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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静默派之争的拜占庭人文主义者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瓦尔拉姆，他才华横溢，但言辞刻薄。他作为一名东正教修士（虽然他后来改信天主教），还相当精通古典学问。他既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神学家。不幸的是，与他那杰出的学识相伴的是傲慢而刻薄的态度。他的尖刻有时甚至会让他的朋友与同道中人敬而远之。
瓦尔拉姆于1290年左右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并于14世纪20年代来到君士坦丁堡。
他立即凭借渊博学识而声名远播，得以在一个重要的修道院中担任院长。1334年，两位从热那亚到克里米亚去的天主教传教士主教在路过君士坦丁堡时向牧首发出公开辩论的挑战。
这种辩论在当时很常见，人们也乐于观看。牧首不愿亲自出场，遂求助于瓦尔拉姆。
瓦尔拉姆的任务是为东正教的立场辩护，即圣灵只出于圣父而非圣子。他选择了一种攻击性的、理性主义的方法，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论证上帝永远无法实际显现，而只能靠理性来推断出来。即使在当时，瓦尔拉姆的理性主义便已引起了人群中一些人的反感，后来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写了几篇短文。
瓦尔拉姆的论点引起了一位严厉的静默派修士格里高利·帕拉马斯的注意。特别是瓦尔拉姆对多神教哲学的使用激怒了帕拉马斯，帕拉马斯将其比作蛇毒，用自己的宗教主张抨击瓦尔拉姆。瓦尔拉姆的理性主义立场的问题在于，虽然他意在反驳天主教徒，但同样违背了东正教的信仰。在瓦尔拉姆的手中，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是一柄双刃剑。
被激怒的瓦尔拉姆此时开始大加叱骂，不仅针对与他意见不合的帕拉马斯，而且针对静默派本身。最出格的是他还谩骂了阿索斯山（Mt. Athos）
那些受人尊敬的修士，而这个位于希腊北部的修士群体正是静默派最坚定的支持者。静默派的冥想实践包括凝视自己的脐部以集中冥想的力量。瓦尔拉姆嘲笑这种做法，称修士们为“omphalopsychoi”，大意为“脐头派”。他同时在信条上攻击他们。帕拉马斯对此以静默派的立场迅速做出了辩护，在抵御瓦尔拉姆攻击的同时也令静默派的信条更加尖锐。
在回应瓦尔拉姆时，帕拉马斯在神的“本质”（essence）和“能量”（energy）之间作了重要的划分。这种划分隐含在东正教早期的神学理论中，但从未完全消除。而若要捍卫静默派的神秘主义取向，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因为暗示人类有可能触及神的本质就是异端学说。帕拉马斯的论证声称，启蒙的关键并非理性，而是通过冥想、控制呼吸和重复祷告等方式直接共享上帝的神圣能量的可能性。帕拉马斯说，上帝当然可以被证明，但无法被理性认知；个人能够体验，但无法表达出来——大致与理性的瓦尔拉姆和其追随者所站的立场完全相反。这种平衡的信仰对立，把神秘的灵性与人类的理性对立起来，它正是问题的核心。
此时，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为避免事态激化，皇帝安德洛尼库斯三世（Andronicus Ⅲ）派瓦尔拉姆首次执行外交任务，出使西欧。皇帝的目标是获得对抗土耳其人的军事援助，不是想要另一支十字军（那时的拜占庭人已经受够了十字军），而是一支西欧的职业军人组成的远征军。瓦尔拉姆的第一站是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国王智者罗伯特（Robert the Wise）那充满人文主义气氛的宫廷中，他们相处甚欢。智者罗伯特是一个有求知欲而聪慧的文化资助者，受他资助的人还包括旅居那不勒斯的佛罗伦萨作家薄伽丘。瓦尔拉姆在暮春时节到达，待了几周之后，便前往巴黎，到达法国国王的宫廷，最后到达阿维尼翁（Avignon）的教廷。
