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之惑最新章节_许宏著

（二）绝对年代不绝对

长期参与组织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赵殿增，把三星堆遗址发现与研究历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其一是初期发展阶段（1929—1949年），其二是主动探索阶段（1949—1980年），其三是科学发掘阶段（1980—1986年），其四是深入发掘研究阶段（1986—1999年）（赵殿增 2005）。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三、四阶段，看看关于三星堆遗址年代推断的问题所在。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开工典礼现场（左图中间为赵殿增）

如前所述，1987年刊布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是关于该遗址发掘工作的第一篇正式报告，但从其体量和内容看，按考古圈的提法，也就是一篇简报。发掘者将1980—1981年两个年度发掘区所见堆积分为三期，同时指出在1982年的发掘中，于其他区域发现了更晚的堆积，“所出土的陶器与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相同”，显然应自成一期。最后推测“三星堆遗址的堆积延续年代较长，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四川省文管会等 1987A）。

中国考古学界在1960年代引进了碳素测年的方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先后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1970年代初开始陆续公布古代遗物的测年数据（夏鼐 1977；张雪莲 2016）。对三星堆遗址的相关遗存，也开始有了绝对年代的概念。与此同时，学者们围绕这些数据，又有了新的解读，而新的测年数据的出现，也使得解读在不断地变换着。

1980—1981年发掘简报给出了遗址第一期地层中木炭标本的碳素测年数据：距今4075±10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4500±150年（四川省文管会等 1987A）。几乎与此同时，发掘者又给出了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更早的年代上限和时间跨度：“这个遗址群的时代，上限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约在西周早期（即距今四千八百年至距今三千年左右）”，“可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期。第一期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的年代大约在夏至商代前期；第三期的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或略晚；第四期的年代大致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陈德安等 1987）。随之，学术界开始引用这些数据和发掘主持人的提法。如曾参与发掘的四川大学林向教授在当时发表的论文中述及，“（三星堆）第一期出土物为新石器晚期的东西，碳十四测定距今约4800年左右”（林向 1987）。但在2010年出版的自选集中，作者又删除了这一数据（林向 2010）。

碳十四衰变过程示意

【放射性碳素测年】指利用生物死亡后其体内碳十四不断衰变减少进行断代测年的技术。碳元素的三个同位素之一碳十四（ ¹⁴ C）因具有放射性，也称放射性碳。大气中的碳十四通过光合作用、食物链等进入动植物体内。生物在成活阶段，其体内碳十四水平始终处于一种交换平衡的状态。一旦生物死亡，体内的碳十四不再得到补充，其浓度按照半衰期为5730年的速度递减，即每5700多年浓度减半。这样就可以由残存的碳十四浓度测定生物遗存的死亡年代。这些遗存包括木头、木炭、骨头、植物种子、贝壳、泥炭以及含碳的建筑废弃物白灰面等，适用范围在5万年以内。

用于校准的树木年轮

【树轮年代校正】大气中碳十四的浓度每年都会有变化，甚至还有一些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因而碳素测年所测年代与实际年代之间有系统误差。而每年生长一轮的树木年轮忠实地记录下了不同年份的碳十四浓度，也就是说，树轮的年代相当于日历年代。碳十四年代数据经过树轮校正才能成为日历年代，而这才是考古学研究需要的年代数值。目前，全球各地已建立了长达万年的主年轮序列，通过测得主序列上的树木年轮样品的碳十四年代，将其与日历年代进行比对，树轮校正曲线已建立起来。学者们可以用它来校正手里的碳十四年代数据。

1970年代，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左）带领外宾参观碳十四实验室（右一为中国碳十四年代学创始者仇士华）

据后来北京大学孙华教授的梳理（孙华 1993A），截至1991年，除去未公布考古背景无法使用的，以及属于“近现代至汉代层”的标本数据外，三星堆遗址偏早的两期遗存的9个有效测年数据如下表所示：

上引数据的出处见于1983—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碳十四实验室的报告。所有我们引用的考古学者给出的数据，都应当是出自这些原始数据的。但研究者的解读，却是五花八门。

1989年，发掘主持人之一陈显丹给出了三星堆遗址的上限年代，“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B. P. 4740±135年）”，并认为“延续近两千年而不间断。”（陈显丹 1989A）。与此同时，又有学者给出了第一期年代“碳十四测定距今约4700—4000年间”的提法（杨荣新 1989）。但查上述原始测年数据，却得不出遗址一期延续近700年的结论。第一期的3个数据相对集中，年代范围在距今 4210（±80）—4075（±100）年左右，或在距今 4665（±135）—4500（±150）年左右，后者为树轮校正年代。而陈氏的距今4740年的数据，已超出经树轮校正的最早年代值4665年，令人困惑。

与此同时，学界又有“（第一期）属于龙山时代的文化面貌，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约在距今 4700—4500年间”的提法（林向 1989）。显然，这用的是上述经树轮校正的年代值的约数，至少两个极限数值是同类项。而且，这一提法拉开了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的时间差，而与1987年简报中“第一期与第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去较远”的推断（四川省文管会等 1987A）相吻合。

上引简报和发掘者披露的碳素测年的基础数据，应都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两家碳十四实验室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但此后发掘者和研究者给出的年代数据却五花八门，让人无所适从。孙华教授对此做了系统梳理，可知学者们在研究结论中选择性地采用未经树轮校正和经树轮校正两种数据。而上文中的极端数值距今4800年，从未见于基础数据。查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三个数据中最早的一个，树轮校正年代是距今4665±135年。如将这一最早数值再加上可能的摇摆幅度的最大值，即4665+135年，居然正好是距今4800年。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最高年代上限值，就是这么被推定出来的。取早不取晚，尽可能提早年代上限，一度成为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探索的学术价值取向。距今4665—4500年，被四舍五入为4700年、4800年，甚至一度推早到5000年（王家祐等 1993。该文述及“据发掘者陈德安同志见告：经他进一步研究分析后，把《简报》上的分期断代略加修改，即把整个文化层分为四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4200年……”），令人哑然。