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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镜头下的李跃儿
拍摄于1983年
1978年宁夏银川师专美术系，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年考入学校的学生。班里当时有几位非常有名气的才子，他们多是银川的，有着一副怪吓人的艺术家派头儿，让人不敢正眼相视。班里还有几个同学是农民模样，其中一个人脸上总是冒着红光，挂着与众不同的神情，一副要干一番大事的样子。
这个家伙的黑色棉衣没有外罩，胸前部位还有陈年污垢，在太阳下熠熠生辉。最让我惊叹的是，他从不知自己的样子与别人不同，一副自信、勇猛，要改变世界的劲头儿。
在女生宿舍里，大家都在议论，说这个人肯定没有爹妈，不知是如何地可怜。于是，女生们都自发地将吃不完的饭票送给他。后来才知道，这家伙竟将积攒的饭票在学校退成钱拿回去接济家里，但是女生们一开始并不知道他是这样鬼，这也是后话。
有一天，一位女班干部想触摸一下他的胳膊表示关怀，他却非常生气地大声对人家说：“不要动手动脚！”我想班干部一定是觉得他可怜，才做出这样向善的举动，而他竟然认为自己很有魅力，被对方喜欢了。这真的把班干部气坏了，我们听了也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觉不着”（注：西吉方言，对自己没有估量）呢，真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就是我现在的先生徐晓平，也就是胡子。
因为要参加一个画家班，胡子比我们晚一个月入学，但是在成为同学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见过胡子，并且我对他印象深刻。后来想想缘分这东西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当时自己打死也想不到这个全校有名的怪人，最后竟然成了我的先生，并且作为丈夫，他还成就了我了解孩子在童年这一自然发展阶段都发展了什么，并且为什么它们在这个阶段是那么重要。
开学后不久，有一天老师带我们去学校附近的一个画室参观，那里有一个由省美协承办的版画创作班。对我们这些原本是从农村直接被推荐上学的美术系学生来说，这个创作班就像是巴黎的美术学院一般高大上。只记得我们当时满怀着崇拜与敬仰，步行7千米，从学校走到了那里。
画室在一个村子里，是一排平房，房子的屋檐向外伸着，墙面是用碎石头砌的，因为当时大多数房子还是用泥巴或白石灰抹的，所以它们看上去洋气极了。置身于这样美好而新奇的房子中，我感觉就像身处文化圣地，心中升起一片敬意。
走进画室，只见一张大案子上铺着一块块画板，一张张拓印好的画被夹起晾晒在绳子上。作为一个从小就莫名热爱绘画的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画展，我的目光全被那些画吸引了，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自己能被选上，作为一个画家到这样的创作班里画画。
创作班里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老画家，他拥有一张让人望而生畏的脸庞，当时他指着一张画说这是这批作品中最好的一张。那是一张黑白的版画，老画家说这个年轻人特别有才华。
我们就到处找这个年轻人，老画家也到处找，他说：“咦，徐晓平去哪儿了？”他好像非常想让我们看到这个才子，于是一直把头扭来扭去地找。
我们也跟老画家一样，把头扭来扭去地找，这场面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非常隆重。老画家这样重视地寻找胡子，现在在胡子看来也是件很光荣的事。记得老画家最后以遗憾的口吻说道：“他不在房间里，可能去外面了。”
我们参观完从房子里出来时，有人悄悄说，墙边站的那个人就是徐晓平，我扭头看过去，墙边站着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只记得当时他身上的衣服很破旧，打着很多补丁，在那个年代，我们已经不穿补丁衣服了，而他就像现在的很多“大咖”那样不在意衣服问题。
当时看到一个画出那么棒作品的年轻人，穿着这样的补丁衣服，我就从心里感到由衷的钦佩。直到现在，那个穿着打补丁衣服的痛苦形象，在我眼前还是清晰可见。
他使劲儿地低着头，下巴都快抵到前胸了，指头咬在嘴里，看上去是马上要哭出来的表情，浑身都聚集着明显的、强大的痛苦，这也太奇怪了。
现在我都搞不清胡子当时在那个墙角的表情和身体语言是在思考呢，还是不满意作品感到丧气，又或是有别的事情让他痛苦得不行，如失恋什么的。那位老画家那样赏识他，他却为何痛苦成那个样子呢？
