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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最基本的原理，是节能。
什么是节能呢？我们知道，所有生命体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本能，那就是活下去，并且繁衍——这是写在基因里面的机制。
而生命体的一切行动都需要消耗能量。因此，从进化的角度讲，想要更好地活下去，就需要对摄入和储存的能量做出更高效、更合理的管理。这就是驱动大脑不断进化的动力。
“脑”这一器官的前身出现在约6亿年前，在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出现了最早的“大脑”。在此之前，生命体只有最简单的刺激反射。在寒武纪时期的深海中，生物们开始了残酷的生存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存活下来，生命体的简单感官开始向着更复杂的方向进化。光探测细胞进化为眼睛，化学探测细胞进化为嗅觉和味觉器官，以便能够更好地从周围环境中获取信息，了解食物和敌人的位置。
为了把这么多复杂的信息整合起来，原本的简单反射就不够用了。生命体需要一个能够整合来自不同感官的信息的器官，对外界刺激进行初步的判断后再处理，把能量用在最适宜、最有效的地方，这个器官就是大脑。
在这数亿年间，生物经过了许许多多次进化和跃迁，但其底层的“代码”是保持不变的。大脑之所以会不断进化、变得更加复杂，本质上就是为了更好地“趋利避害”，来维持更长久的生存。趋利，指的是学习和强化对生存有利的行为，比如获取食物、获得竞争优势。避害，指的则是尽量规避无意义的、不必要的能量消耗，以便节省更多的资源，来应对更复杂的外界刺激和威胁。
这种特性同样继承到了人类身上。所以，从底层来讲，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懒惰的。因为我们的大脑时时刻刻都在计算：如何用最少的资源支出，做最多的事情。用大白话来讲就是两个字：省力。
有一句话说：我们为了不思考，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句话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对大脑来说，复杂的思考是一件非常低效的事情：在同样的时间内，消耗同样的资源，我们能做的事情减少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对能量和资源的使用不够经济。
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个精打细算的管家，每一份资源的支出都恨不得拿回十倍的回报，能用一分力做的事情决不用两分，让它多一分支出比“杀”了它还难受。
那么，一个问题就相伴而生了。我们显然不可能对所有的事情都不去思考，都按照最小成本原则去行动，那么大脑是如何判断，什么事情需要尽可能省力，什么事情需要集中资源去处理呢？
答案是：通过预测。
试想，如果让你去处理一个新的问题，你会怎么入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它跟我们已知的问题联系起来，对比一下，看看它们有哪些共同点，哪些差异，从而大致预测它是什么样的，可以如何处理，对不对？
大脑就是这样做的。大脑仅占我们体重的2%，但它消耗的能量达到了我们全天耗能的20%。这些能量都用来完善我们的预测模型。每一分每一秒，大脑都在兢兢业业地接收着外界的信息，用这些信息在大脑内部构建起一个模型，并努力修补这个模型，使得它更加接近真实世界，更好地模拟真实世界。然后再基于这个建构出来的模型，对我们正在经历的场景进行预测，分析它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需要节省资源还是集中资源。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本质上就是一个贝叶斯机器。因此，这个原理也被称为“贝叶斯大脑”。
大脑“节能”的基本特性，会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呢？最直接的，就是大脑对“注意力资源”的分配。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所有的感官其实都在接收着外界的信息。除了你的眼睛看到这些文字之外，你的耳朵听到周围环境里若有若无的声音，你的鼻子嗅到沙发和桌子的味道，你的脚踩在地板上，感受着地板的温度，但为什么你完全意识不到这些信息，脑海中只有这本书呢？
原因很简单，大脑通过日复一日的信息输入所构建起来的模型告诉自己：这些环境信息是不重要的，它们不会变化，对我没有影响。因此，大脑把它们拦截在了意识之外，避免它们占据宝贵的注意力。从而腾出更多的认知资源，来供你阅读这本书。
认知心理学认为，大脑对一切行为的处理模式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自动化加工和控制加工。自动化加工，指的是不需要占用注意力的、由大脑按照惯常路径去操纵的行为；控制加工，指的则是那些需要占据我们注意力的、有意识地思考如何操作的行为。可以说，大脑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努力地把控制加工转变为自动化加工，以最大程度地节省资源。
