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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去意大利旅行，便会发现拜占庭仿佛近在咫尺。而当你走进美术馆、博物馆，特别是教堂时，这一点点距离也悄然而必然地消失了。在这些地方，拜占庭如薄雾一般绕在你身旁，掩盖了那些德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声音。比如坐落在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Basilica di San Marco），便是在拜占庭工匠的帮助下，仿照君士坦丁堡损毁已久的圣使徒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所建，并点缀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得到的战利品。又比如拉文纳（Ravenna）的圣维塔莱教堂（Church of San Vitale），教堂里那幅著名的镶嵌画上，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和他的妻子——艳名远播、出身风尘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带着各自的随从，目光平静地穿过15码
的后殿注视着对方，已有1400多年之久。
欧洲最有生气的拜占庭遗迹在意大利，意大利最有生气的拜占庭遗迹在拉文纳。今天的威尼斯确实更有拜占庭的感觉，但它代表的是更晚的时代，而且无论如何，威尼斯的拜占庭风格也基本是抢来的或复制来的，而拉文纳的拜占庭风格则是原生的。早在威尼斯城打下第一根桩之前，拉文纳就已建成。拉文纳城四周的沼泽环境使其比罗马更容易防御，它在中世纪初成了拜占庭政府在意大利的首府。
然后野蛮人——汪达尔人、哥特人等——便汹汹而至，夺取了权力，造成了我们熟知的“罗马的陷落”。6世纪中叶，查士丁尼决心光复沦陷的土地，并对意大利和西罗马帝国的其他故地进行了残酷而艰苦的征服。漫长的战争结束后，他建立了圣维塔莱教堂以庆祝胜利。
出圣维塔莱教堂只需走几分钟，有一座圣阿波利纳雷教堂（Basilica di Sant’Apollinare Nuovo），教堂中的镶嵌画向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信息，这个信息与皇帝夫妇和他们随从的那种平静、坚定的目光截然不同。圣阿波利纳雷教堂由东哥特国王、政治家狄奥多里克大王（Theoderic the Great）在查士丁尼即位前所建，比圣维塔莱教堂早了一代人的时光。画中描绘了哥特人进入罗马世界时最意气风发的一幕。两幅马赛克镶嵌画在教堂那长长的内墙上南北相对：南面的是拉文纳的城市全景及狄奥多里克大王的宫殿，北面的则展现了附近克拉赛港（Classis）的景色。
南墙的城市风景画上曾经有哥特人的肖像，包括狄奥多里克的阿马尔家族（Amal）及其他贵族成员。查士丁尼收复这里之后，如同他们煞费苦心地把哥特人从意大利彻底根绝一样，拜占庭人撬下了这些描绘哥特人形象的马赛克，换上了其他马赛克。今天的游客很容易就能找出那些斑驳的区域，后来镶嵌上去的马赛克与原来的马赛克无法融为一体。在画中宫殿旁边的柱子的边缘，在那些掩盖了原本的哥特人形象的大片覆盖物的边缘，你仍然可以看到几块手指造型的马赛克，由于这些石块在柱子上镶嵌得太精致，难以被拆除，因而在修改中得以保留下来，仿佛最后一批哥特人就藏在柱子后面，等着从覆盖物下一跃而出。在附近的墙上，有一幅似乎曾经是狄奥多里克的肖像，旁边的名字已经被去掉了，代之以查士丁尼的名字。
圣阿波利纳雷教堂反映了当时欧洲的一种普遍状况。当时确实有一种文明，却是一种笨拙的文明，学者称之为“亚罗马”（sub-Roman）：半罗马、半蛮族的文化群体，比如在4—5世纪西方分裂的过程中崛起的哥特人。这些发酵中的小世界是西欧诞生的最早迹象，它们首先出现在此前的罗马殖民地，从西班牙、高卢到德意志，再南下巴尔干，最终进入意大利本土。
然而，哥特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酵时间，作为发酵容器的哥特政权很快就被查士丁尼为收复这里而发动的枉然的战争所毁灭。不仅哥特人承受了苦难，事实上几乎整个半岛都受到了毁坏。本该拯救当地居民的人，却给他们造成了深深的创伤。
并非野蛮人的入侵，而是这场残酷的拜占庭再征服活动造成的浩劫，终结了西方的古代世界。
然而，恰在查士丁尼的再征服之前，狄奥多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充满了乐观的气氛。5世纪早期的西方世界可谓战火频仍、动荡不安。罗马帝国的统治逐渐瓦解后，到来的蛮族与群龙无首的罗马地方精英建立起不稳固的伙伴关系：汪达尔人最终去了非洲，西哥特人待在西班牙，法兰克人停留在高卢。蛮族军队还曾在410年和455年两度进入罗马城。罗马帝国的崩溃，使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的一位基督教主教和作者——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不再关注尘世的情景，转而向他的读者描绘上帝之城，那里一尘不染，坚不可摧，和衰落的罗马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正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西方世界完成了一次转折。
476年，即后世认为的西方的帝国灭亡的年份——其实同时代人对此并不在意。那时帝国权力已经衰微不堪，纵然灭亡也不引人注目。5世纪的最后十年，拜占庭邀请狄奥多里克——他在君士坦丁堡长大，并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和追随者一起夺取意大利。哥特人与古老的罗马元老院的精英们结成了脆弱的联盟，自命为友善的地方政府，以拜占庭的那位“罗马”皇帝的名义统治意大利。
