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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大约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一般情况下，任何新奇的事物都不会让我看得发呆。但是2006年，我刚到剑桥的时候，我真的看呆了。当时是夏天，史蒂芬·霍金64岁。后来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关于他的电影，里面的很多生活细节和真实的霍金并不相符，不过，那部电影里关于剑桥的细节看上去却很像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学校。的确，剑桥大学像极了霍格沃茨。大学城的外围不是那么有魅力，历史也没那么悠久。但是我很少走那么远，日常活动几乎从不出老剑桥的范围。这里也是当年牛顿熟悉的地方。在老剑桥，石头铺就的街道和石桥总是随时随地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剑桥大学的大部分位于老城内，跟中世纪的教堂和墓地混杂在一起。老城建有高墙，防止城外的人骚扰攻击里面的大学生。城内的人行道窄窄的，常见的砖铺的街道也几乎一样窄。城内的街道就像一盘意大利面条那样弯弯曲曲，杂乱地盘绕在一起。

不过你要是知道，剑桥大学是800年前建的，比笛卡尔发明直角坐标还要早几个世纪，你就明白为什么这里缺乏规划，布局混乱了。即便是有800年的历史，这里的“老”也只是相对的，因为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人住在如今的剑桥地区。这所大学包括31所半独立的学院，超过10万人住在大学城内。

剑桥大学虽说看起来像霍格沃茨，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不同：这里所上演的魔法都是真实的。在这里的一个院子里，牛顿曾为了测量回声和声速在院子里跺脚；这里有麦克斯韦建立的实验室，就是在这里，他破解了电和磁之间关系的秘密，而J.J.汤姆孙则发现了电子；这里有沃森和克里克过去经常光顾的酒吧，他们会在那里点上杯啤酒，聊一下遗传学；这里还有欧内斯特·卢瑟福（他解开了原子结构之谜）精心进行实验的地方。

剑桥大学的师生理所当然地为自己学校的科学传统感到自豪，而对于更注重人文学科的牛津大学，他们将其称为“另一所大学”。史蒂芬的系主任告诉我，他和史蒂芬一样，都是在牛津大学读的本科，他的教授那时候会布置他们写关于科学问题的论说文，而不只是一般的课后作业。来到剑桥工作之后，他曾试着布置学生写同样的论说文，但是学生们没有一个老老实实交上来的。这些学生都是科学的死忠派，而且即使他们中有人命中注定要获得诺贝尔奖，也决不会是在文学领域。

我去的时候，史蒂芬让我住在他所附属的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Caius），这所学院位于老剑桥的一个院落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头一次来到剑桥，第一天我决定从那里步行到史蒂芬的办公室。虽然路上只花了20来分钟，但是那天阳光火辣辣的，非常晒，另外我也不习惯潮湿的天气。史蒂芬一直很喜欢加州理工学院所在的南加州冬天的天气。在那里，他的肺部很少感染。相比之下，他非常讨厌剑桥的寒冬。这会儿，我身处剑桥，才发现剑桥的夏天也不怎么样。英国人常常抱怨天气，如今我知道了，他们这么做的确有道理。

好不容易走到数学科学中心（Centre for Mathematical Sciences），此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入室内了。史蒂芬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但是那间屋子很难找到。该中心由7座楼组成，呈抛物线状排列。建筑材料包括砖、金属和石头，窗户很大，外面看起来既有未来主义的感觉，又有点像日式寺庙。我喜欢这些窗户的设计，而且窗户有很多。这个综合体获得了不少设计奖，但是要我来评判，如果设计元素里能包括写着“史蒂芬·霍金办公室”的箭头标志就更好了。

