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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蒂芬有专职的护理人员之前，他的一些研究生助理和他住在一起照顾他，此外，他当时的妻子简也会帮助照顾他。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他虽然只能坐在轮椅里行动，但肌肉还有些控制力，另外他还能说话，只不过说出来的话开始变得含糊不清。早上，他的学生们会帮他穿衣，喂他吃早饭。当他自己操控着轮椅去上班时，他们会陪在他身边。他有时会在途中提出一些小的物理问题来考考他们，比赛看谁能在他们到达之前先想出答案。

史蒂芬和我从来没有比赛解决任何问题。但是随着我越来越了解他，我也学会了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日常的帮助。我学会了轻柔地触摸他，擦擦他的额头或嘴，而不会给他造成严重的头部伤害，也不会再触发警报。有时，在我照顾他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会蹦出这样的想法：当他的肌肉还能正常工作，他还能协调它们的运动时，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此话题聊过一两次。

他的态度使我挺吃惊的。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因自己残疾而感到痛苦。他让我重新认识到什么是人生的艰难，他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以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方式挣扎，他在不断地忍受那些本来会让我感到尴尬、羞辱、痛苦、疲惫或畏缩的事情。如果他为自己的境遇感到愤愤不平，没有人会责怪他。平常人都曾抱怨过命运不公，但却很少有正当的理由。对我来说，单单是个偏头痛就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了。但史蒂芬总是能以幽默且积极的态度面对每一个挑战和每一天。只有那种在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为此而知足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态度，史蒂芬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对史蒂芬在剑桥的朋友们来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当年在牛津读书时的史蒂芬是什么样的。1959年，17岁的史蒂芬在那里开始了3年的本科学习，当时他的身体看起来很健康。他那时学习的重点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在牛津的头两年，他挺孤独的。他需要友情，但是刚上大学的他一时还没有多少朋友。后来，到了最后一年的时候，他加入了赛艇俱乐部，成为赛艇队的舵手。他在泰晤士河上找到了友谊，也体会到了冒险带来的刺激。牛津有泰晤士河流经，剑桥则有剑河穿过，而这两所大学都有悠久的赛艇传统。两所学校里，所有受大家欢迎的年轻人都会参加学校的赛艇队。对史蒂芬来说，赛艇队就是一个社交俱乐部。

作为舵手，史蒂芬的任务是控制船的方向和速度。坐在船尾，掌着舵，他可以直接控制方向，但还需要对其他人发出命令。他平时总是笨手笨脚的，而且身材矮小，所以总被人取笑，更何况他的运动能力也比较差。但现在在船上成了他说了算。他非常适合这个角色——他身体很轻，不会给队友增加太多的负担，另外他的嗓门很大。

除了赛艇队的活动之外，对牛津生活的其他方面，史蒂芬就不那么感兴趣了。学校要求他每周听几次讲座，并且还要参加一次辅导课，讨论本周的作业。他觉得作业上的问题“简单得可笑”。他很少花时间思考那些问题，也很少做其他的作业。他更喜欢听古典音乐或读科幻小说。他那时没有远大的抱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而且像大多数同学一样，他有些酗酒。那是在他去剑桥读研究生之前，在他被疾病判死刑之前，也是在他发现物理学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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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一次来到剑桥。我们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我把几页纸拿到史蒂芬面前，放在他桌子的架子上。这几页内容是我那天早上写的，朱迪思帮我打印了出来。我们开始读给自己听。史蒂芬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眼睛，所以他的阅读速度慢一些。而且，当史蒂芬读一页书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再读一遍不容易，所以读的时候会非常仔细地研究每句话。他读完一页后会扬一下眉毛，这样我就翻到下一页。当读到结尾，我会翻回到第一页，然后我们会从头开始，这一轮每个人都要对眼前的内容做出评论。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几年里，我教的是《科学写作》，而不是《高等数学》，在写作过程中，如果需要做一些有用的类比，我往往需要借助物理学。在物理学中，我们对不同尺度的客观世界有不同的理论。在原子和亚原子尺度上，我们通常使用量子理论；对于日常生活的尺度，牛顿物理就是一个“有效的”或近似的理论；而对于宇宙尺度来说，则使用广义相对论，这个尺度是由引力主导的。你也可以用类比的方法来分析写作。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直至成书，这些都是不同的尺度。在每个层次上，都有需要关注的点以及相应的工具，一些用于谋篇布局，另一些用于分析细节。

