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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中旬，我北上去托马斯
和玛丽位于赫加奈斯市（Höganes）和默勒（Mölle）之间的小小乡居，他要给我拍照，用在接下来的几本小说上。我租了辆车，一辆黑色的奥迪，一大早开上四车道高速公路时，胸膛里是强烈的幸福感。天空明净湛蓝，太阳有如夏天时那样灼热。前方左边的厄勒海峡
在闪耀，右边的金黄麦茬地和草地向内陆延展，中途被栅栏断开，沿岸有成排落叶树生长的溪流，忽然就到了林边。我感到今天似乎是凭空出现的，像一个夏日绿洲在秋天随风摇曳的风景里，太阳不该燃烧得这么灼热，天空的光芒不该如此饱和，本不应如此的这些在欢欣中勾起了一点不安，我留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并没有理会这念头，最好它能自行消失，我跟着音响里此刻送出的《猫人》（“Cat People”）的华彩片段哼唱起来，欣赏着左边出现的城镇、港口的大吊车、工厂烟囱、仓库。我已经开过兰斯克鲁纳市郊外，几分钟前路过笼罩着核电站气息的巴瑟巴克，把它那可怕的轮廓远远抛在身后。下一个城市是赫尔辛堡，我要去的村子就在城外几英里处。
我动身晚了。起初我在停车场里那辆凉爽的大汽车中坐了良久，不知道怎样发动汽车，也 不能 去租车公司前台问人，害怕他们会因为我显露出的无知而把车收回，只好继续坐着读汽车使用手册，前后翻着，但是哪儿也找不到关于如何启动引擎的内容。我看着仪表盘，然后看看钥匙，那其实也不是钥匙，而是一块黑色塑料。我之前开车门的时候就是按了它一下，由此推测发动汽车应该也是类似的一套系统。无论如何，方向盘轴附近没找到任何能打火的地方。但是，那是什么？那儿总算是有个洞？
我把那黑色塑料块塞了进去，车发动了。接下来的半小时我在马尔默市中心附近兜着圈子，寻找离开市区的正确道路。当我终于开上高速，已经差不多迟了一个小时。
就在兰斯克鲁纳在山坡后消失时，我在旁边座位上摸索着手机，找到了，拨打出盖尔的号码。是他把托马斯介绍给我，他们在一个拳击俱乐部相识，托马斯在那儿拍一本拳击题材的摄影集，而盖尔在就同一个题材写学位论文。婉转地说他俩是针尖对麦芒，但是他们对彼此都深怀敬意。
“你好啊，孩子。”盖尔说。
“你好啊，嗯，”我说，“你能帮我个忙吗？”
“当然。”
“给托马斯打个电话，说我会迟到一小时？”
“没问题。你现在已经出门了，在路上开着呢？”
“对。”
“听起来挺好的。”
“特别好，有变化总是好的。不过我现在要超一辆大货车了。”
“那又怎么了？”
“我不能一边超车一边讲电话。”
“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你的多线程能力。不过行吧，再聊。”
我挂了电话，超过了那辆长长的白色大货车，它在气流中微微晃动。那年夏天早些时候，我开车带全家去科斯特（Koster）群岛，途中有两次几乎出事，第一次是高速行驶过一段积水路面，差点就真的完了，另外一次没这么严重，但也是吓死人：在哥德堡城外的拥堵车流中，我要变道又没有看见后方驶来的车，全靠那辆车迅速刹车才免于相撞。随之而来的怒火万丈的喇叭声直轰进我灵魂深处。打那以后我开车时就再也感觉不到美好了，内心总有一些恐惧，这是有益的，但还是不爽，超一辆大货车也让我胆寒，我几乎需要逼着自己去进行这操作，在类似的汽车旅行后我总要不安好几天，就好像每次喝得烂醉以后那样。我的灵魂不在意我持有驾照可以合法驾驶这个事实，它还活在从前那段时光，那时我最频繁最可怖的噩梦就是坐进一辆汽车开上路而我还不会开车。满怀恐惧地沿着蜿蜒的挪威公路行驶，警察随时会出现的威胁笼罩在我上方，我睡在什么地方的一张床上，枕头乃至被子表层都被汗水打湿。
我下了高速公路，进入较窄的国道，开往赫加奈斯市。外面的热肉眼可见，也许是因为天光和天空里的某种致密感，又似什么被遮蔽着，那柔和的闪耀恍如阳光被洒向万物。世界如此坦荡，这就是我此刻的感觉，万物闪烁。
十分钟后我拐入一家超市前的广场，停车，下来。哦，空气中有一股吸力。那里有大海的蓝，但不像夏天的空气那样热烘烘，那里有一个凉爽安静的区间。我走过沥青路面来到超市，外面挂的旗帜耷拉着，这空气让我想起在一个炎热夏日的意大利城市里，手在一块大理石表面上抚摸过的那种感觉，那凉爽有多让人惊讶就有多微妙。
我买了一筐覆盆子作为给他们的礼物，给自己买了包香烟和一盒口香糖，把小筐放在乘客座位上，开上最后一段路。仅仅在超市百米开外，路就下行去向海边，道路狭窄，两边缀着小小白色度假屋的树篱。托马斯和玛丽住在路的尽头，向西直面大海，向东则是广阔的绿色田野。
当我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门，托马斯光着脚从草坪上走过来。他给了我一个拥抱，他是少数几个这么做而不使我感到局促的人之一。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也许只是因为他比我大十五岁，尽管我们对彼此不算非常了解，但是他总是很能和我共情。
“嘿，卡尔·奥韦。”他说。
“很久不见了，”我说，“天气多好啊！”
我们走过草坪。空气凝结，树木纹丝不动，海面上高悬的太阳把灼人的光芒射向四方，但同时我一直感到清凉，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感觉到类似的宁静了。
“喝咖啡吗？”托马斯说，这时我们在房子背后停下来，去年夏天他在这里造了一个木头平台，像船上的甲板，从房子墙壁延伸向那茂盛而密不透风的树篱，假使那凝固的阴影再向内几米，就和平台衔接上了。
“好啊。”我说。
“那你先坐下来吧。”
我坐下来，又戴上墨镜，点烟的时候向后仰着头，尽可能多接点阳光，而托马斯在那个小厨房的水龙头下往一个容器里灌水。
玛丽出来了。她把墨镜推到额头上，冲着太阳眯缝着眼。我说我早上在《每日新闻》 [1] 读到关于她的文章，那是一篇她参加的一场艺术辩论的实录。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关于她的部分写了什么，所幸她没问，她只是说会在图书馆里找找这份报纸，正好她也要去图书馆。
“你的书出了吗？”她说。
“没有呢，说起来，它周六会上架。”
“太让人兴奋了！”她说。
“是啊。”我说。
“那么一会儿见，”她说，“你留下来吃午饭吗？”
“当然！”我笑着说，“还有啊，我带了琳达的稿子，待会儿给你。”
玛丽以前在毕斯科普斯—阿尔内的写作学校担任过辅导，她答应过读一读琳达刚写完的短篇小说。
“好啊。”她说，然后回屋。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在房子另一头发动了。托马斯拿着两杯咖啡和一盘玛芬蛋糕走出来。他坐下，我们聊了一下，他把相机拿出来，在我们说着完全不搭界的东西时拍了几张照片。上次我在这儿的时候，他正在读普鲁斯特，他说，他还在读。就在我进门时他还坐在这儿，读到外婆之死。我说，这是全文最好的段落之一。是的，他说，站起来从另一个角度给我拍照。我想着外婆之死这一段在我脑子里留下的零星记忆。它是怎样莫名其妙地就发生了。上一刻她正爬上一辆将载她穿过卢森堡公园的马车，下一刻她就中风了，几小时后死去。或者几天？房子里到处是医生，当那希望带来的不安持续地打破着我们的漠然，悲伤第一阶段的氛围全然是灭顶的忧虑。一切都突如其来，内核在突突颤抖。
“好，”托马斯说，“你看把椅子搬到树篱那边去怎么样？”
我照他建议做了。随后他走进室内好在背光的地方仔细看看照片。我去厨房拿咖啡，走过他时顺便瞥了一眼他正按着浏览的照片。
“应该不错，”他说，“如果你不介意从这个角度鼻子看起来有点长。”
我笑了笑，又走出去了。托马斯并不想让我看起来上镜，也没有打算捕捉某种特定表情，而是完全相反，照我理解就是这样，就是当我什么都不想、完全放松时看起来的样子。
他没拿相机就出来了，靠着迎着太阳那面墙坐下。
“我们完事了吗？”我说。
“是的，”他说，“看起来挺好的。也许待会我再照几张全身的。”
“好。”我说。
树林另一面响起低低的声音。我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望向天空。一丝云也没有。
“我们下来前，我去医院看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他说，“他摔断了脖子。”
“太可怕了。”我说。
“是啊。他在古尔玛广场上被人发现。没人知道究竟怎么了，他只是躺在那里。”
“他后来恢复意识了吗？”
“恢复意识了，他能说话，头脑也很清楚。但是对于发生了什么一点也记不得了，也想不起来他为什么到古尔玛广场。”
“这事和酒精有关吗？”
“没有啦，没有的事。这是病。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他在公寓里晕倒，醒来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次后果更严重，我想他也许不能独立生活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点了点头。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托马斯看着我。
“我们出去走走？”
“太可以了。”
三分钟后，他关上了我们身后的大门，我们踏上被啮啃得光秃秃的牧草地，坡地向下插进卵石海滩，那儿海浪拍着岸。一些长角牛站在一个小山包上盯着我们。尽管上面五十米开外就有房屋，而房屋后又有条车来车往的公路，但这感觉依然像走在一片被遗弃的荒原上。也许这片海导致了这个印象，直接延伸到海滩的牧场殊为罕见。一般来说，这些角落的野地价值最高，不会留给牲畜享用。
“那上面还有战争留下来的工事。”托马斯说，指着远方几处低矮的混凝土建筑。“你知道，丹麦离这儿很近。”
“我长大的地方也有这些东西，”我说，“不过那是德国人建的。”
“真的？”他说，举起相机，给我拍了一张面向大海的侧影。
“我小时候大家都在那儿玩，”我说，“森林中的掩体尤其诱人。它们居然还在那儿！那是七十年代末。离战争那会儿也就过了三十多年。”
空地上风更大了，但是拍打着海滩的波浪低而微弱。那些牛又开始吃草了。它们身后到处都是牛粪堆，有的湿润柔软，有的干燥僵硬。
“那儿有个稀罕玩意儿。”托马斯说，他指着一个小湖，它卧在一个长着灯心草和苔藓的洼地里，躲在海边一个小丘背后。
“是什么？”我说。
“你看到那个湖了？”
我点了点头。
“那里住着一种蛙，在瑞典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种蛙。就只存在于这里。在这小湖中。”
“真的吗？”
“真的。它们显然也分布在芬兰。红腹铃蟾，就是这种蛙的名字。如果我们走运，就能听到它们的叫声。听起来像小钟表在走。我曾经听过一次电台广播，他们在这里录下了它们的叫声，和芬兰的那些进行比较。想去听一下吗？”
我们在湖水前驻足。什么都听不到，除了抵着耳朵的风声，还有恍惚微弱的海浪啸声。
“没有，”他说，“它们不是每次都有动静的。而且它们越来越少了。以前，嗯，也不是很久以前，湖水覆盖这整片区域。然后附近造起了房子，于是水位开始下降。”
“它们怎么会只存在于这里呢？”
“我不知道。有可能以前它们在很多地方都有，然后都灭绝了，就只剩下这里的，这里的环境对它们来说肯定相当不错。”
“真神奇。”
“是啊。你听不到它们的叫声真是不巧！听起来真的很特别。”
我们继续往远处走，走到了一个曾经的小渔村，现在的避暑胜地。所有老房子都翻新了，所有的花园都被精心打理得漂漂亮亮，车道上停着铮明瓦亮的新车。我们沿着路穿过它们，然后回去，很快就在我们一小时前离开的小后院中坐下。托马斯继续煮咖啡，玛丽站着做饭。
我们用餐，煎蛋饼、煎土豆、面包和啤酒，边谈着约恩·福瑟。玛丽把他的戏剧翻译成瑞典语，眼下刚完成了一部，秋天晚些时候要在瑞典皇家剧院上演。福瑟是这种作家，他起步时如实描述世界，最初的那些小说是由细小而不可避免的事物与关系组成的社会现实主义噩梦，充满神经质和惶恐，现在他描述的是世界的真实，黑暗而开阔。从可能只存在于个体的世界，到那个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世界，这就是他写作的发展轨迹。随之而来的是转向上帝和神性，所有为突破存在边界而努力的人，或迟或早都要来着手处理这些。人性的一切有其内在边界和外在边界，两道边界之间是文化，也就是终于能为我们所见的那些。在福瑟那儿它低调地、近乎犹疑地、坦荡地面对外面的力、风和黑暗，这些好似他笔下那些人物内心升起又降下。他们也因此具有了一种前现代特质，因为我们用来填充时代的一切，所有的报纸，所有电视节目，由政治、新闻、八卦和名人的漩涡构成的我们的世界，至少在我来说如此，似乎全然与福瑟的人物隔绝。他后来作品里的质朴被一些人称为极简主义，其黑暗让人不免提及贝克特，但福瑟一点儿也不极简主义，他身上的其实是本质主义，而且他一点儿也不贝克特，贝克特是坚硬的、嘲讽的，绝无希望，他那里的黑，寒冷而充满笑声，而福瑟的黑暗则温暖，很能抚慰人，没有笑声。也许因为他是从内部抵达，而没有像贝克特那样走了另一条路？
以上这些我一点儿也不能对托马斯和玛丽说，虽然这刚好是关于我读得最多的文学和看得最多的艺术，我从来不和观点扯上什么关系。我知道福瑟是如此这般，贝克特如此这般，这我都知道，但也就止步于此。
“你叔叔那边怎样？”托马斯说，“他的气还没消吗？你上次说他打算告上法庭？”
“没有什么消息，”我说，“书已经印出来了，然后就会有官司，书上架以后就会打官司。他威胁我说要闹上报纸。那其实是我最害怕的。如果它们抓住这些事。”
“但是如果他不希望任何人读到你写的东西，闹大可就不明智了。”玛丽说，边把叉子向嘴边送去。“不然呢？”
“的确不智，但是这整件事本来也没道理可讲。”
我把盘子推开，靠在椅背上。
“谢谢午餐，”我说，“味道很好！”
我想来根烟，但是一直等到他们也吃完。
托马斯抬头看着我。
“你要想抽就抽吧。”他说。
“谢谢啊。”我说，点了一根，看着那绿色树篱上露出的墨蓝色大海边缘，它闪耀至地平线尽头，在那儿阳光像炸弹一样把一切擦掉，而天空则因为薄霭显得更明亮而高远。
真是美好的一天。
他们开始收拾，我把烟放在烟灰缸里去帮忙，把盘子摞在玛丽身边的台子上，玛丽开始冲洗它们。她快六十岁了，但她看起来要年轻得多，许多写作者都是这样。只是偶尔，在短短一瞥间，能从她的脸上看出年纪。对脸的印象和脸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它们交缠在一起，就像那些素描，看阴影部分它表现着某件东西，看其他部分时，它又像在表现另一样事物，你可以这么理解，不过，一张脸就更复杂了。它不但每小时都在变化，取决于在其背后和周边流动的情绪，而且它每年都在变化，这取决于你和这张脸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母亲的脸，对我来说通常是恒定的，我所看到的是“妈妈”，她一直就是妈妈，然而当她稍微一扭头，忽然间，我震惊地看到她现在是个老人了，一个快七十岁的女人，甚至也许没有十年好活。然后她再转头说些什么，我所看到的就又只有“妈妈”了。
我在外面坐下，香烟还燃着，我把它塞进嘴唇，深吸了一口，以至于滤嘴都发烫了，我望向天空，然后望向托马斯手中，他拿着那盒覆盆子走了过来。
“以前我们在这儿可以听到夜莺，”他说，在桌子另一侧坐下，“根本也不是很多年前的事。”
“怎么回事？”我说。
他耸了耸肩。
“它们就是没了。”
一个小时后，我开车回家，海峡另一侧的丹麦土地上太阳低垂，我想着那消失的夜莺。这会是《我的奋斗》完成后下一部小说的完美开头。一个老人，饱经岁月，在他约塔兰
的花园里徜徉，坐在树荫下读书，在树林里或者沿着无尽的海滩长时间散步，每晚早早上床安歇。这是个夏天，白天阳光灼烧，植被干燥发焦，他彻底孤独，附近一个人也没有。他坐在那儿想着三十多年前的一次谈话，在厄勒海峡沿岸一个乡居向阳的墙边，当时他的朋友托马斯——如今和他的许多老朋友一样都去世了——开始说起消失的夜莺。这还是他头一次听说这事。此后不久，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部纪录片，关于蜜蜂在美国消失的事。它们在某一天后就那样消失了，没人知道它们的踪迹，到底它们是投奔了新的去处或只是都死掉了。一个星期天，他出门去所居城外的山毛榉大森林里散步，家人们也去了，他们看到地上有几百只死蝙蝠，摊成一片。报纸上也有类似情况的报道，大群的鸟儿从天上坠落，数量庞大的鱼群死去漂在海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是水下火山爆发气体上升打中了鱼群，还是人为造成的？鸟儿们，是不是一种在它们之间传播开的疾病，它们为什么同时坠落？有没有可能是某种压力？野生鲑鱼绝迹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养殖鲑鱼造成的。某些蝴蝶品种消失了，是不是环境变化过快以至于它们适应不了？就这样，几个夏天后，恢宏的鸟群们不再回到北部沿海的筑巢点。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会在笔记本上写上几页，主要是为自己写，他的每一天如此相似，以至于没有这些笔记，它们就会无缝合并为一。他写下了自己做了什么，感受到什么，看到了什么，有时候是七零八落地浮现出来的往事。
那就是我想到的东西，当我往南开时脑海里组织着细节。为了能自由支配这个下午，我早上带孩子，给她们做吃的，帮她们穿好衣服，送她们去幼儿园，为了从托马斯和玛丽家离开后还能有一些空余的时间，我盘算着可以用在赫尔辛堡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开下左边的一个出口，车呼啸着穿过一个貌似工业区的地段，紧接着是居民区，然后道路两侧都是成排邻接的房屋，下了一个陡坡，市中心就在我面前了，低垂的太阳照得海港闪闪发光。
我以前和琳达和孩子们一起去过那儿，那是我拿到驾照后的第一次旅行。由于我有不良信用记录，所以不能在瑞典贷款也租不了车，因此琳达以她的名义订了车，一辆硕大又不好开的迷你小巴之类，我们龟速移动着进了城，我的心怦怦跳，我勉强能操纵它，同时又很高兴，能驾驶自己的车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仿佛在速度面前我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我知道在那巨型码头的尽头有停车位，我慢慢地把车开了过去。
一艘巨大的游轮下了锚，停在码头外不远处。它看起来能装下数千名乘客。我锁了车门往外走。在海峡的另一侧，离我近得惊人的地方，我意识到盘踞在那儿的肯定是赫尔辛格城堡。想到我正注视着哈姆雷特的居所让我脊背上寒意顿生。我试图在脑海里抹去那个时代之后到来的所有汽车、轮船和房屋，只是看着眼前这片大地上的城堡，想着当时所存在的辽远距离，当时人类所占据的世界是怎样渺小，人们之间的空间是多么广大，然后我看向城堡，那个国王之子，被痛苦折磨，因其父之死，很可能死于叔父之手，他也许平躺在床上盯着屋顶，为着这横阻在他和万物之间的庞然虚无而受着煎熬。他的朋友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滕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在鹅卵石路面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被日光和无聊吞没。
我站着看了一会儿城堡，就转身沿着码头走进去。有几处有游客靠在围栏上向下凝视冰蓝色的水面。也许下面有鱼群来回游动，也许水的深度本身就有种吸引力。
市中心位于一个陡峭的山丘下；斯科纳省诸市里我只来过这里，这里有不少平地和陡坡。空间感与别地完全不同。我走进步行区，尽头有个公园；在一些壮硕、绿荫密织的落叶树下有座凉亭，几分钟后我坐在那里点了杯咖啡。坐在我周围桌子旁的人说美国口音的英语，他们肯定是从邮轮上下来的。
我抬头看着树冠。叶子还没有黄，但是绿色已经不像夏天时的那样浓密欲滴，现在它干燥了、褪色了。我身边涌流着穿越空气而来的市声。压着沥青路面滚动的轮胎，汽车发动机的轰鸣，脚步声，各种声音，笑声。
《哈姆雷特》写于十六世纪末。现存第一版来自1603年。几年前的我会认为这是很久远的年代。现在我再不会这么想了。十七世纪，倒推回去只需几代人。比如说，歌德肯定遇到过出生于十七世纪的人。对于汉姆生来说，歌德的去世和他的出生之间只隔了一代人。对我来说，汉姆生的去世和我的出生也隔着一代人。
不，十七世纪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
一名穿着黑围裙的女服务员拿着个托盘走过马路。咖啡馆店面在街道另一侧的一栋楼里。她疾步跨上两级楼梯走上凉亭，在我面前停下，在桌上放下一杯咖啡、一小罐牛奶和一小包糖。我给了她三十克朗说就这样了。她没明白，开始在围裙口袋里摸索着要找给我的零钱，我举起手掌对着她说，不用，不用。她说“谢谢”，就转身走了。
咖啡苦涩，想必做好后已搁那儿好几个小时了。大热天不会有太多人要喝咖啡。
我点了根烟，抬头看着另一边的屋顶，那釉面的烟囱反射着太阳光，但是看不到光在动，因此似乎是我们的凝视把光从某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送到了那里。灰黑色的板岩板铺在周围，消防梯消失在另一侧的后院。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道地平线，那是死亡的地平线，它隔开我们前一代和前二代人，也横亘在我们身后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在这两条线之间存在着我们和我们的一切，在线外的都是死去或尚未出生的人。即使没有我们，生活的大嘴仍继续张着。这也是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如此重要的原因。他是虚构的，有人把他编造出来，予他思想和行动，以及思考和行动的空间，但关键在于，当人走出死亡的地平线后，虚构就不再形成有效的区分。哈姆雷特不比那些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多一丝或少一丝气息；从某个角度来说那儿的所有人都是虚构的。或者，由于哈姆雷特以文字和概念为形，而其他人则以血肉，因此只有他和他的生命形式才能战胜时间和速朽。