同时代拜占庭的重要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将狄奥多里克描绘成深孚众望、气质庄严的君主。在他笔下，这个哥特国王“谨慎地主持正义，在可靠的基础上维护法律，保护土地，驱逐四方的蛮族，展现出首屈一指的智慧和男子气概”。 [1] 尽管狄奥多里克本人“背负僭主之名”，普罗柯比说，“事实上，他和一开始就能显露才能的皇帝一样，堪称一位真正的皇帝”。 [2]
普罗柯比的描述，暗示有一些有趣的、模棱两可的因素塑造了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是什么造就了这个蛮族、僭主、国王，甚至是皇帝？拜占庭人和意大利人不久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之后，答案也就莫衷一是了。这种漫长的分离过程——鲜有重大而不可挽回的变故，却满是细微而难以察觉的进程——在拜占庭千年的历史之中如影随形。
为了追溯这条歧路，我们首先要拜访一下狄奥多里克时代两位学识渊博的罗马绅士，波爱修斯和卡西奥多罗斯。像掌管开始与终结的双面罗马神祇雅努斯（Janus）一样，他们各自望向两个方向，一面回顾衰落的古代世界，一面呼唤我们向新兴的中世纪前进。
当代学者总是将波爱修斯称作“最后一个罗马哲学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
”。如此评价的原因是，波爱修斯是西欧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最后一个掌握古希腊语和古希腊哲学并具有文化影响力的人。当然他绝非最后一个——有许多不重要的人，他们的数量远比我们此前想的要多——但他是最后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至少要等到大约700年后的12世纪，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其他经院哲学家才开始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即使在那时，也很少有经院哲学家对古希腊语的了解堪与波爱修斯相比。直至波爱修斯之后将近1000年的15世纪，
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学者才拥有那种层次的学识。
我们不能确定波爱修斯是怎样、从哪里习得的希腊语，从现存记载中的线索来看，他年轻时可能在雅典或亚历山大里亚，甚至先后在这两个地方学习过。这种旅居学习方式曾经在地中海的上流社会之中颇为常见，但到这个时候，已经接近消亡了。波爱修斯幼年丧父，被长辈绪马古斯（Symmachus）收养。绪马古斯是罗马的显赫人物，也与东方的希腊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文雅的绪马古斯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让意大利人重新熟悉希腊古典文学，这可能也是他资助这位才华横溢的晚辈的理由。在绪马古斯的指导下，波爱修斯开展了近乎难以置信的宏大项目，他不仅想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作品翻译为拉丁语并作注，还想调和他们二人那些不同的哲学观点。而且他的计划是在闲暇时间完成这一计划，因为从大约20岁开始，他便笔耕不辍，并在狄奥多里克的手下担任日益重要的政治角色。
狄奥多里克显然很看重波爱修斯的广博学识，意图借此实现罗马上流文化的复兴，并使其与哥特文化结合。但他在意大利促进希腊学术之举也有更现实的原因。波爱修斯的学识有实用的一面，而国王充分利用这一点提升了自己在国内外的声望。他写给波爱修斯的满是溢美之词的信保存了下来。他在信中要求波爱修斯设计一套数值恒定的度量衡系统，给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找一位技艺精湛的竖琴手，制作两件计时器——一件日晷和一台水钟，作为厚礼送给勃艮第国王贡多巴德（Gundobad）。这些信件呈现了罗马元老院阶层——波爱修斯是其成员之一——及其在拉文纳的新君主哥特国王之间和平共处的美好图景。
然而，这个幸福的王国也有黑暗的一面。现代学者普遍遵从普罗柯比的观点，认为除了在位的最后几年，狄奥多里克在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开明而大度的统治者。他提倡的宗教宽容尤其为人称道，毕竟他和他手下的哥特人都是阿里乌派信徒（Arian），因此他们不遵循教会的主流观点。
4世纪时，哥特人逐渐皈依了基督教，那时阿里乌派背后有强大的支持，特别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继承者们。阿里乌派后来被斥为异端，但这是哥特人和大多数其他日耳曼部落接受它之后的事情了。在一个宗教迫害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时代，狄奥多里克采取一种“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政策。在今天的拉文纳，在狄奥多里克的阿里乌派大教堂旁边，游客可以看到迷人的阿里乌派洗礼堂，哥特人过去就是在这里接受洗礼的。建这座洗礼堂是为了平衡另一座更大的洗礼堂——城中主要的大教堂旁边附属的正统派洗礼堂。
正统派的洗礼堂实际就是罗马人使用的洗礼堂。由于教会还尚未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分裂成罗马天主教与拜占庭/希腊正教，因此无论是罗马还是君士坦丁堡，都可以自由使用以下术语：“catholic”（意为“普遍”）、“orthodox”（意为“正信”）。
千里之堤的第一个蚁穴就此打下。从484年到519年，波爱修斯逐渐成长，并开始在狄奥多里克的朝廷任职，在这段时间里，教会经历了第一次东西方的分裂。分裂始于在解决另一个异端的问题，即一性论派
