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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不只生卒年难考，他的生平履历，也同样资料不足。兹据上引《后汉书》本传所述，钩稽其他相关史料，补充论列于后。
这是说许慎天生淳厚笃实，从小就广泛学习，涉猎古代儒家经典文献。前者言其品性，后者言其学养。据《大戴礼记·保傅》篇云：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束发”指成童，约十五岁，所以《白虎通》云：“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大学，同太学。又《汉书·艺文志》云：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汉书·食货志》亦云：
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岁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
核对《周礼·地官·保氏》《大戴礼记·保傅》《礼记·内则》《礼记·曲礼》等的记载，例如：《礼记·内则》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礼记·曲礼上》云：“人生十年曰幼，学。”古代至迟从周朝起，小孩从八岁到十岁左右，就“出就外舍”，入小学接受教育。教的是六书和一些简单的生活常识与技能，以识字为主。汉代沿袭这个传统，像王充《论衡·自纪》就说他自己“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就是外舍小学。许慎自亦理当如此。不过，八岁入小学，初以识字为主，所学的“六书”，大概也是从认识象形、会意等汉字基本构造学起，还谈不上“博学经籍”。
当时学童所读的字书，一般以为是指秦“三仓”而言，包括李斯的《仓颉篇》七章、赵高的《爰历篇》六章、胡毋敬的《博学篇》七章，实则不全对。因为秦人“三仓”所用的字体，主要是“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的小篆，这种兼采古代籀文、大小篆的字体到了西汉初年，已不流行，一般吏民日常所用的几乎全是隶书。而且是汉代人所说的“今隶”，非秦朝以前流行的“古隶”。因此秦代的“三仓”，到了汉初，已被民间闾巷的塾师合编为一书，却仍称《仓颉篇》。新编本内容趋于简易，以便学童肄习。因为他们还要允出一些时间，学习隶书。他们不仅要辨认不同字体，还要练习书法。按照汉初所订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书或不正，辄举劾之”。可见当时小学教育，也颇严格。因而当时有一些学者与时俱进，陆续编纂字书，以供学童作为教本。武帝时，司马相如编有《凡将篇》；元帝时，史游编有《急就篇》；成帝时，李长编有《元尚篇》；哀帝时，扬雄编有《训纂篇》等。据说扬雄《训纂篇》所收，已达五千三百四十字。这些都是当时学童所用的通行教本。许慎生于东汉初年，虽然当时已通行隶书，但用篆书编成的识字教本，和用籀文古文写的古代典籍文献资料，他应当都读过学过。这与他后来编撰《说文解字》所收的字有必然的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和帝时，贾鲂又编有《滂熹篇》，据说所收字数，更达七千三百八十字。这本字书颇受时人重视，不久就又有人将它与汉人新编的《仓颉篇》、扬雄的《训纂篇》，合编而成新的“汉三仓”。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学者竞相编纂字书的风气。东汉和帝时，约当许慎年届三十岁、举孝廉前后，他没有理由不曾阅读新“三仓”。这虽是稍后之事，但和他后来编撰《说文解字》，也有必然关系。
《后汉书》本传说许慎“少博学经籍”的“少”，应当如《汉书·食货志》所言，指的大约是“十五岁入大（太）学”时，也就是《大戴礼记·保傅》所说的“束发”以上的年纪。聪慧一些的，可以早三两年“学先圣礼乐”，诵读经籍，但要“博学经籍”，没有较为成熟的心智和时间的积累，恐怕不能成功。
所谓“经籍”，主要是汉初以来武帝所立的“五经”，也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等文献资料。因为今文经学派一直居于领导地位，这些经籍绝大多数都是用汉代流行的隶书抄写的，一般的儒生学子，所能接触的，也多限于这些。《汉书·艺文志》所谓“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的“壁中书”，包括《礼》《记》《论语》《孝经》等，以及北平侯张苍所献的《左氏春秋传》和郡国山川所得的钟鼎彝器铭文，这些用古文古字写成的先秦经典文献，都没有得到帝王真正的重视，未列于学官，只能在民间流传，也只有少数的古文经学者，才会注意及之。这种现象一直到了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宫中所藏文献，尤其是到了王莽新朝建立、提倡古学之后，将古文经立于学官，才有改观。以前的经学经师，多专注一家，家有家法，师有师法，到了东汉以后，风气才逐渐改变，很多儒生兼学今古文经，兼容并重，不再拘守门户之见。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之下，许慎入小学所受的教育，起先必然是今文经学派的家法，后来才接触到了古文经的经籍资料，从而对古文经发生浓烈的兴趣。他后来举孝廉，入京师洛阳，从贾逵受古学，应该都与此有关；他后来编撰《五经异义》《说文解字》，兼采今古文经之说，当然更与此有关。
