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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接到过庆堃的一封信。庆堃是我在大学时期里朝夕在一起的朋友，他一毕业就去了美国。这封信是他初到美国时写给我的。信不知已丢到哪里，可是我还是很明白地记得信上的话。他说：
“我已从西岸到了东岸，走了有一星期多的路程，一路我并不觉得生疏。在香港、上海生长的，在未名湖畔（燕京大学）住惯的人，不会觉得这是个异邦天地。不过，我真希望你来看一次。在这相当单调缺乏地方性的旅行中，（怎能说不单调？每个城市都是一般的建筑，一般的布局；连小镇也都是都市的缩形！）你会觉到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你只要想一想：这只有三四百年历史，不，从每个都市小镇说，三四百年在美国还算是远古洪荒的时代。在这样短的时间中，人类会造出这一个神工鬼斧所不易完成的巨业。什么巨业？在这万里草原上造下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你尽管可以不承认这是个艺术品，其实你若不被羡妒蔽了眼，清洁的街道，没有臭气的路角，平凡但实用的小住宅，沿街大玻璃窗里的彩色和棱角，晚上，你不用提心吊胆脚下的污泥和路边的扒手……这一切也有它的美。即使你不承认这些，你也绝不能忽略了在这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的成就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创造力！
“我们小的时候，伏在屋角里看蚂蚁搬家，看它们忙忙碌碌地衔泥筑窝。引诱着我们童心的岂不就是这宇宙里含着的那股创造力。我们有时故意地用了我们超越蚂蚁的力量，给这些小生命来一个无妄之灾；一投足，一举手之间，把它们所创造下的一切捣乱成稀烂的一堆；我们觉得高兴了。这高兴也不就是出于我们在和蚂蚁的较量比力之下，所发现自己超越的力量？我现在刚被蜿蜒疾驰像一条长蛇似的火车载到了这世界最大的都市中心；在摩天高楼的顶上，俯视着细长的街面上来往如小甲虫的汽车，童时的情绪又在心头复生。这时，可是，我开始了解蚂蚁在孩子手下时所具的慌张和惊骇了。我认识了一个超越的力量，我确有一点慌张和惊骇；但不仅如是，当我记起目前的一切不过是人类的创造时，一种骄傲和自大安慰着我，我也是人类的一个，不是么？这些不过启示了我自己潜在的力量，这又怎能不使我兴奋和高兴呢？
“我真愿意你在这里，我怕你在乡下住久了会忘记这种潜在于我们人类里的创造力。我记得你有一次从乡下调查回来，曾经很得意地和我谈，你好像发现了什么新鲜的真理一般。夜深了，洋烛都点完了，还不肯住口。你说：每一个人重要地是在知足。文化是客，人生是主；人生若是在追求快乐，他必须要能在手边所有的文化设备中去充分地求满足。满足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内在的。像我们的老乡，一筒旱烟，半天旷野里的阳光，同样地能得到心理上的平静和恬适。你说你并不一定反对用‘开末尔’来代旱烟，太阳灯来代旷野里的阳光，可是若是为了要去创造‘开末尔’和太阳灯而终天要关在大厂房里听烦人的机器声，满心存了阶级斗争，人家在剥削自己的心理，那才未免太苦了，未免主客倒置，未免对不起人生了。你说，做人是一种艺术，这艺术的基本是在迁就外在的文化，充实内在的平衡。你发挥了‘知足常乐’的文化观。我当时似乎给你说动了，可是当我经过了这次旅行，我不能不希望你也赶快来一趟。这世界会告诉你人生的另一道路。若容我最简单地说就是在动里，在创造里，在理想的外形化的过程里，在永远不会厌足的追求里，一样是有人生的乐趣。若再容我说一句：你的说法，应当再推进一步，连旱烟，连旷野的阳光都不必，死才是最平静、最恬适的境界。我不敢反对你，也许死后我会同意你。可是，你不致否认我这样说吧：假使死是最高艺术的完成，这是不必追求的，因为很快我们总是会得到的。何必愁？可是既然我们在死之前有这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是属于还没有死的人的，不是么？则何必不利用这短短的时间，在生里，在动里，在不厌里，在追求里去体会另一种死后绝不能再得的乐趣和境界呢？我也许不能在字里行间传达这另一种乐趣和境界给你，所以我只有希望你早一些来这个世界，这个在地球另一面的世界里，我相信会给你看见人生的另一道路。”
