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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到英国去，主要是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纪念奖章。赫胥黎一生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但由于当时宗教的势力很大，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讲人不是上帝造的。赫胥黎年轻气盛，出来公开和主教辩论。这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论战，奠定了以科学态度对待人类的基础。
进化论传到中国相当早，赫胥黎的名作Evolution and Ethics，是严复先生翻译过来的，他译作《天演论》，译名也很好。在此我们回想一下严复的一生很有意思，有许多经验教训。严复早年和伊藤博文都曾在英国学习海军，伊藤博文回国后建立日本海军，使日本成了强国；严复回中国没有建军打仗，却翻译了一套书。他翻译这套书，看来是有选择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一套著作奠定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基础。赫胥黎《天演论》里讲的“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能落后，落后了就要被淘汰。这个很简单的道理，鼓动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发扬民族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而引起了中国的维新运动。再过五十年，全面回顾我国的现代化过程时，我们应该把这些知识分子掀起的维新运动也写进去。赫胥黎的学说对我们中国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赫胥黎在世时，正是大英帝国到各处殖民之时，接触到各地的非白种民族。那时，对这些非白种民族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看不起、要消灭他；一种是要平等相待，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赫胥黎虽然对于生物发展史认为是优胜劣败，但对于现实的人类却主张平等相待。他的教育主张是承认差别，再消灭差别。那时英国本来有个种族主义的学会，赫胥黎起来反对，另外成立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张种族平等，这在当时是个进步的力量。
1900年，为了纪念第一任会长赫胥黎，该学会创立了一个纪念演讲，并颁发了奖章。人类学会是会员们自己掏腰包来办的，请我吃饭还得由大家凑份子的。为了我去领奖章的费用就商量了好久，后来还是把它作为英国科学院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交流计划的一部分，让我到伦敦去访问两周，路费还得由我国自理。
皇家人类学会每年由理事会选出一位学者来接受赫胥黎纪念奖章。为此要专门召开一次讲演会。1900年以来接受奖章的，早年如戈尔登、《金枝》的作者弗瑞芮、赫顿等都是著名的英国学者；后来才有法、德、美等国的学者，东方学者只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位印度的人类学者。去年他们才又选举了我这个东方学者去接受1981年的奖章。
我这次到英国住了半个月，中间有一个周末，他们让我到利物浦附近——英国的腰部地方去休息两天。这里是英国的农业发达地区，早年文化比较高，有点儿像我国的苏杭。我以前认识一位英国的学者林赛勋爵，他原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的院长，在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反对当时国民党的独裁。所以，我1946年去英国时，他对我特别殷勤。他在上议院发表过一篇有名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上院进行辩论之前，他曾约我到他家里去商量这件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战后他主张英国教育制度必须改革，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美国的路，要走出自己的新路子来。他在牛羊成群、绿草如茵的农牧地区——基尔办了一所大学。我的主人在这个周末休息期间特别为我安排到这所大学去访问。我虽没有进行调查研究，但也感觉到这所大学与别的大学的确有所不同。
在基尔大学附近有个市镇，是英国传统的陶瓷之乡。镇上有许多陶瓷制造厂，其中最大的是韦奇伍德公司，据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陶瓷公司。我的主人为我安排去参观这个公司。他们对我的欢迎仪式很隆重，还升了国旗。
这个地区原来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现在烧瓷禁止用煤，全部用电，所以空气已变得很干净了。他们带我看陶瓷公司的陈列室，表现这家公司从创办至今的变化。开始一个橱里陈列着早年英国普通日用的粗瓷，和我们家乡农村里所用的土制碗碟很相似。第二橱一看就知道英国早年的细瓷完全是模仿中国的。这里陈列的茶壶同我老家的完全一样，画的也是一个公子、一个娘子，只是画中人穿上了洋服罢了。可见英国制造瓷器的技术原是从我国引进的，所以至今英语瓷器还是叫China（中国）。
接着陈列的是公司创业人韦奇伍德一生对改进英国陶瓷的经过，从模仿中国到自出心裁，创造独特风格，从日用品发展到高级的艺术品。这里还展出了他的日记，记着一次一次做的实验。他开始应用温度表，清清楚楚记下每次实验的温度、加料的成分、出品的颜色等。后来，韦奇伍德丢了一条腿，像潘光旦先生一样，但瓷器实验和研究工作他还是继续进行，一直到死。这个公司的陈列室的橱窗记录下他一生的事业。
最后展出的是一幅大油画，画着韦奇伍德的合家欢。他的大女儿是达尔文的妈妈。韦奇伍德家族不仅有陶瓷专家，而且有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听说韦奇伍德、达尔文、高尔登等英国18、19世纪的知识界名人，大多是亲亲戚戚。他们都是英国士大夫阶级。
从韦奇伍德到赫胥黎四代人，相当于中国的乾嘉时代。中国的乾嘉时代也是我们中国人聪明才智开花的时代，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盛世。我们乾嘉盛世的士大夫搞些什么呢？他们继承了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与顾亭林等人的搞考据、搞版本的传统，最后修成了四库全书。我们那时的学者同他们的学者一样都是封建社会里出来的人物，他们那里出了韦奇伍德、达尔文、赫胥黎等。他们重实验、重调查、周游世界，知识渊博，形成一股风气，这个风气开了花。我们也有一个风气，书中出书，“万事唯有读书高”，很少到实践里去。我很崇拜的严复先生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当然这是应当引进的，但只有理论还破不了封建。
