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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关联？”2世纪的基督徒作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曾如此发问。反对古典世俗学问的德尔图良，意图说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无关系”，其他人则出于纯粹的求知欲而探索研究这个问题。波爱修斯也提出过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因为他希望将信仰与理性合二为一。在他之后，西方便不再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了。
在拜占庭，情况则有所不同。德尔图良的问题从未完全消失，它如同一个小孔，让我们得以窥见拜占庭文明的轮廓。事实上，数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一直紧紧地控制着古希腊文学，却又保持着一些距离。古希腊的多神教文学涉及世俗的道理等危险，如果离得太近，就可能给信基督教的拜占庭带来伤害，因此他们不敢与之过于亲密。它又太过引人入胜，太过绚丽动人，让人无法尽数拒绝。雅典在拜占庭观念的一极熠熠生辉，耶路撒冷则在另一极发出柔和的光芒。
向来擅长分门别类的拜占庭人在古希腊文学（他们称之为教外智慧）和基督教文学（他们称之为教内智慧）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而至关重要的界线。4世纪时有一位东方教会的教父名为凯撒利亚的圣巴西尔（St. Basil of Caesaria），他著有名篇《致年青人：如何从多神教文学中获益》（ To Young Men, On How They Might Derive Profit from Pagan Literature ），它是拜占庭帝国境内最广为人阅读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不长的作品中，作者详列了两者的差异。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这本篇幅不长的书在让雅典的理念和耶路撒冷的理念之间保持和平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巴西尔写作期间，关于德尔图良之问的争论已经遍及希腊罗马世界。为了平息纷争，巴西尔试图向基督徒肯定“教外智慧” [1] 的道德效用，至少是肯定与基督教规一致的那部分准则。他写道，古典时代的诗人、历史学家，特别是哲学家，都赞美道德，所以他们的作品应该在基督徒的教育中拥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也确实描绘了弑父、杀害兄弟姐妹、乱伦、淫欲、残暴、贪食等罪行，更不用提那些多神教的万神殿里争吵不休的诸神了。因此，读者必须勤加练习，以去粗存精，获取道德上的经验，正如蜜蜂在芬芳多彩的花丛中飞舞时，除了花蜜，别无他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西尔的观点成了东部帝国拜占庭的主流。这种观点风行了不止1000年：1000年后，塞奥多里·梅托西特斯在给科拉修道院修士的信件中也明确地重复了巴西尔的观点。然而，即使在巴西尔所处的时代，也有一些人对希腊的世俗化、理性的异教徒遗产持有更强硬的态度，其中就包括他的朋友——名声仅略逊于他的神学家纳齐安祖斯的圣格里高利（St. Gregory of Nazianzus，或译为额我略·纳齐盎）。这些基督徒中的强硬派——基本上都是修士——对这些古典作品的敌意和怀疑永远不会消失。这种情绪，有时如同正在加热的水一般暂时平静，有时则如沸水一般引发公开论战。
即使修士心怀敌意，但这个基督徒占绝大多数的社会依然得以保留一套基于教外智慧的世俗教育体系，这套体系自基督教化之前的时代继承而来，令东方的拜占庭世界与西方的拉丁世界泾渭分明。当4—6世纪基督教在整个帝国繁荣发展之时，各种力量——教义的纷争、蛮族的入侵，以及伊斯兰教在7世纪的崛起——破坏了希腊罗马世界原有的统一。东西方世界都进入了黑暗时代，古典文化都前所未有地接近消亡。在西方拉丁世界，即日后的天主教世界，新旧时代之间出现了极深的断层。在东方拜占庭世界，即日后的东正教世界，古典世界得以延续，但形式已发生了变化。罗马与西方世界落入入侵的蛮族之手时，君士坦丁堡及东方世界经受了类似的苦难，却得以幸存。