问题时，罗马主教将君士坦丁堡牧首革除了教籍。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支持牧首，而罗马的权威则全部支持罗马主教，所以整个争议变得高度政治化，让留在罗马的精英阶层与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政府日益疏远。
此前地位模糊不清的狄奥多里克从这次分裂中获益良多，罗马精英阶级出于对君士坦丁堡的敌意，更愿意与信奉阿里乌派的哥特人共处。只要狄奥多里克能让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对抗继续下去，那么他夹在中间的地位便能保持相对的安全。然而在518年，出身低微的军人查士丁（Justin）称帝。从一开始，在查士丁的背后实际掌权的人就是他的外甥彼得·塞巴提乌斯（Peter Sabbatius）。彼得·塞巴提乌斯后来改名查士丁尼，似乎正是让他的舅舅坐上皇位的谋士。查士丁尼决心恢复统一，亲自参加谈判，以图结束分裂。他的努力在次年取得了成果。当罗马主教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再度共同参与圣餐仪式时，狄奥多里克才突然发现自己的地位不复稳固了。
正是在分裂得以成功弥合的背景下，狄奥多里克决定逮捕、审判、监禁、拷问，并最终处决了他的首相波爱修斯——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是最高行政官员，也是其政府之中级别最高、最受尊敬的大臣。普罗柯比的记载之中，波爱修斯的罪名为谋逆，普罗柯比记载他“意图发动革命”是由于其他罗马人嫉妒他的财富和地位而罗织罪名诬告，这些流言蒙蔽了原本很明智的狄奥多里克。 [3]
这一说法堪称模糊处理的典型，也是由于普罗柯比虽擅长长篇大论，但向来见识短浅。波爱修斯本人在《哲学的慰藉》（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中提供了一种更完整的叙述，该书为他在监狱里等待行刑期间所著。这本书复杂而深刻，糅合了散文和诗歌，它在中世纪西方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这部杰作成书之后不久，波爱修斯就被处决了。据记载，波爱修斯先是在额头上被紧缚了一条绳索，直到他的眼珠开始凸出。然后他被棒打至死。
普罗柯比指出，酷刑处决波爱修斯之举与狄奥多里克开明自由的名声不相称。普罗柯比暗示狄奥多里克受到波爱修斯在元老院的敌人的误导，然而许多评论者认为这个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引人深思的可能性是，哥特国王了解到罗马人想发动政治阴谋结束分裂，就此让东方帝国与西方帝国重新统一于拜占庭的统治之下，他便蓄意处决了波爱修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波爱修斯的神学著作想必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若没有宗教和解，就没有政治统一的希望，而波爱修斯的神学论著促进了分裂的弥合，完全符合正在为拜占庭进行谈判的查士丁尼提出的路线。实际上，这是帝国蓄谋已久的宣传策略，从属于推翻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统治的大计划。狄奥多里克处决了波爱修斯，是因为波爱修斯作为一个拜占庭的代理人，背叛了哥特国王。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东西方世界渐行渐远，而波爱修斯无法安息的幽灵总会以不同的方式伴随着这两个世界。随着西欧的重新调整，主轴线由此前的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希腊的衰落也在所难免。在波爱修斯闻名于世的许多事迹之中，最重要的一点正是他通晓希腊语，而他认为自己对古希腊哲学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将其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虽然这在更早的时代是没什么必要的。
如果波爱修斯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翻译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的计划，西方思想史将大不一样。但他根本没来得及翻译柏拉图的著作。在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中，只有六篇逻辑学著作被波爱修斯译为了拉丁语，即《工具论》（ Organon ）。“工具论”本质上是系统思维的一系列规则，是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核心。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的诸多思想方法，比如从前提引申出结论的三段论，例如：苏格拉底是一个哲学家，所有哲学家都是人类，因此苏格拉底是人类。
然而，这些译作被忽略了几个世纪。波爱修斯的其他作品，即大量的技术论述，涵盖代数、音乐理论、天文学、修辞学、哲学和神学，独力支撑起了西方在整个中世纪都将遵循的教育课程。与他翻译的那些希腊文作品相反，这些综合性的作品一直是主流，还成了标准读本，而且他在这些学科中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
波爱修斯那些被遗忘的著述隐藏着一个中心问题，而七个世纪后继续他的工作的大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也不谋而合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conjungere rationem fidemque”，即信仰与理性相结合的问题。与调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似（因为柏拉图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神秘元素），它需要调和宇宙认识论中的对立，但西方世界已经丧失了这种调和的欲望，直到几个世纪后才重新关注这一问题。