由于史蒂芬行动受限，而且与别人沟通起来很吃力，大家可能会以为，在我们合作的时候，他只会关注最重要的以及最大尺度上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似乎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微不足道，或不值得去争论，相反，他认为，如果写作中遇到问题，不论需要讨论多长时间，都是值得的。有时，针对一页纸上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讨论一番。他这一辈子曾多次濒临死亡，但他并不因此而着急完成什么事情。

在我和史蒂芬一起工作的这些年里，如果我俩有分歧，他从不会因需要打字回复我而感到厌烦。尽管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话语可以脱口而出，而他说起话来，必须精心构思句子。其实有时候，是他让我疲于应对，而从不是我让他感到疲惫。他工作起来，就像我俩的时间永远消耗不尽一样。有时，我会提醒他说我们的书是有最后期限的，想以此来催促他加快进度，但他根本就不在乎。每次我们拖过了截止日期，出版商会给我们一个新的截止日期。史蒂芬有一次告诉我说，如果我们能花10年时间写这本书，那就太好了。我告诉他，如果真是到了我们合作10周年纪念日的那天还未完成，我会给他订一个蛋糕，祝他好运，然后飞回美国老家，留下他自己写完这本书。

那是我们合写《大设计》的早期阶段，我还没有学会接受他的完美主义的做事风格。他这个人有很强的使命感。然而，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总是追求把事情做到极致。例如，在赛艇队，虽然他是舵手的最佳人选，但他并不擅长划船。他并不介意这一点，这只是一部分问题。对他来说，划船意味着冒险和友谊，而不是为了赢得奖杯。据他的划船教练回忆，他对于比赛没有什么胜负心，而且经常显得心不在焉。教练批评史蒂芬在比赛中过于鲁莽，经常试图突破过于狭窄、根本钻不过去的缝隙。但对史蒂芬来说，有机会冒个险才是关键所在。为什么不冒险尝试一下呢？

史蒂芬的教练对他还有一项不满。在史蒂芬的指挥下，这支队伍不仅表现不好，而且结束比赛时，经常出现桨被损坏，或船被撞坏的情形。有一次，史蒂芬甚至指挥着船跟另一艘船迎头相撞了，而他似乎竟然为此感到自豪。那时，他的身体还很年轻，能经受得住打击，不像那些船那样容易撞坏。他还不到20岁，正在享受自己充沛的体力，从不会停下来想一想，拥有健康的体魄是一件多么好的礼物。像大多数年轻人那样，他认为自己可以永葆健康、力量、智力和精力。其实，许多年龄更大一些的人仍然会这么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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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学中，一个理论要么成立（真），要么不成立（非真）。要是让某位哲学家去评价，他会说我们这些搞物理的对“真”这个词用得太草率了，因为物理学中所有的“真”都是暂时的——你永远无法确定，未来的某个实验会不会通不过，使结果跟迄今为止某个完美的理论相矛盾。但我所说的“一个理论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其意思是，至少在基础物理学中，没有“几乎为真”的概念。如果一种理论即使在最微小的程度上没有通过一次模糊的检验，我们就说该理论被证伪了。该理论不能真正代表自然规律。

被证伪的理论可能仍然有用。在某些有限的领域内，它可能仍然成立，比如在距离很大或者很小，或者是速度低，或者是引力弱的情况下。这种有效或近似的理论在固体物理、量子计算或恒星物理等领域有一些实际的应用价值。但是，如果一个理论提供错误的预测，无论这个错误从数字上看多么微不足道，那些寻求基本定律的人也知道，他们必须继续寻找。

基础物理研究者的目标是找到不存在例外情形的理论。但是，如果一个曾经被公认为具有基本属性的理论被发现有缺陷，理论家们的反应不是悲伤难过，而是感到莫名兴奋。他们会马上着手寻找下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应该能够解释前一个理论所能解释的一切，同时又能通过旧理论无法通过的检验。下一个理论可能是旧理论的某种修正形式，比如在1998年，人们发现中微子有质量，此后人们就对基本粒子理论的所谓“标准模型”做出了修改。或者，下一个理论可能是全新的，就像牛顿的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被量子物理学和广义相对论所取代一样。

