主义会发挥其影响。影响提名资格候选人胜选可能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往往是他具有从全国所有地区赢得选民支持的突出能力，或者，至少其过往历史不会在任何重要地区损害其作为候选人的形象。有时，小政党的崛起是基于地方利益以及对大政党的政策的不满。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平民党（Populist Party）就主要是在西部农业地区的骚乱中形成的一个政党。后来出现的各类农民政党或劳工政党往往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至于美国内战后的民主党，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在南方地区占主导地位并也被其主导的政党。局势的发展导致南方地区内部的政治冲突得到抑制，使其在民主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乔治·福特·米尔顿（George Fort Milton）评论道：“虽然现代人可能会惋惜民主党的一党独大，但是南方的一党制在当时是‘战后重建’这一绝对需要导致的结果。‘保守的’辉格党的残余、本土美国人党（Native Americans）和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s） 被迫抛开内战前与民主党人的恩怨，接受后者的主张，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否则，北方的“提包客”（Carpetbagger，指美国内战后到南方投机钻营的北方人。——译者注）和那些为了自身利益与北方人合作的南方人（Scalawag），将继续疯狂地巧取豪夺。” ^[12]

在国会，一旦提出的问题触及美国大的地理区域的地位，不管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它们，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就会形成地区性团体。围绕某些议题形成的议员集团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它们坚持了一届又一届国会，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更加常见的情况是，依据地理界限形成的议员团体根据时机而形成、解体、重组，因为在地区内部造成分歧的因素是很多的。同样，在各州的议会中，来自该州同一地区、有着共同地区利益的议员会联合起来推动共同的事业。在国会和各州的议会中，议员是依据地理区域选举出来的，正是这一因素使得它们不再需要形成私人团体来为地方利益展开游说活动。注意到如下这一点非常重要，即当地区之间出现明显的争议时，国会议员往往会站在其中一方自行结成集团，而不会考虑自身的政党属性。 ^[13]

有时会出现私人团体来为地方主义发声，因为其成员集中来自某个地区。新英格兰地区批发商和制造商协会（The New England Jobbers an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西北矿业协会（The Northwest Mining Association）、南方松树协会（The Southern Pine Association）、西南花生脱壳业协会（The Southwestern Peanut Shellers Association）、西部石油炼制业协会（The Western Petroleum Refiners Association）以及中部大西洋渔业协会（The Middle Atlantic Fisheries Association）是基于地域展开运作的，但是它们只为本地区的某项特定利益发声，不会为了由本地区的多种目标组合而成的最高目标发声，并反对其他地区的此类最高目标。仅仅提及一下上述这些协会就可以说明，某个地理区域内的人们的政治目标往往是分化的，甚至可能是冲突的，因而从地方主义角度对政治作的解释在适用性方面，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局限。

地方主义在衰落？

从地方主义角度对美国政治所作的解释毫无疑问存在局限性。经济利益或某种其他利益支配着某个地理区域，这一点对于以最极端形式存在的地方主义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一个地区在利益上的同质性是地方主义得以持久的基础。如果某个地区内一个地方以农业为主，另一个地方以制造业为主，从而出现了地区经济的专业化分工，那么就可能发生地区分裂。另一方面，如果地区同质性下降（每个地区都存在各种不同的利益），并且整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下降，那么政治上的分歧就不会与地理上的分界如此一致。也许这就是何尔康教授从地区层面对美国政治的解释在今天变得有些牵强的根本原因，尽管他确实是最早看到地理区域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学者之一。美国各大区域内部出现了经济利益走向分化的趋势，这削弱了地区团结的根本基础。

地区利益的同质性程度往往被夸大了。即使在美国内战之前，南方地区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利益分歧，而这些利益分歧在各大政党中也有所体现。“南方辉格党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属于拥护奴隶制者的‘特殊利益’。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辉格党经常被指责为是贵族式的蓄奴者政党。”同样，“社会身份有助于巩固经济利益所划分出来的界线。辉格党的种植园贵族制就是一种天然的、排他的划分界线”。民主党“吸收了社会中另一方的力量，尤其是边远山区农村的小农场主，他们总是会被民主党对农业精神的倡导所触动” ^[14] 。