在那凉飕飕的卧室里，他起床了吗？步上狭窄的楼梯，上了屋顶，直走到堞墙？如果他这么做了，会看到什么？这蓝色海峡，另一侧的绿色田野，向内绵延无尽的平原。他会想什么？毕竟莎士比亚都写了。这大地对哈姆雷特来说如同一个不毛的荒岬。正如他对两个朋友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滕所描述的那样，苍穹，这壮丽的帐幕，这点缀着金黄色火球的庄严屋宇，对他来说只是污浊的瘴气集合。而人不过是泥土塑成。这就是他从城堡那边看到的景象。瘴气的英文词
也用来表示人的心灵陷入悲伤的情绪，一个空间在此打开了，在灵魂的暗淡和世界的暗淡之间，有如深渊。
我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手机，拨通琳达的电话。她立刻就接了。
“你怎么样？”我说。
“我这边很好，”她说，“我们在公园里。天气真好！海蒂开始不愿意出门，但是后来就没事了。你什么时候回家？”
“就回来了。我在赫尔辛堡。还要一个小时。然后我还得还车，再走上去。我回去时要买点东西吗？”
“不用，我觉得需要的都有了。”
“好吧，”我说，“一会见，再见。”
“再见。”
她挂上电话。
我拿着手机在那儿坐着，抬头看着街道。两个女人，穿着裙子和凉鞋，身上的包是轻薄布料材质，走过人行道。她们身后是一个骑车的男人，儿童座椅上的孩子紧抱着他的背。他们俩都戴着头盔。男人戴眼镜穿西服。我想到海蒂就微笑了。她总喜欢被抱着。要由着她性子来的话，她一米都不肯走，总要人抱着。她几乎一生下来就是如此。她出生时，我就在她身边。万妮娅嫉妒她，尽可能地缠着琳达，我则抱着海蒂到处走。直到她一岁半，约翰出生，我们之间这种亲密就结束了。有时候我会因此感到有些淡淡的悲伤。但和孩子们总是这样，所有事情都是阶段性的，到期就会结束。他们很快就会成年，而他们孩子时的模样，我所喜爱的，都会消失。是啊，我看着他们的照片，一岁前照的那些，我会因为那时的他们已经不复存在而感到忧伤。但是现在孩子多了，他们如此生猛地搅动着我们的每一天，以至于类似的情绪根本无处容身。和他们的一切都是关于当下和此刻。
一小时后，我把车钥匙扔进了欧乐驾租车公司（Europcar）的信箱开口，如释重负；毕竟我和车经过这漫长一天的路程都还完好无损，这并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太阳照耀着我上方的圣彼得教堂高高的黑色尖顶，而下方街道却被覆盖在阴影中，寒冷，我正沿着它走。我尽量走快点，因为我对于不在家，让琳达一个人带孩子这事觉得很内疚。这已经在我血液里了。我一路走过汉萨商场
，经过音响俱乐部和奥瓦尔香肠小铺
，过马路，穿过一个小公园朝运河走去，经过花岗岩家居公司（Granit）和设计精品中心（Designtorget），过桥，走进步行区，尽头高耸着金白色的希尔顿酒店。外面有很多人，两家咖啡馆的露天区都坐满了，年轻女孩们三三两两地坐着，说着闲话，十几岁的男孩们在吹牛，以及几个我这个年龄的男人，身体语言和着装都更谨慎。所有人都为这个意外到来的夏日而醺醺然。我也是，既平静又兴致高昂；这感觉真不错，但是表面之下潜伏着焦虑。
我们的公寓位于希尔顿酒店对面街道的小广场旁边。大门前从清晨到深夜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流，挤进格里内姐妹家居杂货店（Søstrene Grene）和中餐外卖店。广场上有一个喷泉，我们整晚都能听到它潺潺的声音。还有一个大型的八边形街头餐馆，为顾客播放烂熟金曲和八十年代热门歌，顾客们大多数是进城的人，他们坐下来狂塞香肠和汉堡包，腿边堆满硕大的购物袋，沿着长凳再过去一点就是流浪汉们的地盘。我们的公寓在房子顶部，位于七楼，前面有个整面墙的阳台。有次，万妮娅从那里扔下了一个打火机，它几乎擦着一对夫妇砸在他们身边的地面上，爆炸了。他们吓了一大跳，抬头看上来，我站在那儿企图用挥手来挽回事态，一次失手而已，别上火……
我抬头看着上面的围栏。从口袋里拿出钥匙串，这又是一个纪念品，那上面有一张万妮娅和我的照片，嵌在一块塑料里，我们站在船上，要出海看海豚，那是在加纳利群岛，她三岁，拉着我的手，戴着一顶白帽子，一脸紧张的表情，我把橙色智能钥匙片靠向门边的一块平板上，咔嗒一声，我推开门，走进走廊，按下电梯按钮，趁等电梯时看了看手机。没人打来。我其实也预料到了。会给这个手机打电话的也就是英韦、妈妈、托雷、埃斯彭和盖尔·安格尔。他们都有自己的节奏，现在正好轮空。我和英韦和妈妈大概每周通一次话，妈妈一般在周日晚上。我和埃斯彭差不多每两周聊一次，也许每月一次。盖尔·安格尔和我每天都要聊几次。这基本就是我在小家庭以外所有的社交生活。但这已经足够，正好就是我想要的那样。
电梯来了，我走进去，按下了最上面的按钮，当我沿着这楼宇正中狭窄黑暗的竖井慢慢向上移动，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今年夏天我的头发养长了，也曾经蓄起了某种胡须。我的胡须并不茂密，脸颊两边几乎没长什么，所以每当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都在琢磨着这个样子看起来到底蠢不蠢。很难判断，是的，真的没法下定论，因为根本就没有可依据的标准。我问过琳达，她当然只会说我看起来挺好的。她真这么以为吗？哦，这个真不知道。这个问题如此私密而自恋，我也没有其他人可问。因此，几周前我把它们全部剃掉了。次日，当我来到幼儿园时，奥拉，我在那儿唯一的同龄人，万妮娅当时最好朋友本杰明的爸爸兼马尔默大学的系主任，看着我，问我是不是有些不同了？我脸上是不是没了什么东西？这是他的冷幽默，不愿把那个东西称为胡须，我想我把它们剃光了是对的。但是接下来那个周五，我冲洗了夏天照的一些照片。我和万妮娅、海蒂和约翰在三角地（Triangeln）的一家咖啡馆，每个周五把孩子们从幼儿园接出来以后都去那儿。他们吃冰激凌，我喝咖啡；这个下午我翻看着一堆照片也给孩子们看。其中一张是我站在厄斯特伦（Österlen）海滩上，手臂抱着约翰。我显得不一般地好看，我想，也许是胡须和墨镜造成的效果……嗯……特有男人味。一手抱着约翰，让我看起来像一个……嗯，妈的，像个父亲。
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么一刻，我决定把胡子留回来。但是现在，穿过一层又一层楼上升的途中，我又不确定了。明天我要去奥斯陆，为第一本小说的首发接受一些采访。它逼着我去想关于衬衫、夹克、裤子、鞋子、发型和胡须。过去几年中，我把这些念头都束之高阁，从不去想我该穿什么衣服，出门时就是抓件衣服穿上，那一般是在我要去接孩子或送孩子时，或者当我们周末带他们外出时。在一个我认识的人屈指可数的城市里，我并不特别在乎他们的想法。如此我得到了自由，我穿着敝旧长裤、肥大肮脏的外套、难看的帽子和运动鞋溜达闲逛，但是现在，从这夏末开始，随着出版日期的临近，以及五年来的第一批采访，这一切变了。
电梯升至七楼的瞬间我自动转身，在这儿住了三年后，这一程所需时间我能精确估算到秒，我走进走廊，这里堆满了孩子们用的东西：两辆童车、一辆小推车、万妮娅的滑板车和海蒂的初学自行车，我打开公寓门。
地板上扔着外套和鞋子，玩具朝着公寓里面散了一地，客厅传来电视声。
我脱了衣服走进去。海蒂和万妮娅紧靠着坐在一张椅子上，盯着电视看。约翰只穿着尿布站在地板上，两手抓着一个小车，抬头看着我。琳达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地毯卷成一团，毛绒玩具们扔得整间房到处都是，还有好多书和塑料玩具，图画彩笔和画了画的零散纸张。
“都顺利吗？”她说。
“还行吧，”我说，“去加汽油时几乎要撞车。你知道那里的地下层有多窄。但是后来没事了。托马斯和玛丽问你好。”
“你把我的稿子交出去了？”
我点了点头。
“你们都好吗，女孩们？”我说。
没有反应。她们两个金发小脑袋一动不动地坐着，看着电视。在同一把椅子上：这么说来今晚她俩很友好。
我笑了，她们的手甚至握在一起。
“爸爸地下室？”约翰说。
“不，”我说，“爸爸今天开车了。”
“爸爸地下室！”他说。
“你饿了吗？”琳达说，“那里还剩了些晚餐。”
“好的。”我说，走去厨房。他们的盘子都还放在桌上，女孩们的盘子几乎还是满的，她们没怎么吃晚餐，从来就不怎么吃。开始琳达和我还讨论过这事，我在吃饭问题上希望能严格一些，认为她们没吃完饭就不准下桌，琳达和我意见完全相左，也就是所有和食物有关的东西都应该尽可能地自由而没有强迫成分。我曾经认为她是对的，把食物和强制联系在一起听起来很可怕，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都由着她们。从幼儿园回家时，她们张大嘴喊饿，于是她们会得到一片面包、一个苹果、一些肉丸子或者其他什么吃的，当饭做好了，端上了桌，她们想在餐桌边待多久都完全随她们。一般就只有几分钟，她们草草吞咽几口，就滑下椅子，消失在客厅或卧室里，而琳达和我则各坐桌子一头吃饭。
我盛了一盘子通心粉和肉丸子——瑞典人的国菜，把一个番茄切小块，又挤了点番茄酱，坐了下来。在马尔默的第一年，我曾和幼儿园另一位家长聊过这事。晚餐问题他们怎么办？不，什么问题都没有，他说。她在桌边坐下把饭吃光。她就是这样。你们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问，在他身边踩着单车。我们在每周日上午前往利姆港球场踢足球的路上。他说，她知道她必须这样做。我问：她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们降服了她的性子。她必须坐那儿把食物吃完，不管需要多长时间。有一次她一直坐到深夜。又哭又喊撒泼大闹，坚决不肯吃，是不是？但是最后她明白过来了，把饭吃完了，下了桌。我估计她在那儿坐了三小时！在那以后就几乎再也没有任何问题了。他看着我微笑。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想，但什么都没说。他继续说，她发脾气时也是同样原则处理。我见过你有时拿万妮娅没办法。是的，我说，换作是你会怎么办？他说，我会抱着她，不是很戏剧化的那种，不管需要多久，我就一直紧抱着她直到她消停下来。你也应该这么做。这很有用。是啊，我说，不管怎么样至少我要试试。
那次谈话奇怪的地方在于，我边想着边把温吞的食物填进嘴里，我之前已经认定他们这两人是另类家长，或者说柔软型家长。他总是用兜布把最小的孩子就那样绑在怀里，有次幼儿园出外露营活动，我们也一起去了，我偶尔听到他在说这种做法比“宝宝熊”
背兜更好。他们对于健康、无添加食物的执着远远高于一般人，儿童服装要尽量用天然材质，幼儿园家长会上他们往往最活跃。所以，忽然发现他们竟也按照十九世纪毫不妥协的方式来育儿，让我大吃一惊。也许这恰好补上我的认知缺口，因为我一直对他们的女儿很好奇，她总和万妮娅一起玩，她为什么这么乖，她从来不坐童车，到哪儿都是走着去，与万妮娅截然相反，哪怕就是离幼儿园门口几米的距离，万妮娅也会哀求着要坐在童车上海蒂后面那个位置。
我有时候也会决心要拗着她的性子，而且最后自然也会成功，但事后总感觉很糟糕。这应该不好吧？从另一方面来说，让她和我们一起吃饭是为了她 好 ，让她走路是为了她 好 ，让她自己穿衣服是为了她 好 ，让她刷牙、准点上床都是为了她 好 。
有一次万妮娅和他们女儿一起回家，要在她家过夜，这还是第一次呢。次日早上我去接她，他们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看着想要尽可能地紧贴着我的万妮娅，我意识到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说有一点小情况，但是都已经解决了，是不是，万妮娅？我说：发生了什么事了？好吧，她要添更多的食物，但是当我们给她了她又不肯吃了。所以她就得坐在那，直到光盘了才能下桌。
我看着他。
他疯了吗？
没有，他正在到处帮我找她的袜子，所以我什么都没说，虽然我气坏了。他想什么呢，以为他有权强迫 我 的孩子去遵循他的规矩？我接过他递来的袜子，套在万妮娅的脚上，她先伸了一只脚，然后又伸过来另外一只，我把外套递给她，暗暗希望她能自己穿好，而无须我在他不赞同的目光下来帮她穿上。
当我说起这件事时，琳达很生气。我对此有更超然的想法，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也许她体会到在不同的人那儿有不同的规则对她来说只有好处。
“不是这样的，”琳达当时说，“这里面也有批评的意思，不是吗？哦，这真让我恼火。他们那两个人，真的，你应该听听她怎么说话的，自我感觉多么良好。太不可思议了。”
“还有，他们请万妮娅去参加一个森林野外跑，”我说，“下周末，在柳塘公园
。”
我们自己永远也找不到这样的活动。对于万妮娅来说这是件大事。她胸前挂着数字，站在起跑线后，与一群其他孩子一起沿着树林里的小径奔跑，越过终点线时就能得到奖牌和冰激凌。
我和她的幼儿园好友和她妈妈一起陪她们去起点，而琳达则带着海蒂在终点区。万妮娅对她分到的号码很感自豪，当发令人大喊“开跑！”时她一下就冲了出去，迈开小腿玩命地跑。我在边上树下跟着小跑，在一堆孩子和家长中间。但是在大概一百米后，她的速度慢下来了，很快就完全停住。我累了，她说。她的朋友和她妈妈已经远远跑在了前面。她们停了下来，转身等着。加油，万妮娅，我说。她们在等我们呢！我们跑起来吧！于是我们继续跑，万妮娅以她那晃晃荡荡的跑法，我以迟缓的驼鹿般的步调，赶上了她们，又肩并肩地跑了一段，然后那小朋友和母亲又再次窜出去，把我们抛在后面。那个女孩啊，她跑起来像阵风。万妮娅在我身旁喘着粗气，停了下来。爸爸，我们不能走一会？她问。可以啊。我说，就一会儿。她们耐心地等着我们，直到我们再次赶上她们，然后也许我们又这样跑了一百米，再次拉开了同样的距离。加油，万妮娅，我说。没多远了，你行的！万妮娅咬紧牙关继续跑，也许是前面远处的终点旗帜和她一直期待的冰激凌赋予了她额外的力量。她的小朋友在我们前方约二十米处，轻松优美地跑着；如果不是我们，她早就到终点了。她转身向万妮娅招了招手，但是，就在她转回去那一瞬间，她绊倒了。她整个人倒在地上，哭着抱住了膝盖，她妈妈弯腰俯在她上方。我们也过来了。当我们来到她们身边时，万妮娅有迹象要停下来。加油，万妮娅！我说。你马上就要到了！努力跑过去！万妮娅按我说的，勉力从她朋友身边跑了过去，那女孩膝盖上都是血，我在她身边，她超过了一个又一个小孩，像风一样奔跑，到达了终点！
在我们身后，那个小孩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了过去。一个工作人员给万妮娅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奖牌，另一个人给了她一个冰激凌。我赢了，妈妈！她向琳达喊道，琳达微笑着推着婴儿车，和海蒂一起走了过来。我这时才明白过来自己都做了什么，我的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红了起来。我们从她身边跑了过去！就为了第一个到终点！就在那个一路都停下来等着我们的小孩躺在地上流着血的时候！
我们身后，那个女孩也拿到了奖牌和冰激凌。幸运的是，她又开心起来了。她父亲朝我们走过来。
“看起来你真的好想赢啊！”他说着就笑了起来。
我的脸又红了，但我知道他并不知道自己说中了真相。以他最疯狂的想象力也不会想到一个成年人会这么做。他开玩笑就因为这事根本匪夷所思：我追着自己的女儿跑是为了打败他女儿，还凭借着与运动精神相悖的助力。她们还没满四岁啊。
她走过来也说了这么一句，我看起来一副好想赢的样子呢。双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都是万妮娅想要的，我只是没法阻止她而已。他们可以理解一个四岁孩子还不能和朋友共情。而一个就快四十岁的男人做不到这一点，是他们绝想不到的。
我挂着礼貌的微笑，羞耻感熊熊燃烧。
回家的路上，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琳达。她笑了，几个月以来最开心的一次。
“不管怎么说我们赢了！”我说。
那是整整两年前的事了。那时约翰才一个月大，海蒂快两岁，万妮娅三岁半。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们那一天拍了那么多照片。约翰有大大的婴儿脑袋和窄而眯着的婴儿眼睛，他坐在童车里，细细的裸露的小腿踢蹬着，细细的裸露的胳膊挥舞着，大眼睛、小个子和金头发的海蒂，有着小巧、纯净脸庞的万妮娅，她那敏感融着热情的独特个性。那时以及现在，我都无法把他们和我自己联系，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三个与我分享着住所和生活的小人儿。
他们曾拥有的，也即我所失去的，是他们人生里硕大、闪光而浑然天成的一块。我常想起这些，他们每天如何醒来，步入自身和他们的世界，完整地活在每一天里，对一切都既来之则安之，从来不提出什么质疑。当我们等待万妮娅出生时，我因为担心着我的忧郁会以某种方式传染给她而惴惴不安，有次我甚至和英韦说了这事，英韦说孩子们来到世上就是开心的，然后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开心的，他们总是在找乐子，如果没有什么变故发生，他们就总是快乐的，充满热望。就算他们过得不好，或者因为这事那事难过，绝望或悲伤，都不会因此动摇本质，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们接受了。有一天他们将像我这样回头望去，提出这些问题，为什么事情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
哦，我的孩子们，我所挚爱的孩子们，希望你们永远没有这些念头！希望你们明白只要你们是你们就已经足够！
但这是不可能的。每一代人都像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代人那样生活，那样去经历，在岁月中漫步向前，随着洞察力一路不断增加，观点也逐渐沉淀。就是这样。问题就在于这过程从来没变过。在《旧约》里，一切都通过行动来展现，故事和实体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史诗里，生活以类似的实在方式展开，怀疑永远不是作为自身存在的某种条件从内部萌生，而总是来自外部，通过某一事件，比如突如其来的死亡，总是系于那外在的、有时序的世界之规限。但是在《新约》里又不同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耶稣灵魂内的那抹暗色，让他最后走向耶路撒冷，关上一扇又一扇门直到剩下最后的也是最单纯的结局？他最后那几天可被读解为毁掉所有选择的一种方式，由此他无须对后来要发生的事负责，在十字架上缓缓死去就成为加诸他身上的他人意志。哈姆雷特也是同一回事，他的灵魂变暗，睁着眼，明明白白地走上下行之路，就仿佛这都是命运的安排，无可避免。对于俄狄浦斯王来说，那 确是 命运了，他真不知道，但是对于哈姆雷特和耶稣，这些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自己挑选的方向。俄狄浦斯盲了，而哈姆雷特和耶稣大睁着眼睛看进黑暗。
我站起来，冲了冲盘子然后把它放进洗碗机。它也来自前面说到的那两口子，他们搬家了，所以不再需要它。整体来说他们帮了我们很多。我们又为他们做了什么来回报呢？
也没做什么。我耐心倾听他和她说话，还不时提出问题，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对他们说的特别感兴趣。我带他去踢星期天足球，还送了他一本我上一部小说，有签名题赠。但是两天后他告诉我，他已经把这本书转送给一个“喜欢书”的叔叔。但这是给你个人的，伙计！我想，什么也没说。如果他不明白，和他解释也是白搭。
有小孩就是这样，你被裹挟着和一些与你格格不入甚至永远无法理解的人为伍。有一次他说他和妻子喜欢在晚上交谈，他说这话时的口气照我理解就像晚上交谈是一粧非同寻常甚至很了不得的事。打那以后，我常对琳达建议，让我们交谈吧。这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很有可能他们也有我们类似的笑柄。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来往，直到他们搬家，尤其是我；许多下午我和他一起坐在室外儿童游乐场上，当孩子玩耍时，我听着他关于这世界以及万物如何运行的诸多设想。
有一次我们这样坐着时，他带了一本斯蒂芬·沃尔弗拉姆
的书来看。那本书似乎是关于一些特定的不断重现的模式，从树叶到三角洲到不同的统计曲线。我首先就想到汤马斯·布朗
写于十七世纪的关于梅花形
的论文，那由骰子上的五点构成的图形，以及它在自然界中的体现，然后我想到我刚读过的东西，盖尔·安格尔正在写的那本书，就是关于所有复杂系统—社会、股市、天气现象和公路交通，是怎样因为系统本身产生的不稳定性而全面崩溃。后面这部分击中了我，因为这些崩溃所形成的模式，在人造系统和自然界里是一样的。天空蔚蓝，如此开阔，只有在海边才如此，太阳虽已低垂，空气还是热烘烘的。这个沙坑游乐场和其他精心打造的典型瑞典游乐场一样，被一圈夯实了的砾石地包围，中心有一个浅而宽的水坑，孩子们不断往它扔去一抱又一抱的树叶。砾石场尽头是一片草地，草地尽头就是住宅区。阳光下绿草熠熠生辉。我说这看起来太有意思了，这些不同领域里的模式竟然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他点了点头，又说起了进化。他说，我们周围的这些复杂机制和复杂系统在根子上是简单的，一定要结合它们发展的大背景——那庞然的时空来理解。一百万年，他说，这已经如此漫长以至于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那想想两千万年意味着什么。或者六千万年。但是时间本身是简单的。发展原则本身也是简单的。那就是关于优化，也就是说，怎样做得最好、最有成效？大自然里的一切都往这个方向努力。当冰开始破裂，裂纹会顺着最薄弱的那些点往外蔓延。玻璃破碎时也是以同样的模式。裂纹会顺着最薄弱处延伸。
“但这不涉及任何意志，”我说，“这就是纯粹的机制。一种自然法则。”
