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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的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在《困惑的三文鱼》中写过一段经典的俏皮话：
“我想出了一套规则，这套规则适用于我们对科技的反应：
1. 你出生时已经存在的科技都普通而平常，是世界运转秩序的天然组成部分。
2. 你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令人兴奋的革命性产物，说不定你以后能以此为业。
3. 在你三十五岁以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这段话很有意思，它反映出了一个直指人心的问题，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对一切都充满兴趣；但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容易变得封闭、固执，对变化充满恐惧，日复一日地在自己熟悉的生活模式里打转。
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忙着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对它们进行整合、建构，为这个外在的世界建模。在这个阶段，一切新鲜刺激都可能成为我们心智模型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会对它们充满兴趣。一旦建立起了某个心智模型，后面的工作就变成对它的修补和维护。所以，我们会开始排斥意外和变化，因为意外和变化意味着我们已经构建完毕的心智模型是不完善的，需要进行“大改”——这是一件非常耗能的事情，因此，大脑会下意识地排斥它。
这就是大脑的另一个基本原理：稳定。
什么是稳定呢？我把它总结成了如下几条原则。
· 确定性：大脑希望未来是可以根据过往的经验进行预测的，尽量减少模糊和不确定。
· 一致性：大脑希望接收的信息跟内在的心智模型是一致的，尽量减少矛盾和冲突。
· 适应性：大脑希望我们的生活模式是稳定不变的，一旦发生变化，它就想尽量恢复原状。
产生这三条原则最根本的原因是上一节所讲的节能。对大脑来说，维持原有的模式是最省力的，一切对原有模式的改动都是麻烦的、耗能的，因此要能省则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神话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们会想象出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在神话学上，神话起源有不同的流派和观点。但在这些流派和观点里有一个共识：神话的本质是原始人类对于“未知”的一种解释和幻想，是一种试图把“未知”转化为“可知”和“已知”的尝试。
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地震、洪水、饥荒、暴雨……他们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无法理解和预测这些天灾的规律，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些灾难是完全未知的。未知，就意味着无法揣度、无法理解，也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去干预。这会让人们感到巨大的不安全感，为了缓解这种不安全感，神话诞生了。我们的祖先把种种天灾拟人化，把它们变成了山神、风神、水神、雷神……尽管神明们依然“喜怒无常”，但比起完全的未知，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因为他们拥有了一种解释方法，不安全感由此得到缓解，祖先开始构建出对世界的初步解释。
进一步，他们还发展出了仪式：求雨、祈福、治疗……如果说拟人化神话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那么仪式就是一种企图去干预和影响世界的努力。它是在“可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去追求“可控”。
人类社会学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二战期间，美军在太平洋一座原始小岛坦纳岛上建立了一个基地，经常运送物资，偶尔也会提供一些物资给岛上的原住民。原住民从未见过现代科技，他们一开始非常惊奇，久而久之，就把这些美军当成了“神明”。后来二战结束，美军离开了坦纳岛。但岛上的原住民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发展出了一个宗教，把仓库和跑道当成祭坛，把飞机当成图腾，甚至发展了一套复杂的仪式，祈求他们的神明再次眷顾，为他们送来物资。
像这些神话、宗教和信仰，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理：把“未知”转化为“可知”，甚至追求一定程度上的“可控”。因为大脑最害怕的敌人就是未知，也就是不确定性。未知就意味着许多不同的可能，那么对大脑而言，它就需要分配资源去逐一理解、思考和分析这种种可能性。这就会极大地占用大脑的空间，让它无暇去处理新的问题，被迫工作在“非节能”的模式下。
因此，我们总会下意识地排斥不确定性，企图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建立可控性，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对外部世界是有解释的能力的，甚至是有预测和干预的能力的——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获得安全感。