南方地区要想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奴隶制就必须在南方地区内部建立起支配地位。这种主导地位确实建立了起来，并且其影响延续至今。1860年，大约有1.1万名南方种植园主（大约是全部自由人口的0.75%）每人拥有50名或以上的奴隶。大约有10万名小种植园主每人拥有10～50名奴隶。 ^[15] 人口中占少数的蓄奴者群体几乎垄断了财富、人才和领导权，这一群体能够将其意志强加给整个南方地区。 ^[16] 在美国的许多地区运动中都有过这样的过程。地区在利益方面的同质性越低，某个单一的利益集团就越不可能主导该地区并代表其发声。换言之，随着地区利益一致性的下降，地区间的界限可能会被打破。

因此，要对美国政治中的地方主义这一因素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发展轨迹做出推测，我们就必须考察地区利益同质性的基本发展趋势，即它是会延续下去还是会下降，这是影响地区政治团结的基本因素。地理和气候因素是可能影响地区的经济活动、因而也影响其政治态度的常量。例如，只要与银有关的问题还受到关切，那么西部的银矿开采地区就依然可能会是一个整体。从地理和气候来看，南方地区看起来适合生产棉花，玉米带地区适合生产玉米和生猪。只要美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就可以设想那些基于气候和地理条件形成的大的玉米种植区域就会作为区域整体采取行动。但是，棉花种植在棉花带地区的主导地位以及玉米种植在玉米带地区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区域整体的经济基础有被削弱的趋势。

E.E.罗宾逊（E.E. Robinson）在评论一项关于1896—1932年总统选举投票的详细研究时宣称：

……我们再也不能斩钉截铁地断言，地区利益在选民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1896年和1916年的总统选举表面上看起来是由地区决定的。但是，民主党在这两次大选中都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中部各州赢得了大量选票；而共和党则在西部地区也赢得了选票。如果相关研究深入到县一级，如下这一点就会越发明显，即所有关于地区利益主导选举的一般性结论，在“每个地区都有其少数派，有时人数非常少，但总是存在着”这一事实面前，都必须靠边站。 ^[17]

我们如何来解释地区团结的削弱？这一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传统地区内部利益的多样化。例如，就南方地区而言，H.C.尼克松（H.C. Nixon）教授认为，作为制造业引入所导致的结果，1928年以前南方的很多制造业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正变成共和党的支持者”；此外，他将1928年大选时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南方地区赢得的选票部分归因于“工业主义与共和主义在这些新开发地区的密切联系，在这些地区重要的利益集团寻求采取预防措施来防止繁荣遭到破坏。恕我直言，就宗教和禁酒令议题的非经济的方面来讲，我们都必须认识到这一因素”。他指出，棉花出口的主导性地位影响着南方地区对于关税的传统态度，现在这一态度已经被依赖于柑橘类水果和蔗糖的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依赖于制造业的卡罗来纳州、依赖于石油利益的得克萨斯州以及南方几个依赖于棉花籽油和花生产业的州的关税态度所动摇。 ^[18] 他还提出，在南方地区，“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村的农民阶级”也是不可忽视的，并且自1930年以来在南方地区的租地农民、农场工人和产业工人中间形成了日益强烈的群体利益意识。所有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削弱了这一地区性棉花帝国的统一性。 ^[19]

这并不意味着，当制造业大批涌入南方地区时，南方的制造商将与北方的制造商一起追求共同的事业，或者南方的产业工人将加入北方产业工人的阵营。国会围绕最低工资和最长劳动时间的确立所展开的争论表明，南方工业家的利益可能与北方制造商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南方人力图将工资水平维持在低于东北部地区普遍工资的水平；而东北部地区的人则竭尽全力争取施行统一的工资水平，从而使成本因素在北方与南方之间持平。不过，它们在全国性政策的其他许多方面可能会达成一致。