《后汉书·儒林列传》介绍许慎“少博学经籍”之后，马上接着说：“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这是插叙文字，说明许慎从小就博学经籍，所以后来在经学上才有那么高的造诣，也才会赢得经学大师马融的推重和时人的称颂。“五经无双”，可能正由于他兼采今古文经。“许叔重”，也让我们后代读者晓得许慎的字号。“叔重”的“叔”，或许借以说“慎”，也或许是兄弟排行的称号。如果是的话，我们虽然不知道许慎的父母是谁，但我们知道他上面应该还有兄长。
《汉官仪》云：“功曹、督邮，郡之极位。”功曹，是汉代地方官名，为州郡的佐吏之长，协助郡守处理公务，掌管人事升迁。《后汉书》本传说许慎“为郡功曹”，指的是担任汝南郡的功曹。《汝南先贤传》（《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云：“许慎为郡功曹，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可以为证。
佐吏这种职位，层级较低，通常是由刚出道的年轻人所担任。许慎何年担任汝南郡的佐吏之长功曹，本传没有明言，但依当时状况推求，仍然可以知其大概。
按照汉代廷尉的法令规定，想要踏入仕途，必须学童十七岁以上，才能参加考试，而且要能“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吏，一作‘史’）”。“讽籀书九千字”，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简称《段注》）说“讽，谓能背诵尉律之文。籀书，谓能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而缮写至九千字之多”，也有人认为籀书系指古代字体而言，像《汉书补注》引王鸣盛之说，认为籀书者“即史籀大篆也”，而“讽”字自当解作背诵、诵读。王鸣盛的说法，比较可取。因为佐吏之职主要的工作，只是协助州牧郡守掌理一些公文档案而已，最要紧的就是看得懂公文档案和起草文书。当时的公文档案，固然以汉朝通行的隶书（所谓“今隶”）为主，但秦朝所颁布通行的小篆，以及秦以前流通已久的籀文、“古文”或所谓“古隶”，也时时有之。作为官吏，是不能不懂的。所以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和许慎《说文解字·后叙》等，在说明“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之外，都还补上“又以八体试之”。八体，即指秦书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这是秦时通行的八种字体书法，写在不同器物、用于不同用途的古今文字。后来这些秦书八体，在汉朝略有变革，到重视古文经的王莽当权摄政之时，已改为六种，包括古文（孔子壁中书）、奇字（即古文而异者）、篆书（即小篆）、左书（即秦隶）、缪篆（用于摹印）和鸟虫书（用以书幡信）。由此约略可以看出来，这些指的都是汉人所谓古今文字的字体书法。《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无名氏《八体六技》一书，应该也就是专为学童参加考试所编的教本。（请参阅拙著《汉字从头说起》一书）
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前面所谓“讽籀书九千字”，指的是汉代学童入小学后所受的教育，是他们识字读书时所采行的教本。包括上文所说的秦“三仓”、汉“三仓”等。
用今天的话来说，汉代十七岁以上的学童，参加尉律的考试，犹如今天学生的毕业会考，优秀的拔擢为吏，否则还要多准备几年。
范晔《后汉书》本传只说许慎“为郡功曹”，虽然没有明言何年，但我们核对相关资料，可以推测，应当是在他十七岁以后。陶方琦《许君年表》认为是二十岁，诸可宝《许君疑年录》认为是十八岁。如果是指他初入仕途为吏而言，应该是虽不中亦不远矣。套用前面《大戴礼记·保傅》篇和《汉书·食货志》的话来说，许慎八岁入小学，从识字开始，学小艺、小节、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室家长幼之节，以迄于束发、十五岁入大学，兼习今古文字，接触今文经学派等经典文献，学先圣礼乐而知君臣之礼，都能知行并重，学有所成，所以顺利通过考试，担任汝南郡的佐吏；后来数年之间，升任郡功曹，襄助郡守处理公务，掌管人事升迁，而且像《汝南先贤传》所说的那样“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应该是顺理而成章之事。《后汉书·楼望传》说楼望二十六岁为郡功曹，正可拿来作为旁证。
为郡功曹，要先经过笔试，那是学识的表现；举孝廉，则重在品德修养，与“性淳笃”相呼应。
许慎举孝廉，与其任郡功曹，在《后汉书》本传中是上下文紧相连接的，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担任郡吏表现优异，所以才升任功曹；因为品性淳笃，善事父母，才被推举为孝廉。根据《后汉书·百官志》本注：“凡郡国……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可知举孝廉必在功曹之后。严可均《许君事迹考》引用《汉官仪》也说：“汉制，孝廉皆于郡吏中举之。”
应劭《汉官仪》是这样说的：