我从这里想开去，想到了很多问题：我们知识分子中间，要真正做到眼睛从书里边转出来很不容易，到现在有多少人是转出来了？看见了经典著作就崇拜，觉得引几句别人的结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的风气，似乎还没有结束。中英两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上面有点分道扬镳了。这一分道扬镳，不过两三百年，就出了这么大的差距！
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应当多想一想。他们有这样的学风，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从封建主义发展出资本主义，把人类带进新的历史阶段。很多人曾为它花了功夫，有很多人曾为它而死，才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已进入消亡的阶段了。历史在向前发展，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定要经过人们去创造。这个过程比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还要复杂。因此，我们还得要学习他们早年的这一批人所代表的学风，搞实验，搞调查研究，不能靠坐在房里说话，不能单单靠书本来解决问题。这是我参观了英国的陶瓷之乡的感想。
在英国科学院招待宴会上，我的老师雷蒙德·弗思问我：你1947年来时写过一本《重访英伦》，拿现在同那时比一比，你有什么感想。我说：这本书我已没有了，但我还记得这本书的第一句话：“这是很痛苦的，当一个骄傲的灵魂，活在一个瘫痪的躯体里。”我指的就是当时的英国。1946年世界大战刚结束，英国疮痍满目，许多事要做而不能做，丘吉尔说他主持的是一个为完成帝国解体的内阁。到现在为止，英国能一直在维持着安定的局面之下结束西方最庞大的帝国，这是不容易的。那位教授插话说：“不，没有麻痹！”我一听，直觉地接口：“是呀，这不是骄傲灵魂的声音么？”这一点是值得骄傲的。他们没有服输啊！你看他们还在埋头苦干。
有一天我去拜访一位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当我二十八岁写完论文后，曾请她给我润饰原稿。当时她是讲师，四十九岁，现已退休。我们谈了一上午，她留我午餐，自己烧菜给我吃。她给我一本刚出版的书——《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年》，描写她早年的英国社会情况。凭她的记忆，刻画入微，细腻惊人，对当时印象写得历历在目。她这样的脑筋是罕见的。我的老师弗思，八十一岁，现在他已封了爵位，在上议院里有他的座位。他每年要出一本书。不久要出一本大洋洲一个他早年调查过的民族的字典，是硬功夫。我还去看过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是我当学生时的讲师。她行动已经不大方便，但是她又送了我几本新出版的著作，而且说她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留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盛着骄傲的灵魂的躯体，的确不能说已经麻痹了。它的情况怎样呢？当然，不能不承认：不那么灵活了，不那么强壮了。在上面提到过的陶瓷之乡，过去一直没有过失业问题，但是最近三年却不行了。那个市的市长请我吃饭时，就抱怨政府允许台湾的瓷器进口，以致他们的市里也发生了工人失业。我又遇到一位社会工作者，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发生了所谓待业青年问题。在英国，失业不要紧，失业工人有救济金，每月有四十到六十英镑，生活可以过得去。但是如果一个青年找不到职业的话，他就得不到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也就成了“待业青年”。现在社会上出现许多严重问题，不少就是这一种青年搞的。因为紧缩教育经费的缘故，今年大学教师要有上千人失业，因此我在那里的时候，电视里出现了教师上街的镜头。在他们那里，过去社会上有不少没有固定职业的知识分子，靠写稿、画画等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有个表弟，20世纪40年代是徐悲鸿的学生，去英国留学，没有回国，此后靠一支笔，每年开开展览会就可以活下来了，不要什么职业。可是他说现在不行了，他的画不容易卖出去了。不用再找很多数字，就可说明是经济萧条的景象。整个社会是这样的空气。
英国在战后搞“福利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儿童免费教育，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保险，甚至老年公民坐公共汽车都免费。这一切都得要国家负担下来，财政越来越紧，工党政府搞不下去了。保守党“铁夫人”上台，要想改变这种情况，但改变不容易。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之下过日子的。民族问题也搞得很紧张，爱尔兰问题是大家知道的。“北爱尔兰民族自卫军”杀人、闹事、搞恐怖活动。我在那里时，一个议员被北爱尔兰民族自卫军暗杀了。政府的保安人员怕他们有一天会搞到女王头上，劝女王出门不要再坐马车了，换个防弹汽车吧。女王回答说：“我们英国王室不能在恐吓面前低头。”这不又是骄傲的灵魂在说话么？话是不错的，有气魄，可是能行吗？无论怎样，英国的骄傲的灵魂还活着，她的躯体却究竟不如当年了。
骄傲一词在英文里并不是坏字眼，也可以译作有志气。英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他们比以前是穷了，至少也可以说紧了。但是这三十年，有一点我觉得值得佩服的是他们的社会秩序大体上说来还很平稳、很安定。美国固然比英国有钱，但是在社会安定上差得远。两国地下铁道的对比就很明显。英国的地下铁道今天还是我在英国做学生时候的样子，一切如故，好像四五十年前就是昨天一样。可是，美国纽约的地铁，乱得不成话，乌七八糟，简直不敢去坐了。英国的海德公园还是照样可以随意讲话；美国纽约的中心公园你就不能去，去了可能出不来。英国的特雷福高广场，照样鸽子满天飞，而美国的时代广场呢，我也不好意思说了。
所以英国同美国还是有点不同，究竟是老牌。“老牌”不是在经济上，而在有个骄傲的灵魂。在知识分子里边表现得很清楚。像我的老师们，八十岁、九十岁，还在刻苦钻研。他们没有生命快要结束、世界就要完了的感叹。他们不是为个人一世的虚荣，而是要为人类积聚知识。他们要通过实验去观察，去理论联系实际。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不如他们，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这次在英国只有两个礼拜，观察不深，就是同一些朋友谈谈话。可是碰着的人，很多方面还是我的老师。
根据在民盟1981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