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我对西南少数民族最忘不掉的印象是什么?我不假思索的答案将是:我好像进入了诗歌之乡。我常常对熟悉的瑶、苗、侗、壮等西南少数民族青年们说,你们都是些天生的诗人。我见到本书的著者之一莫义明总是要半正经半开玩笑地称他作天才歌手。中央民族学院里许多老朋友,如刘保元等,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出口成诗,不需苦吟的歌手。
我到过贵州、广西的少数民族家里去做客,记忆中也是到处是诗歌。我刚上门,主人拉住我的手,就唱起迎客诗来了。坐下进餐时,端起大碗的酒,一面唱着歌,一面向你嘴里灌,说这是酒歌。我印象这样深也许是出于我既不会饮酒,又不会唱歌,是个干巴巴的汉族书生。我和这些少数民族朋友在这方面差距太大了,以致我的印象也未免会有点夸大。一个丧失了声韵细胞的人对这种似乎有点炙手的风情,产生一种又惊又羡的反应而失去冷静的衡量是不足为怪的,正像一个没有喝酒习惯的人初次尝到了佳醇一般,难免醉醺醺地进入超现实的幻境。
把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称作诗歌之乡,即使夸大一些也无妨,也许这样反而可突出他们的特点,反衬出我们这些汉族书生苍白、干瘪的面貌。诗歌本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信息系统。深邃的情谊要求细腻深切的传达,一般的语言显得不够了,发生了艺术。语言不足,调以声韵而为诗词;吟诵不足加以音乐而为歌曲。从平凡的水平提高到了美的境界。艺术使人情深处的感觉得以交流,密切了人与人的契洽,加强了社会的团结。这是健全的精神文明所不会缺少的内容。在这一点上说,我一向认为像我这样没有音乐修养的汉族书生是个精神上的残缺者。我希望我在汉族中是个例外,不然,我们就得老实承认汉族不如其他少数民族了。无论在汉族中像我这种人是不是普遍,我想在提倡美育的号召下,汉族应当多向少数民族学习,学习他们怎样把艺术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诗歌舞蹈成为人人皆能的普通生活习惯。
从向西南少数民族学习生活与艺术相结合的角度看去,《瑶族风情歌》就有它特殊的意义了。过去汉文文献中也有介绍瑶族民间诗歌的著作,但大多是出于汉族文人之笔,如清代李调元所辑的《粤风》,近人陈志良所辑的《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等。他们都用七言体裁来翻译瑶族的诗歌。我们不知道这些是瑶族原有的诗体,还是用汉体来翻译的结果。瑶族诗歌中无疑也有七言诗体,但也不易断言,这是他们原有的体裁,还是受汉诗的影响。看来其中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用汉诗形式来改写瑶族诗歌的。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出于这些译者都不是瑶族本族的人。要用汉语来翻译瑶族诗歌,而不失去瑶族诗歌的本色,看来是由瑶族人自己来做这项工作为宜。《瑶族风情歌》证明了我这种设想。
这本书的编者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瑶族知识分子。他们从小在瑶族中生活,是诗歌之乡中滋长出来的花朵。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办的民族院校里学习了汉文,都能直接用汉文进行文艺创作。他们为了发掘本民族的民间文艺,深入群众,直接向瑶族歌手搜集,录音笔记,加以整理。这些歌词都是用瑶语口头传授的,对本书编者来说原是乡音,所以对歌词所表达的感情,他们能深切洞彻,体会共鸣。他们用已掌握和熟练的汉语翻译出来给懂得汉语文的读者欣赏。我虽不懂瑶语,但只从汉文翻译来说,不仅字字珠玉般地闪烁着心灵的光彩,同时也闻得到浓郁的瑶族特点的乡土气息。我认为他们把翻译作为再创造的文艺工作是颇为成功的。作为一个关切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教育工作者,我感到安慰的是从这本书里看到了少数民族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瑶族里拥有本书编者那样的文艺人才,不仅应当为瑶族庆贺,更应当为这三十多年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而欢呼。