（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
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
汉章帝重视古学，爱好儒术，建初四年即曾下令：“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义也。”因而曾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也才会在建初八年十二月颁布察举孝廉的诏令。
东汉的选官制度，承袭西汉而来。光武帝建武十二年下诏，令三公以至州牧，每年向朝廷荐举秀才、孝廉一至三人。以郡为单位，岁举二人。和帝时，改按人口计，每二十万人举荐一名。后为保证人才素质，章帝时才试行试职制度。后来顺帝更加实行考试制度：“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如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齿。”
许慎举孝廉，应在和帝、章帝之间。据《后汉书·百官志五》记载：“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又据《后汉书·郡国志二》的记载，当时汝南郡管辖“三十七城，户四十万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万七百八十八”，可知汝南郡可以推举的孝廉，按人口二十万可推举孝廉一人计，全郡可以推举十人左右。许慎由于“性淳笃”，品学兼优，政绩明显，所以也在被荐举之列。
许慎究竟何时举孝廉，史无明言，历来学者的各种推估，也仅能供参考。陶方琦说是和帝永元二年（90），当时许慎三十三岁。陶氏还引用《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的记载，说东汉“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是顺帝初年才颁布的事，此前“不甚限年齿”，因而“许君此年三十余，正宜举孝廉时也”。诸可宝则说是章帝建初五年（80），当时许慎二十六岁。诸可宝还引《后汉书》本传说胡广（生于公元118年）二十七岁举孝廉为证。另外，也有人（如董希谦）根据和帝年间崔瑗上书“臣闻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举，恐失贤才之士也”，株守文字，认为有“限年三十”的说法，所以认定许慎三十岁举孝廉。
其实，前后核对资料，最有可能的时间是章帝建初八年（83）前后，这时许慎年约三十。有些人忽略了一件事：许慎任郡功曹，要有政绩表现，要能以孝廉闻名，被称赞为“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是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的。不会是一升任郡功曹，即被推举为孝廉。因为许慎虽然不是出身寒素，但毕竟父祖不是当时的权贵豪门，没有两三年以上的时间，恐怕达不到。
同时，汉章帝于建初元年（76）诏令贾逵入宫讲学，建初八年又下诏：“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贾逵，就是许慎入京以后从学古文的老师。许慎能于建初八年以后入宫校书，也应与此有关。
《后汉书》许慎本传，叙述许慎的生平，在他“举孝廉”之后，只说“再迁，除洨长”二句，接着就以他“卒于家”结束。“除洨长”部分，下文再谈，这里先说明“再迁”所涉及的问题。
“再迁”，意思当然是指职位二度升迁。本传对此并无交代，我们只好从相关资料中来探索。
许冲《上说文解字表》曾云“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又说“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许冲是许慎之子，他上表给皇上谈到父亲的仕宦经历，自无戏言。表中所提到的“太尉南阁祭酒”和“校书东观，教小黄门”这两件事，是本传中未曾提及的，我们正可借此探索孰先孰后以及“再迁”的意义。
对此，清末蔡寿昌《许叔重先为祭酒，后为洨长，卒于桓帝以后，非卒于安帝之世考》一文即云：“许君当由孝廉拜校书郎，由校书郎辟太尉南阁祭酒，由祭酒除洨长耳。”可能受了蔡寿昌的影响，近年的向光忠《说文学研究第五辑》中“许慎生平考述”更进而推论：“举孝廉者往往被任为郎，东汉尤为求仕进者必由之路。许慎性淳笃，恭行孝道，操守廉直，自当适时获举孝廉，被拜为郎而校书东观，复辟祭酒而出入太尉南阁。”他前面说许慎举孝廉而后为郎是没错，但他似乎不了解“校书东观”的意义，也把“祭酒”的职位看得太高了，因而所论大有商榷余地。
许慎由孝廉拜为郎，是当时职官升迁的常态。郎，指帝王宫中的侍从。给事宫中称郎中，给事禁中称中郎。当时举孝廉后，是有入宫为郎或郎中的，例如杨仁、杜根等人；也有辟为三府或四府的掾（yuàn）属的，例如种暠、黄宪等人；另外也有由郡功曹直接辟除的，例如杜诗、法雄等人；甚至有被征召却辞拒就任的，例如颍容、蔡玄等人。他们的资料，都见于《后汉书》本传。因为各人情况不尽相同，所以须视各人实际情况而定。许冲既然说他父亲许慎是“故太尉南阁祭酒”“前以诏书校书东观，教小黄门”，自当依此而论。
事实上，要校书东观，或在宫中教宦官近臣读经书，必须在学术或年辈上已有声望才可以；而所谓“太尉南阁祭酒”，则不过是当时太尉府中一个掾属而已。即使是掾史之长，也万万不可与太尉相比拟。因此要谈许慎“再迁”的问题，须就“太尉南阁祭酒”与“校书东观，教小黄门”二事分别言之。