无论如何，至少从原则上讲，如果我们能找到所谓的“万物至理”，寻找不断完善的理论的工作也就终结了。然而，关于是否真的存在万物至理，以及如果存在，它可能是什么形式的，物理学家还没有定论。爱因斯坦晚年一心追求的就是创立这样一个理论，即他所说的“统一场论”。你可能会以为，如果有人能像变戏法那样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个人一定是爱因斯坦。但他在最后几十年的工作中，所取得的主要功绩就是让自己远离了物理学的主流。他本人就曾写道：“在同时代人的眼中，我既是一个异教徒，也是一个反动分子，易言之，是一个行将就木，该死却未死的老朽。”

对爱因斯坦来说，毕生追求这种大统一理论到头来却一无所获，并不是什么问题。他认为自己的名声已经够响亮的了，有权在晚年进行这种唐·吉诃德式的追求。所以他无视所有人的建议，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爱因斯坦和史蒂芬一样，是个很“倔”的人。而且话说回来，在爱因斯坦于1955年去世的几十年后，对万物至理的探索又变得时髦起来。

在讨论万物理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19世纪后半叶的时候，物理学家们相信，他们对所有物理现象已经有了一个一致的描述。那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创立了电磁理论。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起，这两种理论解释了当时自然界中所有已知的力。这两种理论再加上牛顿的运动定律（描述物体在这些力的作用下如何运动），似乎就足以解释宇宙中所有事物的发生过程——至少在原则上如此。但是，要想应用这些理论，你仍然必须解出描述对应过程的方程。

而这一点其实是留给人们的重要警告。如果方程没有解，理论就只是原理和方法构成的框架。对于某个既定的物理系统（原子中的电子和原子核或太阳系等），一个理论将提供方程，方程的解可以描述该系统的属性如何随时间演化（原子的辐射、行星的轨道等）。但通常的情形是，我们无法解出这些方程，所以在理论物理中，大多数情况下，要想获得结果，都要使用适当的近似方法。正因如此，物理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到19世纪晚期的时候，物理学家对自己的理论已经非常自信，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1900年4月，著名科学家开尔文勋爵针对物理学的未来发表了一番讲话，讲话中他暗示，需要物理学家去做的，“就只剩下清除湛蓝的天空中仅有的两朵乌云了。其中一朵乌云是美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耳孙和爱德华·莫雷关于光速的实验的结果，另一朵乌云是一种叫做黑体辐射的现象。”开尔文勋爵相信，这些只是小小的反常现象，我们很快就能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对其做出解释。事实证明，与其说这两个问题是蔚蓝天空上仅有的两朵小乌云，不如说是海洋中一艘航船前进道路上的两座巨大的冰山。

为了解释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的结果，需要发明狭义相对论，而这要等到1905年由爱因斯坦提出来。要解释黑体辐射，就需要建立量子理论，这需要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从1900年到1925年持续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这两个新理论使牛顿运动定律这艘大船沉没了，而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牛顿运动定律一直是物理学殿堂的基石，在开尔文勋爵的时代仍是如此。然而在狭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出现之后，牛顿定律再也不被认为是基本真理。

开尔文的错，不仅仅错在对这两个异常现象没有给予重视，而且还错过了第三个异常现象。话说，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发现水星绕太阳公转的轨道跟牛顿引力定律所预测的略有偏差。这个误差虽然很小，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反映出牛顿的物理定律中必然存在缺陷。后来所发生的事实证明，这一微小偏差的发现预示了第三次物理革命，即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

随着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以及量子理论的出现，牛顿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理论全都被取代了。在那个物理学的动荡时期，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表现得更好一些，虽然他的这个定律需要进行修改，以适应狭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所描述的情形，但直到今天，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没有大的变化。物理学的这段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当一个理论出问题时，有时只是表现为一些小小的异常现象，或一点点偏差，让你错误地以为最终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影响理论本身。

史蒂芬的健康情况也是如此。在牛津大学读最后一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协调能力出了问题。他变得有点笨手笨脚，说话也含糊不清。这两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症状，只是他身体内部一种重大疾病所露出的冰山一角。他看起来仍像是一个健康的青年，但实际上已经重病缠身。