我们结婚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在询问他：我第一次见你时，你站在墙角那种痛苦的样子到底是为什么，是对你的作品感到不满，还是想自杀了，还是出了什么事？他竟然每次都回答“我忘了”，所以到现在我的好奇心都没有得到满足。
后来经过很多年对孩子的观察，我才发现，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社会性能力没有建构好，在群体面前，他们会不知道自己直白的情感表达可能会引来误解，也不知道其实一个成年人在大家面前多少要隐藏一些由肢体语言所传达出的内在情绪。
他不知道，一直到快老了都不知道。
我之所以讲胡子，是因为在跟他结婚以后，一起生活的40多年中，他的很多做法，很多行为完全超出了我对人的认知。起先我对他出现的这些情况和状态完全无法接受，所以我经常会试图教他或是改变他，当然，我肯定是失败了。
因为我也一直不知道，我们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人，如果我们硬要改变，那么就必定会搞得两败俱伤。后来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和弯路，在醒悟之后我才发现，胡子的状态给我理解孩子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机会，而作为对此的回馈，我要做的就是理解他、包容他、慢慢地影响他，帮助他发现一些约定俗成的世俗标准，学习用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把让他人感到痛苦的表情和行为，改善成不会给他人造成痛苦和误解的表情和行为。
听上去我就像是嫁给了白痴，其实看上去，我倒更像白痴，而他却才华横溢。只有生活在一起，才会发现他的种种卡通，否则就如同走在大街上的人一样，大家都是正常的。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我这样说，好像胡子不正常，其实他只是在人格建构的某些方面存在缺陷而已，我想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会有很多，他们也常常会被人贴上“人品有问题”的标签。
这次参观后过了大概一个月，这个年轻人来到班里，成了我们的同学。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又臭又硬”的有志青年，就是那种眼睛从来不会前后左右旁顾，一心只想埋头学习的人，我的勤奋在学校里也是有名的，因为成绩好，班里还选了我做副班长和学习委员。
当然，现在回想起那时我有“为用功而用功”的嫌疑。现在想想，这大概是因为自己从小被赞扬得太少，更多的记忆是因为学习而感受耻辱和自卑，当奋起努力被他人赞扬后，这成为我的一种愉悦的精神食粮。在精神处于“极度饥饿”状态时，人会失去理智，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把握发展方向，以为被赞扬就是最幸福的，所以会不顾一切地去勤奋，更加地勤奋。用功是为了获得人们的赞扬，而不是为了让自己能从倒数第一名变成班里的前三名。
于是胡子用功的样子就吸引了我，并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奇怪的是，我当时只注意他用功的样子，甚至没留意他长什么样，再次见到他时我竟没有认出他来。
我再次注意胡子，是在一次去买香皂回来的路上。从学校大门进来，我看到前面有个人在用奇怪的步子走路，他像是在原地踏步一样把腿抬得很高，然后重重跺在地面上，挺着胸脯，非常专注和严肃努力地朝前走。从远处看，这个人像是剃了光头，上面顶着一个当时民窑烧出来的那种“黑碗”。穿的仍是有补丁的裤子，这次是一条已褪色到发灰发白的裤子，屁股上有一块方方的大补丁，那是一块崭新的蓝布，用很粗的大白线以很大的针脚缝在那里。
头上扣着“黑碗”，用奇怪的步子走路，穿着有大补丁的裤子，一个这样的人出现在校园里，难免会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但他本人看上去却不像是在作怪或出洋相，反而是一副认真努力的样子。
当时学校里有文学系、绘画系和音乐系，有一些同学在入学前就已经小有名气，都是才华横溢的人，在我看来这种打扮可能是种别出心裁的行为艺术，因为大家知道艺术系的人经常会突发奇想地搞这种行为艺术——虽然当时并没有很多。
我紧跑几步，到离他大约2米的位置，去仔细观察那顶“黑碗”，结果定睛一看后，便蹲到地上埋着头笑了起来。
虽然1978年还没有现在这么洋气，但是已经不流行盖盖头很多年了。盖盖头是把头发从头顶旋涡处梳下来，然后在耳朵上沿的地方突然剪断，而且要把底下刮成光的。留下的头发，像极了一个黑碗扣在头顶上。那个年代人们刚刚知道“时髦”，一个发型流行起来后，原先的发型就会消失不见，这种盖盖头，在电影里是被当成落后看待的，如果出现在校园里某个大学生的脑袋上，那真的是要炸锅的。