狄奥多里克提拔了宫廷修辞学家卡西奥多罗斯接替波爱修斯的首相职务，前述那些满是溢美之词的请求波爱修斯工作的信件正是出自此公之手。以国王的名义撰写这样的信件是他作为宫廷修辞学家工作的一部分，在6世纪的头十年里，他在担任多个要职期间很好地扮演了他的这个角色。后来这些文辞典雅的信件由卡西奥多罗斯精心编纂，并留存至今，成为我们认识狄奥多里克时代的意大利风貌的主要史料之一。
波爱修斯在风暴之中冒险起航，而卡西奥多罗斯则顺势而为，确实依靠谨慎而存活。卡西奥多罗斯自始至终支持哥特统治者，还编造了一篇《哥特史》表明他们本质上完完全全是罗马人。他在拉文纳生活和工作，呼吸的空气中都洋溢着对罗马与蛮族通力协作的渴望。波爱修斯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罗马人，在文化意义上也是罗马人。卡西奥多罗斯是一个官员，不是哲学家，在他所处的时代没那么有名，却在各方面都比才华横溢的波爱修斯更具代表性。卡西奥多罗斯漫长的一生——据说他活到了100岁——延伸到了新的时代，而波爱修斯的生命则终结于旧时代的尾声。
作为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修辞学家，卡西奥多罗斯凭借娴熟的文学技艺为哥特人效劳。然而没过多久，这种技能在意大利就丧失了用武之地。狄奥多里克于526年去世，此后查士丁尼开始对衰弱的哥特政府持续增加外交压力。535年，他的军队入侵意大利。540年，他麾下杰出的将军贝利萨留（Belisarius）攻占了拉文纳。与哥特人合作的卡西奥多罗斯实际上成了战俘。拜占庭人取代了哥特政权，直接统治拉文纳。拜占庭人还将卡西奥多罗斯带去了君士坦丁堡。
虽然卡西奥多罗斯是以俘虏身份被带到君士坦丁堡的，却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士丁尼再征服意大利的行动虎头蛇尾，陷入僵局，继而进行了15年艰苦而残酷的拉锯战。到553年战争结束时，虽然哥特人被消灭了，但意大利也变为一片焦土。其间卡西奥多罗斯似乎一直留在君士坦丁堡。虽然他没有记录他在那里逗留时的情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座城市给他带来了何种触动。当意大利笼罩在战火之中时，这里却到处是闪闪发光的财富、排场壮观的权力，到处是仪式和文明。
君士坦丁堡处在欧洲的边缘，位于一处前端平缓的海岬上，若干个山丘临海而终，这里的山丘隔着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与亚洲相望。根据传说，古典时代的希腊殖民者建立了这座城市，以他们的领袖拜扎斯（Byzas）为之命名。此前已有殖民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建立了查尔西顿（Chalcedon），他们因为忽略了拜占庭所在的这块海岬而被后世斥为瞎了眼。城市南端毗邻马尔马拉海，城市以北的金角湾是一片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伸入欧洲大陆海岸的细长水域，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世界上绝顶美丽的天然港湾。应对来自海上的入侵时，拜占庭人在港口的入口拉起一条沉重的铁链，以封锁敌船的进攻。
君士坦丁的城市在一个世纪后被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扩建，他建造的宏伟的双层城墙，绵延5英里
，跨在城市通往大陆方向的道路上。梅塞大道（Mese）是城市的中央大道，它直通奥古斯都广场（Augusteum），这里是海岬顶端附近的一系列大型综合性公共空间：君士坦丁堡赛马场（Hippodrome），经常举办马车比赛和各种游戏；许多由柱子、拱门和门廊所环绕的广场；两座富丽堂皇的元老院大厅，象征权力已从罗马转移至此。还有雄伟的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帝国的事务在那里得到处理，皇宫的范围一直从山坡绵延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墙。君士坦丁堡城内遍布纪念柱、雕像、教堂、公共浴场、修道院和宫殿。在查士丁尼的时代，人们形成了上帝守护着这座城市的观念。它是世界的中心，一个天堂之城的世俗版本。它就像一个龟壳，庇护着拜占庭人的肉体和精神，拜占庭人屡次在这个龟壳内藏身，抵御那些文明程度较低的入侵者的进攻。
在我们现代人听来，它特别的名字会唤起一种异国情调，但其实从一开始，城中就回荡着异国的声音。因为不管是从哪里出发的贸易路线，是连接地中海和粮食富足的黑海诸港口的南北向水路，还是从欧洲到亚洲的另一端的东西向陆路，罗盘都会把商队指引到君士坦丁堡这个交会点。城中总是混杂着多种语言，经常可以听见有人用陌生的语言达成交易、提供货物，以及争论紧要的神学问题。
当卡西奥多罗斯到达那里时，君士坦丁堡正在经历建设的热潮。在十年之内的那场始于赛马场的暴动中，城市的大部分已经被火烧掉了。查士丁尼清除了旧的废墟，开启了一波壮观的建设热潮。公共浴场、政府大楼、有门廊的宫殿，尤其是教堂，都在短短几年内兴建起来。在市中心，梅塞大道旁的圣使徒教堂虽然在火灾中幸存下来，但也被推倒重建了，重建的教堂比原来的更大、更好，五座穹顶构成了十字架的形状。重建工程在卡西奥多罗斯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就已经开始，并在他逗留期间竣工。
它将是城市中第二大的教堂。卡西奥多罗斯马上就可以参观城中最大的教堂——查士丁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代替了被烧毁的原教堂，皇帝的建筑师此时刚刚完成修建工作。教堂的穹顶很宽，弧度不大，横跨一百多英尺，