与开尔文勋爵不同，史蒂芬没有忽视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冰山。他隐约觉出来，自己的身体出了某种严重的问题。他先是去了学校的医务室，那里的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然后给他开了一张处方，让他“戒掉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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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是下午晚些时候。史蒂芬的护理员卡罗尔正用勺子舀香蕉泥和咖啡喂他。他脸色苍白，眼睛一会儿闭一会儿睁。我们通常至少工作到7点，但此刻他的眼睛的动作表明他很累了。卡罗尔喂完了他，走到一边，打开电壶给自己烧水冲了杯咖啡。虽然只是速溶咖啡，但房间里仍然弥漫着香气。

我们并不总是按照章节的顺序来写这本书。如果我们发现后来所写的东西需要在之前的章节中给出一些铺垫，或者是我俩中有一个人对前面已经完成的东西有什么新的想法，就会跳回到前面重新加工一下。这一次，史蒂芬突然决定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换个方式来写书的第一章“物理定律”。他想先引用一个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说明人们为什么会求助于神话来解释他们不理解的东西，以及人们最终又是如何意识到自己的解释是错误的。但在网上搜索了一个小时后，我俩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内容。

我们决定暂时搁置这个神话，留待他日再去解决，目前还是继续完善我们关于本章其余部分的想法。说是“留待他日”，其实就等于是“留给列纳德去解决”，所以我第二天来他办公室之前就有很多事情要做。我问他今天想不想早点结束工作，如果可以呢，我就去找个酒吧喝一杯，在那里再写一会儿。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位护理员玛格丽特走了进来。她今天不值班，只是顺道过来打个招呼，她有时走之前会这样过来打个招呼。我刚才跟史蒂芬提的建议还没得到回应，她就进来了。玛格丽特这个人的性格风风火火，从不考虑是否会打扰到别人。

她20多岁，身材苗条，发色金黄略带些红色，可以说是风姿绰约。据说，有一次她让人画了一幅自己的裸体像送给了史蒂芬。再到后来，有一次她用轮椅推着史蒂芬进一个门的时候，不小心碰断了他的腿，为此她辞职了。史蒂芬觉得这事不怨她。他对待玛格丽特，就跟对待某个一脑子浆糊的研究生一样，表现得同样宽宏大量。但玛格丽特最终还是离开了。多年以后，当我提到玛格丽特的名字时，史蒂芬说：“我挺想她的。”

这天天气特别好，玛格丽特也表现得一如既往的愉快，她觉得应该让我体会一下剑桥当地的风情，放松娱乐一下。我跟她说我想早点结束工作，她说确实应该这样，而且说我应该出门去玩一玩。然后她说，要不我带你去剑河撑船吧？她说的船是一种长方形的平底船，大约有六七米长，一米来宽，后面有一个小平台，船身略高于吃水线。“船夫”站在平台上，用一根长杆戳到河床上，推着船前进，而乘客则坐在铺在船上的毯子上，身子靠着横跨船头的背板。玛格丽特提出来，她可以给我当船夫。

听到她说这些，史蒂芬似乎突然来了精神。他扬起了眉毛——他这是表示他也想参加进来。

对此我可是吃惊非小，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史蒂芬在牛津上大学的时候曾参加过赛艇队，不知道他喜欢在河上玩。不过，我对在河里撑船还是有足够的了解的，我知道这样的游玩对史蒂芬来说可能太过冒险。河面上的船总是摇摇晃晃的，如果船夫撑篙的时候失去平衡，掉落水中，船可能就会倾覆。而且我好像还从报纸上读到过，偶尔会有船只相撞，造成乘客落水，有的人则是在上下船的时候失去平衡落水。对普通人来说，遇到这种事情不过是有些尴尬和不便，大不了就是变成落汤鸡而已。但是对史蒂芬来说，出了这样的事情就可能是致命的。他无法控制肌肉，这就带来了许多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他的骨头很脆，容易骨折，因为他的骨骼不像我们的那样每天会经历拉伸而得到加强。（正因如此，后来玛格丽特一不小心，就轻易地撞断了他的腿。）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带他走太远的路，但是，要想坐游船，就得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码头。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史蒂芬身边没有自己那台专门的电脑的时候，他就不能打字，这样一来也就无法表达自己的迫切需求。例如，他有时会呼吸困难，这时候就需要把他喉咙里的造口吸出来，而没有电脑的语音发生器，他就无法提出要求。另外，我们中的某个人在登平底船的时候可能滑倒。而最坏的情况是，他本人可能落水，而一旦遇到这种情况，那就真是没得救了。对所有这些后果，他肯定都清楚，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他要去。后来，随着我对他的了解日渐增加，就知道他为什么总想参与这样的场合了。能面对危险，这一点似乎使他觉得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在生活中，跟在物理学中一样，他都喜欢冒险。