卫宏《汉官旧仪》：“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贞白……补西曹南阁祭酒。”核对上节所引应劭《汉官仪》“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之语，可知许慎所举孝廉，正以第一科品德出众入选。所以他举孝廉之后，入京任职，按例可补“西曹南阁祭酒”一类的官位。
根据《后汉书·杜诗传》说杜诗“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称。更始时，辟大司马府”及《后汉书·法雄传》说法雄“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张禹府”等资料，都可证明许慎由郡功曹被举孝廉、入京任职的，应即“太尉”之类的官府。太尉旧名大司马，原是汉三公之一，当时与司徒、司空、大将军合称四府。因此与上文所谓太傅、大司马职级相同。他们府中的掾曹史属，多从郡功曹辟除而来。据《后汉书·百官志一》的记载，太尉下设长史一人，署诸曹事，下设东西曹，掾史属二十四人。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下则分户曹、法曹、尉曹、兵曹、仓曹等。各曹正职称掾，副职称属。俸秩在二百石至四百石之间。若自辟除而来，则多仅百石而已。可见“太尉”虽然贵为三公四府，但在其府中担任掾史，俸秩是很低的。
“太尉南阁祭酒”，据段玉裁注：“太尉府掾曹，出入南阁者之首领也。”一名“阁下令史”，主阁下威仪事，可谓是掾史之长，通常由聪明威重者担任。虽然官微而位尊，这对于原任郡功曹者而言，当然是升迁，所以严可均《许君事迹考》云：“本传所云再迁者，此其一迁也。”
不过，《段注》还有补充说明的必要。南阁祭酒，太尉府中并无此职，顾名思义，南阁或指“东观”，即宫中藏书、讲学之所，因正位于南宫，故称。祭酒，原指古代宴飨时酹酒祭神的长者，作为官名，意即诸曹之长，东汉时多学识博者之尊称，博士之长，亦称祭酒。许慎曾校书东观，故学者亦以此称冠诸许慎。
许慎入京任职太尉南阁祭酒的时间，诸家说法不一。严可均《许君事迹考》以为是和帝永元八年（96），陶方琦《许君年表》以为是和帝永元二年，诸可宝《许君疑年录》则以为是章帝建初五年。另外，朱竹君《说文解字·叙》以为是章帝建初八年。
核对相关资料，最可取的是朱氏的章帝建初八年之说。这一年，许慎入京任职太尉府中，当时的太尉应是邓彪，翌年即换郑宏。许慎随太尉入宫时，常有机会接触到儒学生员和经学博士。他的儿子许冲说他接触到古文经大学者贾逵“本从逵受古学”，应该是基于这个因缘。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后汉书》有传。他的父亲贾徽，是刘歆弟子，善读《左氏春秋》《周官》（《周礼》）《古文尚书》《毛诗》等古文经。贾逵“悉传父业”，虽为古学，还兼通今文《尚书》及五家《谷梁》之说。可见他已经开启兼通今古文经的风气。
章帝建初元年（76），倡复古学，因喜好《古文尚书》及《左氏春秋》，诏令贾逵入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非常礼遇。到了建初四年（79），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异同，连月乃罢”，并命史臣撰集成书，著为《白虎通义》，可以想见当时讨论今古文经异同的热烈气氛。不仅如此，到了建初八年，章帝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而且“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千乘王国”是郡名，当时是章帝子刘伉的封地，“王国郎”只是一种封号，俸禄只“中二百石”，“石”是计算俸禄谷米的单位，品级不高，但具有这封号的人，通常是朝廷各部的秘书等级，所以由此亦可以想到章帝对儒生和古文经学是如何的重视。
许慎“性淳笃”，举孝廉，既任职太尉府中，又“少博学经籍”，从小就对经书有兴趣，因此，就在皇帝倡学、宿儒招生的大好时机里，拜贾逵为师。在以前所学的今文经学的基础上，从受古学。到了和帝时，贾逵为中郎将，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更见重用。学者宗之，称为通儒。许慎朝夕请教，加以太尉接任者一度是他汝南同乡张酺，他得到更多支持，声名大进。其获得“南阁祭酒”的称号，也应在此时。一直到和帝永元十三年贾逵去世为止，前后长达十余年。
在这期间，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正处于强烈的对立斗争之中，许慎既从贾逵受学，也经常参与诸儒五经同异的讨论，对于今古文经的异同得失，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所以本传说他：“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同时也大致从这个时候起，许慎利用宫中藏书，“博问通人”“考之于逵”，开始《说文解字》的撰写工作。当时汇集古今文字编为字书的风气很盛，像贾鲂所编的《滂熹篇》即编成于此时。唐张怀瓘《书断》说“（许慎）官至太尉南阁祭酒，少好古学，喜正文字，尤善小篆，师模李斯，甚得其妙。作《说文解字》”。
根据《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这两本著作的引述，我们知道许慎另有《孝经孔氏古文说》和《淮南子注》等书，俱应成于这期间，可惜皆已亡佚。由此亦可觇（chān）见他真的“博学经籍”。