史蒂芬所在的楼毗邻一幢叫做“艾萨克·牛顿”研究所的老建筑。如果你知道了史蒂芬，那么牛顿的名字也会经常冒出来，因为人们爱把他跟牛顿相提并论。不过这一点挺讽刺的，因为史蒂芬不喜欢牛顿。牛顿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动辄与人争吵，而且他掌权后滥用权力，打击报复他人。他拒绝分享自己的任何发现，从不承认自己受到了他人思想的影响。他还缺乏幽默感。牛顿有个亲戚，曾给他做了5年助手。那人说，5年里他只见牛顿笑过一次，而那一次笑是因为有人问他为什么有人会想研究欧几里得几何。我读过几本关于牛顿的传记，虽然书名各不相同，但其中的任何一本都可以起名叫：《艾萨克·牛顿这个坏家伙》。

比起史蒂芬对牛顿性格的看法，另外一个让他不喜欢牛顿的更重要的因素是，上高中的时候，史蒂芬对学校里所教的牛顿物理就已经厌倦了。对科学家来说，让他们倍感兴奋的是科学发现，比如揭示出一种从来没有人见过的行为，或者达成一种新的、此前从来没有人能有的理解。但是，由于牛顿定律描述的是日常世界中的现象，而且这些定律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所以高中物理课上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了。在高中的物理课上，老师会用牛顿定律描述钟摆的摆动，或是预测台球碰撞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从史蒂芬的角度来看，从这样的例子中，他得出的见解似乎是：有趣的人玩台球，物理学家则针对这事儿捣鼓出个方程来进行计算。所以，史蒂芬上中学的时候对物理不太感兴趣，对这门课缺乏耐心。他更喜欢的是化学。至少，做化学实验的时候，能经常搞出个爆炸来。

史蒂芬所在的数学科学中心楼内有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Theoretical Physics），人们亲切地用它的缩写，称它为“DAMTP” 。后来DAMTP变得举世闻名，是因为霍金在这里工作。

史蒂芬所在的楼只有三层，楼梯绕着电梯井盘旋而上。我顺着楼梯来到了二楼。这座建筑里轮椅可以通行。要是遇到有的建筑轮椅无法进入，史蒂芬就会生气。也因为这一点，他很喜欢加州理工学院：1974年，他接受邀请，在那里做一年的研究，为了欢迎他到来，加州理工学院对整个校园都进行了无障碍改建。大家要知道，在美国，直到1990年通过了《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这种设施才变成必须的。

我走到楼梯口，往左拐，正对着的就是史蒂芬的办公室了。办公室的门关着。我不知道门关着意味着什么，但很快我就会明白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他的地盘上，想到这一点，我多少感到有点紧张。

我朝着史蒂芬办公室的门走去，此时，他的“宫廷侍卫”出来拦住了我。她的名字叫朱迪思。史蒂芬的办公室位于建筑的一角，而她的办公室就在旁边，紧挨着史蒂芬的。她站在我和史蒂芬的房门之间，挡住了路。朱迪思长得人高马大，50多岁，体格健壮，性格豪爽。她年轻的时候曾在斐济工作了4年，尝试开创了艺术疗法，这是一种对精神病罪犯电击的替代疗法。她的一个病人曾在犯病时割下了亲生父亲的头，但没用几周的时间，她就让他拿起蜡笔，画起棕榈树来。想想看，她连那样的精神病人都能搞定，搞定我肯定不在话下。

“你是列纳德吗？”她问道，话音中气十足。我点了点头。“很高兴见到你本尊，”她说，“只要等几分钟就好。史蒂芬在沙发上。”