半小时后，史蒂芬的面包车停在了通往河边的一段长长的石阶上。汽车上的升降梯把坐着机动轮椅的史蒂芬送到了街上，卡罗尔抓起了一个黑色的大袋子和一个装着史蒂芬医疗设备的银色小袋子下了车。玛格丽特搞到了一瓶法国香槟和一些草莓，这是平底船野餐的经典搭配，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变出来的。

卡罗尔和玛格丽特把史蒂芬从轮椅上扶起来。

“我来抱他。”我提议说。

毕竟，我的体格是任何一位女士的两倍，而且这段凹凸不平的台阶路途不短。后来，随着我们交往更多，我偶尔的确会帮着抱起史蒂芬，但这一次卡罗尔轻声笑着说，她们可不能把史蒂芬交到我手里，害他送命。然后，她和玛格丽特各自抱起史蒂芬软塌塌的身体的一端，走下台阶，我则跟在后面，拿着装备和卡罗尔的粉红色随身包。

两位女士谁都没去扶史蒂芬的头，结果是，在她们走路的时候，他的脑袋就自由地摇晃着。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照顾史蒂芬并不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我回想起我把他的头碰倒的情景：警报器哔哔作响，我吓得魂飞魄散，而史蒂芬则做出鬼脸。此刻他的头像钟摆一样摆动着，而他们每个人都面带微笑。看到这个情景，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他的脖子会很疼吧。我试图从史蒂芬脸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没有发现。当然这也很难判断，因为我离他们比较远，而他的头一直在动来动去。我本想说出我的担忧，但转念一想，这两个人都是他信任的护理员。她俩照顾他很多年了。所以，我决定还是什么也不说的好，就让她俩做她们该做的工作好了，我则负责好手里的东西，包括那个粉红色的女士小包。

剑河是流经剑桥的主要河流。剑河的周围满是郁郁葱葱的植物，随处点缀着古老的大学建筑，这条河很浅，不过可以通行小船和划艇。剑桥大学的31所学院中，有8所坐落在河边，因此泛舟河上，可以欣赏这些学院宏伟的建筑和美丽的庭院。总的来说，在这条河上泛舟一游蛮有乐趣，但是对游客来说，舟行河上的时候，身体却不算舒适。船上的座位硬硬的，还很矮，离船板只有几英寸高。

两个护理人员带着史蒂芬先上了船。卡罗尔背靠船头坐着，两腿交叉，面对着船尾的撑船平台。她们把史蒂芬摆成半坐半卧的姿势，靠在卡罗尔身上，面向船尾，卡罗尔抱着他。

虽然史蒂芬不能说话，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很少让自己处于完全被动的情形。他的眼睛会向左或向右移动，表示他想被移过来一点还是移过去一点。他会扮个鬼脸，表示姿势不大舒服。稍后，他会扬起眉毛，露出微笑，表示这下舒服多了。当他终于对自己的姿势满意之后，我开始上船，但船上下颠簸着，我脚下不稳，失去了平衡。那可真是可怕的一瞬间，我差一点倒在史蒂芬身上，但我屈了一下膝，调整好了姿势。史蒂芬看着我险些跌倒，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调整姿势都没像我这么费劲。我感到有些难为情，而且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发生这种让我感到难为情的事。有时，我会出于不同的原因为史蒂芬感到难过，结果事后表明，他能处理得很好，甚至比我还好。