也因此，许慎从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即三十岁左右，入京任职太尉府中以后，一直到“再迁，除洨长”之前，前后三十几年，都一直担任太尉南阁祭酒的职务。如前所言，它与校书东观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不禁令人有所疑问，其中是否有什么问题。例如段玉裁就曾怀疑许氏之为洨长，是否在任职太尉府之前。笔者也曾怀疑，会不会他刚任职太尉府时，起先也只是一般的府属掾史而已，后来因为表现良好，才逐渐升任为南阁祭酒的。不过，文献不足，不能仅凭臆测而断言。
许冲《上说文解字表》中说许慎“前以诏书校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一事，曾经有人（例如上举蔡寿昌以及后来的江举谦《说文解字综合研究》）质疑或在许氏任职太尉南阁祭酒之前。不过，因为《后汉书》的《孝安帝纪》和《和熹邓皇后纪》都有记载涉及此事，可相对照，其校书东观，必在任职太尉南阁祭酒、从贾逵受古学之后，应无疑义。
《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四年，有云：“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
《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亦云：“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所谓中官，与上文之黄门，皆指太监而言，黄门，是皇帝内宫的禁门；中官即黄门内宫中的太监。他们和近臣都是帝后最亲近的人，职位可能不高，但权力很大。除此之外，《后汉书》在刘珍、马融、蔡伦等传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东汉自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四方学士，云会京师。建武五年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经学勃然而兴。到了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到了章帝之时，更是大会诸儒，讲论学术，有如上述。到了和帝，“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表示对儒学和经籍的重视。可是，到了安帝即位之初，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且当时贾逵已死，经传之文多不正定，儒学一度中衰。当时邓太后临朝，虽然志在典籍，却好用事，她促使安帝在永初四年（110）召选刘珍、刘
（táo tú）、马融等儒生、博士、议郎、四府掾史共五十余人，诣东观，典校宫中所藏秘书。但她固执专权，倚重外戚，凡忤逆意旨者概在摈（bìn）斥之列，例如杜根上谏而被捕杀，马融因上《广成颂》讽谏而“滞东观，十年不得调”。马融正是与许慎同时在东观校书的同事。
东观是宫中的藏书宝库，也是当时宦官近臣受学读经之所。贾逵以前教学，即曾在此。许慎既为太尉南阁祭酒，自在四府掾史之列，当然也在其中。但他当时的参与校书，应属借调兼差性质，他的本职则仍是太尉南阁祭酒。
这个经历，让他涉猎更广，并有机会直接得睹宫中秘藏罕见的经籍图书，其中应该包括西汉初年的今文经、孔府壁中的《周官》等古文经，旁及诸子、传记、百家艺术，还有班固于章帝建初七年左右新著的《汉书》，以及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出土的宝鼎等各种古文字资料。这对于他正在编撰中而尚未完稿的《说文解字》一书，必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使他交友更广，认识了像马融这样的后起之秀。那时候，马融也正“拜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他们算是同事，许慎年近六十，而马融才三十几岁。他们曾经一起为《汉书》及《淮南子》作注。马融对于许慎经学上的造诣，非常推重。林颐山《许慎传补遗》说：“马不甚推敬于贾（逵），而独推敬于许（慎）”，又说：“《汉书·儒林列传》自韩婴、申培、后苍、孟卿、庸生、江翁外，大都专治一经，而兼治数经者不多见。至《后汉书·儒林列传》兼治数经者始多。然惟许（慎）郑（玄）两大儒为最者。而许尤为郑之先进。”所谓兼治数经，恐怕不止兼治数经，而有兼采今古文经之意。而且，郑玄（生于顺帝阳嘉二年，公元一三三年）正是马融的得意弟子，兼采今古文经，是古文经派的集大成者。他不但对许慎的《五经异义》有所驳议，著有《驳五经异义》，而且在注“三礼”时，也常常引用许氏《说文解字》的意见。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段学术因缘。《后汉书》许慎本传的记载，说“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应该也就是由此而来。
另外，他所教授经传的门生之中，有些中官宦者，像许冲特别提到的孟生、李喜等人，在顺帝永建年间前后，曾为中常侍，都是当权的“近臣”。或许他们在后来《说文解字》修订完成或上呈给皇帝的过程中，也果然如一些学者所料，曾给予助力。
