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86年器物坑发现之后

三星堆，究竟何时被提名？

关于三星堆遗址的命名，发掘主持人陈德安在近年的论文中不同意老领导“赵殿增先生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命名成为整个遗址群的一个专用名称，是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最后确定的（宏按：陈文此处引注赵殿增 2005）”这一说法，指出“须向读者交代清楚”的是，“三星堆遗址的命名和涵盖的范围在1980年发掘期间发掘队就多次商量敲定”，也即“三星堆遗址命名涵盖的范围和‘中兴古遗址’相同，它包括了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以及东、西横梁子范围的堆积，这些在发掘报告上已经有所表述”（陈德安等 2015）。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这里的发掘报告指的是1987年的遗址发掘简报，但如上所述，该简报无论正文还是附图，都仍将三星堆与月亮湾分列为两处遗址。如果说该简报执笔和投稿还可能稍早，表述的是偏于滞后的认识，那么同年作为重大发现迅速刊布的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的执笔时间上限，绝不会早于该坑发现的1986年，但就是在该简报中，发掘者还说“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县城西约8公里的南兴镇三星村。……遗址主要分布在三星堆的东、南、西三面的马牧河西岸台地上”（四川省文管会等 1987B）。显然，这指的还是狭义的三星堆遗址，相当于后来的三星堆遗址内的三星堆地点，而不是如后来当事者记述的那样，是庞大规模的遗址的总括性定名。还是在1987年，作为简报执笔者的陈德安、陈显丹在联名发表的介绍三星堆器物坑重大发现的论文中，虽题目用了“三星堆遗址”，但正文开篇仍然称其为“三星堆—真武村古遗址”（陈德安等 1987），表明此时三星堆遗址的定名仍不确定。看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万娇博士后来的总结是合适的：“1986年发现三星堆祭祀坑之后，大家不再把三星堆看作普通遗址，遗址的命名也从之前认为的三星堆遗址从属于中兴古遗址到三星堆遗址成为整个遗址的正式名称。”（万娇 2020）

陈德安在上引近年的论文中，还不认可三星堆遗址为“遗址群”的提法，他强调指出：“三星堆遗址是以古城为核心区，因古城跨越了马牧河两岸的一处大遗址，而不是由多个遗址成片聚合分布构成的所谓‘遗址群’。”（陈德安等 2015）鉴于城址的发现（详后）晚于三星堆遗址的命名，所以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后见之明。而“遗址群”的概念，最初见于上引赵殿增执笔的关于1980—1984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简讯。其中提及“根据地层、遗物和碳14测定，确定这是一组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代的遗址群”（赵殿增 1985）。其后，1987年，陈德安先生在其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中也指出：“三星堆—真武村古遗址，是一处早期蜀文化古遗址群……分布面积在六平方公里以上。”（陈德安等 1987）按说这个“遗址群”概念的提出，从考古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同时，三星堆城址的发现与“遗址群”的定性也并不矛盾。“广汉三星堆遗址……实际上它是由十数个遗址组成的遗址群，并用河流和城墙设防，形成了早期的都邑。”（赵殿增 1989）这样的提法是合适的。

遗址群，究竟多大面积？

据上引简讯，“经复查，整个遗址群东西长约2000~1600米，南北宽约1000~1200米。”（赵殿增 1985）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将遗址群长宽的最大数值相乘，整个遗址群的面积也就是2.4平方公里。但在披露器物坑发现的论文中则有了“面积在六平方公里以上”的提法。这是三星堆遗址发掘主持人第一次给出了遗址规模的具体数据，但作者“二陈”并未交代确切的四至和推定依据等。1988年，三星堆遗址发掘主持人之一陈显丹在其论文中提及，“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遗址分布面积达10平方公里以上”（陈显丹 1988），但仍未交代遗址的具体分布范围。在转年他的另一篇论文中，这一仅“位于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的“遗址群”的分布面积又“达12平方公里左右”（陈显丹 1989A）。而对这一不断变大的遗址面积数据的来源，也并无任何交代。

在发掘者刊布三星堆遗址的总面积达10平方公里以上甚至12平方公里左右的同时，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赵殿增的提法则仍是“广汉三星堆遗址，面积在六平方公里以上”（赵殿增 1989），让人不知所从。而其文中“实际上它是由十数个遗址组成的遗址群”的介绍，则首次给出了组成这个“遗址群”的具体遗址数量。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发现之后，作者仍认为“遗址群中心在月亮湾—真武宫宽阔的台地上”。

1991年，陈德安又撰文介绍三星堆遗址的概况，学界才得以了解当时发掘者对遗址分布范围等的大致认识：“遗址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和马牧河两岸的脊背形台地上。经过多年的调查，分布范围已基本清楚：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分布最集中、堆积最丰富的地点有仁胜、真武、三星、回龙四村。”（陈德安 1991B）

就这样，在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史中，第一手的田野考古资料刊布偏于滞后，长期以来相关信息仅见于发掘者或所在机构相关学者论文中“挤牙膏”似的只言片语之中，且时有不一致之处，成为困扰研究者甚至公众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不是四川考古工作者独有的问题，而是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具有普遍性。

读者诸君应该能看出，在上述回顾中，笔者注重对当时文献的引用和梳理，而一般不用当事人或其他人后来的追述，因为后者势必要掺杂进当事人写回忆文字时的想法和认知，他们会有意无意地“改写”当时的提法，发挥后见之明。从中可见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 fC88rdBWwbwyyB3cXCXK4fAiRXCYBdiX6PoFvOpSXNgQYYH8ZVtSnSwsv0rgjB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