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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费名孝通，除少年时期写作外，一向不用字号和笔名。江苏省吴江县人。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该县县城。汉族。政治面貌是爱国民主人士。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我早年从蒙养院（即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到留学得博士学位——受过当时的正规教育的全部过程，经过按季按年的考试，逐级循序地熬过来的。
我出生在一个重视学校教育的家庭。我父亲曾是由吴江县的公费到日本去学教育的留学生。返国后即提倡新学，闹革命。在吴江县城开办第一所中学，我母亲创办了蒙养院。这些在清末民初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大约四岁，我就在这所蒙养院里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俗名雷震殿小学，因为利用这个庙宇作校舍的。这个小学曾培养出一些人才，现在北京大学的著名生物学家沈同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小学里常因病缺课，成绩不好，没有毕业就随家迁居苏州城。由于体弱，我母亲怕我在学校里受同学们的欺侮，把我送到她的友人王季玉女士主办的振华女学校里去附读，一直读完初中一年。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国内确有许多热心教育的人，开办私学。王季玉先生是留美的生物学家，继承她母亲的事业，主持这个女校，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岗位，直到衰老，是值得我们敬爱的人。这个学校在苏州是有名的。现在我国著名的女物理学家何怡贞、何泽慧姊妹，就是我在振华女校时的上下两班的同学。女作家杨绛是我的同班同学。由于我在女校不能久留，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8年高中毕业后升东吴大学，入医预科，想学成个医生为人治病。
读完了两年医预科，我的思想有了改变，那是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我决定不再继续学医，而去学社会科学，因为我当时想学好医也只能治一人之病，学好社会科学才能治万人之病。于是我没有像其他医预科的同学一样去投考协和，而转学到燕京大学，而且进了社会学系。1930年秋季我离开家乡来到北平。
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并不能满足我的愿望。在课堂上，很少讲到中国的社会。到了快毕业的那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派克到燕京大学来讲学，我们听到他讲怎样在都市里实地调查，于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如杨庆堃、林耀华、黄迪、廖太初等就开始商量要用同样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同时我们了解到这种研究方法是从社会人类学里学来的，我就想去学人类学。1933年我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在老师吴文藻教授支持下，考入清华大学，在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当研究生，跟一位名叫史禄国的俄籍教授学人类学。这位导师来自欧洲大陆，他所谓的人类学范围包括得很广。他为我订出了个六年计划，分三个阶段：一是学体质人类学，二是学语言学，三是学民族学。他打算收我这个徒弟，要我从头学起。由于我有医预科的基础，所以还能跟得上补习动物学、解剖学和人体测量学。1935年我学完第一阶段，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根据一个日本体质人类学者所发表的朝鲜人的人体测量资料，进行分析朝鲜人的体质类型。一篇是用我自己在北京监狱及北京某部队里得到的人体测量资料，分析中国人的体质类型。这两篇论文没有出版，不知道清华大学是否还保存。体质人类学在中国是一门没有机会发展的学科。这些初步尝试，如果还没有毁掉的话，将来有人学这门学科时还是可以参考的。
1935年由于史禄国教授要出国休假，而且休假之后他也不准备再回清华，所以他主张在我的学习计划第一阶段结束告一段落，即提出论文要求毕业考试。如果我考试成绩符合清华资送出国深造的条件，后两个阶段的学习可以在国外补足。我听他的话，取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他又为我出了个主意，就是在出国前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调查，然后携带调查资料到国外去分析研究。1935年暑假我又遵照他的指导，偕同我新婚的爱人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调查。我主要是进行人体测量，她调查社会情况。是年12月16日，在我们转移调查地点时迷失道路，我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前妻出外觅援，溺水身亡。后来我遇救背回村寨，一尸一伤由瑶族同胞护送出山。我这次调查所得到的人体测量资料，经久没有分析，带出国又带回来，最后在1946年李、闻事件中仓促离滇时，遗失在云南，是一大损失。我在广州治伤期间，根据前妻的调查资料，编成《花篮瑶社会组织》一报告，193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伤愈后，回家乡一个农村里休养，利用这机会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1936年夏携带这项调查资料去英国留学，入伦敦经济学院，在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指导下学习社会人类学，并根据农村调查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1938年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1939年在伦敦出版，书名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这书后来流传颇广，曾被国外的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因为这个缘故，我后来尽管和国外学术界隔离了几十年，新的一代各国社会人类学者大多还知道我这个人，近年来我重又在国外出现时，他们对我也分外亲热。
1938年暑假，从英国返国，沿海诸省均已沦陷。我从西贡登陆，径入云南。这时吴文藻先生已先我到达昆明，并在云南大学开办社会学系。我即在该系担任教授，接受中英庚款资助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并在云大成立与燕京大学协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参加研究室工作的前后有张之毅、史国衡、谷苞、田汝康、李有义、胡庆钧等同志。我们采取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若干种，我自己写的是《禄村农田》。
1943年美国政府以同盟国的身份邀请中国各大学派遣教授赴美访问。云南大学派我应邀。这是我初访美国，时历一载，由太平洋学会资助，编译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研究成果。在芝加哥大学得到雷德斐尔德夫人的协助编译成Earthbound China一书，在哈佛大学得到梅岳教授指导编译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一书，均在美出版。