以上所说，都是许慎任职太尉南阁祭酒，所谓“一迁”时的事。他校书东观，教小黄门，用今天的话说，只是借调的性质。说到真正的“再迁”，那必须谈到下节的“除洨长”。因此，本传中的“再迁，除洨长”二句，其实是应该合读的。
还有一点应该补充，林颐山《许慎传补遗》说，邓后称制以后，学者颇懈，像马融等人纷纷见斥，“许君盖有感愤时俗之意”。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许慎除洨长而不就任，反而称病辞职归故里，而且他在安帝建光元年太后驾崩，召回马融复在讲部之际，遣子赍上《说文解字》及《孝经孔氏古文说》，个中道理也就可以思过半矣。
上文说“再迁，除洨长”二句宜连读，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书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一文，谈到这个问题时就说：“其云再迁者，太尉南阁祭酒，一也；洨长，再也。未至洨长官，故云除洨长，卒于家。”意思是说，许慎第一次升迁是升任太尉南阁祭酒，第二次升迁是升任洨县的县长，但他没有真除到任，所以本传中特别标出一个“除”字。除者，除旧官而就新官也。
洨县，故城在今安徽灵璧南，北临洨水（沱水）。汉代属沛郡，豫州刺史所管辖。根据《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太尉官属的俸秩并不高，包括祭酒、令史的官职俸禄都低于郡县的令、长。清人洪颐煊（xuān）《呈孙渊如夫子书》即云：
令史，旧注：百石，自中兴以后，不说石数，其官甚微，故三公府得自辟除。
《百官志》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又云：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是长本大于令史。
可以为证。洪氏之论，实据严可均《许君事迹考》援引而来。上文已经说过，太尉祭酒职同令史，令史俸仅百石，令、长之俸，则在三百石以上。所以许慎由太尉南阁祭酒调任洨县的县长，自属升迁无疑。这从《后汉书》的周泽、孔僖等传中，也可以看出来。周泽于建武末年，辟大司马府，置议曹祭酒，数月，征试博士，中元元年，迁渑池令。孔僖于元初二年（115）校书东观，冬，拜临晋令。都可证明许慎由太尉南阁祭酒或校书东观后，调任洨长，是当时官场升迁的常态。
那么，许慎调任洨长，又是何时呢？
《后汉书·孝安帝纪》云：
（元初）六年春二月乙巳，京都及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壬子，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
颇有些学者根据这条资料，来断定许慎调任洨县县长，是在安帝元初六年（119）。这个判断，极有道理。因为核对许冲的《上说文解字表》和《说文解字·后叙》的一些记载，可以解释本传所谓“除洨长，卒于家”的意义。
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日，许慎遣儿子许冲上《说文解字》十五篇及《孝经孔氏古文说》一篇，距离元初六年仅约二年之久，许冲表中所称：“慎前以诏书校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赍诣阙。”这几句话极为重要，值得细细推敲。
前人于此，早已注意及之。例如严可均《许君事迹考》云：
时许君去官，且病，故许冲表云“今慎已病”，又云“故太尉南阁祭酒”，“故”者，已去官之词。是年辛酉，上距永元庚子作《说文·后叙》之年，已二十二年矣。
陶方琦《许君年表》亦引《隶释》所录《汉外黄令高彪碑》为证云：
范《史》许君本传云：“除洨长，卒于家。”而许冲《后叙》乃云“故太尉南阁祭酒”。《高彪碑》亦云“师事故太尉汝南许公”，此必许君除洨长，不之官，居家，授经以终其身。……其引疾不之官，无疑也。范《史》题其除而不受之官，《高彪碑》及许冲《叙》，皆因许君既不之官，仍题其太尉掾属旧官，义亦相因也。
诸可宝的《许君疑年录》更进一步推论：
今按，范书似据除阶而书为洨长，许冲表则据其本官而称。或者当时除令长而即引疾不之官，家居终老耳。如《杨赐传》辟大将军梁冀府，出除陈仓令，因病不行。即其例也。不然，高彪碑立于许冲上表之后，皆弃新除而署故官，岂有王朝令长反不屑称，而顾重此三府掾属耶？
总而言之，诸家所论，要点都在于：许慎虽被任命为洨县令长，但他并不就任，反而称病辞官，归老家居。陶、诸二家所引“高彪碑”，指《隶释》所录《汉外黄令高彪碑》。其上刻有“师事□□尉汝南许公……明于《左氏》，桓帝立博士”诸语。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以为阙文当是“故太”二字。然许慎只是太尉府的属官，不得称太尉，又查《后汉书·孝灵帝纪》嘉平五年有“司空许训为太尉”，许训正亦汝南人。回头看许冲表中所称“今慎已病”“慎前以诏书校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末奏上”诸语，可以推知他当时虽属三府掾史高第，却辞官不就的原因，表面上有两点：一是因病将无以“惠利牧养”人民，二是自己撰写多年的《说文解字》尚未完成，“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也因此，他才在告老返乡大约两年之后，把一面养病一面修订最后完成的《说文解字》十五篇，遣儿子呈上。但实际上，是否像笔者上文所引林颐山之言，许慎称病辞归，居家授徒，“盖有感愤时俗之意”，所以才选在太后去世、安帝召回马融复在讲部的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日，遣他儿子许冲赍上《说文解字》十五篇及《孝经孔氏古文说》一篇。结果是，“十月十九日，中黄门饶喜以诏书赐召陵公乘许冲布四十匹。即日受诏朱雀掖门。敕勿谢”。个中消息，真的值得读者深思。