“史蒂芬在沙发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要是我，我会在沙发上睡个午觉，看看电影。不过，我觉得此时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也觉得马上就去问出个原委有些不礼貌，所以我只是点了点头，好像有人说当一位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在沙发上悠哉游哉消磨时光的时候，让我在门外等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虽然此前我跟朱迪思未曾谋面，但我跟她通过很多封电邮，也通过电话。我知道她在史蒂芬的世界里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当你要求和史蒂芬见个面时，决定他是否有空的是她。当你给他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她，把电话拿给他（或者不拿给他）的也是她。当你写信给他时，是她决定是否转寄这封信，另外，如果信的内容比较重要，她还会决定是否要读给他听。我听说，只有一次有人战胜了她，那一次，史蒂芬是在南非，要去看望他非常钦佩的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当时大约90岁了。这位老人家一点也不懂技术，而且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看到史蒂芬是用电脑替他发音说话，曼德拉似乎受到了惊吓。他那时身体不太好，很虚弱。史蒂芬说他“有点老不中用了”，这话说得挺讽刺的，因为史蒂芬本人那天也不舒服，差点没能赴约。那次朱迪思是随行人员之一，她很想亲眼见到曼德拉，所以她想方设法让史蒂芬能赴约，并且跟他和他的看护人员一起前往。但是曼德拉也有自己的“朱迪思”，一个叫塞尔达的女士，当史蒂芬和他的护理人员被领进一个房间去见曼德拉时，塞尔达上前拦住了朱迪思。塞尔达断定，对老人家来说，来访的人数太多了，所以她不让朱迪思过去。赛尔达用的正是朱迪思的手段，诚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母亲常说：“心中有想法，做事有办法。”她有很多这类金句，但这一句尤其有道理。其实，每个安全系统都有自己的弱点，史蒂芬的系统也不例外：它有一个后门。他会给朋友一个特别的电子邮件地址，这个邮箱是他自己直接收取阅读的，如果你知道这个地址，就可以绕过朱迪思直接联系上史蒂芬。问题是，他通常不会回复邮件，就连史蒂芬几十年来的好朋友、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基普·索恩都告诉我，史蒂芬只有大约一半的机会会回复他的电子邮件。不回信并不意味着史蒂芬没有读过信，但问题是，你永远判断不出来他究竟是没有读还是仅又没有回复。在他读了信的情况下，你是否能得到答复，并不取决于这个问题对你有多重要，而是取决于这个问题对他有多重要。他的交流速度只能达到每分钟6个单词，在此情况下，他必须慎重地选择哪些邮件需要回复。

如果朱迪思愿意的话，她也可以帮到你。复制或转发一封电子邮件给她，她会把信打印出来，走进来，读给史蒂芬听。如果他不愿意回复，她也会催他。或者，如果我必须跟他通话，我会打电话给朱迪思，她就会过去坐在他旁边，用他桌子上的电话免提接听。但是，如果她认为相比于和你交流，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么无论你何时试图联系他，他都会“无法奉陪”，且没有任何原因。我们聊了几分钟，这时朱迪思的电话响了，她让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坐一会儿，然后她冲进了史蒂芬的办公室。一分钟后，她又出来了，过来找我。办公室的门现在敞开了。

朱迪思带我走了进去。只见史蒂芬在他“著名”的桌子后面，坐在他那“著名”的轮椅上。他正低头看着电脑屏幕。对于一个64岁的人来说，他的面容看起来显得很年轻。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休闲衬衫，最上面的一两颗钮扣是松开的，露出了他的气管造口，就是他脖子下面用来呼吸的那个孔，看起来像一枚硬币大小的暗红色血迹。他很瘦，显得身上的衬衫和灰色休闲裤很宽松。史蒂芬能正常活动的肌肉是脸部的肌肉，其他地方的肌肉已经退化，所以他的身体绵软无力，影响了他的姿势。他的头不自然地低垂在两肩之间，仿佛在往下沉，而且略微倾斜。大家在电视上都见过他的这种表情和姿势，但当我亲眼看到时，还是感到很不安，尽管我和他一起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但我还不习惯面对面看着他。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大众偶像，我也感到自己有点面对一个明星所感受到的震撼——我何德何能，能配得上让他每次腾出一周或更长的时间，来配合我的采访？

“你好，史蒂芬，”我开口道，他并没有抬头，“我很高兴见到你，也很高兴来到这里。我特别喜欢剑桥！”