到了7世纪苦难最为深重的时候，希腊语已取代拉丁语成为政府的语言，这也反映了新首都的希腊氛围。此时基督教和多神教信仰之间的长期斗争也即将结束。529年是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了多神教哲学的最后一个主要的大本营——著名的雅典柏拉图学园。在那里，新柏拉图主义作家和教师曾竭尽所能，意图通过发展与整理柏拉图的学说来遏制基督教的潮流。
在查士丁尼下令关闭柏拉图学园的一个世纪之后，拜占庭的黑暗时代开始了。拜占庭的世俗传统是在多神教古典文化中发展文学及更高级的教育，这种世俗传统在接下来的150年里遭到了破坏。其余的学园也都关闭了，学习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拜占庭历史学家也不再用理性的问询去考察人类活动。在东方，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阿拉伯人开始入侵；在北方，斯拉夫人入侵了巴尔干半岛，一路扩张至希腊南部。在这样的压力下，拜占庭人没有财力、精力，更没有意愿，去沉迷于这种文化追求了。
此时，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并且只有黑暗。西欧对古典作品的学习完全消失了，而在同时代的拜占庭，它只是被暂时搁置、忽视和冷落，只是因为社会迫切需要基督教提供的统一和简单的慰藉而已。拜占庭的黑暗时代开始得比西欧晚，却结束得比西欧早。在这一时期，一个坚实的社会核心仍得以保留，而同样的情况在西欧却不存在。在学校里，人们依然阅读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作家的著作。他们也可能在一些博学者的指导下接受水平更高的私人教育，尽管这些老师并未在史上留名。同时，像意大利语一样，希腊语口语已演变为更简单的形式：即使对那些母语是希腊语的拜占庭人来说，阅读，特别是书写古希腊文也需要刻苦的学习。拜占庭的人文主义者总是很少。即便在黄金时代，也只有富裕的精英阶级才有闲暇追求教外智慧。在黑暗时代，即使有人文主义者存在，他们的数量也必然是极少的，毕竟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尽管高等教育受到破坏，荷马一直是为拜占庭学生所知的“大诗人”，他的作品，也就是西方文学的开端，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正是因为这些作品包含在拜占庭教育的课程中。其他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也因此而得以留存。像恐龙的骸骨一样，古希腊文学以化石的形式得以存留。
黑暗时代终结之后，一个领土扩张、经济繁荣的新时代到来了，而拜占庭人对古希腊文明也重新提起了兴趣。为了方便起见（以及对史蒂芬·朗西曼爵士致敬），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第一次拜占庭文艺复兴时期。
拜占庭研究者以主导这一复兴的马其顿王朝为其命名，称之为“马其顿文艺复兴”。
这个时代正是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这样的访客充满敬畏地仰望拜占庭皇帝宝座的时代。威名赫赫的拜占庭帝国为西欧提供了基督教帝国统治的范本，即使是奥托大帝这样的西方君主也愤怒地想要超越它。拜占庭同时也是一所艺术学校，一个西欧正开始重新发掘的宝库，满是或旧或新、或失传或不为人所知的技艺。从匈牙利、奥地利，到西班牙、葡萄牙，从西西里岛、那不勒斯，到不列颠、法兰西，拜占庭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一路旅行至欧洲宫廷。他们带去了关于镶嵌画、绘画、雕刻、书籍插画等技术的宝贵知识。珐琅瓷从拜占庭传入了利摩日（Limoges）。
在这个重拾自信的外向型的拜占庭社会里，世俗知识与基督教的虔信于该时期开始了它们最密切、成果最为显著的伙伴关系。精通古典希腊文学风格，再次成为贵族在帝国官僚机构中服务的标准（接受过度教育的拜占庭官吏经常被拿来与古代中国的儒家官吏相比较）。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又拿起了笔，竭力模仿缜密且蕴含理性的修昔底德风格。这个时代的缮写者与学者保留了我们所知的古希腊文学的一切，现存最早的手抄本正是誊写于这个时代。这种协作还造就了东正教在遥远将来的胜利，即东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的皈依。