上述观点表明，地方经济的专业化既可能成为国家凝聚力的根源，也可能是国家分裂的根源，这是自相矛盾的。所谓的“移民地区”（colonial areas），即南方地区和西部地区会用生动的方式来强烈谴责东北部地区的制造业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诡计，但是由于地理区域的经济专业化，这些不同的地区通过贸易和相互依赖关系而联系在了一起。只有当这些关系发生失调从而导致不满情绪出现时，才有可能发生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尖锐的地区冲突。

人们很容易夸大过去40年里工业在地理分布方面的变化。例如，制造业从东北部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的动静相对而言并不大。1899年，东北部的工业行业在就业方面占到整个工业行业的86%；1935年，占到82%。不过，工业在其他地区的充分发展确实从农业和政治两个方面淡化了先前单一作物种植地区的政治特征。与这一趋势相伴随的是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相对重要性的下降。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是地方主义政治极其坚实的基础，因为一种地理和气候决定论在一定限度内支配着不同地区普遍存在的各种农业利益。农业地方主义的基础因为工业和其他非农行业的引入而被削弱。 ^[20]

工业往往集中在城市地区，因而我们正是在城市中看到了农业地方主义的大规模瓦解。生产某一主要农作物的大区域有望在全国性政治事务中与那些依赖于农村生存的小城市和村镇携手共进，但是大的工业城市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包括各种不同的经济、种族和社会利益集团，它们在目标方面很少一致；不同的工业行业有着不同的政治目标；而劳工也在积极地通过政治手段来提升自身的福利。何尔康教授在1933年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后，对这一趋势做出了如下概述：

美国政治最开始是乡村政治。……在中央政府层面，权力斗争采取的形式是整个国家所划分出来的各地理区域之间的冲突。全国性政党建立的基础是地区利益之间的联盟，而地区利益一开始主要是农业利益。……边疆的开发和城市工业的发展动摇了国家政治中旧有政党制度的基础。旧的地区利益正在发生改变，旧的地区联盟也正在瓦解……新的政党政治的特征将主要由城市人口的利益和态度决定。与旧的政党政治相比，它的乡村色彩会更淡，城市色彩会更浓。地区政治将会式微，阶级政治将会兴起。 ^[21]

表1反映了人口在城市地区集中这一发展趋势对国会成员构成的影响。1900年，将近2/3的众议员来自城市人口占比不到50%的州。到了1930年，当选的众议员中远超一半的人来自城市社区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超过50%的州。 ^[22] 不过，这些数据不能用来衡量农村力量在政治中的衰落，因为农村地区一直能够通过各种方式维持着超过其人口数量的影响力。

政治行为的地理条件

我们从关于地方主义的讨论中可以推断出，政治中的地区争议通常产生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利益分歧，而这些彼此冲突的经济利益反过来又在根本上依赖于经济资源的基本特征。“旧南方”（Old South）的土壤、气候和作物适合使用奴隶；而北方的土壤和气候则不是如此。这两种文化发生了冲突。地理环境的类型与政治态度之间的联系激发着人们去思考政治的地理基础，虽然大部分这类讨论集中关注的是国际政治而不是国内政治中的地理因素。 ^[23]

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从地理角度解释政治的早期例子。他强调了气候、温度和降雨对人类特征，从而对政府的基本特征的影响。例如，他认为，更寒冷的气候会导致人们更加焦躁和易怒，并带来更大限度的政治自由；更温暖的气候会使人们变得冷漠和暮气沉沉，易于被征服和接受专制统治。类似的，平原地区的人们由于缺少天然的屏障，很可能生活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那些生活在道路崎岖的山地农村的人们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从而维持更高程度的政治自由。