在那里，教宗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勉强维持着教廷的权威。
希腊人为获得援助而最不希望付出的代价便是向教宗屈服。结成联盟，未尝不可；立即屈服，则绝不可能。但这两者又互为因果，缺一不可。
为解决这种困境，瓦尔拉姆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在他致教宗的一封以拉丁语写就的长信中，他恰当地总结了整个的棘手状况。东正教的立场原本是（在这点上依旧如此）：教宗在所有基督教主教之中的威望或许是最高的，却没有最终的裁决权，也就是说，他们认可他的首要地位，但不承认他为最高权威。东正教向来坚持，重大议题的裁决应该像基督教时代早期的几个世纪那样，由主教会议决定。但到14世纪，那个时代早已远去，教宗已经习惯于在西方教会中享受无可置疑的统治地位了。
瓦尔拉姆的提议是，在东方、在希腊的领土上召开一次联合的公会议，出席各方包括东正教的牧首们和教宗特使们。瓦尔拉姆坚称，要让希腊民众接受教会统一的法令的话，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在此之前，教宗首先要促成一场军事远征，将土耳其人赶出小亚细亚。然而，瓦尔拉姆也知道，教宗受限于自己朝不保夕的政治地位，绝不可能第一个做出让步。在拜占庭帝国剩余的岁月之中，向西方求援的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提起，最终演变成一场持续的闹剧：双方都不肯让步以满足对方的要求，却又都开出了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
因此，瓦尔拉姆的协商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从外交层面上看，这次出使无疑是失败的。最重要的是，帕拉马斯利用瓦尔拉姆不在的机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向来冲动的瓦尔拉姆在返回后立即指控帕拉马斯为异端。但在1341年6月10日，在就这一问题召开的宗教会议上，牧首、阿索斯山举足轻重的修士们，以及高声反对西方的民众们都在帕拉马斯背后坚定地支持他，让帕拉马斯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做出了辩护。不久后发生的事件证明瓦尔拉姆不是唯一反对静默派的人，但他作为出身南意大利的希腊人而难免遭人怀疑。反西方的情绪充斥了整个城市。会议最终谴责了瓦尔拉姆。
仅仅五天之后，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去世，留下年仅九岁的儿子约翰五世（John Ⅴ），再就是一些近臣和皇位的竞争者，他们争相想在小皇帝达到执政年龄之前掌握摄政的权力。
瓦尔拉姆对那次宗教会议的裁决进行了短暂的抗议，但他很快意识到，他在东方的前途已经到此为止了。然而，两年前的那次旅行为他在西方赢得了真正的朋友。他在夏末回到意大利，在卡拉布里亚稍作停留，然后前往那不勒斯。在那里，他再次受到了国王罗伯特二世和那不勒斯人文主义者圈子的欢迎。那不勒斯王国的领地包括西西里岛。在西西里岛，拜占庭、阿拉伯、意大利和诺曼的文化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这里的诺曼统治者喜欢保持活泼的气氛，智者罗伯特不过是一系列开明国王中的一位。
薄伽丘在他父亲去世后，应家人之邀，搬回故乡佛罗伦萨，而瓦尔拉姆与罗伯特的宫廷图书馆长佩鲁贾的保罗（Paul of Perugia）的关系却得以延续。在罗伯特那藏书日渐丰富的图书馆中，瓦尔拉姆帮助保罗整理了希腊语手抄本。他还协助保罗编写了关于古典神话的书籍《故事集》（
The Collections
）中的希腊部分。瓦尔拉姆与保罗的年纪大致相当。薄伽丘写道，保罗“与瓦尔拉姆有着独特的友谊，虽然它并非建立在对拉丁文化的共同兴趣上，但保罗依然通过这种方式深受希腊知识的熏陶”。