在穹顶之下是敦实坚固的砖结构，控制着梅塞大道尽头附近君士坦丁赛马场的最高点。几个世纪以前，罗马人发明了混凝土，或是单独使用，或是与砖石混用，用于建造房屋、水道、纪念建筑和道路。在西方，制砖的技艺如同古希腊本身一样，已经逐渐为人淡忘，消失了近千年。而它在拜占庭得以留存，那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砖块与砂浆标志着晚期罗马建筑技艺的顶峰。
才过了几年，穹顶就出现了崩塌。因为地震，穹顶的高处受到挤压而损坏，所以穹顶的弧度必须建得更大一些。虽然新的穹顶给观者留下的印象可能没那么深刻，却在另一方面弥补了其原有的质量缺陷。这个故事像是有关查士丁尼统治的一则很好的寓言：过分宏伟的设计弄垮了建筑，而随后不得不以一种更实用而少浮夸的方式重建。
卡西奥多罗斯在君士坦丁堡度过的日子恰恰是从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的时代。6世纪40年代，对查士丁尼和拜占庭来说正是形势开始变坏的时期。从表面上看，战争似乎以攻克拉文纳而告终，但是这场西征重新点燃了意大利半岛长久而猛烈的火焰。即使如此，拜占庭人本来有望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在卡西奥多罗斯到达后的一年左右，君士坦丁堡和其他拜占庭城市里都暴发了非常严重的腺鼠疫，流行病夺去了查士丁尼约四分之一臣民的生命。在未来几十年，瘟疫的反复暴发使帝国人口大量减少，同时给军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查士丁尼在东方还开辟了另一条向波斯帝国发起敌对行动的战线。当贝利萨留请求增援时，已经没有可用之兵了。
拜占庭人开始向内转变，卡西奥多罗斯也是如此。在战争开始的某个时间段，他便已经“转变”了，即使名义上早已是一个基督徒，但此时他以一种古代的方式，更完全地接受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此时他完全进入了修士的世界。可能正是在君士坦丁堡时期，他撰写了关于《圣经·诗篇》的大量评注，它们后来成为西方阅读这些文本的标准指南。阅读基督教经典只是个人日常修道院生活的一部分。在回到意大利之前，卡西奥多罗斯便已经在过这种生活了。
面对满目疮痍的故土，卡西奥多罗斯返回其家族在南方的广阔庄园隐居。在斯奎拉切（Squillace）海风吹拂的海崖附近，他建立了一座叫作维瓦里乌姆（Vivarium）的修道院，意为“鱼塘”。就修道院来说，其规模并不算大。同时代的卡西诺山修道院（Monastery of Monte Cassino）由修道院生活的创始人圣本笃在几十年前建立，其宏伟程度令维瓦里乌姆修道院难以企及。然而，这座修道院之所以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其文采斐然的创建人建造了一间修道院缮写室：一个专门配置的房间，用于复制手抄本。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但维瓦里乌姆修道院的缮写室似乎是西方世界的第一间缮写室。卡西奥多罗斯从拜占庭将缮写室引入西方。在拜占庭帝国，这种缮写室早已存在于修道院以及贵族文人的私邸里。
卡西奥多罗斯的著作《论神圣文献与世俗文献》（ Institutions of Divine and Secular Learning ）可以说是一本修道院手册暨百科全书，也可能是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自豪地描述了维瓦里乌姆修道院的缮写室：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有日晷指示时间，阴天和晚上则靠水钟来指示，此外还有“布置巧妙的灯……不用人工干预，便可聚集足够的光，从而维持非常清晰的照明”。 [4] 虽然维瓦里乌姆修道院在卡西奥多罗斯去世后不久就损毁了，但缮写室却流行起来，并很快成为西方修道院的一个普遍特征。
为了与缮写室相匹配，卡西奥多罗斯为他的修道院建立了一个藏书异常丰富的图书馆，藏书中包括他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大量书籍。学者曾经将卡西奥多罗斯描述成在维瓦里乌姆修道院保全异教文学的拯救者，但他们现在相信，他对宗教典籍具有专一的兴趣，他从拜占庭带回来的那些希腊著作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是他建立的一座基督教图书馆，也是他打造的基督教智识环境，旨在替代而不是修复西方已衰落的世俗文化中心。这里确实也收藏了一些拉丁文世俗作家的作品，但他对这些作品只有纯粹的语言学习上的兴趣。修士以这些文本为模板，可以提高他们古典拉丁语的语法和句法的水平，以便在之后为宗教目的而服务。在教会之外，拉丁语的口语逐渐演变成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卡西奥多罗斯以九十多岁高龄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本关于拉丁语拼写的基础手册，是为那些在缮写室中工作却缺乏知识的修士而编写的。
这与他早期的世俗历史作品和夸张的辞藻已经相去甚远了。但是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广阔，其规模已大为缩小。卡西奥多罗斯职业生涯的节奏和方向表明，随着生活的范围从公共场所扩展到私人空间，在西方开始出现教会垄断知识学习的趋势。毫无疑问，卡西奥多罗斯称得上是高级的变色龙，但我们不禁会想，在他年事已高时，是不是他所处的环境让这条变色龙回归了本来的颜色呢？
黑暗时代此时已经拉开了帷幕，基督教世界缓慢而有机地一分为二，天主教和东正教各为其半。它们分别建立在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会著作的基础上。几个世纪以来，双方都在门面上维持着教会的统一，而门面上的裂缝却越来越宽。