卒于家，当然是说许慎最后死在家乡故里，但死于何时，死时多大，却是众说纷纭。
上文说许慎“除洨长”而未就任，托病辞官归里，《后汉书》本传此下再无其他叙述，而以“卒于家”作结。据《说文解字·后叙》，我们才知道他在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日曾遣许冲赍上《说文解字》十五篇及《孝经孔氏古文说》一篇，当时他“已病”而未卒；又据《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我们才知道，桓帝时，尹珍还跟从他读过经书，表示他在桓帝时还在世。桓帝在位二十年有余，比安帝建光元年晚二十多至四十多年。若果如此，许慎享年至少在八十岁以上，可谓高寿矣。
从安帝建光元年到桓帝在位期间，前后约二十年，许慎难道都在病中吗？如果《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所记无误，那么我们不难推知，许慎的称病辞官，生病只是借口，遣儿子赍书上表时说“今慎已病”，那更是个借口，否则岂不犯了借病辞官的欺君大罪？再说，“已病”并非“病危”，所以前人从洪适到洪亮吉等据此就推断许慎卒于安帝末年，并不足信。如果到了桓帝时，尹珍还能不远千里而来从他读经，那表示他在桓帝时尚且健在，怎么可能死于安帝末年？
除非以上说法的立论依据、资料有误或有别的解释。果然，从清代开始，就有人从资料的鉴别和解读方面提出新看法。
先从《说文解字·后叙》的“今慎已病”说起。刚刚说过，“已病”并非“病危”，但有人于此有另一种解释。像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就说，古人著书，未死之前，“不自谓成”，许慎的《说文解字》一定是“逮病且死”之时，才“命子奏上”的。况且，“病”的本义即病重，《说文解字》卷七下：“病，疾加也。”“疾加”，也就是病重的意思。“已病”更有已经病得很重之意，几乎等于今人所说的病危。清代另一大学者钱大昕，也同样据此推测：“当卒于安帝之末也。”所以至今仍有学者，如董希谦的《许慎生平及其师友弟子》（见《许慎与说文解字研究》第二章）就以为，永元十二年许慎已“草说文竟”，只是“以文字未定，未奏上”。这说明了许慎想尽力补充修订，“而今重病在身，心力都感不足，难以坚持下去，唯恐一生的心血白费，不得已才立即遣子把书呈献给皇帝”。董希谦也考虑到“已病”未必即死的道理，所以他又说：“当然，不能说有了病就一定要死去，但安帝以后，确实没有一点儿直接记载许慎活动事迹的材料。而那些证明卒于桓帝朝的论据大都不能成立。”所以他同意钱大昕的推测，“当卒于安帝之末”，即安帝延光四年（125）。距其约生于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享年七十二岁左右。
以上所述，许慎卒于安帝末年之说，是有关其卒年的第一种说法。这似乎言之成理，但它立论的基础，是建立在“那些证明卒于桓帝朝的论据大都不能成立”之上。换言之，只要《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等的记载属实，这种卒于安帝末年之说，就不攻自破了。
也因此，《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的记载说桓帝时许慎尚且健在，意即许慎应卒于桓帝时，可视为许慎卒年的第二种说法。
严可均《许君事迹考》说：
《西南夷·夜郎传》云：“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计桓帝元年上距建光元年许冲上《说文》时，已二十七年。是许君之寿，当以八十余为断。桓帝在位二十一年，起丁亥，止丁未。
严可均首先引用《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来证明许慎不应如前人所云卒于安帝末年，而应卒于桓帝朝，可谓是一大发现。不过，桓帝在位二十年有余，只说“桓帝朝”，未免过于笼统，所以陶方琦的《许君年表》“乃取许君之师友弟子间互相考证，并备著其生卒，详考其事迹，皆以见于许君本传及《说文》二叙、史书、汉碑，旁推其时，爰得数端，以左验严氏之说”。其中其师友如贾逵、马融，史书如《许慎本传》《说文·后叙》等，上文皆已一再引述，不必赘述，但“弟子”“史书”“汉碑”三端，则或有可供参考处。兹将其要点摘录如下：
尹珍事迹无可考，惟《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曰：“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仪，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亦云：“桓帝（今传本皆作“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许君与应奉皆汝南人，然尹珍先事许君，后事应奉，必不同时。考《应奉传》，奉于永兴元年拜武陵太守，兴学校，举侧陋。尹珍师事奉，必在此时。盖此时许君已卒，珍遂学于应奉。由是推之，许君之卒，在永兴以前，为桓帝初年无疑矣。此一证也。
又，《隶释》载《汉外黄令高彪碑》：“师事□□尉汝南许公（原注：桂氏曰：阙处乃‘故太’二字，许冲表亦云故太尉可证）明于《左氏》，桓帝立博士，□□不就孝廉□□。……后迁外黄令，光和七年六月卒。”