访美归来，国内政局日趋紧张。我忧心国事，1945年由潘光旦先生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同时，转入西南联大，为清华大学教授。1946年因李、闻事件被迫离滇，并于该年冬重访英伦。1947年回返北平，继续在清华任教，直到新中国成立。在这段时期里在学术工作方面，主要是整理讲稿，有1948年出版的《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翻译方面有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斐斯的《人文类型》、梅岳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此外还写了许多结合时事的文章在国内各刊物发表，收集成小册子出版的有《初访美国》《重访英论》《内地农村》《乡土重建》《美国人的性格》《皇权和绅权》《民主、宪法、人权》等。其中一部分文章，曾于1949年在北平口授雷德斐尔德夫人，她回国后编成China's Gentry一书，1952年在美国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我于1950年起参加国内的民族工作。曾随同中央访问团在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和调查。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1956年参加人大常委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云南进行工作。这段时期行政组织任务较重，写作不多。成书出版的有《我这一年》《大学的改造》《兄弟民族在贵州》《话说呼伦贝尔》。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我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摘帽后，配合当时中印、中阿、中巴划界工作，从事搜集有关地区的民族、地理等英文资料，供有关部门参考，后来编成八册《资料汇编》，历经浩劫，近年来经吴泽霖先生译成中文，但尚未出版。
1966年起“十年浩劫”中，我首当其冲，经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知识分子迫害的全部过程，住牛棚、下干校，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才重握笔杆，从事翻译。我和吴文藻、谢冰心诸前辈一起翻译了两部世界史。其一是我在大学里的课本，海斯及穆恩著的《世界史》，一是我平生很爱读的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前者已由三联出版，后者还不知何时能与世见面。
1978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原有意集中力量搞民族研究。是年，我参加了庆祝宁夏和广西两个民族自治区的纪念活动，又重访金秀瑶山，提高了我对民族研究的兴趣。我在政协民族组的一次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发言里也流露了我当时想进行调查的线索。11月去日本京都参加联合国大学召开的东亚学者的学术讨论会，我的发言的题目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体会”。
1979年春节后不久，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同志给我们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而且要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这个新任务上。这自然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想到五十年前决心学社会学以来所走的道路是够崎岖曲折的了。现在有此机会为实现早年夙愿又怎能不全力以赴呢？而且我一向认为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是不应当分的，它们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在国外之所以分成两门学科，实在是出于它们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我们中国没有分科的必要。在我个人来说，我所想进行的民族研究也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学的研究。我接受新任务并不是改行，只是因为社会学停顿了三十年，现在要重建这门学科，就必须从头做起，培养新的一代，那就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要培训教员，要编教材，要筹备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这里有大量的行政组织工作。我原本打算自己去搞几项研究的设想一时落空了。当时我年纪已快到七十，再花几年在这一类的工作上，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谈不上实地调查了。
为了重建社会学，我1979年春季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美国访问，去了解国外社会学的情况。访问回来我写了一本《访美掠影》，这固然是一本通俗的旅游笔记，但目的是在为美国社会作一速写，并通过这种尝试使一般读者接触到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是年秋季又去访问加拿大，利用该国麦吉尔大学邀请我作柯明斯演讲的机会，从东到西地访问了十个重点大学，接触了该国的社会学人类学者。我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现代化和少数民族”。1980年春，我参加在美国丹佛召开的应用人类学会年会，在这次年会上我接受该会的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为此我宣读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讲话。在这篇讲话里，我发表了我对社会人类学发展前景的意见。我这些讲话并不能说是专题性的研究论文，而是介绍我们新中国在民族研究方面的成果和对今后发展的看法。
这几年我在国内，主要参与重建社会学的具体工作。1979年成立社会学研究会，目的是在为社会学恢复名誉，并联系过去学过社会学和愿意参加重建社会学的人。在成立大会上我发表了“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我被选为该会会长。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我被任命为该所所长。我们在该年暑期开办了为期两个月的讲习班，帮助各大学在1981年开办社会学课程，准备教员及教材。同时，在北京市宣武区
试办社会调查基地，通过实践培养研究人员。为了广泛宣传社会学的应用价值，我在全国机械学会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社会学和企业管理”，在中国心理学会医学心理学进修班上讲了“与医学心理学者谈社会学”，目的在促进各应用学科间的协作。
白驹易逝，去日难追，弹指间已是齿摇发落。旷学日久，偶一回首，不寒而栗。前程遥远，任务艰巨，驽钝供驱，不敢言志。应《文献》丛刊之约，略述学历如上。
1981年4月8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