从《瑶族风情歌》里收集的瑶族民间诗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怎样和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集子里的每一首诗歌都和瑶族人民从诞生、成长、恋爱、婚姻、养儿育女,到终没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实地反映了有关的习俗。因此,我们除了欣赏他们在这些生活关节上的感情怎样用文艺来表达的优美技巧,还可以从而看到他们许多特有的习俗,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瑶族社会和文化的丰富资料。
举例来说:婚礼歌里的《说亲词》和《娶亲词》,反映了自称“布努”的瑶族在婚姻上的习俗。布努瑶族的男女青年恋爱成熟后,男方托人做媒,征得女方父母同意之后,请本宗族一位有名望的男歌手称作“布商”的作代表,到女家说亲。女方也请本宗族的一名歌手称作“耶把”的为代表出面接待,商讨婚约、聘礼和婚期等事。“布商”与“耶把”在协商过程中,互相对诵的歌词就是《说亲词》。这些歌词主要内容是男方向女方表示求婚,女方表示同意。但是在对歌时,“耶把”往往故意为难对方,试考对方的智力、知识和艺术的水平,而使得平凡的事务性的谈判变成一场艺术的表演,邀取亲友的赞赏,使社会生活更为优美和丰富。
《娶亲词》是举行婚礼时所唱的歌,在表面上是一种仪式性的祝词,加强婚礼的活跃气氛。但是还应该看到,代表男方唱《娶亲词》的布商,正通过这个演唱的节目,承担了巩固新婚夫妇婚姻关系的责任。婚后如果男女两家之间发生争执,他就有调解的责任。比如女方受到虐待,就可以找布商责问,布商有权主持公道,干涉夫妇间不正当的关系。所以《娶亲词》是一篇训嘱,表达了新婚夫妇应当遵守的社会规范。它也就成为婚约的社会认可。
《送女歌》和《迎孙歌》反映了布努瑶族特有的生育制度。按他们的习俗,男女婚后,女方不就住到男家去,叫作不落夫家。逢年逢节,男家的婆婆要来女家接媳妇回男家,过了节女方又返回娘家居住。农忙时节,男方到女家帮工,夫妻同居,到快生孩子时,女方家长请一位歌手,在后门设席供祭家神,这位歌手唱的就是《送女歌》。歌后,由女婿闭着眼睛剪断拦门的红、白、青三根彩索,带着妻子跨过一碗清水和一盏灯火,从后门出去,并随身携带简单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到野外山洞里暂住。一般要住一百二十天,他们就在山洞里生下孩子。到期男方家长到山洞把他们接回男家。回家那天要请一位歌手在门前祭神唱《迎孙歌》。唱完歌,歌手把一个蒸笼搁在大门中央,由歌手把孩子从一端递过去,男方的家长从另一端接进家堂。
布努瑶族也称背篓瑶,居住在广西都安一带。我没有到过这地方,上面所说的习俗是听本书编者讲给我听的。据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习俗已经改革了,但是这些歌却还有人会唱,本书编者记录下来,得以保存。我听到了这些说明,回头看歌词,见到《送女歌》里充满着父母怎样期望成了家的儿子能独立生活的深厚感情。独立生活必须有一个实践的阶段,在布努瑶族里,在新婚夫妇快要有孩子时,就得离开父母去山洞里过一段靠自己过活的日子。《送女歌》一开始就把这风俗的主题讲明白:“龙送鱼下海,凤送鹰上天,离爹牵手去,别娘牵手返。”为父母的人鼓励下一代要“是鹰就飞千里远,是龙就闯千重浪”。生活的能力要在锻炼里成长,所以“亲手种的米最香,亲手种的蔗最甜。呃——去吧!是鹏展翅飞万里,是蜂把花枝攀”。通过劳动,“大地送来粮,高山献出棉”。结论是“人靠勤劳人才富,鸟靠翅膀飞上天”。这是一首富于教育意义的诗篇,道出了他们这种习俗的真实意义。