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岸边。船行驶起来之后，卡罗尔一会儿端起史蒂芬的头朝左转，过一会儿再朝右转，好让他能轮流欣赏两边的景色。在此期间玛格丽特则一直稳稳地撑船，我还给史蒂芬吃了几片草莓，喝了几口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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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当年在牛津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并不是很刻苦。他跟我说，他基本上每天只学一个小时左右。他说这话时面带微笑，一脸轻松，我却吃惊非小。这所大学里的孩子，不仅是最聪明一批年轻人，而且家长一般有权有势，但他们竟然会如此大肆挥霍自己的大好年华以及如此优质的教学资源。然而，他们的态度是，如果你必须很刻苦才能学好，那你一定还不够聪明。我当年上的大学也很不错，那时候我跟同学也经常搞个派对什么的，但我们在学习上付出的时间蛮多的，而且很刻苦。

对史蒂芬来说，如果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激情，日子就会过得浑浑噩噩，什么都不想做。他甚至考虑过毕业后去当个普通的公务员。

他毕业时参加过不少面试，而他自己的理想职业是去工程与住房部谋职，这个部门当时负责公共建筑。他还对下议院办事员的职位有过兴趣，不过，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下议院办事员是做什么的。最终，史蒂芬对待就业的冷漠态度让他避免了任何可能得到这样一份工作的机会——轮到公务员考试那天，他竟然忘了去。

1962年秋，20岁的史蒂芬从牛津大学毕业，来到剑桥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来剑桥学习的第一个学期并不顺利。他的本科生活充满乐趣，但那是过去的事了。而一旦开始读博士，你就不能一连几个月都躺在沙发上，指望着只需晚饭前花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他发现，剑桥的课程让他有点找不着北，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牛津时显然虚掷了光阴。那年史蒂芬回家过圣诞节时，差点因为考试不及格而遭退学。

史蒂芬在生活上缺乏目标，随波逐流，这一点一定曾让他的母亲感到忧虑。另外，他的行动也变得越来越笨拙。母亲带他去看了家庭医生，而家庭医生则马上送他去看了一个专家，那位专家则送他去医院做检查。他的家人在医院给他安排了一间私人病房，但他拒绝住，因为他抱有“众生平等”的原则。医生让他住了两周院，从他的手臂上提取了一份肌肉样本，给他植入电极，还给他注射放射性液体做各种检查。但是，结果还是跟牛津大学的那位校医一样，他们最终也没有给他做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就把他打发走了。医生们只是说：“不是多发性硬化症。”他们建议史蒂芬回到剑桥继续读他的博士。

在剑桥，史蒂芬的症状继续恶化。他觉得自己快死了，很难集中注意力。最终，那所医院的医生根据他的检查结果综合分析，给出了诊断——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这是一种运动神经元进行性恶化的疾病。

“我觉得自己像是悲剧中的角色。”他说那就是他自己对诊断结果的反应。那时是1963年初，史蒂芬刚满21岁。

就像房子墙壁上生的霉菌一样，ALS一旦开始发作（通常在下肢开始），就会逐渐扩散，直到影响全身。它会破坏运动神经元，并最终致人死亡，运动神经元从大脑延伸到脊髓，从脊髓延伸到全身的肌肉。运动神经元一旦死亡，大脑就丧失了启动和控制肌肉运动的能力。只有随意肌的活动会受到这种病症的影响。

在史蒂芬身上，他的病是从腿上开始的，然后逐渐往上蔓延。当他的大腿失去控制时，就无法站立了。而在失去了对躯干肌肉的控制之后，就不能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坐着了。当病扩散到他的胸部时，呼吸也开始变得困难。1985年，他40多岁，此时已经患病20年，不得不做气管造口手术，这样一来，他就没法说话了。他的大脑仍运转良好，但承载大脑的身体却不能动了。

绝大多数ALS患者会在确诊后2到5年内死亡。每20个病例中才有一个能活20年或更长时间。史蒂芬则带病活了50年。然而，当他第一次被确诊时，他认为自己过不了多久就会死去。他预料自己最终会窒息而死，而且死亡会来得很快，而不是像现实发生的那样，竟然那么晚。

眼见着死亡迫在眉睫，史蒂芬经历了不同的悲伤阶段，这些也是很多绝症患者都会经历的阶段。他最终陷入了深度抑郁之中。他把自己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用最大音量播放瓦格纳的音乐。这是他童年时养成的爱好，那时他的父母在家也常用很高的音量，在电唱机上播放瓦格纳的音乐。