“法则？”他说，“别提法则，它只会打扰这个思路。最根本处在于它发生了。一块玻璃在最容易破裂的地方开裂。一根枝条在最容易断裂的地方断裂。优化才是重要的。叶子需要阳光，是的，然后它们寻找最优方法来获得阳光。需要枝干们将它们抬起来，于是枝干们将它们抬起来。如果你在蚂蚁要走的路上设置障碍，首先会出现混乱，但混乱只是表象，因为过一会儿你再回去的话，就会发现蚂蚁已经开出了一条跨越障碍的新的最短路径。它们在进行优化。没有一只蚂蚁知道它们走的是最短路径，就像冰也不知道它会自最薄弱点裂开。”
他向前弯下腰，手架在膝盖上，晃了一下脑袋，让头发滑落成他想要的样子。他的女儿蹲在环绕着游乐场的二十厘米高木栅栏前，把一块又一块小石头垒起来，太阳闪耀在她的黄色防水衣上，亮晶晶的。万妮娅则在漆成红色的玩具火车上爬着。她跪着扭头看我。风把她的头发吹起盖在脸上，她把头发撸回去，头发又被吹回来了。我朝她招手，并开始张望着海蒂的踪影。她坐在火车内窄窄的凳子上。她此刻姿势和他的完全一样，上身前倾，两只手各撑在一个膝盖上。 这小人儿 ，我想，琳达说到她时经常用这个字眼儿。然后她站了起来，把头探出窗外，看向那些还在把草坪上的落叶搬运过来向水池里扔的孩子。
我收回身子，坐在长凳上。沿着公园伸展的马路前面五十米处，一个丰满的女人走了过来，推着一辆自行车。她头顶的树叶在风中微微摇曳，不断以新的交织光影布满下面的街道。道路后那排房子几米高、比一个箱子或笼子大不了多少的阳台上，站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手里都拿着杯酒，眺望远方。他们下面的大门外有两个男人抬着张桌子。第三个人站在人行道上等待，把一根烟扔在地上，爬上了停在那儿的一辆货车的尾厢，转眼手里就拿了张灰毯子出来。在他们上方的蓝天上，一架飞机陡地升上天空，和它身后拖着的白色尾迹难舍难分。
世界是古老而简单的，我想，万物都敞开着。
当我这么想的时候，灵魂也似乎被托举而止。然后我听到海蒂在尖叫，我看向玩具火车，她肚子朝下趴在车前，脑袋栽在沙子里。我赶过去，扶起她，看她的脸有没有血迹，还好，她刚才可能就是摔了一跤。但是上个月她摔倒了三次，其中两次嘴分别砸在桌边和桌面上，到处都是血，我们不得不先带她去看急诊，然后去看急诊牙医。打那以后每次她摔倒，不管是哪里弄疼了她都会捂着嘴。但是现在她好多了，我紧紧地搂着她，她把头靠在我胸前哭了，但是很快她抬起头开始看周围，我也得以把她放在地上。当我回到长凳边在他身旁坐下时，他正沉浸在书中，我的视野上方有什么在动，我向上方看去。那是一片落叶。或者说，一片不肯落的叶。它转啊转啊，像一辆直升机，慢慢地在空中向远处飘去。
这个想法让我记起了几个月前读过的东西，那是《线》（ Linjien ）中的一段，海德格尔和荣格尔之间的观点交流通信，后者写了一些关于模式的话，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汇入了我其他观点，那种密度和灼热让我在页边空白处把感想以“第三帝国”为条目，全都记了下来，想着这会是一本新小说的底子。
我已经不记得都写下了什么，就走进客厅找这本书。我进来时，琳达放下了手里的报纸。
“你明天什么时候走？”她说。
“飞机七点起飞，”我说，“所以五点吧。”
“你紧张吗？”
“一点点。但是明天肯定更糟。”
我让目光滑过书架上的排排书脊。下面那排都推进去了，推到了看不见的深处。那是约翰做的，我早就放弃在他祸害完这些书后去把书恢复原样，不出几个小时他又会把它们推进去。现在让我看看。字母H打头，H，H……那儿！荣格和海德格尔。《线》。
“洗澡！”万妮娅说。
“说完整的句子。”我说。
“洗澡！”她又说了一次，还看着琳达。
“我可以——”我说。
“我可以洗澡吗？”她说。
“你来行吗？”琳达说。
“可以的，”我说，“不过你帮他们上床睡觉，是不是？”
她点了点头。
“再等五分钟。”我对万妮娅说，开始翻看着我手里的书。那段话并不如我记得的那样来自荣格尔的文字，而是来自一条日记，安纳许·奥勒森在后记里引用了它。
在返回海滩的路上我们发现了一段有大量贝壳的海岸。被冲到这里的蛤和贝壳都不比豆荚更大，许多比一颗豌豆还小——但它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宽度差不多一足的方寸之地，有椭圆形、圆形和螺旋形。方尖碑形，哥特式和罗曼式拱，尖刺，长矛，钉子，荆冠，橄榄树，火鸡翅，小点，刨子，旋梯，膝盖骨……这一切都是波浪塑造的形状。
“洗澡！”万妮娅说。
“你今天晚上是个小婴儿吗？”我说。
“洗澡！”海蒂说。
“洗澡！”约翰说。
“我就翻一会儿这本书，然后我们就去，”我说，“就五分钟。”
我翻到最后一页空白页，读到了我写下的内容。
| 卢克莱修—《物性论》 [2] | 原子 |
| 纳粹主义 | 自然科学 |
| 非洲 | 生物学 |
| 原子弹 | 物种 |
| 一个独居在约塔兰的 | 唯物主义 |
| 优生学 |
|
| 标题：第三帝国 | 身体，血液 |
| 贵族统治 | 生物学的 |
| 大众 | 清澈的，开放的 |
| 荷尔德林 | 神圣的 |
| 海德格尔 | 隐蔽的 |
| 荣格尔 | |
| 三岛由纪夫 | |
| 宇宙的模式，宏大和微小的 |
|
| 浮士德 |
|
| 可以驯养的动物 |
|
|
阿尔贝图斯·西巴
|
|
| 被发现的但被放任自流的美国 |
|
就是这些了。
我记得这是一些关于某个实在想法的具体记录，在这个宇宙里我的小说即将展开，它将只是关于某些我特别有感情的词语以及它们在我内心唤醒的思想。“身体，血液”，“生物学”，“原子弹”。还有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它就开始出现在我的笔记本里。
但它 还是 一本小说。是的，一个通过对物质和机制描写而呈现出的宇宙，沙子，岩石，贝壳，原子，行星。没有心理，没有感受。一个和我们自身故事不同而相似的故事。它该是反乌托邦的，关于末日的小说，由一个独居在一片温暖干燥的暮夏风景里一栋房子里的男人讲述出来。结局我都已经想好了，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琳达，琳达听了以后也来了精神，这可是大手笔，太精彩了。就是它了！
“我们去洗澡好吗，嗯？”我说，把书放回书架上。
女孩们从椅子上出溜下来，小跑着冲向浴室。
“好！”约翰说着，摇摇晃晃跟在她们后面。
当我进浴室的时，她俩都已经挣脱了身上的衣服，赤条条地站在浴缸前。我抓过镜子下方架上的黄色伊芙
瓶子，拔掉那绿色的塞子，把清洁剂喷在浴缸底部。
“一条鲨鱼！”海蒂说，她站在浴缸边弯着腰。这是一道道清洁剂形成的图案让她想到的。
“你觉得它像这个？”我说。
她点了点头。
“如果有鲨鱼来了，就打它的嘴，”万妮娅说，“这样它就害怕了。”
她用手势比画起来，演示怎么打鲨鱼的嘴。我在洗手池水龙头下打湿一块海绵，开始擦洗浴缸。拿着喷头把它冲干净，看水突破黄色清洁剂，清洁剂在某些地方聚成小块的云，然后把那橡胶包住的金属塞子按进浴缸出水口，把冷热水管拉上去，用手就着那粗粗的水流感觉温度是否合适，然后站直了身子。
“好了，”我说，“跳进去吧！”
万妮娅和海蒂爬进浴缸时，我给约翰脱衣服。他把一只手举向空中，另一只手拿着一只塑料鸭子。当我把一只衣袖脱下来时，他把鸭子转移到另一只手上。
“很好，约翰！”我说，把整件上衣脱过他的头顶，又扔进篓子里，脏衣服满出来，像一朵花冠。解开他裤子纽扣，把它拉下来，松开尿布的魔术贴，把他拎起来放进浴缸里，他立即就用两只手拍起了水。
“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巫。”海蒂说。
“那不是女巫，”万妮娅说，“那是一位老太太。”
“假如她真是女巫呢？”我说，蹲在他们面前。
“女巫是不存在的。”万妮娅说。
“你确定吗？”我说。
她看着我微笑了。
“确定。”她说。我却看到她的内心某个地方说不确定。
“假如我是个魔法师呢？”我说。
“你只是个普通的爸爸！”海蒂说。
我笑了，站了起来。水已经浸到他们的肚子。他们特别喜欢洗澡，这三个孩子都是，一直都喜欢。我在想这是为什么。它可能与变化有关，突然置身于另一种大自然元素中？海蒂两手按在浴缸一边，两脚放在浴缸另一边，脚向上走去，形成了一道桥，她喊着： 看，爸爸 ！然后就手脚一松，啪的一声掉进水里，掀起了滔滔水花，全浇在我身上。
“别这么干！”我高声说，“这很危险！看我身上都湿了！”
她笑了。约翰也笑着。万妮娅也准备照样来一下。
“不可以。”我说。
“就一次！”她说。
“那好吧。”我说，退后几步。这一次拍溅的动静更大，浴缸周围的地板上全是水。
他们仨都笑了。当约翰想尝试时，我抓住了他的手臂，让他别爬上去。
不行，不行，我说。可以，我要，他说。不，我说。可以，他说。可以，我说，不，他说，然后危险就解除了。
“现在你们该洗头了。”我说。
“约翰先洗。”万妮娅说。
“好吧，”我说，“约翰，你听到了？”
“不要。”他说。
“要。”我说，抓住了他的肩膀，轻轻地把他按回到水里。他先是激动地反抗，我继续按着他，他就开始放声大哭，挥手乱打，我就松了手。
“就这样吧。”我说。
他还在尖叫。我抓起洗发液的瓶子，上面是皮克斯电影《汽车总动员》的图片，这还是有次他自己选的，把浓稠的红色液体挤到手掌上。洗完头发后，我让他们站起来，从旁边架子的底层拿了三块毛巾，打上皂液，清洗三个孩子两腿之间的部位。这感觉有点像性侵，我每次干这事都这么想。假使这时有人进来。而正忙乎着的我又吓了一跳的话，他们会有怎样的想法呢，一个变态父亲拿着一块毛巾清洗着女儿们大腿中间。我也知道，一个经历过八十年代乱伦丑闻的男人才会有这种想法，但这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我就是没法避开这感觉。他们又坐下了，我冲洗毛巾，把它们拧干，挂在墙壁暖气片上，同时为这次也没有人进来抓我一个现行而感到松了口气，就像以往每次那样。
“万妮娅，你要把拔塞子吗？”我说。
“待会儿，爸爸！”她说。
我摇了摇头。
“上床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
“好爸爸。”万妮娅说。
“好爸爸。”约翰说。
“不行，”我说，“动手吧，你不拔，我就拔了。”
万妮娅叹了口气，拔出了塞子。他们身边的水开始流动。她更小的时候很害怕下水口周围出现的回流，我的理解是她以为那是活物，一旦我拉起塞子，她就赶紧爬出浴缸，就好像被什么巨大危险追逐着那样。海蒂和约翰则从来没关心过那个漩涡。
现在我把手伸向万妮娅，她握住它爬了出来，我用一条大毛巾把她擦干，把毛巾披在她肩膀上，然后她走出浴室。对海蒂也一样打理，我享受着打理着他们的感觉，他们静静地站着等着我擦完，或者可以说，像马儿等着被擦洗一样。约翰又坐进浴缸玩起了塞子，把它塞进去，拉起来，一遍又一遍。当我把他抱起来时，他表示抗议，腿像一只不情不愿的猫那样踹着，但是当我打理他的时候，他也安静地站在地板上。
我用他的毛巾擦干了地板，把毛巾挂在浴缸上方的干衣架上，在孩子们身后走进客厅，琳达在那儿把睡衣拿给海蒂和万妮娅。大浴巾在地板上形成两个小堆。
“我出去一趟，查一下电子邮件，”我说，“行吗？”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公寓里就没有网络了，这可能是我们没有及时付款，也可能是技术故障。我到广场旁的网吧里看电子邮件，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可以，”她说，“我在想还要买什么食物做早餐，所以你出去的话可以买点东西回来？或许牛奶，再买一条面包？”
“我倒没想过去商店。”我说。
“那就别去了，不用去了。”她说。
“可以的，”我说，“我当然可以去商店。牛奶和面包。”
广场上的空气冰冷而锐利，我拉起外套上的拉链，走向几步之外街道对面的网吧。我每天至少要去那儿几次，最近事多起来，我和出版社之间稿子的来来往往，把稿子寄给所有书里写到的人，他们也断断续续发来反馈。第一本小说已经全部完成，印好的书过两天就会寄到。第二本小说也快要收尾，现在就是要把它全面润色修订一遍，然后它还会被寄给我在书里写到的所有人，让他们过目。当我想到这些事情，内心就仿佛在灼烧。燃烧着的情绪有绝望、内疚和焦虑，我能逃避这些情绪的唯一办法就是想着他们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迄今为止什么都还没有发生，但是这个法子越来越不起作用。因为我要把稿子给琳达的日子就在眼前，她会读到我对我们共同生活的描写。目前她所了解的就是我在写我们的生活。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写了什么和怎么写的。她曾说过，让我不要拐弯抹角，不必有所保留，说过如果她在我笔下变得乏味、灰扑扑、软趴趴才是最糟糕的事，瑞典人把这种人称为“一摊泥”。每次我说我想到她读这本书就会很紧张，她都安抚我说肯定没问题。她说，没什么可害怕的，只要是真话，我就可以容忍。但是琳达是个浪漫主义者，她能接受日常生活中的不信任和争吵，只要还有某种意义存在，比如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幸福。从最恶毒地叱骂我，到说她从来没有像爱我这样爱过任何人，只需短短几分钟，而我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还在积攒怒火，失望和沮丧，它们像沉积物一样躺在我心里，就像情绪逐渐变作化石，越来越浓重地给我的灵魂罩上阴郁，直到我终于坚硬得像块岩石，对和解与爱已经无动于衷。这些就是我写下的，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原谅我。因为她是以这种样子被看见。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
我曾经如此苦闷。就好像我被锁在自己内心，和沮丧这黑猴子关在一起，某些时刻它大得出奇，好像从那儿找不到任何出路。就这样，这个圈越来越小，黑暗越来越大。不是存在之暗，它不关生与死，幸福得让人爆炸或悲伤得令人爆炸，而是这琐碎的暗，灵魂的影，这小人物自己的小地狱，小到微不足道，同时填满了一切。
如果我要写这些，那我就必须照实写。这点琳达也是同意的。但是她不知道真相意味着什么。猜想着她的丈夫在阴暗时刻在想什么是一回事，在小说里读到这些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它写的是我们的生活。她琳达的，和我卡尔·奥韦的。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是的，这其实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
真他妈的见了鬼了。必须把稿子给她看，然后说，这个，读吧，这本书一个月内就出版了。
我在天桥下停了下来，等着绿灯。酒店旁边的大型商场刚关门，到这个点本地区的人就变少了，麦当劳和汉堡王那边除外，两间店外总有成群结伙的年轻人，大部分是移民。我知道，许多人从伊朗来到了这城市，他们属于以前被称为波斯人的民族
。在整整两千五百年前，他们在薛西斯一世的
统治下，驾着战车和希腊人开战。
就在几周前我读了艾温德·雍松
的一本小说，1957年出版的《梅塔彭图姆上方的月亮》（
Molnen över Metapontion
）。这是我读过的最纯正的现代主义作品之一，至少是关注着古典的那部分现代主义，比如艾兹拉·庞德的《诗章》（
Cantos
），赫尔曼·布洛赫
的《维吉尔之死》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者波尔·布雷克斯
的《伊萨卡的行舟人》（
Roerne fra Itaka
），也恰在这一领域内。雍松和他们一样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开拓出了一个空间，但是也许比其他人更关注这两端之间的时间。这部小说从战后意大利南部讲起，随后的情节主要是讲一个瑞典作家，循着一位法国考古学家的脚踪一路走去——这位考古学家在德国集中营和他结识，其间穿插着西元前四百年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事件。一批货物，一个货主，他的奴隶们，其中一个逃走，混上了一辆较大的战车，一直到了亚洲，作者叙述这些时用笔极简。尤其是那庞然大队人马从地中海沿岸一路行至巴比伦的过程，沿途景色越来越陌生，都被再现得清晰而惊奇。然而对我来说，此书最隔阂处不在于古代战车或奴隶军团，这些都埋藏在历史深处以至于我们能看到作者为让这些场景活灵活现所做出的艰巨努力，倒是这1947年的意大利乡村显出了异样。荒芜大地上一片死寂，发生的事情都那么琐碎，几近微不足道，尽管如果让一位拉丁语系作家来写，比如马尔克斯，略萨，塞拉，甚至塞万提斯，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把同一片土地写出密度质感，那儿的人们满怀爱与渴望，就好像我们在这儿想当然地以为身处世界中心那样，正是雍松与他笔下所描述之物的距离，与那些人物和他们工作及情感生活的疏离，才真正透露出他在追寻什么，那就是把我们和古典时代分割开的时间深渊，以及感受到那深渊中喷涌而出的虚无。这里无事发生，人类只是寄居在这大地上，而大地是时间之海的盆底。有时候事情会变得稠密起来，就比如两年前的战争，但是骨子里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一点在那些关于古代战车的段落里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那战车上并没有什么伟大的、英雄主义的或者历史性意义，它不断消失在自身各个部分里，橡木车轮的嘎吱作响，马蹄上聚集的尘土，这个人心里对发财的渴望，那个人因失败和逃亡而感到屈辱。但这是小生活，这是设置好的。没有刻意设置的部分则是对战后意大利的写照，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一种我们都很陌生的情绪，但是在小说而言，它是古典时期的反面，是大家所亲近而熟悉的。当我读到此处时，1947年的意大利其实比基督诞生前四百年的意大利更让我感到陌生，也许因为后者基于我所熟知的文学，而前者则孤悬于生活在那一刻展开的样子，就仿佛这里没有任何别处。我们与它相隔之遥远简直不可思议，而同时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又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的时代经历过更剧烈的变迁，总之我想不出来，二十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简直毫不相关，就好像它们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展开。
我朝着向下去到网吧的阶梯望去。新的一轮惊恐贯穿全身。过去一个月里，所收到的大多是因我的小说而纷至沓来的可怕邮件，我知道还有更多这类邮件在路上，尽管还不知道会来自何人。电话也一样。每次它响起，我都会僵住。自从那天晚上有人打来电话想和强奸犯卡尔·奥韦·克瑙斯高聊聊以后，有一阵子我就这样，但是那事已过去七年，恐慌已随记忆褪色；而伴着这本书它挟着新的力量卷土重来，因为我写的内容涉及别人，那不在我掌控范围以内，我所袒露关于他们的部分，他们也可以对我做同样的袒露，这些我都知道；我所做过的一切都可以被用来针对我。只要它还是私下的，只要还发生在我和他们之间，我就能应付。这太可怕了，我每每被这惊恐折磨着，几乎动弹不得，每次会一连几小时瘫坐在椅子或者瘫倒在床上，但我知道它会过去的，早晚我能抗过去，能看到事情的真实尺寸。但是如果都公开了……一旦有人把事情闹上了报纸……真不知道我能否承受。
交通灯由红转绿，我走过街口，风把我的头发吹到眼睛上，我把头发拨往旁边，夹在耳朵后，我知道这手势很女性化但却是必要的，快步到街边，走下通往网吧的三级台阶，打开门进去。里面几乎全黑，只有靠墙的成排屏幕发出光，那里满满地坐着打游戏的年轻人。他们边玩边互相喊着，可能很多人都在玩同一款连线游戏，大部分是深入敌人后方执行任务的士兵，要么在某个城市，要么在一个工厂区，要么在一片沙漠，或者在密林中。
离我最近那台机器上的家伙转过头。
“嗨！”他说，“你一整天都去哪儿了，大作家？我们都在等着你呢！”
“嗨，”我说，“还有空余的电脑给我吗？”
“你去十九号那儿。”
“谢谢。”我说，朝十九号机走去，拉出椅子坐下。
我打开浏览器，输入电子邮箱网址。页面显示出的那两三秒间我屏住了呼吸。然后一连串名字出现在眼前，没有被读过的那些以较粗字体显示，我一眼扫过。
没有任何使人紧张的内容。
一个来自某电视节目的邀约，另一个来自挪威南部某购物中心的书店，一个来自奥斯陆的某书店以及另一个来自挪威中部某社区大学的。转达这些邀约的是出版社的西耶（Silje），我请她代为婉拒。她的来信里也写到采访日程的变更，《晚邮报》退出采访，《卑尔根时报》换了记者，所以现在日程如下：
9:00—9:45 挪威通讯社。
吉特·约翰内森
在出版社
9:45—10:20 卑尔根时报
芬恩·比约恩·特纳，电话采访
在出版社
10:30—11:15 祖国之友报 [3]
托内·桑德伯格
星空餐吧
11:15—12:15 晨报
哈康·贡德森
星空餐吧
12:15—12:45 午餐
12:45—13:30 今日报 [4]
耶德·埃琳·斯塔瓦·桑德韦
星空餐吧
14:30—15:15 周日新闻汇 [5]
格吕·韦伊毕
在挪威国家电台录制
15:15—15:45 电台前线 [6]
西西·维克
在挪威国家电台录制
日程和五年前我出版上一部小说《万物皆有时》的安排差不多。把所有事都一揽子端上来，这样我在媒体上花的时间就不会超过一天。几天前，《日报》和《财经日报》在马尔默采访了我，《晚邮报》取消了采访，《世界之路报》没兴趣采访，所以这就是所有的媒体访问了。
其实《卑尔根时报》之前安排的是西丽·厄克兰，她来不了真有些可惜，二十年前我们在卑尔根读文学批评时是同学，当时不太熟，就是见面打个招呼的交情，但是有了这个基础以及我们是同一代人，让我有安全感。如果我在被采访时心里缺乏安全感，就几乎说不出来什么东西，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把话从我嘴里生拉硬拽出来，这样的效果总是很差。在上一本书出版前，《日报》在斯德哥尔摩采访我。我当时还没和任何人谈过这本书，也没想好怎么说它究竟关于什么，不确定这本书到底有多好，然后摄影师在整个采访中都在场，我们坐在土星咖啡馆（Saturnus）里，摄影师说他和托雷·伦贝格很熟，然后就那么坐着看着我，脸上挂着一种让我不知所措的假笑，我看到我的话在他的耳朵里听起来的效果，纯粹的胡言乱语，挪亚方舟、该隐和亚伯、天使和神谕，所以过了几分钟后我就完全封闭起来，对她的问题只回答是和不是，即使在试图说出点道理时脸上也烧红了。整个过程里我都想着要请她打发走摄影师，这样我讲话就能更自如，但我不敢，所以也就那样了。