比如当你刚开始学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手忙脚乱，可能会刻意去思考我现在该做什么，下一步该做什么。但当你已经开了几千公里的车，你还会手忙脚乱吗？不会了。开车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你的一种本能，你不需要去思考，身体就能自己动起来。这就是从控制加工，转变为自动化加工。
反过来，假设你在一条路上开了成百上千次车，你已经非常熟悉路况了，那么开车的时候你会很放松，也许还能听听音乐、听听广播。但如果你开上了一条完全不熟悉的新路，你很可能会关掉音乐，打开导航，降低速度，坐起身子，专注地观察路况。这种情况下，就是大脑判定我们遇到了一个陌生的、重要的问题，于是立刻从自动化加工切换为控制加工，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大脑之所以希望把更多的行为转变为自动化加工，就是为了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更好地处理重要的问题。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前文所述的“自动化加工”跟一个东西非常相似——习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就是大脑把一系列日积月累形成的自动化加工“打包”起来，并跟对应的场景挂钩的结果。一旦我们触发对应的场景，大脑就会按照设定好的队列，把这一整套行为按顺序“播放”出来。所以，为什么习惯那么难以改变？就是因为习惯的本质是一整套自动化加工的结果，是大脑最舒服、最省力的状态，也是大脑最自然的状态。而要改变习惯，就意味着你必须有意识地去使用控制加工，用新的行为去代替旧的行为，慢慢地去改变大脑，把旧的自动化加工，更换成新的自动化加工。
这是一个与本能对抗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刻意行动和重复的过程。
除了对注意力资源的分配和调控之外，节能的基本原理，还会被大脑应用到我们的认知过程中，也就是我们的“理性”中。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学界盛行一种观点，即人类是理性的，总是能够深思熟虑地思考问题，能够分析所有的情况，做出最合理的选择。这就是古典决策理论中著名的理性人假说。但是，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人们并不是全然理性的。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过于复杂，涉及太多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处理问题的原则并不是做出最好的选择，而是做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这就是他知名的有限理性假说。简言之，大多数情境下，我们并不是追求问题的完美解答，而是综合权衡所付出的认知资源，采取近似、类比、抽象、推断等方法，以尽量小的成本，得到一个性价比高的解答。
在这个基础上，1984年，心理学家苏珊·菲斯克（Susan T.Fiske）和谢利·泰勒（Shelley E. Taylor），在她们的著作《社会认知：从大脑到文化》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模型：认知吝啬鬼。她们认为，大脑有一个内在的、固定的倾向，那就是对绝大多数事物，都希望采取走捷径的方式快速理解和处理它。因为这样是最省力、最节能的做法。
这个原理可以解释我们生活中许许多多现象，比如“刻板印象”。人们总是很容易给别人贴标签，比如：东北人一定很能聊天，广东人什么都吃，程序员都不善言辞，从事销售的人一定外向开朗……这些下意识的反应，很多时候可以帮我们快速建立起对一个陌生人的初步判断，但也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固定的思维之中。
为什么会有刻板印象呢？原因也很简单。如果我们每遇到一个陌生人，都要进行全面、详细的考察，这就会成为一件极其耗能的事情。因此，大脑就走了捷径：它从我们关于各种各样人群的“数据库”之中，抽象出一个个模糊的模式，再把这些模式应用在陌生人身上。虽然这样会降低准确性，但比起对每个人进行全面考察，这样做会省力得多。
认知流畅性是认知心理学中重要的一个理论。它指的是，如果一条信息加工处理起来更流畅、更省力，那么大脑就会更加喜欢它，也会更加倾向于接受它、相信它。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Robert B. Zajonc）发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一张面孔多次出现，我们对它的感受就会越趋于喜欢。为什么？因为多次出现带来了熟悉感，这种熟悉感又进一步加强了认知流畅性，使得大脑在处理它时更省力，这种省力就会使得大脑对它的印象更好——这种现象叫作“单纯曝光效应”。