瓦尔拉姆从1341年夏末一直待在那不勒斯，待到1342年初，他在此期间改宗了天主教。1342年春天，当他旅行到阿维尼翁时，他已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
彼特拉克在阿维尼翁等待他。此时彼特拉克正与阿维尼翁的教宗密切协作，在附近的沃克吕兹（Vaucluse）还有一座心爱的别墅。我们并不知晓在瓦尔拉姆此前的访问中两人是否曾见过面，但至少这一次他们成了朋友。彼特拉克设法从阿维尼翁的一位拜占庭外交官那里得到了一份荷马史诗的希腊文手抄本。他在信中说这是他最珍贵的财富之一。他非常渴望自己有能力阅读它。
佩鲁贾的保罗、薄伽丘、彼特拉克——这些人文主义者的先驱刚刚开始重新发现罗马的光辉过往，以及记述了这一切的拉丁语作家们。然而，在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久之后，人们终将意识到，若想要共情地阅读古典拉丁文学，还需要先熟悉古希腊文学。
这不只是受到影响或取得灵感的问题。古典拉丁作家在自觉地创造民族文学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以希腊文学为模板的。维吉尔（Virgil）是最常被引用的例子，他显然也与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有很强的联系。《埃涅阿斯纪》（ Aeneid ）只是维吉尔所著的此类作品中的最后一部，它模仿了荷马的《伊利亚特》。在他的两部早期作品《牧歌集》（ Eclogues ）和《农事诗》（ Georgics ）中，维吉尔分别模仿了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图斯（Theocritus）和赫西俄德（Hesiod）的风格。西塞罗是彼特拉克和他的许多后继者崇拜的偶像，他在书信和演说中也不断提及他自己作品的古希腊模板及原型（其中很重要的一位便是雅典的演说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
因为这些希腊语的文本只在拜占庭得以留存，所以意大利人发现自己在再发现这些作品的过程中难以接触到这些文献，而这些文献不仅启发了拉丁文学，甚至几乎是支配了拉丁文学。瓦尔拉姆这样学识渊博的拜占庭人为意大利人提供了接触希腊语文本的唯一途径。“我引述瓦尔拉姆的次数称得上频繁，”薄伽丘后来在《异教诸神谱系》（
The Genealogy of the Gods
）中写道，“虽然他身材瘦小，却在学识上比其他人都要高大。特别是在涉及希腊语的问题上，难道我不是理当信任他吗？”
从1342年5月中旬到11月中旬，瓦尔拉姆待在阿维尼翁。8月，他的名字出现在教廷支付的薪资清单上。薪资项目是支付“在教廷中教授希腊语”
的费用，课程时间是81天，酬劳是53弗罗林20先令。这里所说的可能就是他给彼特拉克上的那门著名课程。然而，授课时间实际上非常短暂，因为在彼特拉克自己的请求下，瓦尔拉姆被派往南方的卡拉布里亚的杰拉切（Gerace）担任主教。
时间并非唯一的因素。在教廷里教授东方语言的课程并非无人问津，但古希腊语很难学习。语法书、练习册、词汇表，以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双语文本（后来的人文主义者尤为青睐），这些辅助学习的材料即使在后世得到普及，当时的彼特拉克却无法获取，因此他面临着学习的困境。“就学习希腊语而言，我并不幸运，”他写道，“我带着满腔热忱和坚定的信念投入进来，但是语言之陌生以及老师的早早离开，使我未能达到目的。” [1]
瓦尔拉姆在杰拉切度过了几年不快乐的时光，其间他代表教宗前往君士坦丁堡进行了一次短暂且更不愉快的访问。他于1347年第三次回到阿维尼翁。他给彼特拉克上了更多的课，但这次他依然只停留了六个月，时间太短，成效甚微。在彼特拉克的催促之下，14世纪50年代的薄伽丘似乎运气略好些。指导他的是瓦尔拉姆的学生莱昂齐奥·皮拉图（Leonzio Pilato），后者也曾短期给彼特拉克上课。与瓦尔拉姆一样，皮拉图也是一个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曾在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旅居。他是一个不太理想的老师。用薄伽丘的话说：“他有着粗野的外表、丑陋的容貌、长长的胡子和黑色的头发，他永远溺于思考，举止和行为都很粗鲁。”