再看裤子上那块蓝色的大补丁。它并没有被裁成与身型随顺的椭圆形，而是直接被拍在了屁股上，就像是用订书针钉上的一样，不掉下来就算了事。裤子中间有中缝，如果不把布裁开，走路的时候裤缝那里会上下扭动。我心想，就算一个再不讲究的女人，如他的姐姐、妈妈，在孩子要出远门时，如果只有破裤子穿，为什么不好好补一下呢？
那个时候我们所有艺术系的人都很酷，没有人会随便龇牙去笑，成天都是沉着脸的，做出一副英勇就义的表情，所以我就蹲在那里用胳膊捂着脸笑，等笑够了才站起来带着一脸严肃继续走路。
之后我就比较注意胡子，又看到他很多非常奇怪的行为，当时不知道他哪里怪，但就感觉他怪得很朴实，他不是故意要跟别人不一样，而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很标新立异。
刚入学时，我们都矜持着，谁都不理谁，有一天我们班上大课，大家要把木头椅子从教室搬到大礼堂去。我很用功，绝不愿意早早到那里等着浪费时间，所以等前面同学差不多走完了，我才站起来去拉椅子。
这时，一个身影突然冲了过来，带着排山倒海般的惯性从我身旁经过。他占满了过道，我只好又坐回到座位上。这时就看到他身后的椅子“哐”的一声撞到了左边的桌子，这不算什么，大家偶尔也会撞到，但眨眼的工夫，他又“哐”的一声撞到右边的桌子。我就这样看着他，接下来左右左右，哐哐哐哐，把过道两边的桌子挨个儿撞了一遍，一路过去。
我奇怪死了，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他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但看他的身体语言，又不像是故意在做这样低级的无聊事。他终于走到前面没有桌子的地方，马上就要出门了，我心下暗想，他该不会要把门也碰一下吧，这时就听“哐”的一声，一条椅子腿狠狠地撞上了右边的门框，反弹后把左边的门框也刮了一下，人和椅子这才消失不见。
当时一向严肃认真的我，感觉是奇怪，而不是好笑，在去礼堂的路上我都在想这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但此刻写到这里我却笑到不行。
当成为他的老婆后，我才发现胡子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当时没有举办传统的婚礼，从我家坐车去到他家就算结婚了。因为我们俩坚决地反对传统的结婚仪式，很害怕那种不断敬酒、不断被戏耍、闹哄哄的婚礼，所以决定不办婚礼，干脆到他家就说在我家办了，到我家就说去他家办。
在他们家时，公公婆婆住外屋，我们住里屋，屋子连门都没有，我们非常小心，假装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一直到回陶乐县
我们自己的家，那天胡子非要抱着我进卧室。他横着抱我，门肯定没我身体长度那么宽，没想到他就直接横着往里杵，先是我的脑袋“咚”的一声碰到了门框，我“哇”地大叫一声。胡子一下慌了，赶紧往后撤，结果我的脚又狠狠地碰在门框上。我挣扎着跳下来，非常生气，胡子无辜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那时我真的生气极了，觉得他怎么能这样，并没有想他是故意的，还是习惯就如此。
我对胡子经常做出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生气、伤心和失望，我妈妈劝我不要为此难过，说夫妻本是相克的，所以他经常会做一些事情伤到你，但不是出于本意。
后来我搞了教育，在发现我美术班里孩子的问题后，出于好奇就不顾一切地去探究原因，发现很多孩子（包括他们的父母）的问题，可能是由于他们天生的气质类型不同，再加上后天养育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被很好地理解，弱点因此被缩到很小，优点被发扬光大；或者他们不被理解，因而遭到很多错误对待，弱点非但没有被缩小，反而被放大，继而造成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和人格缺陷。此时再返回去想胡子这些令人费解的行为，肯定也是有原因的，我认为是地域环境造成的，为此还去了他老家5次，从此以后就开始从不一样的角度去了解这个人到底怎么了，是什么促使他成为这个样子。
在有了全面了解后，最终我对“童年敏感期的发展建构”有了更加坚定的认知，而不再停留在只知道敏感期，却不知道敏感期会对一个人成年后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阶段。这不是个人的主观猜测，而是源自生活的一种实证，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在孩子童年敏感期时，父母和老师一定要帮助他做好发展的建构。
说到这里，怎么感觉胡子是为了帮助我搞儿童人格教育而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