在那次采访前几分钟，我在读贡布罗维奇
的日记；那是我第五次尝试读懂它，也是第五次止步于前十页，那个下午我彻底丢开了这本书。但是记者注意到了我带着的这本书，就别生枝节写了这事。标题是“克瑙斯高在读贡布罗维奇”。这事有好几年都在我身后阴魂不散，报纸和杂志多次联系我，希望我给他们写一些关于这位波兰作家的文章。因此，我只读过十页他的日记，没读过他的任何一本小说和戏剧，也被认为是贡布罗维奇专家。更糟心的是遇到达格·索尔斯塔
那次，因为他真的很推崇贡布罗维奇，那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因为我没有在他第一次对我提贡布罗维奇时就坦白交代自己并没有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就不得不在他面前装成贡布罗维奇专家。有一次他走过来说他刚刚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一个贡布罗维奇研讨会，还以为会在那儿见到我呢。哦，我那时候手上有很多事，但是我真希望我能去，真应该去的。研讨会还有意思吗？诸如此类。
我关上网页，站起来，经过柜台时放了十克朗，打开门走上楼梯，步入蔓延开的暮色中，它正被穿梭其间的黑暗车辆的车灯以及低沉的引擎嗡鸣穿透。
我到家时孩子都没睡。他们一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就喊起了爸爸。我脱下鞋，挂好外套，站在门口。
“你们现在必须睡了。”
“但是我们睡不着。”万妮娅说，这种情况下她总是他们的发言人。
“太无聊了！我们不能再待一会儿吗？就一会儿？就一会会儿？”
“不，”我说，“上床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
躺在上铺的海蒂，跪着坐了起来。
“抱抱。”她说。
我走到她身边，她用胳膊搂着我，用脸颊尽力贴着我的脸。
“也要抱抱！”约翰说。
他背向下躺在婴儿床里，两手搂着枕头。不管到哪儿他都带着这个枕头。他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喊着要这个。枕头！要枕头！
“如果你想要抱抱就得站起来。”我说。
他照我的话做了。我亲了亲他的耳朵，他咯咯地笑了。他是仨孩子里唯一怕痒的。
“万妮娅呢？”我说。
“条件是让我们再玩会儿！”她说。
“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说，“是为了你！”
“那好吧。”她说，向前弯下腰。我和她拥抱，手拂过她窄窄的背。
“美丽的小家伙，”我说，“现在睡吧，行吗？”
“行。但是别关上门！”
“不关。”我说。
她有点怕黑，不是特别怕，就是睡觉的时候需要一点点光。有一次，我们去乡间琳达母亲家，万妮娅那时可能也就一岁半，她做了个噩梦，她哭了。当琳达问她梦见了什么时，她说她梦到了救生圈。这个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几个月后我们有了答案。在动物园里，我们停在了一个养着秃鹫的巨大玻璃笼子前。万妮娅一看见它，就缩了回去，大喊：“救生圈！救生圈！”
现在她躺着看着我。
“晚安。”我说。
“晚安，”她说，“爸爸？”
“怎么了？”
“明天谁哄我们睡觉？”
“现在别想这个。快睡吧你。”
万妮娅希望琳达来管所有的事情，我则尽量少管。如果琳达接连两个晚上哄她睡觉那么她就幸福到顶了。就是这样，在他们的等级排序里我排第二，如果没有谁排名上升取代我位置的话，我也将一直排在第二。但我对此并不在意，她和他们更亲近，就这么简单。
我走进客厅，坐在那里看电视的琳达转向我。
“我忘了买东西。”我说。
“没关系，”她说，“他们还醒着吗？”
“是。”
“你现在打算干什么？”
“收拾一下行李。然后想想明天要穿什么。你呢？”
“我不知道。我有点累了。也许我会早点上床。明天你不在这事现在也显得没那么糟糕了。”
“对，”我说，“但只是两天而已。而且你妈妈也会过来。”
“是的，但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走进卧室，拿起两件衬衫，几件毛衣，一些T恤，两条裤子和两件西服，把整堆衣服都拿到走廊的镜子前，开始换。他们在房间里咯咯地笑，我开始对此感到不高兴了，一步跨进去，开了天花板上的灯。三个家伙在万妮娅的床上躺成一堆。我抓住约翰的一只脚和一只胳膊，飞快地把他拉到我身边，抱起他，将他放回床上，再转身对海蒂同样办理，什么都不说，手下动作的分寸刚好卡在再过一点就算粗暴的边缘上。
“好，”我就，“现在你们要睡觉，明白吗？”
“明白，爸爸，”万妮娅说，“但是是他们过来找我的，我没办法阻止他们。”
“我知道。”我说，关上顶灯。
“蠢爸爸！”约翰说。
我什么也没说，轻柔地关上门，开始试衣服。一条黑色的林德贝格牌
牛仔裤，蓝色泰德·贝克
衬衫和灰色泰德·贝克西装。然后是鞋子。这双鞋，佛罗伦萨人和贝克牌（Fiorentini+Baker），和其他衣服一样都是几周前在爱丁堡买的。我去那儿参加一个文学节，英韦和阿斯比约恩以及他们的几个朋友都去给我捧场，但是当那一刻真到来时，也就是我要从酒店出发去现场时，我请求他们别来看我。他们觉得有点怪，文学节是他们此行的由头，但也不比他们改变计划出去吃一顿更紧要。也许他们可能和我一样紧张，怕我出丑。至少英韦是这样，他和我感同身受。在台上，我和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荷兰作家一道接受采访，他穿着古怪的格子西服，一口发音完美的英语，写了本以但丁的《神曲》为基础的小说。他的名字叫马塞尔·莫林（Marcel Möring），在台上他挺维护我的，因为他看出我有多么紧张、多不自在，后来我们坐下，面前放着各自的酒杯，开始给书签名，他那边已经排起了长队，所有人都夸他英语说得完美，他的书听起来也很有趣，而我这边几乎空空荡荡，他礼貌地说他以前开始时也是这样，秘诀是想着国外发生的都不算什么，一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去全世界旅行，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就和他年轻的妻子一起消失在夜色里，而我则溜达到一家酒吧去见那几个挪威人。第二天英韦和我一起购物，在衣着方面他很有决断，这点和我完全相反。只要他点头，我就买下，摇头，我就把它放回去。
我在镜子前很不舒服地来回扭动，我的裤子不适合外套，作家穿西服不正是大家都厌恶的俗套吗？还有比这更无聊的搭配吗？
我打开壁橱门，看着其他外套。
一件像滑雪衣的东西，挺帅，但也许不是我在新书发布会上该穿的。
卧室里爆发出一阵闹腾声，他们中有一个在哭，另一个在喊。我猛地推开门，打开灯。
“你们够了！全都上床！”
大哭的是约翰，大叫的是海蒂。万妮娅躺在在中间，两手堵着耳朵。我把约翰从这一堆里拉出来，这次着实加了些力气紧抓着他，放进婴儿床，他在里头用手抓着围栏，像监狱里的囚犯似的，继续哭着骂我。约翰打我！海蒂大喊，我也把她抱起来放上床。
“约翰还那么小。他也有他的理由吧。现在你必须睡觉了。你也是，约翰。”我说着向他转过身去。
“傻子。”他抽噎着说。我走到他身边蹲下。
“我不傻，”我说，“但是你该睡觉了。你不可以下床走动。否则你会看到有什么下场，你会伤害到自己的。就这样。睡下吧。”
很奇怪地他就听话了。我关了灯，再次关上门，开始试其他衣服，一件又一件，穷尽各种组合搭配。如果琳达看到大概会很恼火，我很知道这一点，任何有虚荣气息的东西她都不喜欢。每次出席活动前我用在外表形象上的准备时间可能比用在发言上的还多。一旦我知道自己会被人看着，这念头就占据了我。这和衣服是贵还是便宜、新还是旧没关系，它本身就是仪式，脱下衬衫，穿上衬衫，还有那不断的自我评价，好、不好、糟糕、稍微好点，也许就这个？
半小时过去了，我脑子里一直在以琳达的眼光审视自己在做的事，我走到她身旁。
“我这么穿行吗？”我说。
“绝对行，”她说，“你看起来真不错。”
她总是这么说，但我还是需要听到这句话。
儿童房里传来墙上的几声沉重撞击。
“他们今晚怎么回事？”琳达说。
这一次动静足以要打开门，然后约翰从地板上冲过来，海蒂站在梯子上。
“这很严重了，”我说，“再来一次，我真要发火了。”
他们一动不动，圆睁着眼睛看着我。我走进洗手间，在镜架上找到剪刀，开始修胡子。
走廊上吧嗒吧嗒地响，可能是约翰或者海蒂。
“回去，躺下！”我喊道。
“我很精神！”海蒂说，站在门口。
我说，来吧，抬起她，把她抱进去。
在门外站了几秒钟，打开门，看到海蒂在梯子上。
“得了吧。”我说，举起她抱了进去。在门外站了几分钟，开门，看见海蒂又站在梯子上。
“回去，”我说，“上床。”
“但是我可精神了，”她说，“我睡不着！”
“我有办法，”万妮娅说，“我们拉着手，闭上眼睛，一起去番茄酱国！”
“好吧，”我说，“只要你们能睡觉，去吧。”
他们就如此这般，握着彼此的手，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我想，番茄酱国大概是他们在幼儿园听来的吧，我也不太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让我全身都有点微微的不舒服，番茄酱是红色的，红色是血液，血液即死亡。而他们闭着眼躺在那儿……
我走进浴室，继续修剪胡子。又一次，走廊上响起啪嗒啪嗒声，有人经过浴室跑到卧室。我一把推开门，海蒂站在我们的床上，转向了我。
“你现在走开，去睡觉！”我喊着，“马上！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了。去吧，大步走回床那里！你不能再起来了，你明白吗？”
她看着我，开始哭泣。
哦，海蒂。
“我只是要拿一本书！”她嘶嘶地说，“大人不能对小孩发火！”
她让我感到如此痛苦，以至于我也要哭起来了。幸运的是，她没有报之以怒火，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那样就彻底哄不好她了。不，她只是哭而已，我抱起她，紧紧搂着她小小的身体，把她抱进他们的房间，打开灯，说我要为他们大家再读一本书。海蒂爬到我的大腿上，万妮娅坐起来，在她许多毛绒狗中抓了一个挡在肚子上，半心半意地听着，而约翰则在地板上摇摇晃晃地走着，玩任何他能找到的东西。我读了一本姆咪的书，他在冬天醒来，他的父母还在冬眠，他叫不醒他们，就自己走了出去。海蒂扭着身子，一会儿问问这个，一会儿又问那个。他们为什么笑他？嘲笑别人是不好的——他在那儿说了什么，爸爸？万妮娅对这些幼稚的问题嗤之以鼻，约翰则在那边地板上全心沉浸在自己的项目里，他玩的是他找到的一个按一下就会发出响亮警笛般声音的玩意儿。
当本次演出结束，我再次关灯，他们安静一点了。我去找正在看新闻的琳达，说今晚真奇怪，他们特别麻烦。她说，海蒂从幼儿园回来后睡了两小时，而约翰今天白天也睡了很久。我坐下，把两腿放在茶几上，盯着电视。
一个小时后我们就睡了。彼此亲吻道晚安，关灯。我很紧张，并意识到我得需要很久才能睡着。明天让我紧张，等待着我的一轮采访，但不是因为曾经的原因，害怕说话，引人注目，所说的话都可能被引用，害怕自己显得像个白痴。这次我担心的是自己写的东西。两天后要出版的小说，书名是《我的奋斗1》，这是我在孤独中写出来的。除了盖尔·古利克森和盖尔·安格尔以外还没有人读过它。有些人知道我在写什么，比如英韦，但也不知道具体内容。就这样写了一年后，书中唯一的视角就是我自己的视角，书稿已完成可以付梓了，四百五十页，我一生的故事，中心情节是两个事件，第一件是我父母离婚，第二件是我父亲去世。他被人发现后的头三天。所有的名字、地点和事件一概真实。就在我要把稿子发送给所有被提及的人过目那一刻，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行为会有怎样的后果。我在6月底发出稿子。头一个发给英韦。关于他，我写了我曾经想过和感受到但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当我坐在电脑前面给电子邮件添加附件时，特别想跳过这一步。给出版商打电话吧，说今年还是不出什么小说了。
我在那儿坐了半小时。然后我点击“发送”，这事就定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里贝斯博格（Ribersborg）海滩，那是周日，到处都是人，我们在磨坊和浴场之间找到了一块地方。浴场建于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建在离海滩一百米的码头上。约翰在童车里睡着了，万妮娅和海蒂在海滩边上玩了一会儿水，捡了贝壳，琳达和我坐在岸上看着。半小时后，约翰醒了，我们把他们带到浴场的咖啡馆，在那儿找到一张空桌，就在靠水的围栏旁边，水在我们周围闪烁，我们坐在那里，吃着各自的冰激凌。这大概就像在船上的甲板上一样。我们这边有桥梁通往丹麦，另一边有HSB旋转中心
，西北向的薄霭里能看见巴瑟巴克的核电站。
我看着这一切：这长长城市海滩上的群体生活，以及后方宽阔人行道上的人们，他们骑着自行车就像滑冰那样倏忽而过，建于五十或六十年代的一带住宅街区构成了该城市冲着大海的最后一道工事，大海这巨型捕光器，在面向丹麦的海峡这儿一点也不惊心动魄了。我们身边围坐着一对对和一家家人，着夏装，棕色皮肤，我们头顶上方高高的天空，如果直到傍晚前这碧蓝都如此无尽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它逐渐变灰，最初的几点星星从后方穿透它，更显其邈远。我自己的孩子们，腿短短地坐在椅子上，摆弄着他们自己的玩意儿，冰激凌、冰激凌包装纸、滴滴答答的果汁或奶油汁。琳达不时用餐巾纸擦擦他们的嘴，她的眼睛几乎完全藏在墨镜之暗里。我看着所有这些，但就像看一部电影，我自身并非其中一分子，因为我的思想和感觉都在别处。我想着的是英韦，但并不是作为一种主动的行为，更像是他不断出现在我的闪念里。他是我兄弟，我们一起成长，我几乎这辈子都依靠着他。我们之间靠得如此近，以至于我不是像接受自己的弱点和短处那样接受他的，而是把他的弱点和短处当作自己的，并为之承担起责任，不过是间接地通过情绪来承担，当我看到他做了或说了我自己不会做不会说的事，那情绪就会冲刷过我整个内心。没有人知道这一点，至少他不知道，因为我怎么可能把这个说出来呢？难道我觉得你还不够好？
实话实说会给我带来多少好处？所以要在他面前再现我的感受？这些和我的损失相比起来如何呢？他可能会说操，我和你以后没关系了。
那我该怎么做？把这部分删掉？或留下它而失去一个兄弟？
我愿意留下它而失去一个兄弟。
毫无疑问。
为什么？
我疯了吗？
万妮娅和海蒂都咬到了甜筒最下方，因为舔冰激凌脸上也有了一条黑道，现在冰激凌融化，在两处滴答下来。约翰选了一个果汁冰棍，这个本来是很容易吃的，但是他太小了，导致了问题。他的手指和下巴都红彤彤的，粘着果汁。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全身心沉浸其中。
“你在想什么？”琳达说。
“英韦。”我说。
“我想都会好的。”她说。
“你说来容易。”我说。
我写琳达的那部分，情况更糟。但是我得化整为零，分别对付。
一波新的恐惧和羞耻感在我内心涌起。
回到家后我每小时看几次电子邮件。那是个星期天，所以一整天收件箱都没有新邮件。英韦在约尔斯特妈妈家，这个让我挺高兴的，因为他也许想和她谈谈这件事，我觉得可能让他的反应减弱一些。我们哄孩子们睡觉，在阳台上坐了一会儿，我在上床前最后查了一次电子邮件：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他的邮件在收件箱里了。
标题里写着“你操蛋的奋斗”。
我站起来，也没读下去，走到阳台上，坐在那儿抽烟，看向城市，又冷又难受。
但是我必须读它。
已经在那儿的，不管我读不读都会一直在那儿。
我可以拖延一整天不去读它，但是那只会延长痛苦，结果还是一样糟糕。
我把烟头摁熄，站起来，走进客厅，经过厨房，约翰在里面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汤匙，琳达读报纸，我走进卧室，在椅子上坐下，把光标移到那行文字上，双击，那段文字就出现了。
就是想吓唬你一下，但是那些对我来说已逝去的纷繁岁月又浮现眼前，徘徊不去，这由你的文字触发，也因为我站在这儿，乱翻着故纸信件，有我的，也有你的。
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要过度在意你的文字，或者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后者本应以一种和现状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或者也不尽然？说到这些文字，有些段落如果付梓的话我会感到很不舒服，尽管我理解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写出来。
关于你，我，英加和汉斯的段落确实让我情绪晦暗。我曾经看到而且依然看到，你过去和现在都为那些情形下的我感到羞惭。真让人伤心，虽然我已经很痛苦地熬过来了，但是这依然是我最敏感的部分；有时候我神不守舍，有时候我不假思索就妄加批评；喜欢读阿多诺的姿态胜于读阿多诺。平庸配上糟糕的自我判断和野心勃勃就失败得很难看。但是当我再读一遍的时候这些又温和了一点……毕竟这一切是关于你而不是关于我。所以这里也写不下所有那些我为你感到丢人的时候！
“我们很少互相直视对方”：真像这里写得这么糟吗？我们对视的次数比和别人对视的要少？
还有，英韦和埃斯彭都极其不喜欢对方？在我这里根本没有的事……我觉得是托雷和埃斯彭不喜欢对方？
接下来几天会读后面的部分，要不你打个电话来？
英韦
我去走廊里给他打电话。我们的语调都有些忐忑。他又说了一遍他读书稿时的感受，但并不生气，更像是在自责，这造成了一种我几乎无法忍受的压迫感，因为他根本没有理由要这么做。我们从来都不看着对方眼睛，从来没有和对方握过手，是，我们从来没有和对方有过肢体接触，这些事是我们不能谈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这通电话打过的几周后，英韦带着他两个孩子于尔娃和托耶来马尔默，我打开门时，他直视我的眼睛，伸出了手。不带嘲讽，没有任何阴阳怪气，他想把这事给扳正了。我眼前蒙起泪光，不得不低下了头。
英韦读完后，我拖延着没有给其他被写到的人发送书稿。整个夏天我都为此事踌躇不决，惴惴不安，一直到8月初，也就是出版前一个月，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我给扬·维达尔发了封电邮，问候他的近况，几小时后就得到了回信，他和家人一切都很好，明天他要和几个朋友一起去钓鱼，他们夏天通常会去芬马克湾。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和他联系了，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克里斯蒂安桑市，那时我刚开始写《出离世界》后的一部小说。差不多十年过去了。在我要出版的这本小说里，他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从十三岁到十七岁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就从彼此身边滑开了。那几年至关重要。我们搬到了特韦特，我要去一所全新的学校，谁也不认识，然后他朝我走来，我们成了朋友，所有时间都一起度过，更不用说我们后来组的乐队。当我动笔写那段时光，我根本想不到它离我那么近。我们家的氛围，屋后的森林，下方的河水，我们一起干的事，这些说到底什么都不算，但又是所有。二十多年后，当我坐在马尔默写着这些时，脑海中第一次浮现出一个问题，扬·维达尔这些年来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我用谷歌搜索过他，除了钓鱼比赛里出现名字的几个结果之外，还找到一个显然有他参与的乐队。在网上能找到他们的好几首歌。我播放了这些歌，这是个布鲁斯乐队，他弹吉他，他的独奏匪夷所思地出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当年玩乐队的时候，作品听起来都很垃圾。我的技术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进步过，听起来就和十五岁时弄出的动静一模一样。而他却成了一名高手。因为这些年来我都没见过他，所以简直无法相信。我心里的他还是十七岁。
我把稿子寄给他，希望有个好结果。
我也把稿子寄给了另一个老友巴森，写到他的地方只有寥寥几笔，但他还是我心目中很重要的人，而且我们之间的联系保持得更久一些，我还有他的电话号码。他马上就开读了，对提及他性格和名字的几处没有表示反对，不过和他聊天还是有些吓人，他说这肯定会导致纠纷，也不能排除闹上法庭的可能。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可能。我们就此谈论了很长时间。他是犯罪学家，曾在挪威统计局工作，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想他有些夸张，但他的严肃态度则告诉我一切正相反。被起诉？要求赔偿？就因为我写了自己的人生？如果有人反应很大，我就改掉他们的名字，就这么简单。
另一个重要的人是汉娜，这是我第一个真正爱上的人，曾经是我的光，我的一切。那时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过，除了在卑尔根那次短暂见面，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被我那青涩目光所凝视，被添上了一层以爱恋和自负染出的色彩。
我试过找她的地址，但是网上找不到，电话黄页里也没有她。我又给巴森打了电话，我们三人曾经同班，他找到了一个可能是她的电话号码，我打了过去，没人接听。我又打过几次，从来没人在家。