据印象深刻而又敢于尝试的薄伽丘所述，他们在约三年的时间里共同艰难地研读希腊文的荷马史诗。14世纪60年代初，薄伽丘甚至帮皮拉图在佛罗伦萨谋得了一个教授希腊语的职位，却收效甚微。毕竟，这种兴趣想要从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这样杰出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创始者那里传播到他们的追随者身上，还是为时尚早。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需要更多同道中人的共同努力，也需要一名能够真正教授希腊语并给予深邃启迪的教师。这二者终将到来，但此时尚需等待。
尽管瓦尔拉姆挫伤了拜占庭人的感情，但年轻的知识分子依然怀念他。1347年，即他第二次尝试向彼特拉克教授希腊语的同一年，瓦尔拉姆与一位名叫迪米特里奥斯·凯多内斯的拜占庭青年才俊就神学问题进行了简短的通信，二人在瓦尔拉姆上次到访君士坦丁堡时曾经会面。
与瓦尔拉姆见面时，凯多内斯刚来到君士坦丁堡谋求出路。当时20岁出头的凯多内斯，出生于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一个近年来已经潦倒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作为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朋友，为皇帝承担了很多敏感的外交任务，然而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在宗教会议谴责瓦尔拉姆的几天之后就去世了。继而爆发的内战长达六年，参战双方伤亡惨重，帝国内耗严重。一方是安德洛尼库斯三世最好的朋友，主持政务的约翰·坎塔库泽努斯（John Cantacuzenos）；另一方则是牧首与安德洛尼库斯三世遗孀萨伏依的安妮（Anne of Savoy）的联盟。萨伏依的安妮是一位不得人心的西方公主，她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掌握着君士坦丁堡的权力。坎塔库泽努斯最终赢得了战争，但是政治上的暗斗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接连不断。凯多内斯的家族站在坎塔库泽努斯一方，却在塞萨洛尼基反抗坎塔库泽努斯的暴乱中失去了一切。
凯多内斯精通深受拜占庭贵族文人重视的、华丽的古典修辞术。在瓦尔拉姆离开后他写给瓦尔拉姆的一封信里，凯多内斯哀叹称君士坦丁堡的知识分子圈子因此出现了空白。接下来便是关于神学细节的长篇讨论，凯多内斯显然热切期盼着瓦尔拉姆的答复。依然为两个教会的统一而热心争论的瓦尔拉姆，寄出回信后不久，便于1348年春天去世了。那时，坎塔库泽努斯已经赢得了内战，并加冕为约翰六世，而凯多内斯已经在获胜的坎塔库泽努斯的政府部门中谋到了职位。
新皇帝是一个复杂而不露声色的人，他的政治生涯如同充满矛盾的集合体。他是冷酷而现实的政客、杰出的统治者、干练的将领、贵族的领袖，既是虔诚的静默派，也是颇有造诣的文人——正如他在更早的时候赞助瓦尔拉姆的行为所体现的那样，他不是经常和静默派信仰联系在一起的那类蒙昧的人。热衷读书的坎塔库泽努斯对神学方面的思考持开明态度，甚至自己也研究。他即位不到10年，便被迫退位。他退位后成为一名修士，以古典的方式投身于文学创作，并用修昔底德的风格撰写了他所在的时代的历史。即使静默派保持着怀疑态度，但对希腊古典作家的效仿一直都是受过教育的拜占庭人渴望达到的文学高度，凯多内斯便因精通于此而声名在外。