一个最常见的排斥不确定性的例子就是焦虑感。我想，许多朋友可能都经历过类似的感受。比如：
听说今年竞争很激烈，我考研能不能上岸？
听说最近公司要裁员，我会不会在名单上？
下周就要上台演讲了，我会不会表现很差？
……
这种焦虑感如同附骨之疽，总会不由自主地侵入脑海，盘旋在思维里，让人心烦意乱，难以集中注意力。而焦虑的本质其实就是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明确知道它会顺利，我们不会焦虑；如果我们明确知道它不会顺利，我们也不会焦虑（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恐惧或沮丧）。唯有在它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并且我们难以确定哪一种可能性会成真的时候，它的不确定性会占据我们大脑大量的空间和资源，使我们被迫去思考每种可能性的结果和应对措施。因此，对大脑来说，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大脑会期望它维持稳定，收束到某种具体的结果上。
在焦虑的驱使下，我们常常会做出一些没有意义的行为，比如在脑海中反刍自己的担忧、反复去确认有没有新消息……这些行为，其实就是大脑对于不确定性的一种反抗：它企图通过行动让我们感到，我们是“有事可做”的，是可以去干预和控制的。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比如：为什么我们会害怕风险？为什么我们会短视？为什么我们难以完成目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拖住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无暇去考虑和规划未来，只能把目光停留在“当下”。
但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每一个个体都与其他个体密切相连，形成一个庞大又错综复杂的系统。每一点扰动，都会给这个系统带来巨大的、难以理解和预测的变化。因此，传统通过确定性来建立安全感的做法可能已经行不通了。尽管我们的大脑仍然维持着远古的特性，对不确定性深恶痛绝，但我们必须自己行动起来，让自己的大脑更快地适应当下的环境，适应这个充满变化和可能性的世界，从发展和完善中获得安全感。这可能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最需要去完成的课题。
如果你接触过批判性思维，就会知道大多数批判性思维训练都强调一点：尽量不要对一个事物“立场先行”，不要带着立场去理解它、评判它。因为当我们对一个事物抱持着预设的立场，就很容易落入一致性的陷阱里。
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做过一个经典实验。他邀请两组参与者去做一些非常无聊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要求他们去说服别人来做这项工作。其中，A组参与者得到了1美元的报酬，B组参与者则得到了20美元。结果A组参与者比B组活跃得多，对工作的评价也高得多。因为他们会这样告诉自己：这么无聊又低回报的工作，我却做了这么久，要么我是个笨蛋，要么它一定有些吸引人的地方。
这就是经典的“认知失调”理论：我们总是追求和行为一致。如果认知和行为出现不一致，就会使大脑感到困惑，它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因此会感到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大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渴望：通过最省力的方式，去干涉这种认知和行为，使它们尽量保持一致。这种做法，就叫作“合理化”。
“合理化”现象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吸烟：当烟民吸烟时，他的行为（我在吸烟）和认知（吸烟有害健康），就形成了冲突，造成认知失调。由于改变行为非常困难（已经形成了习惯），所以烟民会通过调整认知来缓解冲突，即告诉自己“吸烟不一定会危害健康；这是小概率事件，不怕；隔壁老林天天吸烟，不也活到了八十五……”。
进一步，在认知失调效应的影响下，一个重要的开关就被打开了，即动机性推理。
我们每天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摄入海量信息，而这些信息绝大部分都是有偏向的。于是，它们就会累积在我们的心智中，形成我们先入为主的观点。久而久之，大脑就会认为，这些观点是我们的真实想法，这就是“预设立场”。
在这个前提下，当我们接触到其他信息时，我们会更倾向于接受和相信正面证据，也就是支持我们固有观点的证据。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有成见，那么当他做了一些不符合我们心意的事情时，我们就会更容易注意到，同时在心里对自己说“看吧，他果然是这样的人”。但反过来，当他做得好的时候，哪怕频率远远比前者高，也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如果一个人对婚姻持悲观态度，那么当他看到失败的婚姻案例，他就会更加笃信自己的立场，并更容易向身边的人传播，但那些结婚后仍然非常幸福的案例就被他下意识地忽略了。这就叫“证实偏见”。你持有什么立场，就总是更容易接受与你的立场相一致的信息，下意识忽略那些不一致的信息。
当我们不可避免地看到跟自己的观点相悖的信息时，往往会合理化这些信息，把它们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进行解释，以使它们与我们的立场保持一致。有些名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口无遮拦的出格言论，对于这些言论，反对他的人会说这是哗众取宠、头脑简单；而支持他的人，则会说这是为了吸引注意力，是扮猪吃虎。同样，如果偶像出了丑闻，粉丝们往往会认为这是竞争对手买的黑稿，或者认为这一定是一场误会……
