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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葛维汉教授等在月亮湾首次试掘的时间，上文已提到是在1934年的春季。这首先出现在葛维汉教授亲自执笔的简报中，述及1933年秋的发掘打算和需办理的手续之后，介绍“3月1日，笔者来到广汉，与当地官员对此次发掘作最后安排”，3月中旬，“我们就认真地开始发掘”。这显然指的是1934年的3月。简报最后引述了知名学者郭沫若从日本给林名均的回信，说收到来信是在“广汉发掘工作结束后不久”，郭沫若回信的落款是1934年7月9日（葛维汉 2006）。这可以作为首次试掘在1934年春季的旁证。
1934年，三星堆首次发掘。葛维汉（右一）、林名均（左一）与当地乡绅合影
更确凿的叙述，见于林名均1942年的文章：“民国二十一年，葛维汉博士就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于是就商于广汉县长罗雨苍氏，并得四川省政府及教育厅之发掘护照，拟于二十二年冬季水枯时期，在该处举行试掘，旋因他事牵延未果。二十三年春……时作者适供职于华西大学博物馆，故得参与其事，乃于三月四五两日与葛馆长先后驰赴广汉，筹备发掘。”（林名均 1942）民国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分别是1933年、1934年。
1934年，月亮湾首条探沟发掘过半（左三为葛维汉）
1934年，月亮湾玉石器出土后即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做了展览
但如此明确的首次试掘时间，到了前述冯、童二位的文章中，紧接着1929年发现说之后，又有了“1933年冬，前华西博物馆葛维汉等人曾在此进行发掘”的记述（冯汉骥等 1979）。此后，1933年首次试掘说开始流布开来。先是三星堆遗址发掘主持人“二陈”采纳此说（陈德安等 1987），随后，1993年出版的第一本关于三星堆文化的专著也认可这一说法（屈小强等 1993），都加重了其“权威性”。
至于1932年首次试掘说，似乎最早见于前述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1961年发表的遗址调查简报（四川大学 1961）。最初完全不知此说何据，后来细读林名均1942年文，居然在正文明确交代1934年春季发掘之外，于文前“绪言”中还有一句“十年前，广汉太平场忽有古代器物之发现，复经华西大学博物馆前馆长葛维汉博士与作者前往该处发掘……”。如果不细审后文，而仅由此处表述上推，推测林文的写作时间最可能是1942年当年，那么十年前岂不正好是1932年？难道1932年首次试掘说源自此处，而此处是作者的笔误？到目前为止，这似乎是最合乎情理的推想。在四川大学的调查简报之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后附“中国考古学年表”也引用了此说（《考古学》编委会等 1986）。
要之，月亮湾发现玉石器，应是在1927年；而首次试掘，则是1934年春季的事。后来的引用者多不求甚解，抄来抄去，人云亦云，遂导致主流观点有失确切，是应引为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