凯多内斯在任官之初便作为皇帝的首席秘书，掌管官职任免。很快，无论作为朋友还是秘书，他都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才华横溢且著述颇丰的凯多内斯（在他留存下来的信件里，其中大约有450封构成了满满3卷的希腊语记录，这些信件也是研究14世纪晚期拜占庭历史的重要史料）将追随瓦尔拉姆的反静默主义的步伐。不同于张扬的瓦尔拉姆，凯多内斯尽管身处坎塔库泽努斯这样坚定的静默派的皇宫之中，依然穿着一双人文主义的便鞋，在权力的走廊中悄然躲闪腾挪。在50余年的政治生涯里，迪米特里奥斯·凯多内斯总能逢凶化吉，灵巧地躲开来自阴影的攻击。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人文主义者阵营中有许多人经历了和瓦尔拉姆相似的命运。静默派将瓦尔拉姆的另一位朋友，博学的西蒙·阿图曼诺（Simon Atumano）逐出了教会，他转而投向西方，并及时改宗了天主教，以继承他朋友的杰拉切主教之职。他与瓦尔拉姆一样，曾对一些意大利人进行过短暂却不成功的希腊语教学。瓦尔拉姆和帕拉马斯共同的好友神学家格里高利·阿金迪诺斯（Gregory Akindynos）起初尝试在二者之间调停，但不久后他就在纯粹的神学观点上被说服，转而支持瓦尔拉姆。
与瓦尔拉姆和阿图曼诺相比，阿金迪诺斯在早期的反静默主义者之中可以说更为典型。在古典学术方面见识广博的他，并未对拉丁人产生什么偏爱。他于1341年与瓦尔拉姆一同遭到谴责，并在1347年的另一次宗教会议上被革除教籍，然后被流放至东方，不久后去世了。反静默派领袖变为博学的历史学家尼基弗鲁斯·格里戈拉斯（Nicephoras Gregoras），虽然他对拉丁人的态度也不友善，却还是在1351年的宗教会议上遭到谴责，被软禁于君士坦丁堡。
正是在此时——内战结束，坎塔库泽努斯掌权，帕拉马斯论调的正统性得到了几次宗教会议的肯定——可以认为帕拉马斯在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静默派在拜占庭东正教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帕拉马斯于1358年去世后，他得到了民众的哀悼，并且很快就被封为圣人。格里戈拉斯于1360年左右去世后，他的遗体被拽着穿过城市的街道，遭到虔诚民众的嘲笑。
拜占庭现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漫长的数个世纪后，它最终拒绝了教外智慧。帕拉马斯的胜利将瓦尔拉姆拒之门外，使之投向西方，在那里，人文主义广受欢迎，而不是受人谴责。这种模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将不断地重演，与此同时，拜占庭的人文主义者发现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拜占庭所选择的方向。
直到静默派的胜利稳固下来，并掌控了教会之后，反对它的人文主义者才开始和西方的同道中人产生更坚固的联系。迪米特里奥斯·凯多内斯就足以证实这一点，因为他的反静默派思想——在14世纪40年代他给瓦尔拉姆的信中已清楚表明——是先于他对西方的兴趣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他对西方的兴趣在1351年的宗教会议确定支持静默派之后才产生。
在凯多内斯改宗天主教后所著的《信仰辩白》（“Defense of His Own Faith”）中，他讲述了下面的故事。凯多内斯在为皇帝处理事务时，经常要与西方人打交道，其中商人居多，但也有外交官、教宗使节、雇佣兵。他偶尔还要接待贵族游客——西方在帝国宫廷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呈上了不少因为各种原因而寻求皇帝恩惠的请愿书，而每一份请愿书都必须从拉丁语翻译为希腊语，凯多内斯很快便对平庸的宫廷译员的翻译速度失去了信心。他意识到，除了自学拉丁语，他已别无选择。在来到君士坦丁堡的西方人之中，有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的修士。在金角湾对面热那亚人聚居的加拉太，凯多内斯找到了一名多明我会修士来教他拉丁语。