和我结过婚的托妮耶，在小说里几乎没有出现，仅仅在涉及我父亲去世的部分稍微提及，但我也把稿子发给了她，并解释说后面还有五本，她可能会在其中一本中成为比这本更主要的角色。
最后，我把稿子发给了叔叔居纳尔。他比我父亲小十岁，这意味着他哥哥结婚生了第一个孩子时他还只是个孩子。在我的童年里，我记得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和爸爸完全不同。居纳尔长发，会弹吉他，还有一艘装有二十马力水星牌
发动机的船。有一次他给英韦弄到了斯塔特足球俱乐部球星斯韦恩·马蒂森的签名，那真叫了不起，如果英韦现在还保留着它我也不会奇怪的。居纳尔是英韦和我仰视的对象，是我们去克里斯蒂安桑看爷爷奶奶时总希望能在那儿遇到的人，爷爷奶奶来我们家时我们也总希望居纳尔一起来。我十几岁时，他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住在联排房屋里，夏天就去奶奶和爷爷购于五十年代的度假小屋，后来这小屋也由他拿下
。他爱开玩笑，说话总是语带双关，在这方面他和英韦很像，他也有责任心。爷爷和奶奶最后那十年正是他和他妻子在他们身边，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帮助。当爸爸开始对我以及其他一切都撒手不管时，居纳尔在我生命中的角色就变了。他还是那个他，我觉得，是我对他的态度变了。他是那个看到事情发生全过程的人。那时，我开始给地方报纸写稿，以一种我意识到他不喜欢的方式变得为人瞩目，那也正是我开始走偏的时候。我逃学，喝酒，甚至有抽大麻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我认为他以某种方式上心了，这态度和我身边其他人截然相反，我和他的关系也为此变得沉甸甸。十八岁离开家后的几年里，我与他联系不多，但是我去他家里的时候，看到他的孩子们对他充满信任，当他们看着他时眼睛里没有一丝害怕的痕迹，而我也因此很敬重他。当我二十多岁时，爸爸的酗酒越来越严重，而居纳尔也就成为一切体面和靠谱的代表，这些是我想要而我父亲绝对不想要的，就这样，我以这样的方式把居纳尔一部分置于某种父亲角色里，一部分放在超我里。当厨房案子上满是啤酒和葡萄酒瓶时，我会想：如果这一刻居纳尔进来看到，他会说什么？如果我几个月没有去听课，我想，居纳尔会怎么说？每当我做了什么越轨的事，居纳尔就出现在我脑海中。这与他本人没关系，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但也不全是我无中生有造出来的：那个夏天，我在写那部后来将会成为我处女作的作品，住在约尔斯特妈妈家里，那年我二十八岁，有天下午我上去拜访姨姥姥博格希尔，和她聊起从前的农场日子是怎样度过的，我觉得这些能被用到小说里，而那天居纳尔到我妈妈家，因为我是那样一个惫懒家伙以后终将一无所成而指责妈妈。他说，我父亲对我不负责任，所以我妈妈就必须得把这事管起来，至少不要鼓励我那个遥不可及的写作梦想。但是这里至少还有一份关怀，我这么想，我有点分裂：一方面，我想当作家，并愿意为此牺牲任何必需的东西，同时我也被那些离经叛道的事所吸引，从十几岁时就厌恶所有那些市民气息的、稳定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让我满怀焦虑，对那市民的、稳定的、安全的怀有至少同样强烈的渴望；这就是我结婚、读大学的重要原因。我父亲对我丝毫不在乎，所以当居纳尔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时，对我来说也有些好处：至少他关心我在干什么。
也许他也分裂。当爸爸在奶奶的房子里去世时，我南下克里斯蒂安桑，给屋子做了大清洁，安排葬礼，有天他邀请我去度假屋，好好歇一下，在那儿我们一起散步，走过草地，走进树林，他说了在他眼里爸爸是个怎样的人，这感觉就像他想靠近我，想与我分享。那年夏天晚些时候，他又开车去看了我妈妈，他们每年夏天都在离她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度假，那次他对英韦和我极力称赞，我们把父亲去世这件事处理得多么好。就在几周后，我的第一本小说问世了，然后一切就回到了原样。我父亲出现在书里，以及我父亲的兄弟，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明显到所有熟人都明白我是在谁的基础上塑造这些任务的。当我把它寄给居纳尔时，我附上了一封信，里面写了一点我与爸爸的关系，以及我对居纳尔父亲般的敬重。我这么做其实还是因为我能估计到他会怎么看待这事，所以试图缓和一下他的反应。这本书激怒了他，但他不是给我打电话或写信，而是给我妈妈打电话把我骂了一通。她拒绝为我的行为负责，她说我是成年男人了，这事她可管不了。六个月后他直接给我打电话，那时这部小说刚得了批评奖，我刚刚领了奖，住在奥斯陆的一家宾馆里，这时一个男人打电话进来，自我介绍时说的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那声音很耳熟，几秒钟后我意识到那是居纳尔，他以我小说里父亲的某兄弟的名字来称呼自己。他想向我道贺，整体来说是一次愉快的交谈，除了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喝点葡萄酒来庆祝。那次以后我们再见就是在奶奶的葬礼上，还有办理她的遗产继承时，再就是一年夏天在妈妈那儿，我和琳达、万妮娅和海蒂一起，他意外地按响了门铃，他说，就打个招呼，我说，你们来喝杯咖啡吗？不用了，我们还要往南边走，他说，就过来看一眼，我说，你们进来坐坐吧，不，那倒不用。那么我们就站在花园里，礼貌寒暄了三四分钟，然后他们就回到汽车里，继续他们的行程。琳达和孩子们在房间里睡觉，我问过要不要叫醒她们，这样他们至少可以看看我的孩子，但他也不愿意，这太添麻烦了，他们离开后，我们还为这个走形式的过场笑了一会儿，它显然就是为了尽义务，没有任何其他内容。
我把新小说寄给他时就是这么个情形。我知道他不会喜欢的，想到他读这本书我就觉得害怕。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在小说出版前半个月，2009年7月的最后一天，我坐在电脑前，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居纳尔，
好久没联系了，希望你和家人们一切都好。今年春天我去过克里斯蒂安桑，是参加一个戏剧研讨会，想过去你家的，但是后来要飞去奥勒松参加一个葬礼，西塞尔的姐姐英君去世了。时间太紧了，西塞尔的姐夫马格纳，和谢莱于格结婚的那个，也在今年春天去世了，所以对妈妈来说这是难挨的一年。马尔默这边眼下还不错，我们的三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万妮娅明年秋天上小学，所以最困难的小宝宝期马上要过去了。
但这些不是我现在联系你的原因。是这么回事，我写了六本自传体小说——今年秋天出三本，明年春天出三本——它们说的是我人生的各个部分，基本上所有名字和事件都是真人真事，也就是说，所有写到的东西，就算没写出最细枝末节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第一本小说在9月下旬出版，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1984年冬天和1985年春天发生在特韦特的事，也就是爸爸妈妈分手，爸爸和温妮开始新生活那段时间，另一部分是在克里斯蒂安桑，他死后的那段日子。你在第一部分出现了一会儿，除夕夜开车送我到一个同学家，在第二部分里也有简短出现，那时候你和托芙到房子里来帮我清理和大扫除。这场景本身当然是充满温情的，因为这就是我对你的观感，困难和痛苦不在此处，而很自然地在于我暴露了我们家内部生活这一事实，且并非因你或者任何其他人的请求。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本书讲的主要是我和父亲，这才是本书的主题，是我试图去了解他以及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要切入核心，他最后走入的那个炼狱，在那里他不仅毁了自己和你们的房子，还毁了奶奶的最后几年，以及他身边的所有人。他为什么这么做？是什么让他得到这下场？他一直背负着这一切，就在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但是我父亲一直以铁腕钳制着我的整个人生，在他死后也是如此，当我讲述这故事时，那就是我必走去的方向。这个故事会打扰到其他人，其中就有，尤其是你，这给我带来强烈的痛苦，但与此同时，我找不到别的方式。书中描述的堕落和衰败都是爸爸自找的，不是任何其他人的错，但是如果不写这一切发生的整个情境我就没法把它写出来。就是这样。这一阵子我把稿子发给了每个提到的人。英韦读过了，然后是妈妈。现在，我把它发给你，它在此邮件的附件里。如果你希望改掉你的名字，隐去个人背景信息，我当然会照办。这也不难，问题来自另一方面：你所希望让其安息、消失在众人视线以外的那些东西，现在被挖掘出来，暴露在人前。我再次对此表示抱歉，但是他是我的父亲，我说的是我的故事，很抱歉它成了这个样子。
望一切都好
卡尔·奥韦
开始几天我每小时都要查几次邮件。每次电话响起，都激起惊恐。但是什么也没发生。我对此做正面理解，他读了小说，仔细考虑了他要说的话和该做的反应。又或者他在度假屋
里。
直到第五天我得到了他的回音。当我在收信箱里看到他的名字时，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坐在那里抽了根烟，以鼓足勇气。孩子们在幼儿园，公寓里很安静，滚滚市声升腾而来。我想，最糟糕的无非是他因为我写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生气。但这会过去的。就接受这一切吧，然后它会过去的。
做了的已经做了，我不但已经做出了决定，也已经在这个决定的旌旗下埋头工作了一年多。一个人的意志无法改变这些。
我是这么想的。但我的感觉又是另一样。我觉得就像自己还小，做了什么错事。我害怕的是爸爸会生我的气。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在我从家里搬出去且成年以后，那恐惧也一直在，我竭尽全力去避免它爆发出来。身边不再有爸爸了，对他怒火的恐惧已经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我二十多岁时对别人可能会生我的气感到惊恐万状。它永不消失。当我三十三岁结束了一段关系并搬到斯德哥尔摩，那恐惧依然在我心中。我遇到并和她生子的琳达，是个暴脾气，发作起来常不可理喻，我对于她的这方面已经完全服软了，只要她的音调提高一点点，恐惧就充满我胸膛，唯一的念头就是让它快点过去。虽然已经四十来岁，2009年8月我坐在外面的阳台上，依然害怕会让别人生气。当我为此找出一些理由时，我是那么害怕绝望，满腔痛苦，甚至都不知道要怎样熬过去。
害怕让别人生气，是儿时的恐惧，不属于成年人的世界，那里根本没有这回事，但在我心里从来没有完成过这一飞跃，从来没有长大并因此变强，所以就这样，儿时的感受在这个成年人的灵魂里延续了下去。这成年人的灵魂，也就是我了，完全处于孩童的情绪暴力之中，它是那样地令人痛苦以至于我无法忍受，同时又知道自己已经成年，所有这些其实毫无价值。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如果我有一个强大完整的自我，可以在自身内部得到休整，就能说我就这么做了，敢作敢当，就算其他人有异议，我也不为所动。如果他们想找我算账，就冲我来好了。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强大完全的自我，也不能休憩于自我内部，它完全依着别人的看法和意见而建立。我自己的意见是不要紧的。我仍然活在爸爸为我打造的世界里，我所做的一切在最深层的方向都是别出错。至于什么是错，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只要他在某时某刻认定是错就错了。这些情形被我输送到自己的成年生活里，它们只存在于我的内心。但是爸爸已经死了，死了十一年了。这些我都知道，但无济于事，它在我的清明理智里成功突围，继续为所欲为。我所能做的就是面对它，忍受它。
我起身走进卧室，连着网络的电脑就在那儿。我打开邮件。它很短，一点也不可怕。
嗨，卡尔·奥韦。
能否劳驾你把你所属出版社的联系人（们）电邮件地址发给我。
居纳尔
我读了几遍，试图解读这些文字代表着什么。他没有像我一样写“亲爱的”，但是如果他很恼火，也许也不会以“嗨，卡尔·奥韦”开头？我的名字后面是句号，很明确地表示这里丝毫没有任何热烈的表示，否则就该用感叹号了——不过我也不认为这契合他和他的性格——要么是逗号，要么什么都不加。如果用逗号或者什么都不加，那就定下了就事论事的调子，句号则是一种表态，想得到什么都没门儿。使用“劳驾”也指向同一个意思。“劳驾”一词很正式，叔侄之间本来用不上这么正式的词，由此我明白了他对这个书稿很不赞许。同时他又把这不满表达得很礼貌，我想这表明他并不愤怒，否则他就会抛开这些礼貌用语了？至于他没有在落款前写任何东西，没有“问好”也没有“祝一切都好”，或者其他友好的话，所显示的东西和开头一致，在我面前屏幕上的是一个冷静的正式问询。我知道他从来就没喜欢过我，在他眼里我爱出风头，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自高自大，此外完全没有责任感也不要脸，因此我把这封短简中的冷静更多地理解为对我个人看法的表达，而不是对小说看法的表达。他想要我的出版社联系人的邮箱也是好事，这表明他想对他们直接提意见，而不是冲着我来。最紧要的是，我害怕和他直接接触。如果他给他们写信，应该不会对他们破口大骂。
我写下出版社社长盖尔·伯达尔（Geir Berdahl）和主编盖尔·古利克森的邮箱和电话号码，发给了他。然后我去了书房。要完成的工作量巨大得简直无法安排。4月的时候我给出版社寄去了一千二百页书稿，我一直想的是写一本小说在秋季出版，但是后来就越写越长，我估计还要再写三百页，问题就变成了该以什么形式出版。我在电话中与盖尔·古利克森讨论过这个。有没有可能出版一本一千五百页厚的小说？他说，一切皆有可能。也可以分两卷出，或者同时出，或者中间隔上几个月。尽管这个方案更合理，也意味着我可以收到两份保底稿费，这对我来说不可谓无足轻重，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经济情况说好听的也是风雨飘摇，但是我还是希望作为单行本出版。这会是一个宣言，没有人能无视它，这是挪威最长的小说。盖尔说他会和出版社其他人讨论，再打电话给我。几个小时后他就来电了。他说，接下来的建议是盖尔·伯达尔提出的，有可能不切实际，我也有可能不喜欢，但无论如何值得考虑。
“我想听！”我说。
“我们把它作为十二本书来出版。每个月出一本，出上一年。然后，我们可以安排一种模式，想读的人可以订阅。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极妙的主意！”我说，“妙不可言！”
“是啊，我也喜欢。但对我们这边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想些办法来解决经费问题。我来想办法，看看最后能怎么解决。”
“这就像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了，”我说，“系列小说！我也喜欢它的成套感。结婚礼物乐队
曾经在一年里每月出一张单曲，在年底把它们合在一起发张专辑。这也算个噱头，但是何乐而不为？”
“这是一本很特别的小说。我们在出版时用些特别手段和它是很合衬的。想想在发布会上会起到怎样的效果。书评里会怎样写？这些书一本接一本地出，还是在年底来一个合集？”
“操，盖尔，这太天才了！替我问候伯达尔，要谢谢他。”
“这是一个好点子，我会尽力实现它。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但现在可以说我来安排这事，我们两周内再通电话？”
我们挂上电话后，我立刻走进书房开始把小说大卸八块。如果总共要写到一千五百页，那么每一部分在一百二十五页上下。我在找那些适合作为前一部的收尾，以及下一部开头的地方。这一年来我第一次在处理这部小说时涌现出类似喜悦和激情的情绪。我想象着那种小册子封面，只印着标题，像十九世纪时出版的那种。报纸上印着订阅优惠券，人们可以剪下交给出版社，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三周后盖尔才打电话过来。然后他说分十二册出不可行，完全是因为实际情况不允许，不可能搞到这笔经费。他转而建议分六册出。秋天出三册，次年春天出三册。我犹豫了，不想放弃出十二个月分册的点子，几乎要请求他再做一次努力，他也理解，他说，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办不到，这会压垮出版社的——照我理解他是这个意思。六册已经很为难了，但是后来他很神奇地让出版物采购项目
接受了所有六册，这样经济风险就已最小化了。
“太不可思议了，”我说，“你是怎么办到的？不是每年每个作家只能有一本文学作品上这个采购清单吗？”
“这倒是。为这个我和他们理论了一番。但这是个特别的项目。这事上我有辨别力。”
既然大局已定，我就要重新拆分小说。实际上就是把十二部分再两两合在一起，这样每本都差不多是二百五十页。但是，一旦这些页数接近一般挪威小说的平均页数，而系列小说和订阅的点子已不复存在，中断一部小说的情节，并在下一本开头时继续就显得有些怪异。六本不能独个成立的小说，看起来可不怎么样。我必须将它们分开，以使它们每本都能单独成立，也就是说做成六本小说，而它们也能被视为一个长而连贯的故事。我下手后，第一本小说四百页，第二本五百五十页，第三本是三百页。然后所有材料就用光了。我要这么做的话，就必须在十个月内写三本新小说。但这也许能行，过去半年里我每天大约能写十页，也就是每周大约五十页，因为周末我是不被允许工作的。减掉因为不想写和拖延被耽误掉的十页，我每月能写出一百六十页。取个整数就是一百五十页，我用两三个月就能完成一本小说，也就能在给定期限内完成三本小说，甚至还能多出一个月来。
当我坐在电脑前，上下滚动页面上的稿子，整个人几乎被心急和热望所点燃了。很明显，裁剪是无法让它们各自独立的，我必须给它们写开头、结尾，以及起承转合的部分，有些段落要移动要加强，但也不是很困难，因为这些部分本身已经有各自的独特处，我一直努力把自己融入笔下那些情节发生的时间段里，手法之一就是加入符合我当时年龄的审视和思考。十几岁时是关于糖果，二十九岁时关于流行乐，三十五岁时关于育儿和为人父母。哦，一定会好看的！操，这些书会让我横扫一切！
8月的这个上午，我读完居纳尔的简短邮件后就坐下来工作，第一本小说基本已经准备好可以送去排版了。在收到两封文学顾问的评价后，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让它从一个碎片化、跳跃的关于我十六岁那年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故事，变成一个连贯地讲来的故事，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如果有笔下人物希望隐去姓名，就把名字改掉。第二本小说也大体整理完毕，仅剩下结尾部分，所以盖尔·古利克森要把它最后读一遍，等我把他的建议和有意见的部分过完一遍后，它也就可以交付了。第三本小说还有很多功夫要做。它现在还没有定型，它太多轶事，缺乏整体感和主线，除了时间线以外没有明确的内在联系。
这也许就是自传式写作最大的困难，在材料中找到重要的东西。生活里一切都重要，任何东西在根本上都是平等的，因为一切都共在，而且是同时共在——那七十年代在加尔蒂松德海峡
停泊着的大油轮，窗外的李子树，妈妈在科克普拉森的工作，我在外面时父亲开车驶过时的脸，冬天去滑冰的池塘，邻居房子的气味，达格·洛塔尔的妈妈在我们去家里玩那次做的奶昔，那辆在某个夜晚停在于贝湾的神秘汽车，我们晚餐吃过的所有的鱼，邻居家空地里的松树随着猛烈的秋风前后摇摆的样子，当我在车里用膝盖抵着他座位时他爆发的怒气，我们每个星期二做的华夫饼，我对安妮·莉丝贝特神魂颠倒的迷恋，妈妈和爸爸有次去德国度假给我们买回来的足球，我的是绿底红六边形，英韦的是黄底红六边形，我们站在操场上将足球尽力踢上空中，看能不能打到正从低空飞过的军用直升机。而最后这段往事旁边环绕着整整一圈其他的往事，他们去德国期间我住在爷爷奶奶家，英韦住在外公外婆家，那个星期的事我记得非同寻常地清楚，尤其是我们去度假屋的那些日子。就这样，一个紧密编织起来的记忆花环，这一个外面是另一个，我的整个童年就都尽在意识中了。写作就是将它们从内心提出，并同时落至笔端，只要当我动笔时，从内心到半外在——也就是成文——的心流源源不绝，写作对我来说就不成问题，但是这种小说形式就意味要把这些记忆再送远一步至陌生的读者那里。建立关联需要交流，建立起一个共同体，讲故事是打造关联的手法之一。诗歌是另一回事，开放不那么明显，因为参与分享的人更少。品质总是和排他性紧密联系，文学的高雅或低俗，大众或者精英，都与此有关。叙事所拥抱的幅度越广，所建立的共同体人数就越多，去把握它就越容易，而挑战程度就越小，在这种情况下读者的投入和参与度也就越小。这也是一个简单化的过程。一部讲述现实真相的小说不可能太简单，它必须在传播中具有某种排他的要素，某种不是人人都有或者不是人人都共同参与的，换句话说，它自己独有的东西，那里就是一个所在，一端是那狂人最纯粹自我因此也完全无法言喻的临界处，这一片领域对除狂人以外的任何人都毫无意义但是对狂人本身事关生死，另一端则是类型小说固有的配方和陈词滥调，陈词滥调也是因为大家的依赖而有了这个地位，文学就在这两端之间行动。一个作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写一个同时在所有层面吃得开的文本。我唯一能想到的做到了这一点的作家，就是《摩西五经》
前两卷的作者，以及莎士比亚。《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也曾经如此，但是当年那曾广为流传的韵文诗，现在已让人感到陌生，重要性也就急剧下降了。我并不是在写自己的作品时想到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具体而实在的，怎样让这些几乎源源不绝的记忆变成统一的叙事？怎样能让这叙事始终忠于记忆中那独特的自我？