今天很多人不会认可孟德斯鸠的上述总结性观点，但是从地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中发现更加细微的相关性，对于我们理解政治行为是有帮助的。地理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农业政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政治中，地理因素影响着很大范围的地区内能够生产的作物的种类并赋予该地区的居民以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目标。在平原小麦带的西部边缘地区，由于降雨不稳定和不规律，要求实施各种农业救助措施的声音通常是最大的。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气温和降雨条件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甘蔗政治”，虽然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政治给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带来了甘蔗，因为如果没有关税和类似措施的间接补贴，这两个州就不可能生产这一作物。降雨、温度和土壤条件限制了棉花带的范围，同样也限制了美国政治中这一比较难对付的地区集团的范围。采掘业——采矿和石油生产——展开政治活动的场所是由这些资源所在的地理位置决定的。钢铁业所需的各种原材料要位于毗邻的位置，这一点影响着金属工业的选址，因而也影响着国家政治中最重要的群体——制造商——集中分布的地区。

有时关于地理因素的影响的看法被推进到了极端的地理决定论的形式，但最近研究者已经指出人类也可以影响地理条件，就像地理条件影响人类一样。南方地区的地理条件并没有预先决定它会产生棉花文化和奴隶制；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对棉花的需求、可供利用的奴隶、宽容奴隶制的态度的存在——导致了南方地区的土壤被奴隶制所占据。同样，棉花带和小麦带都通过种植所需水分较少、生长期较短的作物而进一步向西部推进；这些从地理条件来看“注定”适合放牧的土地却被用来发展种植业。纺织业以前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气候以及可以利用的动能这样的因素，现在随着新的动能和空调技术的发展，它已经向南方转移。

不过，人类无法彻底改变地理环境。“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最愚蠢的说法就是人类已经驾驭了自然。同样站不住脚的说法是自然控制着人类。” ^[24] 当然，在特定的文化和技术框架内，不同地区天然的地理条件毫无疑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人们所能从事的经济行业的类型，从而也影响着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利益诉求和目标。当技术（工业技术或农业技术）对人们所从事行业类型的影响力超过了地理因素，则地理条件不再“制约着”政治行为。然而，气候和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所带来的影响不是容易消除的；而地理因素构成了许多利益集团的基础，这些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和行动长期以来持续存在于美国政治中。 ^[25]

问题与讨论

1.“地方主义”一词的含义是什么？

2．有人曾经提议应该用一个由七个或八个大区域构成的体系取代现有的各州。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3．城市的兴起对美国国家政治的区域类型如果有影响的话，其影响是什么？

4．一直以来美国地方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是什么？

5．在您所在的州，政治争议经常以地区分歧的形式出现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绘制该州立法机构中关于地区间议题的“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分布情况的图表，来更加准确地理解这些政治争议的本质。在某些情况中，关于获胜的州长候选人在每个县所获选票占总投票数的百分比的图表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导致这些图表显示出这种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6．最近这些年，哪些类型的议题在国家政治中导致了地区间摩擦？

7．经济活动的多样化有可能消除国家政治中的地方集团吗？

8．地理因素会对政治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吗？

9．明确指出您所在州的地理条件与其政治之间的关系，如果存在这种关系的话。

10．我们可以声称一项旨在使地区间摩擦最小化的一般性国家政策是可取的吗？如果是，为什么？

[1] 对第一部分所涉及文献的广泛考察（其重点有一定差异），参见C.E. Merriam,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McGraw-Hill, 1934）, chap.2, “The Family of Power”。

[2] F.J.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Sec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32）, p.36.

[3] 与东部精神相比，西部精神对创新持有更高的热情。这种西部精神也一直非常重要。参见T.A. Bailey, “The West and Radical Legis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38（1933）, pp.603—612。

[4] Charles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13）, pp.290—291．此处引用获得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许可。

[5] A.N. Holcombe, The Political Parties of To-Day （New York, 1924）, p.83．此处引用获得了哈珀兄弟出版社的许可。

[6] J.A. Woodburn, “Western Radical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 13（1926）, pp.143—168.

