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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享乐是人类的本能。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也认为，快乐是生活的目的，是上天的最大善意。他认为，在符合道德和法律规章等的前提下，追求享乐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
享乐是人的生物本能，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不可或缺。在原始社会，能够引起人们快感和愉悦情绪的主要是性和食物。如果这两种本能不能给人们带来快感，人们就不会去做这些事，那么其结局不是饿死，就是种群灭绝。
人类大脑的演化，在一开始并没有欲望的自我控制部分。心理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在他的著作《乱乱脑》（Kluge:The Haphazard Evolution of the Human Mind）中提到，当大脑中形成新的结构时，为了保持我们直立行走和跑动的功能，旧的大脑结构并不会消失。
这种“边建边用”的演化策略使大脑变成了一个有点儿矛盾的场所，甚至有点儿“烂尾楼”的感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脑的一些“内部不协调”，甚至引起了一些大脑疾病。
控制人们行为的大脑区域处于大脑深处，是主要体现生物本能的那部分，我们称之为爬虫脑（潜意识系统）。
这个大脑区域并没有多少思考能力，只能对信息进行极为简单粗暴的加工。看到草在动，它会立刻想到“狮子来了”；看到黑影，想到的也是潜在的危险，以提高我们的警觉。
它也不懂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只会机械地执行能够使机体最节能、最安全的生存方式。饿了，它就会发出“找食物”的信号；遇到危险，它就发出“逃跑”的信号，绝不停留。
爬虫脑对生物行为的控制几乎可以追溯到大脑组织出现的那一刻，而大脑新构建出来的两个区域——边缘系统和新大脑皮层，对人类行为的控制要晚得多。
爬虫脑在进化的时间上远早于新大脑皮层，它在保证人类生存上一直很成功，因此人类对爬虫脑的依赖更为根深蒂固。这也是人们的行为决策之所以大多数都源于大脑的爬虫脑的原因。
爬虫脑的决策大多极度趋利避害。当我们在工作时，它会一直诱导我们拿起手机聊天，打开电脑玩游戏，或者跟朋友外出游玩。因为它希望我们能够保存更多的能量。
当我们遇到困难和坎坷时，它对我们的刺激会更加强烈，这是因为任何挫败在爬虫脑都会被归类为潜在的威胁，进而引起“逃避”的应激反应。如果没有新大脑皮层对我们的控制，我们就会直接向爬虫脑妥协，从而造成我们的拖延。
在我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一旦遇到哪怕是小的困难，爬虫脑也会跳出来，并提供各种享乐的选项，让我们避开那些高耗能的事务。
当自己感到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们的爬虫脑决不会自觉地选择学习和工作。如果我们的新大脑皮层不够强大，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对爬虫脑“俯首称臣”，进入享乐模式。
我很喜欢《堂吉诃德》里的一句话：“弓不能总是绷紧，如果没有适当的消遣，人将难以生存。”但是，如果一个人过度追求眼前的享乐则会让他走向平庸。
而一个懂得思量更长远未来的人，往往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曾针对4岁幼童进行了一项“延迟享乐”（delayed gratification）的实验，实验表明，一个懂得延迟享乐的人，更可能有较大的成就。
实验方式为每次找一个小孩进入一个房间，让他坐在桌边，研究人员在桌上放一颗棉花糖，并且告诉小孩自己要离开几分钟，在他回来之前，如果小孩能不吃掉桌上的棉花糖，那么等他回来之后，小孩就能够得到两颗棉花糖。
结果，大概有2/3的小孩在研究人员回来之前吃掉了棉花糖；另外1/3的小孩则抵制住了诱惑，获得了约定的两颗棉花糖。
可能有人不禁要问，谁先吃了棉花糖很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10年之后，沃尔特·米歇尔再次联系这些小孩的父母询问孩子们的状况，发现当初愿意等到研究人员回来的那些小孩长大后比较能够自我激励，拥有更强的抗挫能力；而那些马上就吃掉棉花糖的小孩则更容易分心，缺乏动力，做事的规划性也较差。
从进化的角度看，大脑对享乐的需求非常高。因为较为原始的享乐都关系到族群的生存发展，比如食物和性。那些追求享乐的个体，则有更大的生存概率，并且将基因延续下去。
另外，人类早期食物不足，生活条件恶劣，寿命较短，为了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他们需要尽多地进食，尽多地繁育后代。
经过漫长的进化，这种行为模式也早已变成了人类的本能，印刻成基因的一部分。而且享乐的类型也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泛化，不再局限于食物和性。但是人类的潜意识大脑不能进行精细加工，凡是能够引起快感的行为，它依然会将其笼统地归类为生存必需的行为。
当我们看着满桌子未处理的文件时，我们大脑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抗拒。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比如说上级的督促和截止日期的临近让我们感到紧迫，我们还是会选择先玩会儿手机“压压惊”。毕竟，享乐和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物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