11世纪，内忧外患再度困扰了帝国。一方面，曾为马其顿王朝强势的皇帝所控制的社会出现了分裂，从而削弱了国家；另一方面，拜占庭在其领土的各个边界上都突然面临着强敌的入侵。佩切涅格人（Petchenegs）从北部袭击；诺曼人（对拜占庭人来说依然是“法兰克人”）从意大利南部侵入；还有人口众多的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
在取代阿拉伯人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的过程中开始从东方涌入小亚细亚地区。
随之而来的是艰难的抉择。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在11世纪后期创立了科穆宁王朝，在这位杰出皇帝的振奋人心的领导之下，帝国设法延续了下来。正如他才华横溢的女儿、历史学家安娜·科穆宁娜（Anna Comnena）在她为父亲所著的赞美之作《阿莱克修斯传》（ The Alexiad ）中所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莱克修斯的坚韧和决心。阿莱克修斯开始运行和拼凑一支又一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并在这一过程中经受住了诺曼人的一系列猛攻。此外，也要归功于他跟曾经的拜占庭臣民——威尼斯人的巧妙谈判，阿莱克修斯利用君士坦丁堡那价值不菲的贸易特权换取了一定的军事援助。这个计划看上去很成功，也确实很成功。然而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威尼斯人就会让他们割肉还债，并从帝国衰弱的躯体上拿走更多的东西。
为了生存下来，拜占庭还付出了另一个代价，那就是存在于世俗知识与对基督教的虔诚之间，即理性与信仰之间的伙伴关系，开始在社会和军事解体的负担下崩溃。阿莱克修斯利用当前不确定的形势，以及修士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一贯的怀疑态度，恫吓极不情愿的教会，令教会宣判批评他的哲学家约翰·伊塔卢斯（John Italus）有罪，罪名为异端的新柏拉图主义信仰。其他诸如此类的审判接踵而至。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现象与拜占庭修士团体中神秘主义的热潮有密切联系。约翰·伊塔卢斯的例子对以后的拜占庭人文主义者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之后的数个世纪里，伊塔卢斯的遭遇事实上否定了在拜占庭社会中自主探究希腊哲学思想的可能性。
极富权势的拜占庭修士素来反对这种探究，而一系列历史事件持续向帝国那已经破裂的社会结构施压，从而很快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反对探究的立场。最具破坏性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它让拉丁人占领君士坦丁堡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统治下，拜占庭人及他们的首都在1261年恢复了些许士气。这也使得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再度维持了几十年的和谐。
然后，随着塞尔柱王朝的势力在14世纪初的衰落，一个富有侵略性的新兴土耳其人势力开始在小亚细亚西部拜占庭的边境线附近兴起。它以其创立者奥斯曼（Osman）为名，也就是奥斯曼利（Osmanli）或奥斯曼（Ottoman）国家，它不断扩张，不久后就迫使拜占庭开始防御，直到最后一刻。
14世纪，几次后果惨重的内战给不断衰落的拜占庭帝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常常有数人同时觊觎皇位，威尼斯和热那亚都在朝中各自支持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室成员，而土耳其人则扮演了废立皇帝的幕后强权。在战略层面上，拜占庭历史的最后一段堪称一则沉闷的故事。热那亚、威尼斯、奥斯曼帝国等势力都争先恐后地搜刮帝国的遗迹。