我前后翻着自己写下的文字，但无法理清思绪，甚至无法去阅读那些东西，集中精神是不可能了，我唯一的念头萦绕在居纳尔和他的反应上。这样过了一刻钟，我起身离开了书房。在门廊里我听到电梯上升的声音。可能是琳达；这个钟点楼里几乎没有其他动静。我静静站着等待，听到电梯门开了，下一刻她就走进了门廊。她穿着蓝白相间的水手服，上眼皮涂着眼影，嘴唇红红的。她两手各拎一个口袋，背上背着她的黑色小包。热情和活力包围着她。她还没来得及把包放到地板上就倾身吻了我，然后跪下来脱掉红鞋，同时说起她都买了什么。
“我去了下面的花岗岩家居公司，他们有这样的上次我和你说过的文件盒，我们可以用来放信件，你一个，我一个。这样我们的信件和账单再也不会扔得到处都是了。你想看看吗？”
我点了点头，她掏出了两个盒子，其实是某种抽屉。
“好看吗？”
“嗯哼，”我说，“那么，这个袋子里呢？”
“在‘蚂蚁’
买的一条裙子，还有一条披肩和一件衬衫，便宜着呢。”
她把这三件衣服拿出来，一件件放在身前比着。
“好看吗？”她又问。
“好看。”我说。
“跟白捡的一样。”她说。
“就算它们要花点钱也完全没问题，”我说，“不是这个问题。”
“那问题是什么？”
“没什么问题。”
“有！说吧。还有，你吃早饭没？”
我摇了摇头。
“我们可以吃昨天剩下的意大利面和肉酱汁，行吗？”
“行。”
“那你说吧，你刚才想说的是什么？你想批评什么？”
“不，没有。”
她走到镜子前，又拿着衣服贴在身前。
“这确实好看，”她说，“我们就用微波炉热吧？”
“我去吧。”
我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盒意大利面酱，然后是意大利面，分放在两个盘子上，把其中一盘放进微波炉加热，看着窗外，各种色调的红色屋顶看起来近得匪夷所思，上面是浅蓝色天空。我忽然感到小时候那种愧疚，天气这么好我却在房间里待着。这就是爸爸认为不可容忍的事情之一。只要天气好，大家就该在户外待着。我，我这傻子，会在城区里走上好几圈，也找不到任何人做伴或者任何事情来做，那是假期，许多人都出门了，白天坐船出海或者开车出城，或者去更远的地方。我只是想回到我的书旁边，在那儿自艾自怜、痛哭流涕。
“你今天过得怎样？”琳达说，在桌子旁坐下，把叠好的报纸在面前展开。
“收到了居纳尔的邮件。”我说。
“哦？他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就是问我要出版社的联系地址。但这足以让我没法继续工作了。”
“你不用这么坐立不安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她看着我。
“怎么呢？”
“我不知道你这么喜欢购物，”我说，“我还以为你最讨厌购物呢。”
她冲着我张大了嘴。
“有时候你真是吝啬。”她说。
“吝啬？”
“你能对我好一点吗？我就是开心，然后想我可以为这次出门给自己买点东西，那个装信件的盒子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了，把这事解决了不是很好吗？这样家里不就能够有条理些？”
“那倒是。”
“好。”
她继续读报纸。
抬头看着我。
“你所有的衣服都是在思必锐
买的，你化一千五百克朗买条裤子，我可什么话都没说。”
“因为那是我的钱。”
“我们也可能把它用在其他地方。我买的衣服也就是你买衣服价钱的三分之一，如果不是四分之一的话。”
“是啊是啊，这不是重点。咱们都别提了，我最不想的就是吵架。”
“我也不想吵架。”
微波炉“叮”的响了一声。我拿出盘子，放在她面前，她则同时起身去开了收音机。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和好了吧。”我说，把另一个盘子放进去，设置了四分钟，关上微波炉。
“卡尔·奥韦，我爱你。我们当然没事。”
“好的。”我说。
她继续读报。收音机在播报新闻。微波炉嗡嗡地响，在它内部那个堆着意大利面条的绿盘子慢慢地转着。我拿出了刀叉，两个杯子，装满一罐水。
“今天你去接吗？”她说。
我等到她抬起头，眼睛看着我时才回答。
“好吧，”我说，尽量加重语气中不情愿的成分，“如果你不行的话，那就这样吧。”
“我当然可以。但是早上都是我管。所以下午就该你了。”
我看向下方，一言不发。微波炉又“叮”的一声。我把盘子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开始吃。琳达看着我，放下报纸，也开始吃。几分钟后我就吃完了，食物温吞吞的，甚至缺乏进行任何有意义抵抗的弹性，囫囵吞下就完了。尽管琳达还没吃完，但我还是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坐下来，腿架在栏杆上，倒了杯咖啡，点了支烟。我们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平摊。从这点来看，她送孩子我接是公平合理的。只是我利用中间的时间工作，而她没有。今天我四点半就起床，要在孩子们起床之前完成一些工作，帮她给孩子找衣服，安顿他们直到他们出门，然后再次投入工作，她则坐在咖啡馆里，买衣服，买了文件抽屉。如果带孩子占一天百分之五十的时间，工作是另外百分之五十，那么我已经做了总劳作量的百分之七十五，而琳达只做了百分之二十五。如果我们争吵的话我就会这么告诉她。现在我不想争论，所以我什么也不说了。
我望向城市。下面的墙上有个奔驰车标，可能是阳光照在一辆停在那的汽车前盖上的投影，我不确定。但它以前也在那儿出现过，这显示某人总是把车停在同一个地方。很远的地方，一台起重机在屋顶上方升起。因为我能看到的只有屋顶，所以一切异常之处就格外明显；要是有个人上了屋顶我都能看见，就算在几公里外，身体的暗影紧贴着明亮的天空显得特别清晰。
我在用作烟灰缸的倒放的花盆里摁熄了烟头，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走进屋里。经过厨房时看到琳达在打电话。我停下来听听她在和谁说话。海伦娜，听了几秒钟我就认定了这点。她的视线和我会合，举手算打招呼，我微微一笑继续往卧室走，去查邮件。已经两点十五分了，我看着电脑。还有半小时就得出门。
没有邮件。
我如释重负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现在不管开始动手做什么也来不及了。一股让人头晕甚至有点恶心的食物气味充满了整个房间。当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它是从隔壁邻居那儿来的，但最后我震惊地发现这味道可能来自通风系统，这样的话它就来自底下一楼街面上的中国快餐店。我站起来，打开通向阳台的门，再次在床上躺下。市声涌入了房间。门廊上传来脚步声，在厕所前停下，那儿的门打开又关上。那位老萨克斯风乐手以前就坐在离大楼出口几米开外的一个柱子旁演奏，那里是广场上的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他总吹同一首曲子，大概是从什么旋律里截取的一分钟片段，也许是想着听他吹奏的人总是新来的。他根本不知道在他头上七层楼的地方有一个人，不仅每天，而且每个月都听着这同一段。
滴——滴哒——哒滴滴滴哒——
滴——滴哒——哒滴滴滴哒——
滴——滴哒——哒滴滴滴哒——
我闭上了眼睛。厕所传来哗的冲水声，门开了，脚步在走廊的镜子前停下。她在照镜子还是在看靠墙那张小桌上的一堆信？
吧哒——！这个声音是手机放进充电座里的信号声。
她是拿着电话去上厕所？又或者她走过时顺手把它放在长凳上，现在才放好？
她进来了。
我睁开眼，看到她在门口停下来。
“我可以去接，”她说，“接下来几天都是你一个人了。”
“我去吧，”我说，“反正我也没法专心工作了。这样你就可以收拾行李或者诸如此类的。”
“你说真的？”
“还要我重复一遍吗？”
“好吧好吧。你去接，然后明天我送，再出发。”
“几点的火车来着？”
“九点半。”她说，在电脑前坐下。她要去瑞典中部某地拜访海伦娜和她的新丈夫弗雷德里克，直到周末盖尔和克里斯蒂娜来拜访我们。我没有见过弗雷德里克，但据我所知，他和海伦娜前同居男友，迷人而常违法犯事的安德斯截然相反。弗雷德里克是消防员，在斯德哥尔摩担任救援主管，他在达拉纳买了套房子，把它拆掉后运到乌普萨拉，又一块板一块板重新拼起来，做得如此专业因此被装修杂志报道了。我知道的就是这些。还有就是，海蒂曾经见过他，有点怕他。他们见面时海蒂还梳了他的头发，海伦娜说这样她再怕他也有限啊，但海蒂说过，就在她梳他头发时也很怕他。海伦娜一说这事就会笑。海蒂爱她，每次都尽可能紧贴着她坐以确保引起她的注意，然后就说起最近发生的所有大小事情。她也和她在电话里聊天，经常画有她的画。海蒂总被所有亮闪闪的东西吸引，她最喜欢的莫过于打扮自己，一天换五件衣服也是常事，而在海伦娜身上，她终于找到了唯一的真正的万人迷榜样。
“有自己一个人的时间会很好吧？”我说。
她点点头，并没有转身。
“但是在火车上几个小时后我就会开始想你了。你们真的不一起来吗？”
“不了，我要工作。还有，我觉得你去做点什么又没有孩子在身边会挺好的。”
“你这话说得挺对。而且海伦娜总是很照顾我。”
“这很好，”我说，站起身来，“我得走了。”
“你直接带他们回家，还是去游乐场玩会儿？”
我耸了耸肩。
“如果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就给我打个电话吧？这样我也可以过来？”
“行啊，再见了。”
“再见。”
我们去了市政公园（Magistratsparken），孩子们把这叫作“普通公园”。我们经常去的其他游乐场有柳塘公园里面的“蜘蛛园”
，磨坊区
的“鲨鱼园”，大楼后面几个街区的“安静”。此外，柳塘公园里还有另一个游乐场，在城堡公园（Slottsparken）里还有一个，我们叫作“山妖森林”的，消防站那边还有一个，我们很少去，但孩子们挺喜欢，因为那儿有一些很特别的设施。他们几乎所有的户外生活都在这样的游乐场里展开。剩下的时间就都在幼儿园或家里。我不喜欢这样，这和我想给他们的童年差得太远了。但也没有别的可能，买房子需要的钱我们没有，因为不良付款记录也没法贷款。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在那儿也丝毫没有受苦的迹象，他们把头从树叶之间伸出来，他们把这棵树叫爬的树。我坐在另一头三条长凳中的一条上，翻着专门为此程买的报纸，同时每隔一定时间就抬眼，扫视那边的所有孩子，确定孩子们的位置。万妮娅是完全信得过的，我也不认为海蒂会溜走，但约翰仍然不好说，他可能突然穿过草丛，朝着公园旁边的公路走去，如果我没有看紧他而沉浸在阅读中的话，再抬头时他可能就已经不在其他孩子中间了，扩大扫视半径，就会看见那个半米高的身影已经走得很远，朝着那条马路走去。
现在，他站起来，拉着秋千，扯着嗓子朝我喊。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把他放进秋千往回拉，看着他的眼睛。你准备好了？我说。是的，他认真地说。当我把他推出去时，他笑了。十次，我说，然后开始计数。到十次后我停下了秋千，他抗议，当他突然意识到我正准备抱他出来时，他紧抓住秋千，眼神惊恐。不！不！不！我把他放在地上，他肚子向下趴着，大喊大叫，将头紧埋在沙子里。当我又在长凳上坐下，这就变成了哭闹。哭得心碎，抽抽噎噎，就好像他没了爸妈，一个星期没吃过饭，刚刚还被打了一顿。我确定了一下海蒂和万妮娅的方位，点了根烟，再次拿起报纸。潜意识中我留意接下来会出现的情况，因为仅仅几秒钟后，我就放下了报纸，那父亲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朝秋千走去，他把孩子放在里面。一个大个子放下一个小人儿，像一条大船放出一条小船一样，它打动了我。但是秋千下，约翰还躺在那儿，而且一点也没有要挪窝儿的意思。我站起来朝他走去。我说，现在你要换个地方了，其他人也要玩秋千了。他没有回答，抽泣着肩膀一耸一耸。我把他像乌龟那样端起来，将他端到几米外，又原样放下。现在好了。我说，现在你玩吧。然后我走开，又坐了下来。我觉得内疚，应该安慰一下他，让他别哭了，但是首先，让他失望的事和他的反应完全不成正比，我不希望他从此认定这种抵抗方法是对的，其次，我的策略就是和他们一起出门时尽可能少地干涉他们的举动，我希望他们能自己应对各种情况。
但不是只有孩子难以做出恰当反应。当我想起我对待万妮娅时的方式，看照片上的她那时多小，就好像地面从我脚下消失了。我曾经对这一点点大的小家伙狂怒咆哮？我曾经把她从童车里拽出来，强硬地把她摁在地板上，因为沮丧和愤怒而气到模糊，对着才一岁半、不管从哪方面看都纯洁无辜的她？这是我有过的最让自己难过的念头。我怎么能这么做，我当时在想什么？怎么能如此彻底地失去正常的目光？我看不到她有多小，我完全看不到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她和琳达以及我周围的其他人都被卷入这内部的漩涡，在这里最荒谬的也变得合理而公正了。我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类比的东西，它就是这样。
约翰已经不哭了，但他仍然趴着，脸冲着沙地。我不得不给他一个台阶下。大秋千刚刚空出来，我放下报纸，朝他走过去。
“我们要不要试试大秋千？”
“好啊——好。”他说。
“来吧。”我说。他站起来跟在我后面，用手擦掉了脸颊上的泪水，留下了黑道。大秋千就像个大筐，可以容下好几个孩子，不管怎样我的孩子们喜欢躺在里头，在快速来回摆动时看着上方的天空。当我抱起约翰时，海蒂和万妮娅穿过游乐场向我们跑来。
“我们也想要！”她们说。
“现在有约翰，”我说，“所以我不能荡得太高，好吗？”
“好。”万妮娅说。
“好。”海蒂说。
我把她们抱了进去，将大筐拉到适当高度。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真的吗？”
“是啊，爸爸！快摇吧！”万妮娅说。
我照办了。
约翰抗议地大喊。
“不要！”
我停下了秋千，将他抱起来，放下地。他朝我伸开手臂。我忽略他，把大筐拉高，他大喊。
“好吧，你这小犟头。”我说着把他抱起来，用一只胳膊揽着他，另一只胳膊荡着女孩儿们。他的身体又暖又好。他把头放在我的肩膀上。秋千筐朝我荡过来，我把它推回去。女孩儿们肚子朝下趴着，头支在筐边，视线朝着马路。她们的裙子和头发在风中飘动。四面八方都有孩子在爬、在走、在跑、在攀爬，父母们高高地站着，有些戴着墨镜拿着手机，其他人则沉浸在他们下一代的琐事里。一片草地在游乐场外展开，一些大树平静地站着，满怀阳光，向所有在这个下午逗留公园的人洒下一圈阴影。这些人大多很年轻，基本都是白人。许多人独自躺在草地上，身边是一辆自行车。他们卷起裤腿、脱下衬衫或T恤的样子告诉我，他们来这儿是临时决定的，是下班回家路上的一时兴起。其他人则成群坐着，他们多是高中生或年轻的大学生。几对情侣紧紧依偎在一起，眼中只有彼此。在柳塘公园那个老足球场的另一头基本是移民，一大家人出来在外面吃晚饭，一直坐到晚上。有时阳光里响起隆隆鼓声，就像从一个梦的深处传来。这阴影随着夜晚到来而逐渐蔓延开去的方式，这太阳下沉的方式，不是沉入大海或森林，而是沉入城市里，也有一些梦幻感在里面，上次我们在这里时我如是想着。这世界被阳光充满时就会溶解，这就是我有过的感觉，万物间的内在关系消失了，所有东西都摊在同一层面上。文化要做的是界定这些关系，把这些连接分出等级主次，把那分散开的聚拢，以固定的方式来产生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小说、电影、电视节目、诗歌和戏剧，还有报纸、电视新闻和周刊的原因。当然，一种文化在阳光灼烤着的大地上，在燃烧的天空下，沿着河岸边的沃土萌生，以别样的方式将世界整合在一起，形成别样的意义产生模式，这一切都如此理所当然。我不知道这当中有何等的区别，因为这区别如此之大，让他们的语言在我听来像是在咆哮和唾吐，那些字母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更像沙漠里的一排灌木，但在我想来，一切在初始时一定致密得无法穿透，它一点一点地随着语言展开自身，但绝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在我们看来就是这样，也许永不可能也因此并不希望去拥抱它。文化在人与人的关系里最大的作用就是，它那收缩、舒张和排斥的组织如此精微复杂，以至于身处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只熟悉和他或她自身圈层有关的微妙之处，对其他人的了解只限于表面。但是一切都有明确含义，那就是文化所在之处。裤子用什么布料有意义，裤腿的宽度有意义，挂在窗前的窗帘图案有意义，突然低下的目光有意义，一个词用某种特定的方式读出有意义，一个人对这样东西或另一样东西的所知，也代表着什么。文化通过在世界中产生差异来充实世界，这些差异正是所有价值依附之处，在每种文化里都是不一样的。想到这些单位会越来越大，各种文化越来越相似，着实令人沮丧，至少对于我这样痴迷于差异、被孤绝而吸引的人来说是如此。日本的妙处就在于，它与世隔绝了几百年，发展出一种对我们来说在所有方面都很特异的文化，对我们来说可见而几乎完全不可进入。假使这种文化在西方文化里被溶解并且消失，只是成为其自身的一个亚种，那就和某个动物物种灭绝一样是巨大损失。但是西方世界如此强大，在本质上如此具有扩张性，以至于它很快就会把全球置于麾下，不是以殖民时期的暴力，而是以承诺。从这个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我反对移民，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反对几乎所有形式的平等思潮。从短期一点的视角来看，也就是我所居住的具体的、日常的现实，在马尔默，很难不将移民视为巨大的资源，因为我看到了这座城市爆发出怎样的生命力和能量，尤其与斯德哥尔摩相比，那儿的移民都住在城市边缘，在市中心看到的几乎清一色是白人面孔。马尔默的确显出破败，的确有触目的贫困，但与此同时它也因这些必须且终究会整合在一起的矛盾而震颤着，对于在这里长大的人来说真是一份礼物，有这么多不同的体验和背景同时并置，有那么多的事物出现，因为是第一次出现而散发着新事物特有的新鲜感和力量。
“我很羡慕他们。”就在不久之前的一天晚上琳达这么说，当我们在这个大公园一角的某处野餐完拖着孩子们回家时。
“怎么？”我说。
“他们一家人都在那儿。爸爸妈妈，祖父祖母，孩子，孙儿，叔伯舅舅，表兄弟姐妹。”
她朝聚在一个烧烤炉周围的一大群人点了点头，那边大概有二十多人，年纪大的坐在椅子上，小孩们跑来跑去玩着。几个类似的人群散在整个草地上。烟和烤肉的气味弥漫在四周。
“这里以前也是这样，”我说，“在三代人以前，差不多，不管怎么说在乡下是如此。我外婆就是这样长大的。对，说的不是在公园里烧烤。但是他们也是一大家人住在一起。”
“这看起来很神秘，”她说，“然后看看我们这个一点点大的核心家庭。就只有我们自己！假设我们是一大家子，那会是多么不一样啊！”
“是。但是那不会糟透了吗？”
“不，不，我说的不是这意思。只是说那……”
“你是浪漫主义者。你看到了环绕着他们的光晕，并想拥有它。”
她摇了摇头。
“我不想 要 这个。只是它显得是这样……是的，就好像环绕着他们的是更蓬勃的生活。”
“我们已经和你妈妈一起住过一阵子。我妈妈也来待过一阵。但是她们离开时你好像挺高兴的？”
“对，一点没错。现在一切都是以 我们 为中心的，我，你和孩子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样我们可以消失在其中的东西！”
我还记得，那时我们身后的太阳已经红了，像个弹丸那样挂在房屋上空，我看了一眼约翰，看他是不是因为和平时不一样的行程而在我的肩膀上熟睡，但是我看到的是他圆睁的眼睛，不禁向后退了几步。
“现在我觉得够了。”我对女孩们说。
“但是爸爸！”万妮娅说，“我们才刚开始玩！”
“再玩一会儿，好爸爸。”海蒂说。
“不。”我说，把约翰放下来，走回长凳那儿，那时我看到琳达从公园中间那圆圆的，围着砖墙、铺着砾石的广场走过来。
“妈妈从那边过来了。”我说。女孩们从秋千筐里爬出来去找她，约翰也朝她跑过去，她因为喜悦而咧开了大大的微笑，蹲下来迎着他们。这一切和我回家时她躺在床上而公寓里也听不到孩子们带着期待地问“嗨，妈妈？”的情形截然不同。
当我朝长凳走去，把报纸放好塞进童车下面，一阵不安忽然席卷了我。
这是从哪儿来的？
我看着琳达，她走过来，孩子们环绕在她身边。不是因为这个。
小说。
当然。就是它。
“嗨。”琳达说。
“嗨，”我说，“你带了现金吗？”
“没有，我觉得没带。你想干什么？”
“我们可以去那边的小卖部买冰激凌。但是我只有二十克朗。他们好像也不能刷卡？”
“收的，已经可以了。”
“你们要冰激凌吗？”我说，低头看着他们。
几秒钟后，我们在树荫下朝有交通灯的那个路口走着，我尽量说服自己没必要感到不安，关于那些现在正坐着读它的人，我没有写任何很过分的东西，我曾经很害怕看到英韦的反应，但是结果还不错，是所有可能里最好的。
“今天托儿所那边怎么样？”琳达说。
“我想应该挺好的，”我说，“我也没问。但是至少我去那儿时，他们很高兴。”
我们在十字路口前停了下来，琳达和海蒂抢着要第一个按下交通灯按钮，万妮娅冲上前去胜利地按下按钮。海蒂开始哭。
“下次你来按。”我对她说。
“万妮娅推开了我。”她说。
“万妮娅，你不该那样做的，”琳达说，“不过现在我们去买冰激凌吧。”
当我们迈步过马路时，海蒂还低着头站着。我走回去抱起她，一直抱到售货亭前。
“为什么抱海蒂不抱我。”万妮娅说。
“因为她哭了，”我说，“但是我们回家时，我可以抱你一会儿。”
我探头进去售货窗口，里面完全不见人影。我“叮”的一声按下柜台上一个小小的光滑按钮。
扬·维达尔也许是我最担心其反应的人。他在我心里依然是十五岁，而我也没有把我们的世界写得多么美妙。也许在他心中那一切是美妙的？也许他眼里的过去是带着光环的？
一个女人，看起来像罗马尼亚人，从后面的小隔间里出来了，站到我面前。
“好了，”我说，看着孩子们，“现在你们可以点你们想要的。马上。”我看着她，“先来两杯咖啡，一杯加奶。”
“我要……一个可丽波。”万妮娅说。
“可乐味的还是那个绿的？”我说。
“那个绿的。”她说。
“还有一个水果味的可丽波。”我对那个黑发女人说。
“我也想要那个。”海蒂说。
“那就是两个，”我说，“你呢，约翰？你能指一下吗？”