是高彪卒时，其年仅及七十。以光和七年上距许冲献《说文》时之建光元年，计六十四年。是高彪在安帝末年，不及十岁，安能师事许君？是知许君之卒，决非在安帝末年，而在桓帝之初年无疑矣。此又一证也。
陶方琦为文考证的目的，在于强调许慎卒年不在安帝末年，而在桓帝初年。看他的论据和推论，似无问题，但经过仔细核对和推敲，却发现仍有商榷余地。兹补充说明如下：
1．他引用常璩的《华阳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写到尹珍的部分相对照，立意很好，但查今传所有版本的《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牂柯郡》这段引文的开头，皆作“明、章之世”，而非“桓帝之世”。如果尹珍在明帝、章帝之世，就能来跟从许慎读五经，那么他的年纪应该与许慎差不多。应奉（应劭之父）的年龄比许慎还小，恐怕年辈、声望都还不足以吸引尹珍远来受教。顿嵩元《许慎生平事迹考辨》说得很有道理：如果许慎生于光武帝建武三十年，那么明帝永平元年许慎才五岁，章帝建初元年，许慎才二十三岁。即使是章帝末年（88），许慎也只有三十五岁。应奉更小，章帝末年最多也才十几岁。所以显然《华阳国志》的“明、章之世”是误写无疑。
晋朝常璩《华阳国志》编成的年代，比晋、宋之间范晔（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三年，公元398年）的《后汉书》要早八十年左右。范晔编书时，原以《东观汉记》为本，“又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取资实宏。”《华阳国志》自在收览之列，因此，尹珍之从许慎受五经，应作“桓帝之世”为是。
陶方琦考证尹珍师事应奉的部分，主要在说明永兴元年以后，“师生并显”的事实。与本文关系不大，不拟详述。陶方琦的用意，本来也用来强调：许慎之卒应为桓帝初年而已。
2．陶方琦引用洪适《隶释》的《汉外黄令高彪碑》文，所谓“师事□□尉汝南许公……”，并引桂馥《说文义证》以为阙文是“故太”二字，本意是希望此碑文所谓“汝南许公”即指许慎，用来证明许慎不可能死于安帝末年，而应卒于桓帝初年。因为从其残缺不全的碑文中，有“明于《左氏》”和“桓帝立”“光和七年六月卒”等字句，再核对《后汉书·高彪传》，说高彪曾拟从马融问学，曾举孝廉、除郎中、校书东观等，似乎皆与许慎有所关联，因而附会解释，认定高彪为许慎弟子。其实，高彪年寿比许慎晚很多，我们试看《后汉书·高彪传》，说他“家本单寒，至彪为诸生，游太学，有雅才而讷于言。尝从马融欲访大义……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可知他虽拟从马融问学而未果，年纪应比马融略小（马融比许慎小二十几岁），在灵帝时校书东观，但这跟许慎校书东观的时间恐不相及。顿嵩元就曾如此推论：
按高彪碑的内容，就是高彪寿年七十余，而高彪“游太学”时，许慎也早已离开京师（许慎于公元119年除洨长，离开京师）。许慎离开京师时，高彪才六七岁，不可能“游太学”。
又说：
桂馥认为高彪碑的阙文是“故太”二字，即“师事‘故太’尉汝南许公。”在封建社会里，书写官衔是很严肃的。许慎只是在太尉府任南阁祭酒，根本没有任过太尉，怎么能把“太尉”二字加在许慎头上呢？
更难得的是，他还从《后汉书》中找出了“汝南许公”应该指的是许训：
我疑“太尉汝南许公”，应是指汝南平舆许训。《后汉书·灵帝纪》，熹平五年五月，“司空许训为太尉”（许训五月任太尉，七月罢，任职三个月）。《后汉书·刘宽传》注，引《汉官仪》曰：“许训，字季师，平舆人。”……
许训任太尉后的九年，高彪卒。即使高彪从许训学习是在许训任太尉之前，高彪碑也要书写许训的最尊之称。
引录至此，证据可谓确凿，不必赘述了。结论是，高彪并非许慎弟子，除了同好《左氏春秋》之外，二人应无关系。所以陶方琦想以此证明许慎在桓帝时尚有弟子高彪，必然死于安帝之后的说法，不能成立。
虽然此说不能成立，但并不影响上述《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尹珍在桓帝时曾从许慎学读五经的事实。只要这条资料无误，即使是孤证，我们也必然要接受下列推论：许慎除洨长不就之后，归里授徒，隐而不仕，像当时很多年高德劭的经学宿儒一样，最后他“卒于家”。
《后汉书·儒林列传》云：“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dié）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这说明了东汉中期以后授徒讲学的风气之盛。其中如张兴“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魏应“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隐居教授的儒者，如牟纡“隐居教授，门生千人”，周泽“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核对这些资料，即使许慎死于桓帝建和年间，即使他年逾九十，在他年老未死之前，仍有尹珍这样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的学生，从他受教，就当时聚徒讲学的风气，实在不足为奇。如果担心他年老体衰，不能亲授，就当时讲学授徒的风气而言，也无足多虑。因为弟子众多，老师不必亲自传授，可由高徒大弟子代劳。像郑玄在马融门下，起先三年就未曾见过马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