后来，史蒂芬开始梦到死亡。他说，有一次他梦见自己要被处决了；在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中，他梦见自己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他人。他开始思考这些梦的意义。他被判了死刑，而且不可能减刑，他开始问自己，应该如何度过余生。在剩下的几年或几个月里，他能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他会对任何事情产生激情吗？

我们常说，有时候一个小问题可能最终会变成大问题。其实，生活中还有一个祸福相倚的矛盾，即看起来不好的事情有可能会变成好的事情。比如，在我们前面所说的物理学的冰山的例子，就体现出了这一点：那两座冰山可能撞沉了牛顿的科学之舟，但它们为新物理学指明了方向。史蒂芬告诉我说，身患绝症也指引他发现了新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想法很抽象。但这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抽象。”他说。死亡激励他珍惜自己活着的每一天。

此时，在剑河泛舟游玩，我也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人慢慢悠悠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没有太多的紧迫感。在我们的社会中，芸芸众生所追求的不外乎事业、金钱和物质财富。我们担心自己的衣服是否合身，车子是否需要洗，是不是该把手机换成最新款的。我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这类无关宏旨的事情上。认识到死亡随时可能来临，使史蒂芬在剩下的日子里把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他的注意力转到了别人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上——他关心的不仅是他热爱的工作，还有他亲近的人以及他周围的自然世界。看着史蒂芬凝视着河面，从他的眼神里，我能看出大自然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大自然似乎深深地影响了他。当我看到他在夜晚仰望星空时，我也能感受到这一点。由于知道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他意识到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无比美好。

确诊后，史蒂芬经历了大约一年的激烈情感斗争，才重新接受并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定义他自己的不断膨胀的宇宙时，虽然身在其中的他无法活动，但疾病放大了他能做的脑力活动的价值。他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在精神和身体上都消沉下去，要么找到一个他仍能发挥作用的精神世界。有的人，如果陷入他这样的情形，可能会寻求宗教的慰藉，但史蒂芬却投身到了物理学之中。他决定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而且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喜欢做这件事。

不论是古代的哲学家还是现代的心理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强调，幸福来自我们的内心。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财产，住在洞穴里，也能和拥有豪车和让人艳羡的工作的人一样快乐——也许更快乐。身体状况的恶化使史蒂芬转而在内心、在精神活动中寻求满足。在那之前，他的大脑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读本科的时候，只有当他需要通过考试时，他的脑子才会全速运转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就会回到休眠模式。然后，史蒂芬被确诊患了这一不治之症。疾病唤醒了他，让他产生了顿悟。虽然他的身体开始枯萎，但他的心灵却绽放出绚烂之花。他开始思考生活中什么才是重要的。他开始寻找意义，思考关于宇宙和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等存在主义的问题。那段时间，他还特别想赶快结婚。而且，在他获得了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之后，他开始积极想办法帮助他人，尤其是那些身体残疾的人。

在我和史蒂芬谈话时，从未见他流露出一丝的自怜之情。我问过他的好友基普·索恩和天文学家马丁·里斯，他们都在他确诊不久后就见过他，那时他们也没有看到他有任何自怜的迹象。随着疾病的发展，史蒂芬会慢慢死去，但他不愿意为自己的宿命而悲伤。史蒂芬让他所有的朋友都禁不住去思考惊奇，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潜力吗？

撑船之旅前后只花了一两个小时，但陪史蒂芬做这种例行的游玩让我看清了他想选择过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完好无损”的史蒂芬回到了码头，而我似乎是这伙人里唯一一个曾担心可能会出状况的人。

回到面包车旁，史蒂芬的护理员开始把车的轮椅坡道降下来，把轮椅从车里拿出来，让史蒂芬坐进去，把他固定好，再把轮椅推进车里，然后把轮椅在车里固定好。在办公室的时候，史蒂芬脸色总是苍白的，现在他的脸上有了血色。结束了河上之旅，我感到很疲倦，准备回自己的房间打个盹，然后上网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神话，按我们的设计用在书的第一章。但史蒂芬邀请我先去他家坐一坐。他说离吃晚饭还有一两个小时，想继续工作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