他指着一个三明治雪糕。至于他是否清楚那是什么，就是另一回事了。
“再来一个三明治。”
她把价格加在一起，我把银行卡举在空中，她推过来一个小型刷卡器，然后按了一些按钮。我把卡塞进去，她消失在一个冰柜。后面的人行道上摆着几张椅子和桌子，一个胖墩墩的年轻人牵着一条狗走过来。我看到万妮娅的眼睛跟随着他们。他胖到了让我觉得可能是拿伤残保险那种人。便宜的卡其色短裤，军用灰帽子，黑色T恤。他走起路来全身都颤动着，关节也像在滚动着。我输入了密码，那女人直起身来。
“那是什么狗，万妮娅？”我说着，按下了确认键。
“我觉得是条㹴犬。”她说。
海蒂坐在琳达的膝盖上，在遮阳伞的阴影下，约翰已经爬上了椅子，正试图把一根一头已经摁扁的吸管顺着桌子的裂缝向下捅。
“不好意思，果味可丽波已经卖完了，”那个女人说，“可乐的行吗？”
小刷卡器突然发出低鸣，一张纸条像是从很深处慢慢浮现出来。那个女人递给我三个雪糕，撕下纸片，我向孩子们那边走了几步过去，给他们每人一个雪糕，当我再回去时，她递给我两纸杯咖啡以及收据。我把其中一杯递给正在为孩子们撕开包装纸的琳达，在桌边坐下，小口喝起了另一杯。
《出离世界》出版时，居纳尔是生过气。但那次是我第一次出书，那是个巨大的变化，也许从某个角色里认出自己是很让人震惊的，但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而且我上一本小说还获得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提名。我不再仅仅是一个为了写作梦想浪掷光阴的人，而是一个在国家级层面被承认的作家，那么一点点近乎微不足道的国外媒体对我的作品报道，我敢打包票已被《祖国之友报》引用了。《法兰克福汇报》上的评论称这部小说是大师级作品，英国《卫报》也许也说了差不多的话，虽然也许说得更含蓄一些。他不会喜欢我写爸爸和奶奶的部分，但是关于他的部分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他最后的形象还是好的，我是抱着尊敬的心写的。
“我觉得我有点出门紧张症，”琳达说，“有点不安心。”
一位老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好像什么东西撞着轮辐，脚蹬刮着链条上的护板。
“因为要坐火车北上？”我说。
“是吧？我只要一出门旅行就兴奋，从小时候起就这样。”
“妈妈，你说什么呢？”万妮娅说。
“我只是说我要出门旅行了所以很兴奋。”
“为什么会这样？”万妮娅说。
“这点我也想知道，”我说，“有一点躁动是好事啊。”
“想想我七岁时一个人去伊兹拉
，”她说，“完全不可思议呢。”
“是啊，的确是这样。”我说。
“那是什么？”万妮娅说。
“我一个人去了希腊的一个岛，就比你现在大两岁。或者说，也不完全是一个人，我是跟着另一个家庭去的，但是妈妈和爸爸都不在身边。”
“那是七十年代，”我说，“那时候他们对小孩另有一套观念。”
“就算在那个年代这也是很极端的。”她说。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我的第一次独自旅行？”我说。
琳达摇了摇头。
“那也是在七十年代。但我不像你那么坚强。我那时一年级。我到晚了错过了校车。当我站在那儿大哭时，学校校工走到我身边。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校工，有时我们还去他的工作间看他。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对我说我应该坐下一班公共汽车。那辆车走的是我回家的反方向，但这毕竟是一个岛，所以最后车还是会经过我们家的房子。我坐上车。车上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当车往左转而没有向右边转时，我惊恐极了，突然忘了管理员说的话，或者已经不相信他的话了。无论如何，我太害怕于是就拉了下车绳。公共汽车停了，我站在一条从没走过的路中间，离家肯定至少一公里。”
“那你怎么办？”琳达说。
“还有一个男孩也下车了。我说我迷路了，他说我可以跟他回家。然后我就跟他走了。路边一栋深色的房子。他父亲给我父亲打电话，然后他就来接我了。”
我看着万妮娅。
“也就是你的爷爷。”我说。
“也是你的，你的。”琳达对海蒂和约翰说。
“我知道的，”万妮娅说，“他死了。”
我点了点头。
“他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她说。
“姥爷也死了。”海蒂说。
“他是在一个除夕死去的。”万妮娅说。
“确实是这样。”我说，看着琳达。她笑了。
“但是他见过你，万妮娅。”她说。
万妮娅严肃地点点头。
“两次，”她说，“在斯德哥尔摩。”
“我在斯德哥尔摩出生的。”海蒂说。
“是这样。”琳达说，把她搂紧了。
第二天早上，我四点半起床，关掉了哔哔作响的闹钟，抓过那一堆衣服，在卧室外的走廊里穿上，免得吵醒琳达，拿起门外地上的两份报纸，坐上咖啡机，读了文化版和体育版，等咖啡煮好时吃了个苹果。咖啡好了以后我喝了一杯，在阳台上抽了根烟。天空朦朦的，晨曦的灰色依然萦绕在我下方的楼群之间，带着一丝生涩；这是8月中旬，秋天将至。
我又点了一支烟，以尽量延长开工前的这一刻，但是抽了一半就把烟摁熄，然后走进书房，打开电脑，坐下，打开用一个夹子固定在书架上的灯，扫视旁边地上堆起的一摞CD，选了布·拉德利乐团
的《大步》（
Giant Steps
）。我一下子就被扔进了那个时代的氛围里，也就是九十年代初的卑尔根，因为自那时起我几乎没有放过这张唱片，正是这个原因，我怎能知道原来的感觉是这样呢。我坐了一会儿，反复掂量着要不要换其他音乐，同时也打开了第二本小说的文档看着。不，这张还是不对。我又选了乔希·劳斯（Josh Rouse）的《1972》，它柔软而舒心，已经很接近“素材音乐”
了，用它来开始新的一天是很美妙的。
一小时后，我听见什么地方的门开了。我关上音乐倾听。什么人踢踢踏踏穿过走廊。肯定是约翰或海蒂。不过这也没区别，他们中不管谁起床了，另一个马上也会起来。
我打开门走进厨房。约翰一只手抱着枕头站那儿看着我。时钟指向五点四十分。
“现在还是半夜呢，”我说，“回去睡觉吧。”
“我不累。”他用有点恼火的声音说，就像我指控他什么了似的。
“那你想吃早饭吗？”我说。
他点了点头。我把他抱起来放进儿童椅，从橱子里拿出牛奶什锦谷物早餐，从冰箱里拿出蓝莓味的酸牛奶，把它们都倒进盘子里，放在桌子上，递给他一把餐匙，运气不错，他接过去了。
又一阵踢踢踏踏声响起。我转身，海蒂站在门口。
“早上好，海蒂。”我说。
她没回答，用那窄窄的眼睛看着我，头发乱蓬蓬地竖着。
“我也想吃。”她说。
“当然你也有。”我说。
“嗨，小约翰。”她说。
“嗨。”约翰说。
我为她放好盘子和餐匙。
“那你可以自己在这里坐一会儿吗？”我说。
海蒂点点头，开始吃东西。我又走进书房，让门掩着，这样我就能听到他们的动静，试图再次进入工作状态。没有音乐很困难，但是几分钟后，我就又坐下写起来了，写的是盖尔·安格尔和我一起去森讷的那次旅行，那是在他母亲葬礼后的日子里，我在一个社区大学里的一次朗诵和对谈活动。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或者只是那个空间给我的感觉，那儿冬天星空下的幽暗。
“爸爸？”海蒂在我身后说。我吓了一跳，有一刹那以为心脏停跳了。
“又怎么了？”我说着转过身来。
“小约翰想爬出椅子。”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抱起他放在地板上。他的尿布沉甸甸的，已经挂在大腿边晃荡着。我把它从旁边解开扯下，塞进水池下的垃圾桶里，我让他站着别动，他照做了，我去厕所里拿了一个新尿布给他穿上，所有这些都在海蒂的眼皮子底下做的。
“我们想洗澡。”海蒂说。
“现在不说这事。”我说。
“什么？”海蒂说。
“不会让你们洗的。”我说。
“什么？”她又说了一遍。这是她最近的新习惯，她对一切都说“什么”，有时候这会让她显得在感受上有些迟钝，我不喜欢。
“不行，”我说，“不会让你们洗澡。”
她对我做了一个生气的表情。然后她转向弟弟，弟弟四肢着地，在墙边檩条那儿的地板上玩着什么游戏。
“来吧，约翰，”她说，“我们去起居间玩！”
已经六点过五分了。公共汽车开始在外面开过。它们低而沉的声音听起来像呻吟。我走进卧室去叫醒琳达。万妮娅睡在她旁边。她总是在晚上溜出儿童房，有几次我们上床时她已经躺在我们的床上了。海蒂出生时，我们才刚开始教她在自己的床上睡觉，琳达为她感到难过，所以她被允许和我们睡在一起，从那时起，我们就得躺在她身边直到她睡着为止。但这还不够，只要她醒过来就会来找我们。
“六点十分了，”我说，“海蒂和约翰已经起来了。你能起床让我再工作一会儿吗？”
“嗯。”她说。
我把电脑放卧室里的桌上，打开电子邮件，看看有没有什么在晚间意外到来的邮件，很走运，收件箱里只有《阿格德尔报》的新闻推送，我有次试图进入他们的档案库去看看有没有关于爸爸的文章，打那以后我每天早上都收到这个新闻推送。当时显示是出现了某种技术错误，我以后再也没有上过那个网站，但是他们有了我的邮箱，而我也从来无法成功地把我的名字从他们的邮件组里删除。其实每天都收到这小城消息还是挺温馨的。我删除了邮件，用谷歌搜了一下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我又浏览了一下，看到琳达没怎么动，就又走进了书房，关上门，放起音乐，企图再次进入工作状态。但是这一次小小的中断已足以让阻力增长。当我每天早上开始工作时，没有任何杂念来得及掺和进来，从睡眠到文字之间的运动总很流畅。一天里越往后我就必须用更多的力气来克服这阻力，到了下午，我唯一能恢复工作状态的办法就是睡一觉，以消除那些阻力，重新开始。
我又花了差不多一小时才重新进入状态。没过多久琳达就敲门，问我知不知道哪儿还有干净袜子，或者我觉得是不是不穿凉鞋也能出门。我转过身，向她投去最冷酷的眼神。她用力关上了门。我内心沸腾了。走廊上传来他们的声音，万妮娅和海蒂在对喊。我理解她没办法让她们彼此合作，我的内疚感足以让我出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但还不足让我去直视她的目光。我站在万妮娅身后，抓住她的脚，把凉鞋套上去。
“唉。”她说。
喊疼时，他们从来不像挪威人那样说嗷，这里瑞典话唉，那里也是瑞典话唉。
我把那些小小的皮带穿过开口，向后折，固定在魔术贴或者总之那个东西上。
“他们涂防晒霜了吗？”我说。
“我想今天不用。”琳达说。
“刷牙了没？”
“约翰刷了。万妮娅和海蒂还没有。我们还有好多事没做呢。”
我猛地推开浴室的门，把两把牙刷在水龙头的水下冲了下，挤一些牙膏，又出去，一把递给琳达，拿着另一把站在海蒂面前。
“张大嘴。”我说。
她抿紧嘴唇。
有时她这样做是因为好玩，但是这一次不是；她给我一个眯缝着而叛逆的眼神。
“你是觉得我今天脾气不好吗？”我说。
她点了点头。
“我不生气了，”我说，“你能不能把嘴张开？”
不。
“你不想我用强迫的吧？”
“什么？”
“强迫。就是就算你不愿意我也要刷你的牙。”
“什么？”
“我刷完了！”万妮娅对她妹妹坏笑着说。约翰站着想打开大门，他踮脚站着，手几乎要够到门把手了，但还不够把它向下拉。
“妈妈来。”海蒂说。
“好吧。”我说，把牙刷递给琳达，海蒂立即为她张开了嘴，露出牙齿。
“再见。”我说。
没人答应。
“至少你得说一声再见吧。”我说着看向琳达。
“再见，”她说，“但是我要先回家然后再出门。”
“好吧。”我说，走进书房。在椅子上纹丝不动地坐了会，等着，直到我听着他们消失在电梯里，电梯在楼里下降，才点开那关上的文件，它瞬间在屏幕上展开。
琳达半小时后回来了。我出去找她，她提议我们到阳台上喝杯咖啡，我们在那儿坐了十分钟，各抽了一支烟，几乎一言不发。
“希望你们这边一切顺利。”她站在门廊上，拿着手提箱，对我说。
“我们当然会的。”我说。
“他们上床前我会打电话回来，好吗？”
“当然。你可以试着放松一下。代我问候海伦娜和……”
“弗雷德里克。我会的。”
我们互相亲吻，她出去后关上了门，我则进去查电子邮件，一封来自Play.com网站，然后就没了，然后我又坐进书房重新开始写作。我和盖尔·安格尔通了半个小时电话，吃了一盒冷鱼糕当午餐，又煮了壶咖啡，当我从阳台回来时，有封新邮件，来自居纳尔。
标题是“话语的强暴”。
打开这封信的事简直想都不敢想。
我终于能支持着自己站起来，走进屋里，拿起电话，又走到阳台上，再给盖尔·安格尔打电话。
“是那个出来打电话的家伙？”他说。
“我刚收到一封邮件。”我说。
“你叔叔的？”
“是。”
“他不喜欢你了？”
“不知道。还没读呢。我他妈的不敢。”
“能有多严重啊？打起精神。别当鸵鸟了。”
“邮件标题是‘话语的强暴’。”
“去读！”
“我肯定会读的，”我说，“什么时候读都一样。听着，我把它发给你，所以你也可以读读，我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行吗？”
“当然。”
我们挂了电话，我点了根烟望着屋顶。心跳得还是一样快，就好像它在胸膛里逃逸了。
话语的强暴。
我喝了口咖啡。我想过要去城里走一走，让这封邮件在这儿再晾一会儿，我要找一个公园坐一坐，或者去逛几家商店。但我知道，对邮件中可能包含的内容的想法会持续地困扰我，让我不管怎么做都无法好好休息。
我起身走进卧室，甚至在坐下之前就点击了他的电邮，尽可能快地读完，就好像可怕的是眼睛和文字的相遇，而不是这文字所讲述的东西。
我对此有过多种期待，但不是这个。
这就好像他站在那儿咆哮。他写道，这本小说背后的主脑是我母亲。她讨厌克瑙斯高一家人，他如此写道，这些年来她一直给我灌输这种仇恨，让我思维扭曲，以至于完全丧失了现实感，并写下了这种中伤人的、伤风败俗的、自我中心的粗制滥造作品，以报复这个家庭并发笔横财。如此行径比我心目里的父亲在我童年时所有行为还要恶劣。我书中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我母亲，所有这些书都一律埋藏着她复仇的动机。它们谬误百出，它们充斥着错误、恶毒的描述以及一种他认为这个家族里绝不存在的人生观。我所需要的，是去住院做心理治疗。
他写道如果书稿一旦付印，他就将对出版社社长个人问责，并去报警、起诉要求赔偿。这封信没有署名。
当我读完了这封信，我勉强能站起来。无法再清晰地思考。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必须找人聊聊这事。我输入盖尔·安格尔的邮件地址，转发了这封信。然后我走进屋里。站在客厅的窗前，瞥了一眼广场，走进厨房，瞥了一眼屋顶，走进孩子们的房间，看看我周围的一切，海蒂和万妮娅的双层床，约翰的婴儿车，又走进浴室，打开洗手池的水龙头，洗手，走进客厅，打开通往那长长阳台的门。外面有阳光，很温暖，我抓着栏杆，向前弯下腰，看着下方沿着大楼里面走过的人们，松开手，又走进去了，在地板上来回地走，最后做了个决定，邮件还有个附件，那还有封信，我干脆也把那封信读了，反正不可能更糟糕了。
这封信是写给西塞尔·诺伦·哈特勒于，也就是妈妈的。他在信中写道，他刚刚阅读了“作者”——也就是我——的最新稿子。这本书的性质使他完全找不到措辞来描述对我的想法。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一连串人所能想象到的最恶劣的特征。我自吹自擂，我是无可救药的可怜虫，我是恶棍。居纳尔写道，奇怪的是，我所攻击的都是克瑙斯高家的人，而她，也就是妈妈，丝毫不受触及。作者对她一句恶评都没有。为什么？他对她则有很不同的看法，他写道：在我和英韦的整个童年她都忽视我们，只关心自己，以及他称之为半吊子哲学自我的那种东西，而这一点被我继续发扬光大。一点不考虑别人，只为自己着想。毫无慈悲，毫无关爱之心，只顾自己往上爬。当我们最需要她时，她本来应该成为为爸爸起到校正作用的准绳，但她没有做到。他把这称为疏于照顾。这才是核心，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从来就没有明白过这一点，因为她已经完全操控住了我的脑袋。我相信她所说的一切，并且因为她讨厌克瑙斯高家的人，我也有样学样。然后他描述了记忆里她进入他们家时的情形。
他那时还只是个男孩，母亲来到他身边显然给他留下了印象，因为他用最极端的词来形容她的气场，她如此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你会觉得他在形容某个冰川。她一点不温暖，不冒热气儿，也不参与家里人的活动，就是坐在角落自己读杂志，时而在掸烟灰的时候向他们投来审视的一眼。她和任何人都不交流，他们这些小孩在她身边时她也从来没有一句好话——这里他想起来的肯定就是他自己的经历了。他继续写道，他长大成人后她也从不邀请他来家里玩，也从来没登门来看他的孩子，而她和他那爱交际又热情的母亲显然根本处不来。他写道，他为他的大哥要和她一起生活而感到心痛，他纳闷她是怎么长成这副德行，能这样地散发使人不快的气场，他还说起了他十二岁那年跟他们一起的那次旅行，去她挪威西部的老家。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被他描述为自闭、满怀各种心结和自卑感。他们住的那地界，在他概括起来就是穷酸，所谓的乡下地方。他十二岁看到我外婆时，就该明白两件事，一种要出人头地的病态焦灼是从何而来，她女儿身上何以有这种焦灼，而她的儿子，我的舅舅谢尔坦何以落到以乌鸦为题写诗的下场，显然是愚蠢且毫无价值。我母亲缺乏应有的家教，也就是说，共情能力，关怀别人的能力，让周围的人感到如沐春风的能力，而她又把这些缺陷传给了我，造成了如出一辙的破坏。
他给她写的信里着重指出，她对我目前这样野马脱缰的状态依然有责任，他把我称为“你那没朋友的儿子”。他把我和爸爸做比较，写道，我像爸爸以前那样不着调，我也有一样的人格分裂。然后他又拿我和妈妈做比较，写道我和她一样愤世嫉俗、毫无心肝。但这点在书中有体现吗？没有，这种显然正确的视角在书里完全缺席了。他以为，爸爸走下坡路的过程中妈妈的错有目共睹，前提是你愿意去看。爸爸从来没从她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也就是爱、亲密、陪伴和温暖。居纳尔在十二岁时就已经看清了这一点，但是他的兄弟，也就是我爸爸，明白这一点时已经太晚。
最后，他请她必须让我终止这一项目，然后在某个地方的精神病房给我找个空床位。如果没有照此办理而此书依然出版的话，他就会起诉提出索赔。他将不惜一切站在克瑙斯高家的阵营里，去阻止这场她主使的、对克瑙斯高家族的仇恨攻击。
信的落款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以我父亲的兄弟名义。
我在床上躺下，纹丝不动地躺着。忽然间这就是世间唯一存在之物。一年半后的现在，我已经不再置身于那爆炸性的焦灼中，所以不太能回忆起当时都是怎么回事，有过什么感觉。我甚至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件事，但是再也无法重温那感受。当我现在读着这些邮件时，一种巨大的不适紧握着我，它们证实了某些我一直都知道并感觉到的东西，但是我此刻的认知与它在那时裹挟而来的力道相比，简直淡到几乎没有。那一刻，2009年8月的那一天，它让我动弹不得。假使我对在此等待着我的狂怒有一丝丝预感，我就能早做准备，以缓解它的冲击，又或者，最有可能的是，从根子上就把写这本小说的念头束之高阁。但是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根本没想过会引起这样的反应，一次也没有。
走廊上的电话响起了。
一定是居纳尔。
我没法和他说话。这就像我小时候做错事后听到爸爸在楼下打开门时一样。他来了。他来了。
但也可能是盖尔·古利克森或者盖尔·伯达尔，因为这封信也发给了他们。
我起身匆匆走到走廊。到电话旁边时，它已不响了。我把它从充电座里拿起来，按出来电号码。
所显示的是“10”。
这意味着来电者隐藏了电话号码。盖尔·安格尔一直都这样，可能是他。我曾经开玩笑说只有警察和他打电话来是没号码的。不过这不只是玩笑，因为我内心某处一直预备着警察终会打来的那通电话。
我把电话拿到阳台上，给盖尔打电话。
“对，你好，这里是居纳尔，”他说，“这是我那狡诈没朋友的侄子吗？你怎么敢给我打电话？”
“是你打的？”我说。
“是啊是啊，”他说，“你现在心情很差？”
“用差已经不足以形容了。你读完邮件了？”
“读完了。不管怎样，你叔叔用词还挺有新意！”
“是的。”
“我都笑出声了。”
“那肯定的。”
“行了吧。他生你的气。这也不难理解。但也就这样了。实际上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肯定有。他要告上法庭。这点我绝不怀疑。”
“但是这不是更妙了吗！你一定得希望、祈祷他去做这么愚蠢的事！你要富得流油了！真闹上法庭的话，每个人都会买你这些书！这事会直接写进文学史里。然后你就是百万富翁，情况不能更好了。”
“不是的，可以更好的。”
“得了吧！你干什么了？你写了一本关于自己人生的书，仅此而已。这是你的自由。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如果自由是别人给你的，你就是个奴隶。你的生活是怎样你就怎么写。它也有代价。代价你现在也看到了。你没考虑你叔叔的感受，你也确实是没有顾忌。这就是这么做的代价。是，他生你的气。是，我能理解。按照他的世界观他有权利对你发火。但仅此而已。你明白吗？你写他的部分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写的是你自己的父亲。这是你的权利，这是你该死的遗产，这就是他留给你的东西。没人能从你这里夺走它。他们可以生气，可以发火，可以去找你和你家人的麻烦，但仅止于此。你什么都没做错。你得到了我彻底的宽恕。可惜我并不是神父。”
“是啊。”
“什么是啊？这事就这样了。打起精神，伙计。你要发财了。你一定要对这些一笑了之。”
“其实没有什么可笑的。”
“当然有！我读那封邮件时，就知道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这是因为你不是你家唯一疯狂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挺疯的。你父亲、你叔叔和你。”
我什么也没说。他努力为我加油打气，这当然无济于事，但他这么做我还是很高兴的。我们又聊了一个小时，说的都是同一个话题，这些信以及它们带来的新状况。盖尔认为我应该顺其自然。道德是没有创造力的，它只会对被创造出来的东西说不。被创造出来，就是生命。为什么要对生命说不？