小结一下
1.预设立场：我们的行为和认知往往会为我们预设下一个个立场，让我们带着立场去获取信息；
2.证实偏见：在预设立场的基础上，我们会更容易接受跟立场一致的信息，忽略不一致的信息，从而强化我们的立场；
3.合理化：一旦我们接触到不一致的信息，我们也会倾向于把它往一致的方向解释，尽可能强化我们的立场。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一旦你持有某个立场，带着立场去看待问题，很可能就再也没办法从中走出来了，因为你的一切行为，都在把你推向这个立场的更深处。这就是认知一致性的陷阱。对大脑来说，承认“我错了”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只要不是非常紧迫、无可辩驳的情况，大脑会尽一切努力避免这个结果。
大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需求：希望停留在“基线”上，不去改变，不去打破现状。什么是基线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就是我们的基线。比如：你习惯每天晚上12点睡，早上8点起床，这就是你的作息基线；你平时习惯久坐，不常运动，所以跑几分钟就气喘吁吁，这就是你的体能基线；你习惯每天吃多少饭，少吃一点就会感到饿，这就是你的饮食基线。诸如此类。
对大脑来说，我们的生活轨迹保持在基线附近是最好的状态。一旦偏离基线，大脑就会把它识别为出现了一个“异常”，从而需要调动资源去想办法解决这个异常，让我们的状态回归基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享乐适应”。心理学认为，我们的幸福感和快乐也是有一条基线的。一旦我们遇到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职位晋升、薪资上涨……短时间内我们会感到非常快乐，但这种快乐很快会回落，重新回到之前的基线上。因此，这种效应又叫作“享乐跑步机”，因为脑中的快乐会一直维持在适当的水平，就像在跑步机上原地奔跑。
再以睡眠为例，很多人觉得健康的睡眠就是要早睡早起，但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早睡早起。心理学家霍恩（Jim Horne）等人在1976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我们的作息规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叫晨型人，适合早睡早起；一种叫夜型人，适合较晚睡觉、较晚起床；还有一种叫中间型，介于两者之间。如果你是一个夜型人，强行让你晚上10点睡觉，凌晨5点起床，这其实是不健康的，因为它不符合大脑为你设定好的基线。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晨型人，让你熬夜到半夜12点，你也会坚持不住，因为大脑会极度排斥这种异常状况。
优质的睡眠是什么样的呢？我把它总结为三点，分别是“好、长、稳”。睡眠质量要好，不要受到外在干扰；睡眠时间要长，能够保证每晚7.5小时（约5个周期）的睡眠时间；每一天都在一个固定的、适合自己的时间睡觉与醒来，最好不要去打乱它。做到这三点，比要求几点入睡、几点醒来更加重要。因为这可以让大脑工作在良好的基线上，给它充分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不需要耗费精力监控和调整自身的状态，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和学习之中。最需要避免的是紊乱的作息。今天夜里12点睡，明天夜里2点睡，后天夜里11点睡……偶尔几次，大脑可以调整过来；但长此以往，就会使大脑陷入困惑，会以为我们长期处于“异常状态”之中，从而产生慢性压力，使人变得状态低落，产生各种不良后果。
再举一个例子：减肥。许多人认为，减肥就是要加强运动和锻炼。但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人类学家赫尔曼·庞瑟（Herman Pontzer）的研究发现：当人运动时，的确会在短时间内减少体重；但一旦把时间拉长，比如超过一年，那么大多数人的体重都会反弹，使得减重效果几近于零。因为我们的身体拥有超强的适应性，它会很快适应你做出的改变。当你锻炼时，一方面你的身体会很快适应这个强度，从而使得你实际消耗的热量下降；另一方面你的身体会刺激你摄入更多的能量，以弥补能量缺口。双管齐下，就使得我们减肥的努力几乎变成无用功。
更有效的做法，是把锻炼和饮食结合起来。通过一个更健康、更均衡、能够让你舒适地持续下去的饮食模式，让大脑把这种饮食模式和运动习惯固化下来，慢慢形成大脑新的常态，塑造我们新的“基线”。这样才能长期保持在一个更健康的状态。
大脑的“适应性”可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难以真正有效地改变自己？因为一切偏离基线的状态和行为，对大脑来说都是异常的，都是需要纠正和修复的。也就是说，当你想改变自己时，大脑始终会有一个力，把你往回拉，抵消你的努力和行动。要想养成良好的习惯，改掉自己的坏毛病，绝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因为那相当于在跟大脑的适应性做斗争，注定是徒劳无功的。你要做的是通过缓慢的、日复一日的微调，去改变自己的基线，让大脑一步步适应新的模式，用它去代替旧的常态。
大脑认知的改变不是突变，而是渐变。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悉心照料，等待它慢慢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