我依靠自己的记忆，默出了这十多年前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不但是因为我想在这里用另一个人眼睛里所见的美国来作为我这本关于美国的小册子的引言；同时，这信里的确包含了我多年来一个矛盾的想法；也许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相信这是每一个认真为中国文化求出路的人，说得更狭小一点，每一个认真要在现代世界里做人的中国人，多少会发生彷徨的一个课题：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刚刚相反的么？它们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它们的黑夜是我们的白天？它们的黑暗时代是我们唐宋文采，它们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历史会和地球一般有个轴心在旋转，东西的日夜，东西的盛衰是一个循环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这光明又是否全盘西，或是全盘东？这又会成什么东西？
也许正因为我心头老是用这些课题麻烦自己，所以十多年前所接到的一封信，至今还好像是很清楚明白地记得，虽则事实上早已和原信差落得很大，也许，庆堃会否认他曾这样说过这些话。
我记得在这次去美国的旅途中，同行的几位先生中有不少人也注意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常是我们闲谈甚至争论的题目。在北非的一个军站中，我们大家足足为此谈了一个黄昏。我在《旅美寄言》中曾记着当时的情形。我想不妨把这段记录抄在这里：
“我们回到宿舍，刚想休息，那位好客的上校又打电话来说，晚上有电影，他会派车来接我们。……主人既这样殷勤，我们怎能扫人家的兴致呢？于是答应了。到晚，我们全体出席。
“这部影片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了。可是真巧，好像是特地为我们选的。故事是这样：有五六个教授合作编一部百科全书，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每个字都能引经据典，原原本本地加以注释。可是有一天有个汽车夫不知怎地冲进了这间书房里去，一口土白，博学多才的大教授一字不懂。于是其中有一位就决心要去搜集活的文字。结果碰着一个女流氓，她因为要躲避帮里老头子的什么事，逃到了教授的家里。这两套文化碰了头，混闹了一场。这本是个喜剧，可是却正讽刺着了我们这五个东方文人。
“一回到房里，我们的夜话也就开始了。大家都忘记了要早些休息的话。
“张先生摇着头说：‘晚上这套文化（指那电影的故事）我们怎能要得！白天的那一套（指我们白天在军站里所参观的一切）非把它弄来不成。’
“‘这是一套呀！要白天的也就非要晚上的不成。’这是老金的哲学。
“‘可是这怎么成呢？简直是胡闹，我们看着就不顺眼。’
“‘问题就在这里。你要他们的大工厂，就会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女人的腿就会驾在教授的头上。你怎么可以截长补短。这本是一个东西，一套。要就要，不要就关起门来。门关不住了还是要开，你怎么办？’
“我们人虽少，意见却很多。白天文化和晚上文化，机械生产和都市罪恶，有人说不但应当分，而且可以分。有人说非但可以分，而且非分不可。夜话不会有结果，也只能使教授们兴奋得不能入睡而已。我怕的不是得不到结论，而是白天文化没有生根，晚上文化却已深入。至少，我想，要有西方这样的大工业，四五十年还不一定有希望，可是要把上海造成一个罪恶中心，一两个月就得了。”
像北非军站里的夜话，我相信迟早会发生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美国的士兵已到了我们的穷乡僻镇，我们要避免这问题已是不可能的了。
以我自己说，十多年来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庆堃在那封信上所描写的头脑。我还是在乡下往来，还带传统的性格和成见，对于上海的嚣尘，香港的夜市，生不出好感。苏州长大的人，生活的理想似乎走不出：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散懒。我曾在《鸡足朝山记》里有过一段自白。我借了长命鸡的故事，提到我读杰克·伦敦（Jack London）《野性的呼声》时的感想说：