反常的是，每当在军事方面受挫之时，拜占庭的文化之花则似乎开放得更加灿烂。这种反常的文化繁荣被称为“帕列奥列格文艺复兴”或“最后的拜占庭文艺复兴”，塞奥多里·梅托西特斯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走一个圈回到原处，拜占庭的人文主义者从这里将古希腊的古典著作向西传播。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一个世纪左右，塞奥多里·梅托西特斯和他的后继者们一定程度上在拜占庭重新兴起。然而，他们这一次没能和修士达成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14世纪中叶，在人文主义风潮日益兴盛之时，修士自身也在进行复兴，把梅托西特斯的学术继承者们倡导的文学与人文主义故意排除在外。在修士的率领之下，宗教的复兴最终焕发了整个拜占庭教会的活力。帝国日益衰微之际，教会的权威与势力却得以增长。这场大觉醒被称为静默运动（Hesychasm），它也是最后的拜占庭文艺复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名词“hesychia”，原意为“安静”，后来演变为“神圣的安宁”“和平”“孤独”的综合体。静默派的修士认为，通过控制呼吸和不断重复地祷告而进行的冥想，可以实现“通神”（theosis），即与神性之间产生神秘联系，静默的实践者将一样沐浴耶稣于变容日（transfiguration）在他泊山所沐浴的神圣之光。静默派最终在东正教会占据了主导地位，今天的宗教学者将他们的运动视作东正教神学发展的最后一个主要阶段。
拜占庭的人文主义者发现他们再次遭到了修士的反对，这次面对的是新的静默派的修士。他们大胆地在激烈的公开辩论中挑战修士，历史学家称之为静默派之争。
人文主义者更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与西方世界拥有共同的历史，并最终对其更加开放，而西方世界则反过来对他们心爱的古代文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改宗为天主教徒。对他们而言，若要免于被土耳其人灭亡，让基督徒团结一致似乎是合情合理、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办法，并且这似乎只有通过东正教主动向天主教妥协才有可能实现。
但他们与拜占庭的主流观念以及身为主流观念维护者的修士意见相左。一个走投无路的虔诚信徒会陷入深深的宗教排外主义，最终甚至宁愿选择让国家灭亡，也不愿在宗教上妥协。拜占庭帝国就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拜占庭选择了它自己的命运。比起在精神上顺从于那些可憎的天主教徒，似乎土耳其人的军事征服也就没那么难接受了。不坚守正统信仰，就没有精神救赎；而比起政权存续，精神救赎更为重要。
随着帝国进一步接近灭亡，静默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成了死敌，双方在价值观与信条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并经常上升到政治层面。这不是简单的对立，而且各派之间的界线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明显，其根本意图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双方都爱国，都希望拯救拜占庭及其遗产。然而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要拯救哪个遗产？古典遗产还是基督教的遗产？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于是双方展现了悲剧式的冷酷，仿佛认定了一种遗产的幸存必须以另一种的灭亡为代价。
现在我们可以领会到塞奥多里·梅托西特斯最终的重要性。他生于1270年，逝于1332年，他的一生跨越了士气高昂的年代，当时君士坦丁堡的光复带来了最后的欢欣。梅托西特斯所生活的历史时期，也是雅典和耶路撒冷能够在拜占庭文明中和平共处的最后一个时期。
在梅托西特斯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原本教义上的争论如滚雪球般升级成文化层面的生死之战。修士和人文主义者有时能搁置分歧，但更多的时候是忽视共同的利益，以轻蔑而顽固的态度对待对方。土耳其人的征服逐渐逼近，在此压力下，多神教的希腊传统与基督教的希腊传统之间的巨大裂痕——几个世纪以来，这条裂痕都在拜占庭帝国里不祥地隆隆作响——最终以复仇的方式爆发出来。静默派之争催生了14世纪中叶的一系列内战，即使团结是当时的拜占庭与土耳其人相斗的唯一希望。
然而，正是这种紧张局势推动拜占庭的影响力向国外传播，即使在奥斯曼军队兵锋已近的时候也依然如此。从这一点来说，静默派之争对拜占庭的破坏虽然深重，对后世的我们而言却是遗泽深厚。这个奇怪而复杂的过程，将成为接下来的故事的核心——在垂死的帝国之外，支持雅典或支持耶路撒冷的拜占庭人都发现了新的天地。
[1] St. Basil, Letters , 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