盖尔是彻头彻尾的尼采主义者。他从局外看着这一切，这是他的力量所在，但这也意味着他置身事外。我则身处其中，最不能安慰到我的，莫过于这种活力论，因为它与逾越是一样的，从根本来看，那是对逾越的恐惧。
我和他通话时，电话里响起一个信号音，显示有电话打进来。第一次我无视它，但是当它第二次响起，我告诉盖尔我要挂了，得接那个电话。
液晶屏上只显示“来电”，我没有拿起电话，谁都有可能打来。但后来电话号码显示是奥斯陆打来的。据我所知，居纳尔也可能出现在奥斯陆，但可能性很小，而且，我已经认出了前三位数字，这是十月出版社的号码。
我按下绿色按钮，把听筒举到耳边，同时打开门走进客厅。
“你好？”我说着朝窗户走去。
“嗨，我是盖尔·伯达尔。”
“嗨。”
“我收到了你叔叔的电邮。”
“是啊。”我说。
他笑了一下。我停在窗边，将额头靠在凉爽的玻璃上。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是。”
“我们必须恰当地处理这件事。”
“是的。”
我朝书架走去，看着那些书名。
“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和你叔叔达成共识。还有我们必须有一个可周旋的空间。无论如何，绝不能让他把这事闹上法庭。对你来说，改掉所有和你父系家族有关的名字都没问题吧？”
“没什么问题。”我说着朝另一堵墙走过去，转身，又走回来。“绝对没有。我在寄给他的信里已经提出了这个建议。”
“很好。这样我可以告诉他，我们会改掉所有的名字。然后尽量在可能的范围内隐去真实地点和环境。”
“好。”
“我会联系我们常用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你知道就行了。你知道，我们必须确保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好。”
“可是他真的很生气呢！”
“是啊，可以这么说。”
我走进厨房，站着，看着水槽上方的一排橱柜，其中一个开着门，有一层是装玻璃杯的，几乎完全空了。洗碗机里肯定装满了玻璃杯。
“也有可能他是想吓唬你。”他说。
“他肯定这么想的。”
“是啊，但是好啊，卡尔·奥韦。你继续尽力把这些小说写好就够了。我得到律师答复再给你电话。”
“行。”
“嗨。”
“嗨。”我说着，放下电话。又走进客厅，然后穿过走廊，到了浴室，我打开水龙头，用热水冲着手。我走出去上了阳台，但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单独坐在那儿抽烟，那儿过于空旷而安静，我去拿起刚才放在厨房桌子上的电话，给琳达打过去。
“嗨！”她说。
“你听起来挺开心，”我说，边走进客厅，走到窗前，“你到了吗？”
“还没呢，我还坐在火车上。我睡了一会儿。现在读点东西。你呢？”
“情况不太好，很不好。我收到了居纳尔的电子邮件。他气得不得了。他快要气疯了。”
“这样啊，好吧，”她说，“他都写了什么？”
“你回家后就能读到。他要我们停止出版，如果不这么做，他说要告上法庭。”
“真的吗？”
“真的。这真的太可怕了，你能想得到。”
“是，我从你声音里能听出来。你想我现在回去吗？我可以的。”
“不，不。不用。根本不用。不用。你应该在那里过几天属于你自己的日子。我这儿一切都好。就是吓了一跳而已。但已经没事了。我和出版社的盖尔·伯达尔谈过了，他们会去找律师，尽量圆满解决这事。他们办事我放心。会没事的。”
“你确定？”
“确定。”
“好吧。”
“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事。但其实也没事。我晚上给你电话，我们到时候再说，这样行吗？”
她说可以。琳达和居纳尔从来没见过面，但她也听说过一些他的事。还有那次他都站在妈妈家花园门口了，也不愿去见我们的孩子或她，给她留下了某种印象。而且万妮娅的受洗礼上，他是受邀宾客里唯一没来的。当时我根本没有发觉这些事情有任何值得留意的地方；花园那次他赶时间，洗礼那次他来不了。现在，我透过这封信里所体现的仇恨来重新看待这些事情。这种恨不可能是突如其来的，纯粹是因我写的书而造成的后果，这些年来它必定一直都在那儿。我曾经注意到它，但是总想着是我自己的原因，我察觉到的其实是自己病态的不安。我还觉得所有人都不喜欢我呢，但不可能真是这样，不是的，他是我父亲的兄弟，为什么他要不喜欢我？就算我做了什么他不喜欢的事，总有一些回旋的余地，不至于完全否定吧？我曾经就是这么想的，在那些思想斗争中我对自己这么说，但是现在，在那封信的语气里，这一类想法彻底消失了。真相就是如此，而且已经很久了，也许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在我写这本书时，在他看来就证实了他一直以来对我的看法。我内心是个小人，却自以为很伟大。我没救了，撒谎成性。我一直觉得他认为我爱撒谎。一切是如何成为现在这样的？谎言，恰恰就是我最厌恶、这辈子最排斥的东西。结果别人是这样看我的，而我也从别人的眼里看到了这样的自己，就是个撒谎精。
为什么？
有个简单的答案。我有要对他们隐瞒的东西。我有一些在他们面前不能展现或者不能施展的东西。而这一点，也就是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隐瞒什么，让我的行为好像蒙上了一层伪装，从而掩盖了我整个人和我的个性。当我在他们那儿时，我总要显得和他们一样，是他们中一员，说着他们的话，但是其实他早就看透了我并不真这样，和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中一员。一切就是从这一点开始走上下坡路。
我手里拿着电话站了一会儿，看着客厅窗户外的楼群。我没法工作，没法阅读，没法看电影。我也没法出去见任何人，因为在马尔默我连一个熟到能聊这件事的人都没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人在电话上聊。这没有什么用，但只要外边有那么一个人愿意和我谈论这件事，这就让目前的一切还堪忍受。所以，在去幼儿园接孩子前的两小时，我都在打电话。我与盖尔·古利克森讨论了应对方式，和埃斯彭打电话，他说我不用改稿子里任何内容，也不要屈服于压力，而要坚定地扛过去，我和托雷聊，他很了解给熟人写一本真实传记会遇到怎样的情况，以及家里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我和英韦聊。他一反常态，因为他与居纳尔关系很好，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卷入我们之间的争执。我说这是我的小说，是我写的，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居纳尔会明白这一点的。在我看来，居纳尔一直喜欢英韦，始终和他保持联系。最后我给妈妈打了电话，她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没读电子邮件，但是她一回家就看。已经两点五十了。我穿上那双白色跑鞋，从橱子里拿了钥匙，出门时带上垃圾袋，到了地下室，把它扔到一个大垃圾桶里，从楼后开门出去，在后面街道里选了一条小路去幼儿园。当我沮丧时总是这么做，总想远远躲开别人的视线。当我出门走在这温热、深蓝色的8月天空下时又有了这感觉。我沿着充斥着汽车尾气的联合大道
行走，经过总聚在那个角上交通灯边抽烟的一小群人，走到马路另一边，那条通向下一条横街的用棋子石铺就的小路，路边成排墨绿色的小落叶树被旁边一片高楼的阴影笼罩着。我现在的心情就像父亲去世后的那些日子，像我接到指控我是强奸犯的电话后那几天，我周围的环境以某种方式被摧毁了，就好像我置身于一个如此沉重的场域里，它使附近的一切都化为乌有。我什么都能看见，看见了汽车，看见了利多
超市，看见了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留意到他们的衣着以短裤、T恤、裙子、连衣裙为主，偶尔有西装裤和衬衫，我漫步而过时看到了路口另一侧的蒙特梭利学校，那个非洲发廊，那家波兰食杂店和一串小古玩店。我看见那家小店的主人像往常一样坐在人行道上，他那条金毛犬，因为上了年纪总是昏昏欲睡，在他脚边歇着，但是这些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味，它们轻飘飘的、自身毫无分量。还有我的孩子看着我的样子，他们在后院向我走来时总是这样。我弯下腰，紧紧地抱着他们，因为这样做是我的本分，但是它也没有足够的分量从自身脱离出来。
两名幼儿园的员工坐在长凳上聊天，孩子们绕着他们跑来跑去玩耍。整个后院的地面都铺着沥青，尽头处是一面大概六层楼高、没有窗子的墙，很像城堡那种，一天里大部分时间它都把太阳挡在外面。靠着墙是沙坑，沙坑一头是一座三米高的玩具屋，另一头则是仓库，里面会堆满三轮车、滑行车、小桶和铲子、球和曲棍球棒，以及两个小型球门和一堆塑料玩具，但是在这快下班的时候，玩具在院里扔得到处都是。家长每半年要在这里义务劳动一周，除此之外还得管行政工作，每天擦洗所有房间。我一直试图避免担任一切重要的职位，比方说我从没加入过管理委员会，没做过人事主管、招聘主管或财务主管，而是坚持去做最需要动手且没地位的工作，也就是清洁组。这完全是体力活，意味着半年内有五到六个周末我得打扫整个幼儿园的卫生，另外在我轮值期间也得做打扫。但这适合我，除了指定的劳动时间我就无须更多投入，所以我很安于这个局面。唯一的问题是，当我周日晚上开门进来做清洁时，我心里会涌起一种强烈的要把一切做到尽善尽美的冲动，这样下来我花费的时间就比要求的多很多。也许就因为这样，一到下半年我就被邀请做清洁主管。我答应了，然后就必须负责组织春季大扫除，还要安排工作轮值，并保证清洁工具的供应，我做这些还挺开心的，但是当这一年结束，在年度会议上要决定新的分工安排时，我还是要求去做普通清洁工。因为成为负责人而引人注目是我不喜欢的，此外，如果某次清洁没做好引来员工的投诉，我的职责就是要把意见传达给那个偷懒的家长。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当我不得不对他们说这些话时，我羞愧得几乎要钻到地板下面去，他们可是成年人啊，难道我该站这儿对他们说你们的工作没有达标，下次不能这样了？一次还行，最多两次，我就够了。
我在两名员工面前停下脚步。纳杰在伊拉克长大，对孩子们有种铁腕的慈爱，而卡琳是那些基本稳定的兼职工中的一员，她以前是这里的固定员工，和我的孩子们有着非常特殊的亲密关系。
“今天怎么样？”我说。
“都还很好，”纳杰说，“没什么事。就是约翰脸颊上有一道抓痕，他因为这个挺伤心的，但是现在都好了。”
“谁抓的他？”
“是海蒂，”卡琳说，“她已经道歉了。她和约翰一样都很难过。”
“好吧，”我说，“我们走了。”
我转身喊起他们的名字。约翰马上过来了，但海蒂，正在沥青地面上飞快地骑着车，马卢坐在她身后车斗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听见了我的声音。万妮娅躺在沙盒里，腿上盖满沙子，这是卡婷卡往她身上撒的。我走向她们。
“我们现在要走了。”我说。
“再待一会儿，爸爸，求你了。”万妮娅微笑着说。
“那就五分钟。”我说，在长凳对面的石头上坐下来。身体在酸痛，把关于居纳尔的念头松开仅仅几秒后，身体感到了酸痛，这些念头又带着新的力量卷土重来。我曾希望在孩子们身边会好一点，能带来不同的视角，但所发生的恰恰相反，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父亲，他们所注视的、亲昵的父亲，并不是那个真实的我。当他们长大到足以评判周围人的性格和特质时，这一切将慢慢地浮现在他们面前。我不配当他们的父亲，但这并不是让人悲伤的事，让人悲伤的是现在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琳达还好吗？”卡琳说。
“很好，”我说，“她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小农场给自己放个小假。就几天而已。”
“你真是太强了，能一个人带这些孩子。”
“没有，没有，我的天，”我说，“这真没什么。没什么。”
我带他们真没问题，因为我挺严厉，比琳达也在时要严得多。我不会妥协，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不给。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并自我调节，但其实这并不好。幼儿园员工看不到这一点，她们只看得到送接孩子时的情况，那种时候，很多双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当然也会注意自己的行为。
该死的地狱。
因为这些活见鬼的事，真的。
我怎么会让自己陷入这样该死的处境？这有什么好处吗？为何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把所有糟心的事吞进自己肚子里？那怎么行，我必须把这些都怼到大家的脸上，然后承担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居纳尔也没做什么，他只是尽力要过好自己的日子，然后这事就找上了他。
我本可以向天空伸出双臂，在后院里用尽全力大声吼叫。而我却坐在这里看着海蒂来回骑着车，看着约翰爬到卡琳旁边坐好并凝视着屋顶，看着双脚已经要快被沙子完全埋起来的万妮娅，带着僵硬的一丝微笑，以显示我觉得孩子们多么美好。
我站起来朝万妮娅走去。
“现在我们该走了，”我说，“不许求我。”
“可是我的腿没了！”她说，“看！”
“沙子里有鲨鱼吗？”我说。
“没有，”她说，“我生下来就这样。”
“不过，小姐？”
“怎么？”
“现在我们 必须 要走了。”
“好吧。”她说着站起来，把那些没有自己滑下去的沙子刷掉。我朝约翰走过去，把他抱起来举向空中，他大笑起来，直到他意识到我们正在走向童车的路上才停下来，但是在轻微的抗议后，他屈服了。就只剩下海蒂了。我也不耐烦去哄了，朝她喊着让她现在过来，马上。当她没有回应时，我按下了幼儿园出口的按钮，将万妮娅抓着的童车推到门口，打开了门。我们现在走了，海蒂，我喊着，她跑过来了。
“等等！”她喊道，“等等！”
“我们肯定在等，”我说，“但是你总也不过来！”
她一言不发，手抓住了童车。表情有点挑衅。有时候，我只需看着她，眨眨眼或者做个鬼脸，或者同样恼怒地看着她，这种冒犯的表情就融解成了一个通常是调皮的微笑，而因为被骗而导致的羞恼就过去了，然后她会追着打我，但眼睛闪闪发光。还有些时候这种挑衅会继续增强，就像现在这样。
我们顺着人行道往下走，一路都是骑自行车下班回家的人。万妮娅一路都在说话。我半心半意地听着，以防她会抬头看我并等着我的回应，听到的是她在说上周她看到的两个品种的狗各自的优劣。海蒂在另一侧噘着嘴沉默地走着，而约翰则如同往常一样在童车里昏昏欲睡。
“约翰在哪儿？我们把他忘在托儿所了吗？”我说，因为我想他也该得到一些关注，这样他就不至于完全睡过去。
“这里！我在这里！爸爸！”他说着，朝我扭过头来。
“约翰小子在这里！”我说，看向街角那家比萨餐馆，那里有不少人坐在绿色的遮阳伞下进餐。有几次下午我和孩子们一起经过时，看起来很像黑手党聚会。意大利老家伙们穿着棕色西装，矮墩墩的肥胖身体，邪恶的眼睛。
我转过身。我们后面来了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女人，小跑着往下走。她几乎是拖着一个男孩，九岁左右，从我们身边过去了，走到我们前方十米左右时，她把他推到墙边，他拉下裤子开始撒尿，而她警惕地前后看着给他望风。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便流淌在人行道上。
“那个男孩在干吗？”万妮娅说着，半看着他们，半看着我。
“看起来他站在那儿小便。”我说。
男孩抖了抖，拉上拉链，然后他们狂奔过马路，沿着对面街道向下走，而我们则在自行车店那儿左转，开始朝南城区走去。在7–11便利店那儿停了下来。海蒂拒绝往前走。
“我很累。”她说。
“哦，但是海蒂，”我说，“你可以再走一会，我们就到家了。”
她摇了摇头。
“我想坐在车上。”她说。
“但是如果两个人在上面，它就会散架。你不记得了吗？上次轮子滚开了。”
“我想要个水果。”她说。
“可以给你，但不是这里。在商店里可以给你买个香蕉。”
“我想要那边商店里的。”她指着我们走过来时的那条路说。
“我们要走回去吗？”我说，“走那么长的路回去？”
“对。”
站在童车另一边的万妮娅笑了。
“万妮娅，”我说。“没你的事。”
“她笑话我。”海蒂说，那是她觉得最差劲的事，被人嘲笑。
“并没有，”我说，“现在我们走回商店，在那儿给你买水果。”
海蒂看着我。然后她转身迈开腿沿着人行道拼命跑。她跑到一半停了下来，挑战地看着我。
“站这儿别动，万妮娅，”我说，“你能答应我这个吗？”
万妮娅点点头，我跑着追海蒂。她看到后就继续跑。我追上了她，她在一个交通灯柱子那儿停下来，双手紧紧搂着柱子。
“现在闹够了。”我说，把她从柱子那儿拉下来，抱起来走开。她打开肺活量大叫。人们停下来看着我们。她就是想要这样的效果。但是别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以为我打了她还是把她怎么样了。我看到一个母亲或父亲对着孩子俯下身时我自己也会这么想，他们威胁性的身体动作总是让我觉得他们是坏父母，最恶劣的那种人类，虽然我自己很知道这些是怎么回事。
我把她放下来。
她大喊着不想走。
“那要我抱你吗？”
她摇了摇头。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说。
“我要一个水果！那边商店里的！”她喊道。
这一切让我脸色阴沉。我紧紧抓住她的手臂，弯腰把我的脸凑到她面前，从牙齿缝里说话。
“够了！现在别和我废话！马上过来！听到没有？”
泪珠在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
“听到没有？”
“我不要！”她喊道。“你真傻！你是狗屎爸爸！”
“你说什么？”我嘶嘶地说，试图保持住低低的音量，别给那些注视着我们的人什么把柄。
“你是个狗屎爸爸！”她说。
万妮娅笑了。
“这没有什么好笑的！”我对她说。她严肃起来，但是我因为某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原因也微笑了，于是她大笑起来。
“你们在笑我！”海蒂喊道，又跑开了。这次她跑开几米后我就抓住了她，把她扔在肩膀上跑回去，抓着她半悬在空中。
“你要走吗？”
她摇了摇头。
“把我放下！”她喊道。
“让我问问约翰看他想不想下来走？这样你就可以坐推车上？”
她点了点头。
约翰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双手紧紧握住童车。
我想到也许明天海蒂胳膊上会留下淤青。我又想到曾经读到的一个案子，在挪威，一个日托班阿姨把孩子扔进童车时把他的腿弄折了。
“行了，约翰，”我说，“我可以背着你。然后海蒂坐车里。”
“我的车。”约翰说。
“我可以背着他。”万妮娅说。
他答应了！我抱起他放到她背上。他紧紧地抱实了，而海蒂在童车里坐下，这样我们这个戏班子就继续往前走。万妮娅走到7–11便利店那就背不动了，但既然约翰已经离开了童车，也就不再拒绝坐在我的臂弯里。
我们还没到超市海蒂就已经睡着了。所以根源在这儿，她太累了。我买了法伦香肠
，一袋做斯特罗加诺夫炖牛肉
酱汁的调味粉，一袋子米，做沙拉的材料，牛奶和酸牛奶，一大瓶百事可乐。我咒骂着自己，因为我把自己的沮丧发泄到了孩子们身上。但这并不妨碍我在我们走进商店时对万妮娅很严厉。不，我说，不，那个不能买。现在过来，我告诉你过来！不，不，不！就好像我在许多不同层面上都存在着，且突然间它们都同时活跃着。一个被居纳尔的来信占据了心神近乎绝望；一个盘算着晚餐吃什么并据此推着童车在商店里游走；一个因为之前那样对待海蒂而感到难受；一个因为万妮娅的行为而恼火；一个因为她的屈服而感到悲哀，因为这意味着她服软了；一个因为她服从了指令而感到满意。
在收银台前轮到我们时，我抱着约翰的胳膊已经因为一直绷紧而发软。我放下他，以便腾出手来把货品放在传送带上，他跑到收银台尽头，企图爬上去，这是他喜欢的事情之一，站在那儿看着货品滑过来。我把他抱起来，把最后几样东西放上去，走到付款机那儿，将卡插进去，输入密码，确认显示的金额，把卡取出，并放回裤口袋。
我把东西放进购物袋里，把约翰抱到胳膊上，走上了最后一段路。
“那么，今天你在托儿所和谁一起玩？”我看着万妮娅说，主要是看看她有没有被我刚才严厉的语调影响。“本杰明还是卡婷卡？还是路易莎？”
“没有路易莎，”她说，“卡婷卡，和本杰明也玩了一小会儿。”
银行外面坐着那个最常出现的乞丐。他跪坐着，两手叠在胸前，当他把亮晶晶的眼光投向过路行人时，他的身体前后摇晃着。在他面前是一顶装着几个硬币的帽子。
“他为什么要这样？”万妮娅说。
“他在乞讨，”我说，“他想要钱。”
“为什么他没有钱？”
“不知道，”我说，“他也不工作。所以他讨钱去买食物。”
“你为什么没给他钱？”
“因为他什么也没做。如果他演奏什么乐器之类，我就会给。我一般都会这么做。但我也有直接给乞丐钱的时候。有时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所以其实做不做什么也没有那么重要。”
“为什么他没有得到钱？”
“不过，你现在刨根究底问起这个真是太糟了。”我微笑说。
她也微笑。
“他可能来自很远很远的一些国家。他们来这儿成群结伙地乞讨。有点像一个帮派。”
“小偷团伙？他们是小偷吗？”
“不，不完全是。但是他们差不多把它做成了一种职业。这就让乞讨的意义完全消失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工作。”
我为自己讲的这个道理笑了起来，万妮娅微笑着看着我。我加快了脚步以赶上那个绿灯。十字路口的另一侧坐着那个老萨克斯管手，吹着他那一小段乐曲。现在我得给他点什么了，我把手探入口袋，寻摸着里面都有什么，凝视着手掌上的硬币，将一个五克朗给了万妮娅。
“你要给他吗？”我说。
她有点受惊吓地看着我。然后她郑重地点了点头，迈着那缓慢，几乎是无声无息的步伐走上前去，把那五克朗扔进了打开的乐器盒里。萨克斯管手对她眨了眨眼，她赶紧退后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