这个效应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你想让一个人喜欢你，不妨试着在对方面前“不经意”地多出现几次，这样，当你们正式相识时，对方对你的观感就会更好一点。当然，要注意不要打扰到对方，不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否则就会适得其反，让对方愈加讨厌你。
心理学家埃琳·纽曼（Eryn J. Newman）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当我们接收一个观点时，如果配上一张无关的图片，或者作者的名字非常简单好记，又或者字体非常清晰、舒适，这些看起来完全无关紧要的细节，都能有效提高我们对这个观点的接受程度和信任程度。原因只在于它们提高了这个观点的认知流畅性，使它加工起来更省力。
这也正是谣言的魔力所在。为什么谣言总是很容易传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谣言往往都非常简洁、武断、斩钉截铁，因此会天然地受到大脑的青睐。反之，比较可靠的科普内容往往较为复杂、克制，很难提炼出一个简单的论断，从而更不容易被大脑记住和接受。同样，许多人阅读的时候喜欢所谓的“金句”，而这些“金句”之所以会得到青睐，很可能是因为它们足够简单且朗朗上口，从而具备极高的认知流畅性。
关于“有限理性”，另一个经典模型是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中提出的“双系统模型”。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我们的认知过程可以分为两个系统，系统一是直觉的、快速的，系统二是深思熟虑的。当我们需要进行决策判断时，由于系统一的反应速度远高于系统二，因此我们通常会下意识地使用系统一，从而作出一些不准确、不严谨的判断，影响我们的决策。
具体来说，卡尼曼把运用系统一做出判断的方式称为“启发式”（可以理解为直觉思考）。他认为当我们需要作出估算和判断时，我们往往会忽略客观的数据，而是采用两种启发式来帮助思考。
1. 可得性：一样东西我们对它记忆越深刻，就会觉得它越重要，越容易以偏概全；
2. 代表性：一个事物的特征越具有代表性，越符合我们的印象，我们就越容易忽略掉其他信息。
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当我排队时，我选的队伍总是走得最慢、最不顺畅的。但实际上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当你排队很顺畅的时候，它不会进入你的意识里；而当你排队不顺畅时，你会更容易注意到它，从而记住这件事情。因此，即使在100次排队里只发生过两三次不顺畅，你也很容易只关注到这两三次，然后觉得“为什么我老是遇到这种事情？”
再考虑一个问题：一个内向的人，他成为图书管理员的可能性大，还是成为一名销售人员的可能性大？可能不少人会认为是前者，然而，从客观的概率来讲，由于图书管理员的岗位数远远少于销售人员，前者大概只有数十万到百万的量级，后者有数千万的量级，他成为销售人员的可能性依然是更大的。这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启发式。由于在我们的认知中，图书管理员往往是内向的，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特征，因此我们会把它们下意识地联系到一起，而忽略了客观数量和概率。
不过，这种天性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双系统模型认为，我们能够切换系统一和系统二，只是在默认情况下会更倾向于系统一而已。但只要我们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经过训练，我们是能够更好地运用系统二的。因此，当我们做出决策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去克服自己运用系统一的天性。日常生活中简单的决策当然无所谓，但涉及重要的决策时，尽量避免靠主观印象做出判断，而是通过获取更多的数据和信息，使用系统二来综合思考。
2004年，苏珊·菲斯克和谢利·泰勒对认知吝啬鬼模型作了一个修正，提出了一个2.0版本，叫作“动机策略者”（Motivated Tactician）。这个模型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强烈的动机，来克服天性中对捷径的倾向，使用更加深思熟虑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与双系统模型更加契合。在当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动机策略者已经替代了认知吝啬鬼，成为更受支持和认可的模型。
尽管大脑有节能的天性，这个天性在日常生活中，会驱使我们做出非常多不够理性的决策和判断，但只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具备足够的动力，经过系统的训练，依然可以引导和平衡这种天性，进行更加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