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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牢牢地记着你为我们描绘过的二十多年前的蜡美人：那时候她还年轻，腰板直挺，神清气爽，梳着光溜溜的飞机头，鬓边插着一朵小红花，颇似旧小说里开野店的老板娘。你不嫌啰嗦，对我们重复叙述蜡美人的容貌，并肯定地说：
蜡美人鬓边的小红花是从庭院里的石榴树上摘下来的。她选择那些蓓蕾半开的石榴花插头。当时还没有高级护发素之类奢侈品，蜡美人用刨花水刷头，用酒浸泡过的猪胰子擦脸，土法上马，既不污染环境也不损害身体，体现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质朴之美。
文学里写裸体不犯大忌讳，问题在于作家描写裸体时，是否那裸着的肉体就在眼前晃动？是否应该嗅到迷人的肉香？或者，更进一步无耻地说——是否应该嗅到性分泌液的气味？如果是这样，那不活活就是“意淫”吗？如果不这样，能进行不俗滥的肉体描写吗？
对你的这种蛮不讲理的插述，我们无法制止。我们听你说，你继续说，你说：
现在还必须记住的是：从第一部末尾就开始了的敲门声还在继续，节奏不变，音量也不变，准确程度依然如钟摆的运动，究竟是谁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敲击着物理教师家的门？只有开了门才知道。
李玉蝉忘不了她的母亲赤身裸体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形象。蜡美人为了保持脚的卫生，穿着一双红缎子绣花鞋，鬓边斜插一朵蓓蕾初绽的石榴花——李玉蝉对我讲述她母亲的光辉形象时，我的脑海里油然滑过《金瓶梅》中潘金莲的影子，固然我从来就没见过潘金莲——她珍惜地抚摸着自己的肉。五月的熏风掠过街道；掠过市政府的豆绿色小洋楼，鲜艳的五星红旗时而舒展时而低垂；还掠过白杨树梢，铜板般大、背面生着白茸毛的杨叶窸窸窣窣地响着；五月的熏风凝聚在小市民的庭院里，一切都新美如画。李玉蝉呆呆地坐在门槛上，看着走来走去的母亲。燕子在她家的檐下垒起了白色的新巢。还有，那匹耳朵如削断的竹节般的小狼狗跟在裸体女人微微撅起的屁股后，嗅来嗅去，并且连续地打着怪声怪气的喷嚏。
青春期的羞涩感是如何消逝的呢？难道仅仅依靠红乳头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抻出头来这一细节的力量就能把一个少女的羞耻心剥夺得干干净净——他把挂在笼中横杆上的身体欠了欠，抻了抻脖子，这是他开始发议论的习惯性动作——王科长有一位漂亮温柔的妻子和两个天真活泼的孩子，那么，蜡美人只能是王科长的情人。无论多么黑暗的时期，情人都是存在的。情人的同义词是“姘头”、“奸夫”之类含着大量贬义的字眼，人为什么要找情人呢？难道只用一句话“道德败坏”就可以回答清楚了吗？我绝不在你们面前对王科长进行批判，我同意李玉蝉的看法；她曾经十分真诚地对我说过：他是个好人！我们母女俩多蒙他照顾。
在这个家庭里，性是不神秘的，性爱表现出美好的容貌，坦荡而真诚。蜡美人建议十五岁的李玉蝉脱光衣服与她一起在院子里行走，进行有利健康的日光浴，母女俩一丝不挂，昂首阔步，可谓志同道合。
就是那个上午，她一低头，发现了自己的最值得自豪的部位，生出了金色的细毛。她惊讶地大叫起来：“妈呀，我下边长出了胡须！”
母亲把腰都笑弯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傻孩子，那不是胡须，那是……眉毛！”
后来，王科长晋升为市政府的副局长。
李玉蝉坦率地对我说——好像说白菜萝卜一样坦然：王副局长和我母亲在一起做爱，我听到他们欢乐的呼叫声，心里很忌妒。有一天母亲不在，王副局长来了。他为我买了一双那时还很珍贵的尼龙袜子，红杠杠蓝杠杠，图案很漂亮，我好久都舍不得穿呢！他笑眯眯地说：
“丫头，连声‘谢谢’都不说？”
我脱了褂子，脱了裤子，脱了裤头，摘了乳罩，摘一朵石榴花插在头发里，趿拉上母亲的缎子鞋，在院子里走着。王副局长满脸是汗。我笑着，一步步向他逼过去，他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后来他说：
“你还是个孩子……”
我啐着他。他像个笨手笨脚的大孩子一样。我骑着他，他驮着我满院子爬。母亲一步撞进来，从缸里舀水泼我们，大家一齐笑。母亲也脱光了，我们在泥里打滚，王副局长把猪的动作和猪的叫声摹仿得惟妙惟肖。中午，我们把缸里的河蟹捞出来，用蒜臼子捣成糊，打上鸡蛋，炒了一盘新鲜韭菜，味道鲜美极了……
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我感慨地说。
我的心头始终存在着一个疑团解不开：既然你跟王副局长有如此的关系，为什么不让他给你安排个好单位好工作？他是劳动局副局长啊，你为什么偏偏去了殡仪馆呢？
她鄙视着我，让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十分肮脏，在她清澈目光的注释下，我感到无地自容。粉笔，拿粉笔来！我们渐渐地明白了，你吃粉笔并不是为了充饥，而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和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