他还是没有抬头。我等了一会儿。局面有点尴尬。然后，为了打破沉默，我说：“我迫不及待想开始写这本书。”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想，这样的陈词滥调真是太拙劣了，而且无论如何，说这些话并没有填补太多的沉默间隙。而且，严格说来，我说的话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趁着史蒂芬最近几次去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前期工作。当然了，那时候我们只是讨论了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并没有动笔写任何东西。

我努力找点别的话题说，比如一些听起来更聪明的话题，但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最后，我注意到史蒂芬的面颊开始抽动。这是他打字的方式。他的眼镜上有一个传感器，可以探测到这种抽搐，并将其转换为鼠标点击，这样当光标在屏幕上移动时，他就可以从列表中选择字母、单词或短语。整个过程有点像玩电脑游戏。看到他在打字，我想，他是要回答我那些笨拙的唠叨。他想说点什么，让我摆脱困境。过了一会儿，他那电脑发出的声音终于开口说话了，但只说了一个词：“香蕉。”

这把我弄糊涂了。我不远万里坐飞机提前几天到达，就是为了在见到他的时候自己能有个好的精神状态，而我得到的唯一反应就是“香蕉”？试想一下，如果换作你，你冲着一个人问候了一番，而他回应你的，却是一种水果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思来想去，不得其解。但就在这时，他的护理员桑迪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此前她一直坐在沙发上读一本言情小说。

“香蕉加猕猴桃？”她问道。

史蒂芬扬起眉毛，表示同意。

“再来杯茶？”

他再次表示肯定。

桑迪绕到他身后，去小厨房准备，此时他终于抬头看了我一下。我们四目相对。奇怪的是，现在他完全不需要说话了。他的表情温暖而快乐，我的心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此刻，我对自己刚才内心产生的些许不耐烦感到内疚。他开始打字。过了一分钟左右，我等待已久的话终于说出来了。“欢迎来到DAMTP。”他的话音传过来。

我知道，我俩不能有太多的闲聊，不过我不介意。我真的是迫不及待地想马上开工。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是剑桥大学的教授，是个比较知名的宇宙学家。我认出了他是谁，但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也没有人跟我介绍，当然，史蒂芬也不会花精力介绍我们认识。“我想和你谈谈丹尼尔的事。”他没有理睬我，而是径直对史蒂芬说了起来，“你有时间吗？”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总觉得发生这种事挺讨人厌的。在我俩工作的时候，总会有人不时地闯进来打扰我们。“很快，就一分钟。”他们总是这么说。但我很快发现，“很快”是“慢吞吞”的委婉说法。只要进了办公室，史蒂芬的同事通常会和他啰唆上一大通。

尽管这些干扰令我很烦恼，但史蒂芬似乎一点儿也不介意。

史蒂芬扬起眉毛，表示同意，这意味着我得等一等。刚开始的一阵子，他们的交谈还算有趣。一位名叫丹尼尔的学生的助学金似乎已经花完了，此时他还没有完成博士学位，但他一直在努力学习，并且开局良好，势头不错。来的人问，系里能不能再给他些资金，让他继续把博士读下去？史蒂芬是广义相对论研究小组的负责人，需要为学生和年轻的博士后提供资助、差旅费以及其他需要的资金。

几分钟后，我就开始走神了。我环视了一下这间办公室。这间屋子大体是个长方形，有一边略微长一些，门就开在这一边。对面是一排窗户，光线充足，能看到外面富有未来感的建筑。史蒂芬的办公桌就在进门后的左边，摆放得跟窗户垂直。沙发在右边，背冲着窗户。史蒂芬身后是一间迷你厨房，里面有一个台面，上面有一个水槽和一个电水壶，往上则是一面墙的书架。门的左右两边是黑板，上面满是他的许多学生和合作者写的方程式。还有一张电脑修图制作的史蒂芬和玛丽莲·梦露在一起的“合影”，他年轻的时候曾对梦露喜欢得不得了。

