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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唐人李翰的《蒙求》之后，陆续出现了很多以《蒙求》为名的书。宋人王令纂辑的《十七史蒙求》，不仅流行较广，时间也较长。
《十七史蒙求》的编法和《李氏蒙求》相同：正文都用四言，构成一个主谓结构的短句；每句揭示一则历史人物故事；只求上下两句成对，不拘故事发生的年代次序。所谓“十七史”，即从《史记》到《新五代史》，自《宋史》而下，作者均不及见，书中自然也就没有涉及。
中国的史书，自司马迁的《史记》起，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注意写人，不仅多记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而且每每能发抉其性情隐微，从人物的心理、性格、命运和人际关系，来考察他们的事功和际遇。因此，一部好的史书，往往也是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史记》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十七史蒙求》于十七史之外，又杂采《左传》、《国语》、谢承《后汉书》、《东观汉记》诸史，旁及《说苑》《新序》《韩诗外传》等书，虽然叙事节略，对话取短，但能以简练的文字写出人物的情态，从而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卷第九“王劣安石”一则：
“晋谢安，字安石，为吏部尚书、中护军。简文帝崩，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惧，既见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语移日。”
这段话原出《晋书·谢安传》，王令剪裁恰当，寥寥数语，将谢、王二人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个性气质，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千载之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蒙童也就可以从人品优劣的比较中受到应有的教育。
本书虽名《十七史蒙求》，但因它杂采群书，所以有的人物故事并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如卷第一“奚恤器贤”一则中，出现了昭奚恤、令尹子西、太宰子方、司马子反、叶公子高等人，其实昭奚恤是楚宣王时人，叶公子高、令尹子西是楚昭王、惠王时人，司马子反是楚共王时人，但他们在这则故事中，却同时出现在秦使者面前，原因即在于它的来源并非正史，而是传说故事。
本书原《序》云，书的主要内容，是将历史上的“圣君、贤相、忠臣、义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妇功业事实以类纂集，参为对偶，联以音韵”，作为教育蒙童的材料。这些材料，到今天仍有不少借鉴作用，即如卷第三“李藩涂诏”一则，写的是唐宪宗时的李藩，为了抵制河东节度使王锷通过“权近”，也就是走后门以求得兼宰相，不惜冒着杀头危险，改了皇帝的诏书，使王锷未能得逞。南朝刘宋时的吏部尚书江湛，“家贫不营财利，饷馈盈门，一无所受，无兼衣余食。尝为上所召，遇浣衣，称疾终日，衣成然后起”，因此他能“公平无私，不受请谒”。当然我们今天用不着提倡“无兼衣余食”，但不营私利，不受请谒，甘担风险，堵死后门，也正是今天改革者所需要具备的品质。
有些故事虽看来不是什么大题目，但亦颇具理趣。如“皎然旧制”一则，称僧皎然工律诗，尝谒韦应物，“恐诗体不合，乃于舟中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公不称赏，昼极失望。明日，写旧制献之，韦大叹嗟，因语昼（即皎然）云：‘几至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长，非卒能致。’”韦应物的意见就是要皎然着重自己的本色，发挥自己的所长，而不要迎合别人，“至失声名”。在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中，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人吸取者甚多，《十七史蒙求》注意采取这方面的材料，引以教育童蒙，看来不无可取。至于有的材料带有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迷信等落后的东西，那是时代使然，择而别之可也。
编 者
2019 年 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