不仅是教会在分裂。查士丁尼的再征服活动随着皇帝的去世而崩溃，同时人口变少的意大利半岛涌入了新的蛮族——伦巴第人（Lombards）。与哥特人不同，他们并不关心罗马过去的声望。罗马教宗因拜占庭政权的崩溃而孤立，同时受到伦巴第人的威胁，因此最终转向北方，向正在崛起的法兰克人寻求庇护。双方最终于800年的圣诞节正式结盟，教宗利奥三世（Leo Ⅲ）加冕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为“罗马人的皇帝”。拜占庭人听闻此事后，理所当然地觉得这对他们是一个深深的侮辱。当时伊琳妮（Irene）女皇是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教宗挪用皇帝称号的理论基础中，有一项就是女人永远不能被承认是罗马的合法统治者。拜占庭人之所以如此盛怒，是因为他们在表面之下认为教宗可能是对的。
拜占庭人开始把所有西方人都视作“法兰克人”（Frangoi），当成没有差别的、危险的野蛮部落。
在未来的数年、数十年乃至数个世纪里，对“罗马人的皇帝”称号的争夺几乎达到了滑稽而夸张的程度。拜占庭人带着一种接近幻想的坚定，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罗马人”，只有自己的皇帝才是正统的。他们维持着一种幻想，即拜占庭的统治适用于所有基督徒，西方的国王只不过是傀儡而已。不过，即使拜占庭帝国在9世纪初开始恢复元气，现实依然不尽如人意。到那时，西方那些受到孤立的国王已经萌生了自立的意识，在这些好斗、野心勃勃的封建君主之中，最有权力的那几位则与查理曼的例子一样，忍不住觊觎最高的头衔“罗马人的皇帝”。而惯于保持独立的罗马教廷保留了为世俗君主授予这项头衔的权利。
西方人和拜占庭人不再去了解彼此，当被引见给对方时，便忙于筑立互相蔑视的高墙。我们有幸有柳特普兰德为我们提供的具有启发性的视角，来观察这种隔阂。柳特普兰德是一位伦巴第贵族，同时也是一名外交官。10世纪中叶，他曾于949年和968年两次出使君士坦丁堡。第一次是为勃艮第国王效劳，第二次则是代表他的新主人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出使。奥托大帝曾是萨克森公爵、德意志国王，并最终（也可以说不可避免地）成为“罗马人的皇帝”。著述颇丰的柳特普兰德对两次出使的情形都进行了详尽的描写，他在两次出使之间的时间里被奥托大帝任命为克雷莫纳（Cremona）的主教，所以他在历史上被称为“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
在他第一次出使期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
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同时详细描述了君士坦丁堡的壮丽宫殿、威严的宫廷礼仪，这两者都比西方的更好。与巴格达的哈里发一样，拜占庭的宫廷中也设置了复杂的装置，以营造一种威严的氛围。皇帝宝座的旁边立着一棵镀金的青铜树，树枝上歇着同样镀金的机械鸟，每种鸟的叫声都和相应的真鸟一样。君士坦丁本人就坐在由机械的金狮守卫的巨大宝座上，来访者靠近时，这些狮子会“用尾巴拍打地面，张开嘴巴，抖动舌头，发出可怕的咆哮声”。
[5]
皇帝最后展示了超自然的全能力量：宝座载着皇帝神奇地飞了起来，一直上升到天花板那么高。
当它在数秒后降落到地面时，皇帝已经换上了崭新而华美的服装。远距离阻止了来访者与皇帝之间发生任何直接的互动，而在此时，皇帝通过一位大臣与已经心悦诚服的访客进行交流。
20年之后，柳特普兰德已经不再会被这种伎俩唬住了。他此时是克雷莫纳的主教，代表着另一位罗马人的皇帝的竞争者。君士坦丁已经不在了，此时拜占庭的统治者是尼基弗鲁斯二世（Nicephorus Ⅱ），对拜占庭已经不再着迷的柳特普兰德对他大肆辱骂。“他是个奇丑无比的人，是一个侏儒，脑袋肥大，长着鼹鼠般的小眼睛” [6] ，以此为开头，他保持这样的语调一路谩骂下去。事实上，尼基弗鲁斯二世是拜占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人皇帝之一，是参加过多次对付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战役的老兵。但他拒绝承认奥托是“罗马人的皇帝”，这让柳特普兰德如鲠在喉。
这次访问中的所有其他事物也都令柳特普兰德不满，包括（字面意义上的）食物，这些食物“带有强烈的大蒜和洋葱的气味，上面满是肮脏的油和鱼酱”。
正如柳特普兰德所观察到的那样，拜占庭的习俗已经非罗马化了。拜占庭人身着长袖的袍子，头发飘垂，佩戴珠宝，诡计多端而缺乏男子气概，是“不男不女的懒散骗子”。
拜占庭皇帝喝洗澡水，奥托大帝却正直而阳刚，绝不吃发臭的食物。
日益加深的文化鸿沟在11世纪以宗教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当时一位极端傲慢的教宗使节安贝尔（Humbert）出于愤怒，自作主张地开除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教籍。此事发生于1054年，后来固化为两个教会之间最终的分裂。这也表明在夸张的自负背后正在发生什么更深层次的事情。其中之一是罗马方面11世纪早期在拉丁文信经中加入的“和子句”
（filioque）：天主教此时宣称，圣灵“出于圣子”亦出于圣父；东正教坚持原有的观点，认为圣灵仅出于圣父。自1054年以来，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再也没有进行过会面。
在战略层面也是一样，11世纪和6世纪一样，成为一个支点。11世纪初，拜占庭正处在中世纪的繁荣时期，此时的西方世界只能甘拜下风。但在11世纪结束时，拜占庭已是一片混乱，西方则进入了一个爆炸性的发展时期。
最明显的迹象便是11世纪末为收复穆斯林手中的圣地耶路撒冷而发动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喧嚣的远征使法兰克人与拜占庭人的关系变得亲密了些，因为通往穆斯林地盘的路线要经过拜占庭。拜占庭人认为被征服的领土会重新由拜占庭统治，而十字军的想法却不一样。十字军征服了耶路撒冷、安条克（Antioch）和其他曾经属于拜占庭的城市后，没有满足拜占庭皇帝的要求，而是建立了若干个十字军的国家。