尽管凯多内斯工作繁重，但据他所说，他学习拉丁语进步很快（与瓦尔拉姆类似，他并未表现出那种虚伪的谦逊），而且很快就流利到“就像小时候被爸妈教过”的程度。因此，为了让他小试牛刀，欣喜的老师给了他“一本小书”，让他翻译——托马斯·阿奎那的《反异教大全》（ Summa Contra Gentiles ），阿奎那计划调和神学家的信仰与哲学家的理性的两部作品之一。 [2] 凯多内斯记载称，阅读西方“天使博士”的著作让他找到了归宿，而且最终使他走向了改宗之路。他说，“吃下忘忧果后”， [3] 他便无法回头了。随着进一步的阅读和翻译，阿奎那便成为一种进步的启示。当他将拉丁人与那些试图驳斥他们的希腊人相比较时，却是希腊人鹦鹉学舌般提出简短的、盲目的老旧观点，而缺乏阿奎那那样详细而复杂的推理论证。
到了1353年，凯多内斯已升职为总理大臣，他决定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他的做法引发了轰动，因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新嗜好。皇帝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他支持凯多内斯的工作，因为这有利于拜占庭的文化，当然也是因为坎塔库泽努斯本人对神学有极强的好奇心。
凯多内斯的最后一部分译稿由他的秘书完成，由凯多内斯本人作注，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在译稿的末尾，凯多内斯仅用拉丁语留下了一处庆祝的注释。这段话的直白（以及古典文学的学习者非常熟悉的感情色彩）足以穿越数个世纪的阻隔：“书已译毕，赞美和荣耀归于基督。塞萨洛尼基的迪米特里奥斯，基督的仆人，将这本书由拉丁语翻译为希腊语。他为此工作了一年，于1354年12月24日下午3时完稿。”
仅仅在一个月前，坎塔库泽努斯让位给了约翰五世，后者时年20岁出头，娶了坎塔库泽努斯的女儿海伦娜为妻。据凯多内斯说，坎塔库泽努斯在有了充裕的时间之后，就花了一番工夫亲自抄写了一份凯多内斯的译稿。另外他也将译稿给他人传阅，使阿奎那的学说给拜占庭的最高统治集团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凯多内斯的弟弟普罗霍罗斯（Prochorus）学习拉丁语时，似乎接受过兄长的亲自辅导（虽然凯多内斯没有明确提及），两兄弟共同工作，继续将阿奎那以及其他拉丁神学家的许多作品翻译为希腊语。他们两人都翻译了圣奥古斯丁的著作，普罗霍罗斯还翻译了一些波爱修斯的神学著作。两兄弟之中，普罗霍罗斯·凯多内斯在反静默主义方面的态度更为尖锐，尽管他本人就是阿索斯山的一所修道院的修士，而且没有皈依天主教（这一点与迪米特里奥斯不同）。迪米特里奥斯无法永远保护弟弟免遭迫害，静默派于1368年成功地将普罗霍罗斯咒逐（anathematize）出教。他遭到流放，不久后去世。迪米特里奥斯本人也同样遭到咒逐，但那是他去世以后的事情了。
凯多内斯兄弟对阿奎那的热情，展现了拜占庭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徒所共有的气度，当东正教会正朝着神秘主义迈进之时，天主教会正向着理性主义迈进。如同很久以前的波爱修斯，阿奎那首先力图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为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找到一个位置。阿奎那的思想已于近期被教宗正式接受，而静默派也清楚这一点。静默主义完善了东正教，而阿奎那的学说完善了天主教。帕拉马斯和阿奎那可谓彼此的镜像。
迪米特里奥斯·凯多内斯的翻译工作，不仅使他对阿奎那和天主教神学越来越充满热情，也让他对西方人产生了全新的接受能力，毕竟他与他们的交流愈发频繁。他自己的家成为作品待翻译的西方人的聚集之地。就“法兰克人”自己而言，他们乐于见到这种态度的转变，以展现那些之前没有拜占庭人愿意提及的成就。凯多内斯说：“毕竟他们评价整个拉丁民族只通过旅居者来下判断而已，无论谁提到拉丁人，嘴里总是离不开帆啦，桨啦，还有海上旅行所需的东西。”他继续说拜占庭人依然保留着希腊的老习惯，“把所有人分成希腊人和野蛮人，并断定野蛮人愚蠢而粗鲁”。 [4]