这个办公室比普通的大学办公室大，只比系主任的办公室小一点。我也去过商界人士和好莱坞高管的办公室，不等你走进去，就能看出里面的人都是大人物。但物理学不赚钱，而且史蒂芬的办公室在学者的办公室里也完全算不上豪华。如果史蒂芬是一位企业界的高管，其声誉跟他在物理学界的相当，那么他现在的办公室的面积还够不上高管的私人卫生间的规格吧。

他们的谈话终于要结束了。那位教授问史蒂芬是否同意给这个小伙子6000镑。史蒂芬把他的决定打在屏幕上：“3000。”那位教授谢过他，然后就走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情形还蛮多的，而史蒂芬也总是会答应这些请求，因为他对自己的学生很有同情心。但他总是把金额拦腰砍掉一半，不想让人觉得他心肠软，好说话。但这其实没有什么用。“他这人太好说话了，”朱迪思跟我说，“外边那些人都知道他会砍掉一半，所以就要双倍的钱。这绝对是一个奇怪的游戏。玩的人也都很怪。不过我这么说并无冒犯之意。”

等那位教授提完他的要求，桑迪早就把香蕉和猕猴桃剥皮捣碎了，还泡了一壶茶。我在沙发上坐了10分钟，在此期间，她用汤匙喂史蒂芬吃。勺子是个大号的，大小正好适合把食物舀进史蒂芬的嘴里。这把勺子是某个护理员有一天在当地的一家餐馆里偶然看到的，她把它塞进包里，从餐馆里顺走了。现在她们每顿饭都用它来喂史蒂芬。

办公室的沙发，那个“著名”的沙发，包裹着亮橙色的皮革，非常舒适。后来我才知道，史蒂芬需要“方便”的时候，值班护理员和电脑兼电子助手山姆·布莱克本就会一起把他搬到这个沙发上来。这就解释了“在沙发上”是什么意思。而且明白了这句话的涵义之后，再坐到这个沙发上也让我觉得怪怪的。

对史蒂芬来说，方便一次要很长时间。方便之后，他可能会很累，所以经常会接着喝杯茶、吃一份香蕉泥，或者就像他刚才那样，两者都要。我后来也知道了，也只有他要来沙发上的时候，才会关上办公室的门。

我不知道，在做这种很私密的事的时候，总是有护理人员在场对史蒂芬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需要别人帮助是什么感觉。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的帮助，这是他不得不做的。此时，我抬头看了看，他马上就吃完了。一点香蕉和一点茶从他的嘴角流到下巴上。桑迪用餐巾给他擦了擦。接受这样的帮助是他多年前就已经学会克服的心理障碍，所以现在看来，他一点也不为自己感到难过。相反，他似乎感到自己很幸运，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人。

我们这些物理学家研究的是系统如何随着时间变化，但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却无法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我母亲还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明日之事不可知。”她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对她来说，这意味着不可改变的灾难可能就在眼前。但是，史蒂芬根据自己个人的历史中所收集到的信息，认为情况正好相反。他得到的教训是，无论你手中的牌有多烂，你都可以打出好的成绩。他年纪轻轻就患病，但尽管病情慢慢加重，他的生命之光并没有因此而黯淡。相反，他的一生过得有声有色。每当我因为一些事情而感到沮丧的时候，见到史蒂芬总是能激励我，让我学会正确地看待那些相对不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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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蒂芬来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期间，我们制订了一份详细的“写作计划”，列出了每一章准备包含的内容。亦即，我们为《大设计》这本书制订了一个“大设计”。《时间简史》概述了物理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知道的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方面的知识，并回答了“宇宙是如何开始的”这个问题。《大设计》是《时间简史》自然而然的后续，对前一部书中给出的答案进行了更新，同时还回答了为什么存在如此这般的一个宇宙（它需要创造者将其创造出来吗），以及自然定律为什么是如今这样的。