在整个12世纪的两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越来越绝望的拜占庭人（理论上的主人）力图对引发混乱的法兰克人（理论上的客人）保持一种表面上的控制。但是东西方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太宽了。基督徒表面上的联盟很快就会自我毁灭，而且是以所能想象到的最具有戏剧性的方式。
1203年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清晨，一支庞大的入侵军队正在希腊北部亚得里亚海一侧科孚岛（Corfu）的周围聚集。舰队张开风帆，乘着轻柔的顺风，逐渐向南行驶。眼见此景的船员兴奋不已。舰队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一路排开，从头望不见尾。在最前面航行的是笨拙却极有战斗力的加莱桨帆船，其次是载有人和马匹的运输船，然后是由奴隶和战俘划着的快速桨帆船。与舰队一起行动的还有大批装载补给品等货物的商船。这一天是5月24日，星期五，圣灵降临节的前一天。而舰队的目标正是东方大约500英里远的传说中的君士坦丁堡。
这支舰队属于富有的海洋共和国——威尼斯。它过去是拜占庭的行省，但现在是其对手。这些船只从西欧带来了大约1万名十字军战士，其中大多是法兰西骑士和诺曼骑士，他们以高昂的价格租用了威尼斯的船只。这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是这些虔诚的十字军骑士的补给站，后者的目的是推翻埃及的穆斯林统治者。
自1202年的夏天驶离威尼斯之后，十字军沿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南下。当年秋天，他们征服了达尔马提亚的港口城市扎拉（Zara）——一个由威尼斯的对手匈牙利所控制的基督徒城市。威尼斯人让十字军以攻占扎拉为条件，暂缓支付为运输而收取的巨额费用。这种称得上见利忘义的交易，是由年事已高、雄心勃勃，并且完全不讲道德的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所主导的。十字军当然不应该攻击其他基督徒，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被完全激怒了。他此前已经警告过这种不敬神的行为，还怀疑丹多洛觊觎的是比扎拉更大的利益。事实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十字军在扎拉过冬，然后向南驶向科孚岛，一路上收编了不少散兵游勇。
从科孚岛到君士坦丁堡的航程花了一个月的时间。1203年6月下旬，十字军的舰队第一次在望得见拜占庭首都的地方下锚。
城市的景象使他们大为震撼。西欧没有哪座城市能在规模和壮丽上与君士坦丁堡相匹敌。这时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或许是威尼斯，其人口最有可能是10万人左右。伦敦和巴黎，甚至罗马本身，相比之下都闭塞而落后，人口约在2万至4万之间。根据从拜占庭官员那里得到的数据，法兰西骑士若弗鲁瓦·德·维尔阿杜安（Geoffroy de Villehardouin）后来估计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约为40万。因此，它的规模为巴黎的10—20倍。
若弗鲁瓦在关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中告诉我们：“所有从未见过君士坦丁堡的人都非常专注地凝视着城市，从未想过世间还有如此美好的地方。” [7] 船队沿着马尔马拉海航行的过程中，岩石海岸的边缘蹲伏着绵延不断的高耸海堤，海堤由灰色石材筑成，随着十字军舰队的驶近而渐渐从地平线上的黑暗中显露出来，进入船员眼中。随着船队逐渐绕过海岬，城墙依然在延伸，现在位于城墙后面的山坡一侧。此时可以看见君士坦丁堡大皇宫的那些优美的门廊和柱子了。远处海堤还在延伸，非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跃入眼帘，它位于城市的最高的地方，可以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清晰地望见。若弗鲁瓦继续说：“的确，此情此景之下，有哪个人能不为之所动呢？” [8]
尽管拥有惊人的财富和持续繁荣的贸易——这贸易维系着威尼斯的生命，威尼斯渴望控制它——君士坦丁堡及其帝国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动荡。拜占庭的神圣宝座被一个个篡位者夺取，内部的分歧对统治阶级和帝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十字军迅速发现了城市防御的软肋。西方军队按照传统驻扎在金角湾旁的加拉太（Galata）。在加拉太的加拉太塔上，吊着一条巨大的锁链，与加拉太塔同高，它封锁了港口。威尼斯人领导的十字军通过冲击加拉太塔，降低了锁链的高度，便可以穿过锁链，攻击金角湾深处城墙最薄弱的部位。
几周之内，他们占领了城市，并将自己的傀儡阿莱克修斯四世（Alexius Ⅳ）扶上帝位。阿莱克修斯四世是前任拜占庭皇帝之子，已被流放多年。
那年夏天和秋天，十字军和他们的威尼斯舰队都在君士坦丁堡等待着，因为阿莱克修斯四世未能履行诺言，特别是他许诺的为换取自己的皇位而需支付给十字军的巨额钱财，十字军还欠着威尼斯人这笔钱款。在这段时间里，阿莱克修斯四世越来越不受他的拜占庭臣民的欢迎，他们憎恨城中粗暴又蛮横的十字军。在城中，爱惹是生非的西方骑士和愠怒的拜占庭士兵之间时常爆发冲突。