现在似乎野蛮人已经领先了，在科学中的女王——神学领域，也同样如此。凯多内斯着迷于新的拉丁神学的活力，便坚定地发起了一场战争，决心打破他那些同胞的古老偏见——而且他和之前的瓦尔拉姆一样，也希望实现最重要的目标，即两个教会的和解。尽管坎塔库泽努斯下台了，但凯多内斯设法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并很快让自己在新皇帝约翰五世那里变得同样不可替代。约翰五世·帕列奥列格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断断续续地掌权，他儿子们不时的纷争扰乱了他的统治。而在此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凯多内斯都担任着职务，他最终成为拜占庭最受尊敬的政界元老。1353年的威尼斯之旅是他第一次承担出国的任务，他加深了拜占庭与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的联系。之后其他人也将追随他的脚步。
凯多内斯专注于政治、外交和对阿奎那学说的研究，改宗了天主教，到十五年之后才再次前往意大利。1369年，他与约翰五世前往罗马，约翰五世在凯多内斯的力劝之下采取了激进的措施，宣称信奉天主教，以期获得教宗的支持来对抗土耳其人。
这本是约翰五世常用的狡猾伎俩，因此他的改宗之举完全被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会无视了，而其他人对此也没有什么感觉。凯多内斯与罗马教廷中的众人交谈甚欢，但在这个时期的信件中，每当涉及向西方求援这个向来难办的目标时，他便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摆不定。西方的承诺已经变得非常空洞，以致他写道：“甚至土耳其人都会笑着问是否有人有远征的消息。” [5]
其实西欧能做的也不多。大概在14世纪中叶，坎塔库泽努斯和萨伏依的安妮之间那场残酷的内战爆发之后，境况便无法挽回了。在那之后，任何远征部队都再也无法扭转奥斯曼势力的兴起，后者在小亚细亚继续征服越来越多的土地，并且在1347年之后开始在欧洲扩张。
约翰五世统治了30多年，眼看自己的领土在势不可当的土耳其人面前迅速而灾难性地陷落。他们席卷了巴尔干半岛，摧毁了文化上属于拜占庭风格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现代。到了14世纪80年代，拜占庭“帝国”的领土所剩无几，只剩下几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特拉布宗，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零散地区。奇怪的是拜占庭人竟然能坚持这么久。
奥斯曼帝国苏丹巴叶济德一世（Bayezid Ⅰ）从1394年开始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为期八年的封锁。只是因为令人生畏的蒙古征服者帖木儿，拜占庭才得以逃脱，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帖木儿于1402年在安卡拉摧毁了巴叶济德的军队，然后撤回东方，并于几年后去世。事实证明，奥斯曼帝国在安卡拉的溃败只是暂时性的挫折，却对希腊文献的保存来说至关重要。土耳其人重新集结之时，他们将再次使用攻城武器，向这座“众城之女王”的高墙发起轰击。
在20年的时间里，土耳其人席卷了巴尔干半岛，而政治上的考量阻碍凯多内斯实现他时常提及的重返西方的愿望。他在书信中——现代学者指出，他写作时知道它们将被公之于众——提及了或祝贺过一些对西方及其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其中有的正在学习拉丁语，有的亲身到过意大利或法国。而他自己重返西方的计划则不断被搁置和推迟。最终到14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凯多内斯年事已高（已经60多岁），他对约翰那雄心勃勃却又忠心耿耿的儿子曼努埃尔公开表达过喜爱之情，因此他参与的朝中事务也得以减少，因而增加了外出旅行的可能性。凯多内斯于1389年底动身前往威尼斯，再次为对抗土耳其人而求援。