[7] Viva Belle Boothe, The Political Party as a Social Process （Philadelphia, 1923）, p.45.

[8] Ibid., p.29．也可参见J.K. Wright, “Voting Hab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Geographical Review , 22（1932）, pp.666—672。移民在决定新开发地区的政党属性方面依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例如，南加利福尼亚州明显支持民主党，这部分源于在该州定居的移民来自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地区。

[9] 何尔康教授简要陈述了他从地区视角对政治行为进行的解释，参见他在如下论文集中的论文：E.B. Logan（e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ene （New York: Harper, rev.ed., 1938）。

[10] A.C. McLaughlin, The Courts , The Constitution , and Par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2）, p.137.

[11] 1941年由11个南方州的州长参加的南方州州长大会（The Southern Governors' Conference）向总统提交的请愿书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例子来展现州长这一群体的行动。它请求人们关注“国防生产集中在历史更悠久和人口更多的工业地区是危险的和毫无道理的”。在全部“302家新建的工厂中，只有24家位于南方地区”。这些州长宣称：“只有在该地区建立的工厂充分利用其南方的各种资源才符合这个国家最大的利益。”—— Congressional Record （daily edition）, April 14, 1941, pp.3139—3140.

[12] W.T. Couch（ed.）, Culture in the South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4）, pp.116—117.

[13] 关于国会投票中存在的地区分歧的论述，参见Hannah Grace Moore, “Sectionalism in Congress（1870 to 189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19（1925）, pp.500—526。

[14] A.C. Cole, The Whig Party in the South （Washington: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14）, pp.69—72.

[15] Clement Eaton, Freedom of Thought in the Old South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40）, p.35.

[16] 已故的多德教授的如下描述生动地展示了蓄奴者阶级的牢固地位：即使“黑奴们完全知道战争已经开始，而他们是争夺的对象；但是，长期的训诫以及对自己主人的这种超凡技能所持有的奇怪的骄傲使他们继续从事着卑贱而重要的工作。他们吹嘘自己的主人能够‘教训全世界’”。—— Expansion and Conflic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5）, p.277.

[17] E.E. Robinson, The Presidential Vote , 1896—1932（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31．对总统选举中直接投票所体现出的地区趋势的分析，参见C.A.M. Ew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 chap.2。

[18] H.C. Nixon, “The Chang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South,”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 153（1931）, pp.246—250.

[19] H.C. Nixon, “The Changing Background of Southern Politics,” Social Forces , 11（1932）, pp.14—18.

[20] 关于不同生产部门——农业、工业和采掘业——地理分布情况的描述和分析，可参考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 Part Ⅰ , Basic Characteristics （Washington, 1939）, chap.4,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Geographic Structure”。同样还可以将有关美国经济史的课程文献与地方主义政治联系起来学习。

[21] A.N. Holcombe, The New Party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1933）, p.11．何尔康教授在下面这本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 The Middle Classes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65—123。威廉·戴蒙德具体描述了早在1896年地区主义如何因城市化而遭到削弱。参见William Diamond, “Urban and Rural Voting in 1896,”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46（1941）, pp.281—305。

[22] 关于城市化影响的全面讨论，参见William Diamond, “On the Dangers of an Urban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E. Goldman（ed.）, Historiography and Urban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1）。

[23] Samuel Van Valkenburg, Element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39）；Derwent Whittelsey, The Earth and the State （New York: Holt, 1939）；Ellen C. Semple, American History and Its Geographic Conditio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3）.

[24] Isaiah Bowman, Geography in Rela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Scribner's, 1934）, p.XIII.

[25] 参见H.M. McCarty,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American Economic Life （New York, Harper, 1940）。对有关地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的简短而有益的批判，可以参考R.M. MacIver, Society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37）, chap.5。 tY64QA3VzM+aX7cp+/meXhCxxNy08kIPXoJt03MQ5Swh0NW95d1kTp1tSvZc5R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