诵读这首诗歌时,我也体会到研究民俗的人,如果不从实际生活中去体会民俗的意义,就很容易满足于书斋里的推想,把活生生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习俗,归入原始社会遗留的“痕迹”。住山洞确是带着一点原始味道,但是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还能有其他的办法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歌词中所表达的那种对下一代严格训练的要求,这是维持一个社会常青不衰所必要的精神。它不是“痕迹”,而是我们现代社会还应当学习和发扬的模范。我感谢本书的编者为我们保留了这些耐人深思的瑶族风情。我相信民族研究工作者一定会珍惜这些宝贵的资料。
本书编者指望我为读者补充一些有关瑶族的民族历史和情况,以便对本书所收集的诗歌提出一些背景的资料。很惭愧,我有限的知识实在使我感到力不从心。我在这里所能做的不过是对本书中所提到的一些有不同自称的瑶族加一些注释。
瑶族和其他一些民族一样内部有自称不同的集团。本书里所提到的布努瑶、瑙格劳瑶、拉加瑶就是瑶族中自称不同的集团,他们分布在哪些地区,我现在还说不清。据我所知道的说,广西都安有自称“布努”的瑶族,汉人称他们作背篓瑶。广西南丹有自称“瑙格劳”的瑶族,汉人称他们作白裤瑶。广西金秀有自称“拉加”的瑶族,汉人称他们作茶山瑶。此外,在金秀还有自称“勉”的盘瑶、自称“金门”的山子瑶和自称“坳标”的坳瑶。尽管总的说来这些自称不同的集团所说的语言都属同一语系,即汉藏语系,他们的语言并不是一致的。简单地说,自称“勉”和“金门”的瑶族说的话属苗瑶语族的瑶语支;自称“瑙格劳”和“布努”的瑶族说的话属苗瑶语族的苗语支;自称“拉加”的瑶族说的话属壮侗语族的侗水语支。从语言上看来,瑶族可能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各自有其来源。至于他们怎样形成一个民族的历史过程,我还不清楚。
本书所收集的诗歌都是来自广西的瑶族。瑶族在我国境内大约拥有一百二十四万人口,其中67%住在广西。以全国的瑶族说,包括自称“勉”和“金门”在内的说瑶语的人约占一半,包括自称“布努”和“瑙格劳”在内的说苗语的人约占五分之二,有少数是包括自称“拉加”在内说侗水语的人,还有一些瑶族已只会说汉语。在海南岛还有许多说瑶语的人自认是苗族。其他地方的苗族是否有类似的情形,我们还不清楚。看来,苗瑶之间的历史关系是很复杂的。
从社会经济水平来看瑶族内部也很不平衡。大部分靠近汉区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好的湘、粤、桂边区,都以农业为主,兼营林业;耕种方法、生产关系和生活水平基本上与当地汉、壮族相近。但是在湖南江华、广西龙胜和金秀、广东连南等高山区的瑶族则以林业为主,兼营农副业。他们过去长期被孤立在交通不便的地区,文化比较闭塞,生活水平一般较低。最穷困的是居住在广西都安、南丹一带和十万大山中心区及云南边疆的石山区的瑶族。石山是指土层极薄的山,石头暴露在地面上,土地贫瘠,耕作困难,所以至今还有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生产力低使他们还保留不少原始的生产关系。本书所搜集的诗歌大部分是来自最穷苦的瑶族中,即背篓瑶和白裤瑶。金秀的茶山瑶是属于上述的第二类中种水田的集团。在大瑶山里他们的处境比较优裕。
至于这些瑶族中的各种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我知道得不多,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我不能多说了。如上所述,瑶族的民间文学正是为我们研究他们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更希望瑶族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也能参与社会历史调查的科学工作,对他们所搜集的民间诗歌能进一步分析。他们一定能像在文艺工作上所做出的成绩一样,推动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83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