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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公布月亮湾出土这批玉石器材料的，是当时任教于华西协合大学的美国地质学家戴谦和（Daniel S. Dye），时为1931年。这位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创始人、首任馆长，在其文章《四川古代遗迹和文物》（Daniel S. Dye 1931）中记述道：“1931年，一位进步官员把若干石器带给汉州的董宜笃［宏按：广汉时称汉州，董宜笃（V. H. Donnithorne）系来此传教的英国牧师］，后者又把它们带给笔者。之后我们三人一起去发现地点访问，对发现器物作了照相、研究和测量。该官员把那些器物呈送给华西协和大学（宏按：经核实，当时的中文校名应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那是大约四年前，一位进步农夫想放入一架牛拉水车，他在明代水沟下深挖到古代地层，在此发现了大型砂岩石璧，并有石质更为坚硬的凿、斧和牙璋……找到这些器物的农夫是一睿智异常的老绅士，一位旧学的学者。假如他不是如此一位人物，那么这些器物可能永远不会来到任何教育机构。”（中文译文据许杰 2006）
美国地质学家戴谦和教授夫妇
发表于1931年的戴文，是有关月亮湾发现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而据文中描述，他又是在当年见到月亮湾出土器物并考查出土地点，那么文中指称的“四年前”就应该是1927年。这是目前所知月亮湾发现诸说中年份最早的。故现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的许杰博士认为，戴氏的说法值得重视，因此其力主1927年发现说（许杰 2006）。
1934年春季，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葛维汉（David C. Graham）、戴谦和与时任该馆副馆长的林名均等，对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以及周围地区进行了清理发掘，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David C. Graham 1934）当年即公之于世。报告首先转述了董宜笃所述月亮湾发现的经过：“那是在1931年初春，我第一次听流言说是离此地不远曾挖出若干石牙璋和石璧。听说是一位农夫在挖一水洞时碰上若干件这些器物，并一直在把它们送给妇女、苦力和各种人……于是我与陶上校（现为将军）说，敦促他查询此事并尽力保存这些器物……他答应去查询，如有可能，并会带其中若干石器给我看。几天后，他又来访，带来五件石器，就是现在在博物馆的那五件……我获准短期保存它们，次日我搭乘公共汽车赴成都把它们交给戴谦和保管……之后于六月，我们去太平场对器物出土遗址进行考察、照相。团队由陶上校、他的六名警卫兵、戴先生、我本人和大学博物馆摄影师晋先生组成。”（中文译文据许杰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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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湾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牙璋（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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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维汉教授在川西考察
鉴于此，许杰指出，这段文字很可能就是1931年说的源头。因为粗读原文，很容易理解为董氏获悉此事与燕家挖出器物时间相隔不久。但董氏所言其实只是明确指出他听说此事是在1931年初春，并没有器物是在之前不久挖出的意思。
最先明确提出1931年发现说的是林名均，他在1942年的追述文章是第一篇提及相关发现的中文文章。其中描述了相关经过：“民国二十年春，因溪底淤塞，溉田不便，燕氏乃将水车干，施以淘浚，忽于溪底发现璧形石圈数十，大小不等，叠置如笋，横卧泥中（此系事后随戴谦和先生赴遗址考察之摄影员晋君闻诸燕师爷之子转告于我者，据云燕氏以事关风水，记忆甚确，与葛氏报告中所言之排列方法不同）。疑其下藏有金珠宝物，乃待至深夜，始率众匆匆前往掘取，除获完整之石璧若干外，复拾得古代圭、璧、琮、玉圈、石珠各若干，然颇不知重视，夸示乡邻，馈赠戚友，璧及玉圈数十，遂致分散无遗，圭琮石珠等物，亦大部散落损毁，至不能集中加以研究，诚可惜也。时英人董宜笃牧师正布道于该县城内，闻知其事，以此有关历史文化之古物，不可任其散佚，乃告于驻军旅长陶宗伯氏，复函邀华西大学博物馆戴谦和教授同往视察。”（林名均 1942）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林氏本人在当年并未介入此事，所述应来自摄影员晋氏的转告和葛维汉一文的介绍。联系上述葛文的原文，可知1931年说应系林名均未细审原文，追忆有误所致。
燕道诚与燕青保父子 |
燕家院子外的水沟现状（岳南摄） |
许杰分析道：“假定燕家挖出玉石器是在1931年春，而董氏听说此事是在该年初春，那么两者相距时间必定很短，因为挖出器物是在董氏获悉之前。董氏和林氏都提到燕家把器物分赠各家，林氏特别指出，‘夸示乡邻，馈赠戚友，璧及玉圈数十，遂致分散无遗，圭琮石珠等物，亦大部散落损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应该不可能达到分散无遗或大部散落损毁的状态。因此可以推断，很可能林氏误读了董宜笃的原话，将两事混为一谈，结果把月亮湾玉石器发现的年代误定为1931年。”（许杰 2006）
1946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博士在其《四川古代文化史》“广汉文化”一章中的相关叙述，基本是摘录林氏的文字（郑德坤 1946）。较早引用该说法的，还有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1961年发表的《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四川大学 1961）、三星堆遗址发掘主持人陈显丹和陈德安早期发表的论文（陈显丹 1987；陈德安 1991B）、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殿增的论文（赵殿增 1992）、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报告（四川省所 1999）以及四川大学的最新教材（罗二虎等 2020）等。以讹传讹，直至今日。
存放在燕家院子里的大石璧等出土物
至于燕氏父子1929年发现玉石器的说法，查其最早出处，应是冯汉骥、童恩正所撰《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冯汉骥等 1979）。彼时，曾主持1963年月亮湾遗址发掘工作的原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冯汉骥教授已于文章发表两年前的1977年仙逝，追述文章由其弟子、四川大学教师童恩正执笔完成。文中述及“四川省广汉县所出玉石器，迄今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1929年，该地中兴乡（现名中兴公社）的农民燕某曾在他的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当时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处引注前述葛维汉文和林名均文，但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二文均未提及1929年这一年份，故许杰提出了不知冯、童二位如何得出此结论的疑问。
被燕家刻了字的石璧局部（三星堆博物馆藏）
相比之下，这一说法较1931年发现说流传更广。较早引用此说法的，可举1987年发表的首篇三星堆遗址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管会等 1987A）和陈德安、陈显丹两位发掘主持人同年联名发表的文章（陈德安等 1987）。作为发掘主持人的“二陈”，在同期发表的文章中即采纳了不同的说法，其他学者的论文也有类似的情况。此后追随该说者众，不再赘述。
综上，许杰博士在质疑前二说的基础上最新提出的1927年发现说（许杰 2006），应更近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