在我们的写作计划中，史蒂芬和我设计了一个框架来阐明这些问题。我们把史蒂芬最近的研究工作，以及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些研究意义的背景信息，分成一组子主题，然后我们定下来分头写作。我们商定好了，如何一章一章地各自进行。我们的策略是先写出分工好的主题的草稿，然后通过电子邮件交换稿子，过后再在剑桥或加州理工见面，审阅对方写的部分。然后我们各自都会对文本做出修改，并重复这个循环。

在史蒂芬发来的一些段落中，有时候我不明白他想说的是什么，这时候我就得回去读他最初发表的物理学论文，这样才能弄明白。我和史蒂芬写《时间简史（普及版）》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随和，但是这一次，他却像是换了一个人，对每一个观点他都据理力争，无论这个观点多么微小。如此一来，写作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缓慢，就像蚂蚁携带树叶穿过马路去建造菌类农场一样。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往往都是改了又改的，很难看出某一段是我们两个人中哪一个写出来的。

而我这一次来，是为了写作而做的第一次访问。我们一共工作了几个小时，讨论各自写的东西。此时，由于我身处英国，在和史蒂芬交谈的时候听到他电脑里发出的美国口音，感觉很奇怪。他出生在英国，但他的声音来自美国堪萨斯州。

外面的暑热也侵入了办公室。我不停地擦拭额头上的汗水，这让我心里很烦躁，但对史蒂芬来说，感觉肯定更糟。我看到他那湿漉漉、乱糟糟的头发下面有一滴汗珠。它慢慢地从脸上往下滚，还不时停下来，像是在戏弄他。我都能想象得到沿着这滴汗珠的轨迹，史蒂芬会感到奇痒难忍。这事要是搁我身上，我就可以迅速抽一张纸巾，抹去汗滴，顺便挠一挠。可是，如果你动弹不得，就只能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任凭那滴汗珠沿着牛顿力学所规定的轨迹移动，忍受它带来的奇痒，这种感觉简直比遭受水刑还难受。然而桑迪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在流汗。她不时抬头看他一眼，但旋即又低下头继续读她的言情小说。

我想问史蒂芬为什么不装空调，但这个问题似乎不值得他花时间回答，所以我就转过去问桑迪。她回答的时候说话语速很快，带着浓重的伦敦口音，我听得半懂不懂的。她回答的大意是，这栋建筑有某种环境控制系统，但效果不是很好。这个系统的运作往往事与愿违，比如在每天下午5点整，它会自动关上电动百叶窗，不管你那时想不想关；而另外一些事情，你想让它做，比如冷却空气，它却做不来。几年后，山姆对这个系统偷偷动了一下手脚，此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控制百叶窗了。山姆总是能想出变通之策。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他总是能获知有关史蒂芬日程的内部消息。但是对于夏天的炎热，山姆却束手无策。

空调这事儿史蒂芬不是没提过，他曾要求给他安装一台立式空调，或者允许他自己掏腰包安装也行，但是大学的行政部门不允许。他们说，其他人都没有装空调，为什么要破例呢？是的，为什么呢？也许，因为史蒂芬能给这所大学带来更多的名气和关注？而且比物理系所有其他教授所带来的加起来还要多？也许，因为正是通过他努力筹款，这所大学才有钱建起来这个数学科学中心？或者，只是因为他瘫痪了。但行政楼里的官老爷们并不这么看。他的同事可能很崇拜他，但是管理这个地方的小集团从来没有法外施恩，特意善待过他。从大学的教职人员的角度来看，大学里的行政人员关心的似乎往往只是规章、制度、预算和筹款；而从管理人员的角度来看，教员们关心的似乎只是他们的研究，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还关心一下他们的学生。这通常会导致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我原以为，这种事到了史蒂芬身上会有例外，但是显然没有。