最后，人们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于1204年1月爆发，阿莱克修斯四世被拜占庭反抗运动的领袖推翻并处决。这位年长但充满活力的贵族叫做阿莱克修斯·杜卡斯（Alexius Ducas），他也被称为“浓眉者”（Murtzuphlus）。他登上皇位，称阿莱克修斯五世（Alexius Ⅴ）。
十字军加紧催款，但新皇帝坚决地拒绝了。即使他希望与之合作也做不到，因为（如他的前任所发现的）国库早已空空如也。但是十字军也需要向不愿松口的威尼斯人付钱，后者以撤回舰队相威胁。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正如狡诈的丹多洛所预见的，便是让十字军自己攻占并掠夺这座城市。
他们于4月初发动进攻。虽然绝望又士气低落的拜占庭人设法抵挡住了第一波攻击，但法兰克人已经在心理上完成了征服。拜占庭的防御几天后宣告崩溃，4月13日，十字军再次在金角湾内部顶端附近城墙最薄弱的地方将其破坏。他们在城中纵火。阿莱克修斯五世弃城而逃，大多数拜占庭贵族也跟着他逃走了。十字军一拥而入。
随后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混乱。整整三天三夜，十字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还有更多人被施以暴行，或落得残废，或无家可归。拜占庭历史学家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Nicetas Choniates）目睹了这一切，他于浩劫结束的两天之后逃离了这座城市。他后来写道，街上满是垂死之人和伤者的喊叫与呻吟声，十字军杀掉男人，强奸女人和女孩，殴打老人，抢劫富人。“在广场是这样，在庙宇是这样，即使在藏身之所也是这样；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脱搜查，或者为那些涌入的民众提供庇护。” [9]
君士坦丁堡被洗劫一事之所以在历史上独一无二，其原因并非拜占庭民众遭受的苦难。自从4世纪初新罗马建立以来，这个城市已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都而不朽地屹立了近九个世纪。教堂、修道院、图书馆和富丽堂皇的住宅里堆满了艺术品、宗教遗物和无法替代的手抄本，藏品之丰富罕有其匹。马赛克镶嵌画、圣像、湿壁画、古代的青铜及大理石的雕像、金银器、嵌有珠宝的器具、丝绸墙帷、被呕心沥血地复制的古代和中世纪希腊文献的手抄本——这些东西在三天时间内究竟损失了多少已永远无法知晓了，只能凭借猜测。
贪婪而毫无收敛的威尼斯人精于拆除。他们的战利品中最有名的例子是装饰圣马可教堂的四匹青铜马，但事实上还有无数其他艺术珍品被带走，用于装饰教堂、宫殿和广场。而没那么有经验的法兰克人往往进行耍酒疯般的大规模破坏，尽管金银珠宝对他们来说已是唾手可得。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告诉我们，抢劫者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扯下了丝绸墙帷，砸碎了圣像，又弄坏了室内的金银陈设，再把骡子赶进来驮战利品。一些骡子滑倒在满是血污的大理石地板上，再也站不起来了。它们的肠子被刀划开，屎尿从伤口渗出，与大理石上的血混杂在一起。一个醉酒的妓女坐在牧首的宝座上唱下流的歌曲，然后发疯似的跳滑稽的舞。
侯尼亚迪斯继续说，即使是信异教的穆斯林，对待基督徒的俘虏也比这更好。人们看见，这些西方人的暴行违背了人性，也背弃了神，揭示了他们堕落和魔鬼的本质。至于君士坦丁堡本身，侯尼亚迪斯叹息道，城市的雄伟壮观已经永远不再了：“呜呼，我的城，你以前高高地坐在宝座上，走路的步伐又宽又阔气，宏伟中透出俊秀，身形更为漂亮；现如今，你那华美的服装和优雅的皇室面纱被撕破，闪亮动人的双眸也变得黯淡无光。” [10]
十字军没有去埃及。相反，他们建立了一个西方“皇帝”统治的“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但他们扩张过头了，拜占庭人证明自己有能力迅速重组。首先是几个敌对的流亡政权，然后是一个单一的拜占庭残余部分的国家，其领袖是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Michael Ⅷ Paleologos），他自称“新君士坦丁”。1261年，拜占庭人夺回了君士坦丁堡。
此时东西方的情感之间已经形成了深深的鸿沟。拜占庭人永远无法宽恕或忘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暴行，至死都对西方怀有恨意。虽然帝国的统治又持续了两个世纪，但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强大与政治影响力。
然而，正是在最后的阶段，拜占庭孕育出了最为灿烂的文明。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万万不会想到，拜占庭那明亮的双眸绝不是黯淡无光，而是前所未有地照亮了全世界。
[1] Procopius, History , 11.
[2] Procopius, History , 13.
[3] Procopius, History , 13.
[4] Cassiodorus, Institutiones , Ⅰ xxx (in Jones, Introduction , 134-135).
[5] Liudprand, Works , 208.
[6] Liudprand, Works , 236.
[7] Geoffroy de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 58-59.
[8] Geoffroy de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59.
[9] Nicetas Choniates, O City , 316.
[10] Nicetas Choniates, O City , 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