凯多内斯赴威尼斯的第二次旅行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巩固了他与这个最具拜占庭风格的意大利城市的关系。1391年1月，也就是凯多内斯即将结束他旅居生活的几个月前，威尼斯总督安东尼奥·维内里奥（Antonio Venerio）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该文件仍保存于威尼斯的国家档案馆，文件说：“高贵和富有智慧的迪米特里奥斯·凯多内斯阁下如今居住于威尼斯人之中……向其授予其他威尼斯公民所享有的所有权利、利益、豁免权和荣誉。”
如果威尼斯人知道迪米特里奥斯的旅居最终将带来什么样的成果，他们可能会给予他更高的礼遇。凯多内斯的旅伴中有他的学生、朋友及同胞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1390年，凯多内斯把赫里索洛拉斯引荐给一个希望学习一些希腊语的意大利人罗伯托·罗西（Roberto Rossi）。瓦尔拉姆对彼特拉克的指导可能失败了，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才能卓越的赫里索洛拉斯将挽回这一失败，还取得了更多成果。
与一两代人之前的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时代相比，此时想学习希腊语的意大利人有更好的机会。一方面，此时出现了罗西这样渴望学习希腊语的人，他并非有开拓之力的天才，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聪明而有天分。这类人越来越多。这种发展要直接归功于一个人，即佛罗伦萨的执政官和著名的人文主义教师——科卢乔·萨卢塔蒂。
萨卢塔蒂不懂希腊语，此后虽经一番努力，但仍然不甚精通。尽管如此，萨卢塔蒂仍然在佛罗伦萨那些从众的年轻知识分子之中极大地激发了学习希腊文学的热情，这些年轻人视他为自己的导师。罗西正是这些佛罗伦萨年轻人中的一位（实际上罗西本人并没有很年轻，他当时40岁左右，与赫里索洛拉斯差不多是同龄人）。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在萨卢塔蒂的催促下，罗西才会来到威尼斯，专程向凯多内斯或赫里索洛拉斯这两位名声在外的学者寻求指导。罗西可能向这两个拜占庭人提过萨卢塔蒂的事，回到佛罗伦萨后，他也把两位老师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萨卢塔蒂。无论如何，凯多内斯为罗西安排了课程，而这些课程成了赫里索洛拉斯与佛罗伦萨之间的第一丝联系，这种联系最终将成为传奇。
凯多内斯、赫里索洛拉斯和罗西都于1391年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两个拜占庭人回到了君士坦丁堡，罗西回到了佛罗伦萨。对于年迈的凯多内斯来说，未来的几年可以说是回报他的时间。曼努埃尔二世·帕列奥列格——凯多内斯在一封贺信中称他为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在凯多内斯离开威尼斯的前不久继承了皇位。再次参与国家事务后，凯多内斯便专注于辅佐曼努埃尔，后者正绝望地寻找对付土耳其人的办法。
罗西则在此时返回佛罗伦萨，并在他的老师萨卢塔蒂和他在萨卢塔蒂圈子中的同学们面前，给予赫里索洛拉斯很高的评价。其中的一人，斯卡尔佩里亚的雅各布·安杰利（Jacopo Angeli da Scarperia）因为罗西的故事而振奋不已，他在1395年采取了最简单的方法来效仿罗西——或许简捷，却也充满危险，因为那时土耳其人已经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了。然而，安杰利怀着与他的热情相当的勇气，到达君士坦丁堡，找到赫里索洛拉斯，向他学习希腊语。
[1] Petrarch, Le Familiari , Letter 12.
[2] 另一本是《神学大全》（ Summa Theologiae ）。
[3] Cydones, Apology , 363.
[4] Cydones, Apology , 365-366.
[5] Cydones, Letters II ,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