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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运动速度加快，地球似乎越来越小了。澳大利亚已不像我过去想象中的那样遥远和偏僻了。我这次访澳，从香港起程，直航飞行九小时，到达澳东海岸的布里斯班。我在澳期间打听过：如果坐船，这个旅程要花多少日子？有意思的是，我所问过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回答得出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似乎已经是个历史研究的课题了。回国后我偶然遇见一位20世纪40年代在澳留学的朋友，他还记得那时从上海到悉尼一共坐了十八天船。如果用时间来计算中澳之间距离，不到半个世纪缩短了五十倍。昔日的天涯海角已成了今天的比邻街坊了。
我这几年来虽则曾经在这个地球上打过几个圈，但总是跟着赤道平行的方位环行的。东西方向的高速旅行，对于我这种有了点年纪的人，时差所引起的“日夜颠倒”，还是难于习惯。这次去澳大利亚主要是由北向南的旅行。澳洲西海岸和我们北京在一条经度上。澳洲东西岸相距三千多英里，时差是两小时，估计对我的作息习惯影响不会太大。南北方向的高速旅行，我还是第一次，不料又发生了“季差”问题。
我们中国和澳洲分别坐落在两半球，我们在北，澳洲在南，中隔赤道。同一时间，季节不同。北半球的春天是南半球的秋天，这就是季差。
我是4月11日离开北京的，正是山桃刚谢，丁香待放的晚春。在香港停了八天，有朋友邀我去郊游，曾在杜鹃花丛留念照相，应说是初夏时节。19日起程去澳，一夜九个小时在飞机上度过了一个夏季。我在布里斯班入境，继续飞到悉尼，再转机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这个公园式的都市，沿街的枫树正在转色，淡黄到深紫，点缀得层叠多彩，一片秋色宜人。
时差和季差都会跟我们生活习惯所养成的生理规律发生矛盾，引起适应的问题。高速旅行去美国，初到那几天难免白天打瞌、黑夜难眠之苦。这是出于我们作息习惯养成的“生物钟”和当地时钟对不上号的结果。季差的周期比时差大。时差是日夜之别，季差是春秋或冬夏之别。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也比较复杂，不仅是生理上要适应，还包括着心理上和社会行为上的适应。这些问题我过去是不明白的。
当朋友们邀请我去澳大利亚访问时，特别在时间上为我费了一番心计。最初约我去年秋天，大约9月份去，我因事不得不延期。他们就把我的访问改到今年的4月下半个月。他们规定这两个时期，因为在这两个时期北京和堪培拉的气温是相当的。他们知道如果我1月份去，就会从冰雪盖地的北国骤然进入烈日当空的南天。这种变化估计我未必吃得消。我这次访问确是避开了气温骤变的袭击。
当然，我还不敢说，季差对人的生理影响只是一个气温的因素。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七十多个寒暑，总是通过春夏秋冬这个时序活过来的。这个时序无疑是已成了我生理活动的习惯。现在我突然在空调的飞机里用了九个小时度过了一个夏季，这可说是对这习惯周期的严重突破。它能在生理上不引起反应么？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有一点我感觉到的是初到那几天，筋骨酸痛大有“变节气”时的味道。这对年轻人也许是不会发生的。
季差在我心理上却常常引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比如说，明明日历上写着是5月，而在我寄寓的宾馆窗头正挂着长得丰满可爱的石榴，有些已经开裂，露出红喷喷的子实。我每次见到这种景象总有点困惑、迷惘，好像5月里不该有石榴结实的事。事实既然摆在眼前，那就一定在什么地方发生了点错失了。我得转一下念头才清醒过来，自己对自己说，怎又忘了季差。接着，耳边却似乎又听到了我幼年时奶妈常喜唱的小调：“五月里来榴花红。”
在一本澳大利亚历史书上我读到有一段记载，说是早年欧洲来的移民埋怨这是个没有诗意的地方。我经过了5月里石榴结实的启发，才懂得移民埋怨的根子。他们所埋怨的大概不是这地方出不了诗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里有的是诗人。移民们所苦恼的原是他们本乡所熟习的许多诗篇，在这个大陆上格格不入，发生了一种无名的反感，竟错怪这地方没有诗意。
这种埋怨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里是找不到的。我并没有打听过在他们的日历中季节是怎样安排的。我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新年，把新年放在哪个季节里。他们根据本土的生活条件安排他们自己的日历，长期在一定区域里生活，感觉不到地理上的季差，也发生不了5月里石榴结实的异常之感。从北半球来的移民却不同，他们带着原有的日历来到这个大陆。英国的年月日全都搬到了澳大利亚。英国的1月1日也就是澳大利亚的1月1日。不这样也不行。他们和本国还是千丝万缕地联系着，必须有一个共同计算年月日的历本。但是这么一来就发生了一年中季节的序列问题了。
南北半球要在年月日上取得一致，北半球一年中的季序是春夏秋冬，南半球就成了秋冬春夏了。当然也可以硬性规定继续使用一年从春季开始的序列。但是看来这样做法实际上会引起种种的不方便。原因在于人们的生活很多方面是紧密和气候联系的。把春夏秋冬等季节名称抽掉气候内容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如果把春天作为大地苏醒，植物开始生长的季节，那么要在年月日的历法上和北半球取得一致的话，南半球不得不一年之始在于秋了。5月里不是榴花红，而是石榴结实绽晶珠了。
我没有时间去研究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由于季差而引起的种种问题。我心头常有这一个疑问：澳洲的儿童过圣诞节时正值高温的大热天，而他们的圣诞老人是不是还穿着皮袍呢？如果没有改装，儿童们心目中的这个老人会是怎样的一个怪物呢？朋友们好意地安排我在躲得开气候骤变的时期中去访问澳洲，也因此而使我对那些像圣诞老人装束的问题丧失了直接观察的机会了。
时差也好，季差也好，原本是亘古以来一直存在的自然现象。但是这些现象成为我们生活中必须予以适应的因素却是近年来的新事物。我在这随笔里首先记下我对这些新事物的感受，无非是想说明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我们的思想必须跟得上这世界的变化。
我还记得当我在初小里念书时，老师用海面上先见船桅后见船身的事实来讲明地球是个球体时，我那时的想象力实在跟不上去。后来还是靠我的哥哥用了个大皮球做实验，我才领会过来，我们所居住的这块土地并不像我奶妈所说的有个大乌龟背着的。但是那时我还觉得住在球面上没有让乌龟背着比较安全。说实话，相信这块土地是个球还是相信由乌龟背着，对我那时的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这已不是信不信由你的问题了。大地是球形的事实已进入了我们日常生活了。你不在生活中记住这个事实，就会在午后打电话去纽约把你的朋友在半夜里叫起床来通话，打扰他的安眠休息；或者就会在澳大利亚的5月里见到石榴结实而错怪这地方没有诗意了。
要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生活下去，我们需要适应的不只是时差和季差这些旅行上的新问题。我们还得打开眼界，清醒地多看看这个似乎越来越小的地球上，人们越挤越紧的新世界的真实面目。我就抱着这个愿望，在澳大利亚访问了三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