史蒂芬本可以按照他们对付百叶窗的方式，自己私下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跟百叶窗开关不同，空调是藏不住的。

不过换个角度看，在剑桥大学，人们经常被告知他们不能有什么，不能做什么，但如果他们真的不管不顾那些条条框框，就特立独行地去做了，行政部门也不会真的站出来反对。尽管如此，史蒂芬也没有非得破格装个空调。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同意行政部门的意见——如果其他人没有，他也不应该有。

这时，桑迪说她要去上个厕所。史蒂芬的看护人都会得到指示，绝不能让他一个人呆着，通常情况下，要是桑迪需要离开，她会通知朱迪思，让朱迪思在此期间照看史蒂芬。但是由于此刻我在场，桑迪就让我替她一下。“有问题就叫朱迪思来，”她说，“我也会马上赶来。”

接着，我继续跟史蒂芬谈话，可是我的注意力总是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他脸上的汗滴上。我发现自己老是盯着他的汗滴，看见它们在他的下巴上聚集，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从下巴上滴落下来。管他呢，我想道。“要不要我给你擦擦额头？”我问道。史蒂芬扬起眉毛，表示同意。动眉毛是他能做的为数不多的肌肉运动之一，他用眉毛来回答问题，可以满足多种目的，比如表示他想接受你给他提供的东西或服务，或是表示谢谢，就扬一下眉毛。而换做是要说“不”或表示不高兴，他就做一个鬼脸。

我拿了一张面巾纸，伸出手，轻轻擦拭他的脸。他抬起眉毛表示感激。既然他喜欢，我决定在他脸上再轻轻擦拭一下。当我的手靠近时，他的眼睛似乎向我闪过一个“小心”的信号。我在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的场景，但我常常会错过这样的提示，或者是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这一次又重现了这种情况。结果，我的手移动得有点快，而且我的擦拭动作也太起劲了。他的头像一个破布娃娃的头一样，软软地歪向他的肩膀，然后耷拉在他胸前，看上去让他很痛苦。

此时他扮了个鬼脸。我吓坏了。我该怎么办？我可以碰他吗？我还能做什么？我伸出手，尽可能轻柔地抬起他的头。因为天气炎热，他的额头和头发是湿的。我不自觉地又放开了，结果他的头又耷拉下来，我赶紧伸手托住。我站在原地，扶着他的头，试图保持好他的头的平衡。他的眼镜滑到了面颊上。哔——哔——哔——响起了警报声。我伤到史蒂芬·霍金了，而且被抓了现行。

就在这时，桑辿回来了，紧跟其后的是朱迪思，她是听到警报声过来的。桑辿把史蒂芬的头摆正，然后调整了一下他的眼镜。眼镜复位后，警报声就停了。他的眼镜上有一个传感器，可以检测到眼镜跟脸颊的距离，并向轮椅上的电脑发送信号。眼镜上的这个传感器的主要作用是让他能够通过抽动脸颊肌肉来实现鼠标点击，从而使他能在电脑屏幕上选择和输入简单的命令。眼镜还能发出警报，如果他的眼镜滑落得太厉害就会发出警报。看到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朱迪思便回到了她的办公室。桑迪擦了擦史蒂芬的额头。“对不起。”她说。他扮了个鬼脸。她又回到沙发上。

我很为史蒂芬感到难过，因为当他额头发痒或出汗时，他没有办法挠一挠或是擦一擦。在这段时间里，我常常为史蒂芬感到难过。他有残疾，无法做一个常人所能做的大多数非常普通的事情，为此我替他感到遗憾。他不能自己吃饭，不能说话，也不能翻开他想读的书。他甚至无法顾及自己的身体需求。他脑子里锁着这么多了不起的思想和新奇的想法，却有一个巨大的瓶颈，使得他无法有效地表达出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抱有的所有这些遗憾，都会像史蒂芬提出的会蒸发的黑洞一样，消散飘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