“这时，我正寄居于泰晤士河畔的下栖区，每当黄昏时节常常一个人在河边漫步。远远地，隔着沉沉暮霭，望见那车马如流的伦敦桥。苍老的棱角疲乏地射入异乡作客的心上，引起了我一阵阵的惶惑。都会的沉重压着每个慌乱紧张的市民，热闹中的寂寞，人群中的孤独。人好像被水冲断了根，浮萍似地漂着，一个是一个，中间缺了链。今天那样地挤得紧，明天在天南地北，连名字也不肯低低地唤一声。没有了恩怨，还有什么道义，文化积成了累。看看自己在向无底的深渊中没头没脑死劲地下沉，怎能不心慌？我盼望着野性的呼声。
“若是我敢于分析自己对于鸡山所生的那种不满之感，不难找到在心底原是存着那一点对现代文化的畏惧，多少在想逃避。拖了这几年雪橇，自以为已尝过了工作的鞭子，苛刻的报酬；深夜里，双耳在转动，哪里有我的野性在呼唤？也许，我这样自己和自己很秘密地说，在深山名寺里，人间的烦恼会失去它的威力。淡朴到没有名利，自可不必在人前装点姿态，反正已不在台前，何须再顾观众的喝彩？不去文化，人性难绝，拈花微笑，岂不就在此谛？”
这段话是我启程去美之前五个月时写下的。我借这段话来说明我去美之前的心境。这心境也许不限于我一个人。想逃避现实，多少已成了多年抗战，退居在后方的人士相同的心理。在这个国家存亡的关头，不能执干戈卫社稷，眼对着一切的腐败和可耻，在无力来改变现实的人，最容易走上这消极的路。我在《鸡足朝山记》的后记中说：“自从那次昆明的寓所遭了轰炸之后，生活在乡间。煮饭、打水，一切杂务重重地压上了肩头，又在这时候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留恋在已被社会所遗弃的职业里，忍受着没有法子自解的苛刻的待遇，虽则有时感觉着一些雪后青松的骄傲，但是当我听到孩子饥饿的哭声，当我看见妻子劳作过度的憔悴时，心里好像有着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想飞，两翅胶着肩膀；想跑，两肩上还有着重担。我沉默了，话似乎是多余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后。”
我自觉着这袭人而来的对于文化的厌恶。这战争更使我寒心，文化把我们带到死亡。庆堃信上所描写的超越的力量，确是在玩弄我们人类的生命。我们这些蚁蝼，不是在一个无知的小孩子手上遭到了不经意的毁灭么？庆堃在十年前还能感觉到自己是属于这超越的力量；可是我，经了这七年被时代所遗弃了的生活，怎能不发生了被动的无能之苦？竟在被自己造下的小孩子所作弄？我不能不在《长命鸡》的那篇小文后面加了一句：“既做了鸡，即使有慈悲送你回原野，也不会长命的吧？”因之潘光旦先生在那本小书的序中说：“孝通写到‘长命鸡’的最后的归宿时，更无异否定了一切的‘不惮烦’。”其实，正如潘先生所说的，我何尝是真的否定了一切的“不惮烦”？我在当前的矛盾里，正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般，在东西文化碰了面，我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处世之道已带来了毁灭的消息的警报中，有一种踟蹰的苦衷在烦恼我们。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会和我一般，要求一个新的、彻底的翻身，要寻一个凭据使我们从此在现实里接受一个积极为人的态度。也就是庆堃初次在高楼上下视时所得到的一个人和文化溶合的信念。这信念也就在童时的情绪里复生：对创造、对动、对生的积极的爱好。也就是我们要能“不惮烦”。潘先生说：“所谓‘不惮烦’也者，原是宇宙人生的一大事实，所由支持宇宙人生的一大力量。就是硬要否定它，也正复是‘不惮烦’的一个表示。”
美国所代表的现代生活岂不就是从这“不惮烦”三个字里产生出来的？Devonport在My country里不是说出这一个钥匙？“我们活在动里，动消磨了我们的生命！”
“不惮烦”最后也移动了我这个爱好散懒的苏州人，跋涉万里地向地球的另一面出发。我写了一封信给庆堃：“我来了。我要来看看人生的另一道路，十年前你所希望我的事在这个战云密布的时节实现了。我希望这十年后的今日不太迟，我还能看、还能想，必要时还能恢复童年时的情绪，即使我不能改变我三十多年来养成的性格，也愿意用我的性格来反映，对照出地球那一面所表现的人生的另一道路。”
在这引诱中，我到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